权力运作的舆论权威

二、权力运作的舆论权威

在社会控制中,权力的政治权威是必不可少的,因为权威意味着舆论的自然归顺。政治权威作为使人信从的力量,体现为权力的潜在影响,吸引民众诚心接受它的支配。权威在丹尼斯·朗《权力论》中是作为权力的一种形式被描述的,而马克斯·韦伯则把它称为“权力的特例”,是以对象自愿屈服为特征的合法的权力^[10]。权威始终笼罩着舆论的理性光环,让公众对其深信不疑,它阐释的议题为公众接受,从而成为公众的共同意见。权力也深知如果将这一功能运用到舆论上来,引导大众的意见就会异常奏效,所以各种权力都致力于建立自己的舆论权威。

这里,需要对自古至今的权力类型做简要的分析,否则难以把这个问题说清楚。第一,在现代民主社会之前,通行的权力都是专制权力,实行暴虐、邪恶的王权统治,没有选举,也没有舆论权威。这种只为权势阶层利益服务的权力是非正义的,充满暴力的淫威,同人民意志根本对立。无论它的产生还是日常施政,都是舆论的反对者和摧残者。为了美化自我,便于维持统治,它又经常倡导民意,这种特征恰恰证明,舆论制约权力的力量十分强大,它们不得不打着民意的幌子主政。第二种是民主性权力,又称人民政权、正义权力或公共权力,通过公民的直接选举成为公共舆论的产物,具有高度的舆论权威。作为人民意志的忠实代言人,它们没有自己的利益,具有温和权力的一般特征。当它堕落、丧失舆论权威时,将被人民弹劾下台(在本章第三节将做详细探讨)。第三种是双重利益权力,有代表人民利益的一面,又有代表权势阶层私利的一面,以民主理论武装话语,经常大谈民主,但并不实行真正的民主;由于缺少公民选举的基础,常常操纵代表制造其合法性,处理许多事务兼有正义和邪恶两种性格。在一般情况下,它多表现为温和权力的某些特征,如果民众舆论揭露它的私利或动摇它的统治地位,则以暴虐行为压制人民的抗议。

权力的权威能否建立起来,取决于权力同舆论的真实关系,即它的话语和发出的命令能否得到大众的响应。民主权力的政治权威或人格魅力,都表现为舆论赞成,达到民众自愿服从的程度。代表民意的、正义的民主性权力,仅仅建立舆论权威就可顺利进入运作,与民意对立的专制权力必须依靠舆论压服和其他强制措施行使。汉娜·阿伦特在她的巨著《极权主义的起源》一书中,把集中营视为极权统治的最终、最重要的表现形式。但在极权对象的广度上说,集中营都无法与代表民意的舆论相比。集中营、劳改营的出现,正表明舆论权威已经丧尽,不得不采取暴力。抛开武力和暴力的作用,有意识地“在集中控制的大众媒体上进行宣传和采用心理学方法进行‘思想改造’,据称已经使极权主义掌权者更加彻底地使其国民被管束得热情地、无条件地忠于政权。”^[11]

阿伦特描述极权主义对媒介的利用,可以窥见权力需要舆论,哪怕是专制权力也需要舆论的支持,因而它们认为制造虚假的舆论是必要的。由于权力支配对象的数量之大,通常使掌权者不可能以同等的强度运用武力,必须通过获得舆论的支持而加固其控制和引导能力,达到屹立不垮的目的。如果权力遭到舆论的怀疑、谴责,甚至反对,专制权力的地位就岌岌可危。没有舆论的支撑,在千夫所指的民意反对下,权力总有一天会从高高的宝座上跌落下来。双重利益权力如果严重地侵害群众利益,一旦遭到舆论的声讨,也难以避免这种结局。2008年6月发生在贵州翁安县的群众暴乱事件,就是生动写照^[12]。获取舆论权威成为一切权力梦寐以求的目标,实现不了这一目标,只能控制大众媒介制造舆论假象。但从19世纪末起,这种方式在西方已经难以奏效。

哈贝马斯认为,19世纪大众传媒的独立,公共领域的兴起,使国家权力为社会权力取代。舆论作为规范社会控制的功能,一方面,“行使政治权力需要公众舆论不断加以控制,因为政治权力‘受到了大量的诱惑’;议会讨论的公众性确保‘公众能够进行监督’,其批判能力能够起到决定作用:‘全体公众构成了一个法庭,比其他所有法庭垒加起来还要重要……’”;另一方面,“公众舆论本身也需要议会审议公开化,以便自己能够为人们所知晓”^[13]。公民有了更多的说话的权利,权力本身成为具有政治功能的公共领域的讨论对象,脱离舆论支持保住手中的权力都成了问题,更不用说有效地运作了。权力对舆论权威的渴望,对公众舆论的尊重,“可以说完全是由于具有批判意识的公众所保障的。”^[14]

在今天看来,舆论虽然不能代替国家权力,也不是权力的唯一来源和决定因素,但却构成权力能否具有权威,因而能够顺利发布命令、让国民同意并积极执行的前提。这里所说的顺利发布和执行命令,并不是指权力人是否具有执政能力,而是指广大民众对他们的命令是否认同。正如洛克所说:“开始组织并实际组成任何政治社会的,不过是一些能够服从大多数而进行结合并组成这种社会的自由人的同意。”^[15]没有民众的一致赞同,就没有政治民主,权力的舆论权威无法建立,也就不可能有效地行使权力。面对这种舆论挑战,专制权力或双重利益权力不得不使用集中营的手段,制定和发布任何命令都充满强迫的恐惧,从思想到行动不断制造各种冲突,最终导致权力本身的彻底崩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