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洋人”学中医

“洋人”学中医

张奇文在接诊洋人时，问他们为什么要看中医，他们都异口同声地说：“西药副作用大，中医中药‘有疗效’，‘副作用小’。中华民族有着几千年的实践经验，中国人伟大！”在讲这些话的同时，洋人们往往都竖起大拇指。看到此情此景，张奇文的民族自豪感油然而生。

澳洲皇家理工学院和维多利亚大学先后设立了中医药学系，发展很快。据皇家理工大学中医系主任介绍，该系初建立时，来求学的大部分都是华裔，而现在情况有了很大不同，来求学的90％以上都是当地洋人。从学生结构的变化也可以看到，中医药在澳洲已从不被人重视，到了广泛被大众所接受、认可的程度。

据了解，澳洲第一代“洋中医”，有的丢掉了自己原来的职业，有的甚至变卖家产物业，到中国四处拜师学习针灸、中医中药、整脊推拿，回来开办了自己的诊所。他们博览群书，对脉象、舌苔、气血津液等都颇有研究，有的还将《内经》、《伤寒论》、《金匮要略》等经典著作，用英文作了解释。

在墨尔本有一位叫斯蒂文的美国执业中医师，为学中医，先到中国学汉语三年，后在北京中医学院、浙江中医学院等地跟师学习中医妇科。他不要什么学位，听说哪里有妇科名家，就到哪里去虚心拜师求教。历时四年之久，他成为了墨尔本中医妇科的佼佼者，还把《黄元御医书十三种》输入电脑，花几年工夫写了一本逾百万字的《津液》一书。

张奇文得知此事很有感慨，一个外国人，从先过中国语言文字关，再去攻读“之乎者也”，到写成如此深透的中医学理论书，真是不容易。那么，我们还有什么理由不珍惜自己的文化遗产，不学习人家认为先进的科学技术呢？

对中医儿科如何走向世界的问题，张奇文认为应该向斯蒂文学习，不在学位上争高低，而在“疗效”上下工夫。传统的就是世界的。我们自始至终都不能忘记自我，一味不分青红皂白地跟洋人跑，那就不成其为“中医”了。

张奇文在调研中了解到，在澳洲的执业中医师，大都是内、外、妇、儿、跌打、针灸、推拿的多面手，而不是像国内那样分科较细的专科医生。

据20世纪80年代或90年代到澳洲执业的中医师讲，尽管国内本科生也学习中药学、炮制学、中药鉴别学等，但没有作为重点课程学习，也没有让有经验的老药师带领实际操作，有的甚至把医和药分开了。毕业后一直在医院工作，有干内科的，有干外科的，还有干其他科的。在干内科的医生中，又分搞心血管的，搞消化的，搞呼吸的，很少接触其他科室，特别是药剂科，因此连饮片都不认识，更别提原生药药材如何鉴别了。哪些是道地药材，如何酒洗，如何醋炒，如何蜜炙等，全然不懂。

张奇文在悉尼一位中医师自家的院子里，见到四周爬满了金银花。问他这是什么药时，他竟然叫不出名字，甚至连房前屋后草坪上长的蒲公英、车前草都不认识，更别提贵重的牛黄、麝香的真伪鉴别了。

这些人到澳洲后，他们求职屡次碰壁，即使找到工作，也常常感到中药知识的匮乏，不得已在家自学有关中药知识，又多次报班参加培训。张奇文第一次到墨尔本讲学时，认识了一位曾在北京中医药大学进修骨伤科的中医师，他刚办完移民手续定居澳洲。第二次去时，他已成为远近闻名的骨伤科“大师”。病人需提前预约，每天诊治40人左右，还被澳洲全国中医药针灸联合会吸收为会员。这些人认为，做医生，不但懂医，而且要懂药，特别要注重中医与中药的结合，注重理论和实践的结合。

张奇文在澳洲的老朋友黄，是从香港移居澳洲的执业中医师，在墨尔本唐人街开了一家传统的中药店，同时还在别的地方办起了中医学院、中医研究院、武馆。张奇文每次到墨尔本，都为他带的研究生以及全体工作人员作一次学术报告会，后来两人成了忘年之交。

在张奇文第三次去澳讲学时，亲眼看到这位83岁老人看病的情景。每天晚餐后，他穿上隔离衣，准时7点前到达诊室。宽敞的候诊室早已坐满了提前预约的病人，多是洋人，少数是侨民。他带的11名洋人研究生让病人填写一张挂号卡，研究生写好另一份病历卡，连同病人填的挂号卡一起，提前放在他的办公桌上。

张奇文（前排居中坐者）与墨尔本大学中医系三年级学生合影（1997年）

黄上班以后，先看第一轮病历，然后再按次序诊病。每个研究生都早在各自房间门口站立，等候老师到来，病人早已躺在或坐在病床上。黄诊脉从来不坐下，都是站着把脉。诊完脉后，指出病人所患病的病位和病机。然后，黄告诉学生开医嘱，同时根据穴位的多少划价。

最后他让病人双手扣头，稍微倾斜地躺在他的胸腹部，随后用一猛劲将病人抱起，只听得病人脊柱“嘎吱”、“嘎吱”响两下，黄再检查他的两个肩胛骨尖是否已在一条水平线上。

如果是头、颈、上下肢部位的病痛，他再让病人躺在床上，施行一些伸、屈、搬、按等手法，就算完成了他的诊治过程。他称此种诊疗方法为“平衡疗法”，其他留下的针、灸、拔火罐、刮痧、取药等都由研究生来完成。再依次巡查其他诊室。

11个诊室诊完不到半小时，他在诊室休息10来分钟，再做第二轮病人的诊断和治疗。不少病人是拄拐而来，或坐轮椅来，走时能徒步出医院门口上车。

张奇文问他开的是什么药，用的是什么手法，黄都毫不保留地讲了自己常用配方药味和用量，并示范“平衡疗法”的测定法和对角线。

一位八十多岁的老人，能把近100千克重的洋人抱起来，张奇文感到十分敬佩。虽然他的配方散剂用量都很小，但病人服用后都感到疼痛大减，张奇文感到不可思议。也许这就是黄的过人之处，正是中医的过人之处，才吸引了11位洋人前来拜师学习中医。

墨尔本皇家理工科大学生物医学院院长安迪·科林汉斯先生曾对张奇文讲过：“中医理论博大精深，需要通过多学科的渗透，联合作战，才能解开人体生命的奥妙。我们希望的是原汁原味的中医，而不是中西医结合。”一个外国人能说出这样一句话，张奇文认为是十分了不起的。试问在国内有哪家理工科大学办起了中医学院？又有哪个国家通过国家教育部批准在一所具有120年历史的名牌大学里办中医学院呢？这个学院中医系毕业的“洋中医”，促进了维多利亚州中医立法的成功，这才算使中医药真正走向世界，是前人未走过的路，也应该是“创新”之例。

“洋中医”的所作所为和澳洲执业中医师的经历，使我们不得不对如今我国的高等中医药教育进行深刻反思。如中西医课程比例不合理、医药分开、针灸分离、理论与实践脱节等问题，应引起相关部门及中医药院校的重视，并不断总结经验，加以改进，使得培养的中医药人才适应现代社会的需求，加快中医药走向世界的步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