澳洲创刊号发表的文章

澳洲创刊号发表的文章

在《澳洲中医药杂志》创刊号上，张奇文曾发表一篇文章，题目是“我对理、法、方、药的理解”。通过阐述对理、法、方、药的辨证认识，总结自己几十年行医的临床经验，同时也是对外传播中医药基础知识，让海外同仁与中医药爱好者从中受益。

张奇文认为，理和法是属于辨证方面的，产生于四诊八纲；方和药是属于治疗方面的，产生于八法；四者之中的法，更兼有两方面的作用，就是具有从辨证联系到治疗的指导作用，但又不是截然分开的。病不论大小，治不论难易，总是离不开理、法、方、药这四个重要环节。四者具备，才会成为一套完整的治疗方案。如果能够做到理明、法合、方对、药当的话，那么治疗疾病，是不会发生偏差的。

理：从生理和病理而来

凡阴阳之消长，五行之制化，脏腑气血之藏泻流行，经络腧穴之循环连贯等一切正常现象，都属于生理范围。凡阴阳相胜，五行相克，脏腑失和，经络阻遏等一切变化状态，都属于病理范围。人之一身，内外统一，表里相连，有诸内必形诸外，察其表可知其里。

在临床上，即根据其生理之常，而掌握其病理之变，才能作出诊断。如经云：“赤色出两颧，大如拇指者，病虽小愈，必猝死；黑色出于庭，大如拇指者，必不病而猝死。”北京现代儿科名医宋祚民教授就是根据《内经》的这两句话，用于小儿心肌炎的预后，及早应用预防对策，为治疗小儿病毒性心肌炎创造了好的经验，提高了疗效。

拇指大的面积，就是有些气色异常，何至预后这样凶险？这正是从气色表现上，察知其为阴阳离决，水来火去，故诊断为死症。诊病固应靠全面，不能单凭望诊作出结论，但从这一点，可知是根据生理之常，而测其病理之变了。

喻嘉言说：“凡治病不明脏腑经络，开口动手便错。”由此可见，生理和病理在诊断上占有首要地位。言生理病理，莫详于《内经》。《汉书·艺文志》对《内经》的评价说：“原人血脉、经络、骨髓、阴阳、表里，以起百病之本，死生之分。”所以我们要讲求生理和病理，不可不读《内经》。

法：辨证要领与疾病发展规律

《伤寒论》三百九十七法，就是阐明发病规律的大经大法。我们懂得了这些规律，就会得到辨证的要领。但是，疾病发展的规律，有一般规律，也有特殊规律。一种病，根据病理，向着一定的途径发展，就是一般规律，可用“法中之法”来处理；如果向着其他方向发展，就是特殊规律，必须采用“法外之法”来处理了。

如《伤寒论》云：“伤寒阳脉涩，阴脉弦，法当腹中急痛，先予小建中汤；不差者，与小柴胡汤主之。”根据涩弦之脉，可知病理为荣卫俱虚，木入土中。由此病理，可知“腹中急痛”乃一般的规律。处以小建中汤，乃法中之法也。因病不差，而改用小柴胡汤，可知病系荣卫不通，少阳不和，乃特殊规律，又属法外之法了。

又如《金匮要略·妇人妊娠病脉证并治》云：“……于法六十日当有此证（指妊娠恶阻证），设有医治逆者，却一月加吐下者，则绝之。”妇人妊娠，根据生理，六十日当患恶阻，乃一般规律，用桂枝汤以通阳化阴，乃法中之法也。今因医治之逆，却一月即发现恶阻，并且加以吐下，就转为特殊规律。在处理上，则绝其医药，又属法外之法了。辨证大法，其精莫如《伤寒论》、《金匮要略》。所以我们对这两部经典著作，不可不细加研究。

方：依法而立方剂

方以法立，有法才有方。在医籍中，也有有法无方者，或有方无法者。但是，法与方既不能分割，那就可以从这一方面而推求到那一方面。有法无方，方即存于法之中，我们可以由法而求得其方；有方无法，法即寓于方之内，我们可以由方而推知其法。必须方与法合，才是对症之方。

立方以制，俱有原则，君臣佐使，要有严格而周密的配合。经云：“君一臣二，制之小也；君一臣三佐五，制之中也；君一臣三佐九，制之大也。”所谓小、中、大之制，要各随疾病的浅深远近而定。我们用方，应遵其制而合乎病情，更要根据原则，随病情而加减出入。若漫无原则，任意篡改，那就驳杂支离，漫无头绪，就算一时幸中，也属偶合，而找不出理论根据。所以我们用方，既要灵活，也要不背离原则。

方的运用，在学术派别上，有经方、时方之分；在临床应变上，有大、小、缓、急、奇、偶、复之别；在剂型分类上，有汤、饮、膏、丹、丸、散之异。病有千变万化，方亦层出不穷，所以随病用方，贵在灵活。

祖国医学，历史悠久，方剂繁多，伊圣以来，代有传授。仲景著《伤寒杂病论》，自序云“勤求古训，博采众方”，他因病立方，精练朴实，功效直截，所以被称为经方。后世诸贤，踵事增华，方剂之多，美不胜收。但也有出于臆造者，故良莠不齐。所以我们对于医方，固宜广事采集，以求其博，但在应用上，也应严加甄别，以择其精，由博返约，而后臻于精妙。

药：组成方剂的基本单位

一方之中，对病情占主要地位的，叫做君药；协助君药而增强其力量的，叫做臣药；配合君药而有监制作用的，叫做佐药；调和诸药，或有引经作用的，叫做使药。君、臣、佐、使配伍周密而方成矣。

药物的作用，全在性味，性有寒、热、温、凉、升、降、浮、沉之不同，味有辛、苦、酸、咸、甘、淡各异。因其所禀气味，各得阴阳之一偏，各具五行之一质，人们即利用药的阴阳五行，来调节与矫正人身的阴阳五行，以达到扶正祛邪的目的，此药之为用也。

每一药物，各具有利害的几种不同作用，就是既有治病祛邪的正作用，也有损人机体的副作用。我们用药，要利用其正面的作用，而避免一切副作用，因而又有炙、制、炒、煅、飞、煨等炮制方法，相畏相使、相反相成的配合忌宜。如甘草能令人满，与茯苓同用反能泻满；半夏畏生姜，制以生姜则劣性去且作用更大；灵脂、蒲黄能消瘀，炒黑后反能止血；黄芪“痈疽生用，治肺气虚炙用，治下元虚盐水或蒸或炒用”；生地黄用姜汁拌炒，免致泥膈，熟地黄其性滞泥，得砂仁之香气，能和五脏冲气等，都是古人在实践中总结出来的宝贵经验，也是我们应当遵守的。正如清代张仲岩《修事指南》所说：“炮制不明，药性不确，则汤方无准而病证无验也。”

用药如用兵，一着之差，即有失败的危险。所以我们在平时要勤学苦练，洞悉药理，谙达药性，临事谨慎周密，对症下药，自能免避差错。久经锻炼之医，必有独到之处，在用药上，必有得心应手的药味，以收奇效。如善用大黄的，每逞以泻为补之巧；善用人参的，能操以补为泻之权。就是因为他对药的性味、功能、炮制有真知灼见，故能成竹在胸，操纵自如，得之心而应之手，而收痛快直截之功。

我国的药学，始于《神农本草经》，所载药品，不过三百余种。以后代有发明增加，至明代李时珍《本草纲目》，集其大成，已发展至近两千种。近几年来，由国家中医药管理局组织编写的《中华本草》载药近万种，可谓集中药之大成也。上面说过理、法、方、药是相因而生的，理和法是辨证，方和药是治疗。有了理法的辨证，才会指导方药的治疗。反过来说，通过方药的治疗效果，又能证实理法的辨证是否正确。因此说这四个重要环节是互相联系而不可分割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