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傣族医药古籍文献的产生与形制

时间:2023-04-25 理论教育 版权反馈
【摘要】:傣族医药历史文化的发展大致经历了三个时期,其发展历程基本上与傣族社会发展的历史相适应。在这漫长的医学发展进程中,傣族先民用贝叶和棉纸保留下了本民族的医学经验,为后人留下了珍贵的医药古籍文献遗产。此时傣族步入了药膳食疗的初始阶段,竹楼医药开始萌发。竹楼医药的萌发为傣族医药古籍文献遗产的产生奠定了基础。66年,正式使用老傣文。傣泐文字的创造和使用极大地加速了傣族医学的应用与发展。

一、傣族医药古籍文献的产生与形成

傣族医药历史文化的发展大致经历了三个时期,其发展历程基本上与傣族社会发展的历史相适应。在这漫长的医学发展进程中,傣族先民用贝叶和棉纸保留下了本民族的医学经验,为后人留下了珍贵的医药古籍文献遗产。

在傣族历史划分的第一阶段的橄榄时期,属于“没有官家,没有佛寺,没有剥削”的蒙昧时代初期。傣族叙事长诗《山神树的故事》说:“远古的傣族是巢居野处的,荒远的古代,洪水泛滥成灾,人类纷纷逃难。有五百家傣族相率巢居于一棵大树上,共享分食野果、猎取野兽。”“……由老人主持把鹿茸、熊胆、鹿腿祭献给山神树。这些祭品祭奠完毕后就由主持的老人专享。”从这一历史中我们可见,傣族先民在荒远原始的古代,为了繁衍生息,通过分食野果、猎食野兽,已经在生活实践中获得了对身体不同作用的动植物的保健知识和对部分矿物药用价值的感性认识,开始萌发了最初的药膳食疗保健常识。如傣族治疗骨折的药物“光不呆”(马鹿不死药)就充分说明傣族先民是怎样发现药物的:在远古时期,傣族先民发现马鹿跌断双腿无法站立觅食,只好吃身边野树的叶子,马鹿在吃了这些树叶之后竟能慢慢地站立行走。这一发现让傣族先民认识到马鹿所吃的植物有治疗跌打损伤、骨折之功效,经过长期反复试验后,证明了这些植物的确有相关的作用,于是将其命名为“光不呆”,“光”——马鹿,“不”——不,“呆”——死,即马鹿不死药。在历史发展进程中,傣族先民为了保全自身,通过长期艰苦的实践——认识——再实践——再认识,寻找出了与自然和疾病做斗争的手段,他们历经沧桑,根据不同的季节、气候环境变化,常把御寒、解暑、预防疾病的植物有针对性地采食和做茶饮,确保世世代代延续下去。此时傣族步入了药膳食疗的初始阶段,竹楼医药开始萌发。这一时期出现许多药物故事传说,这成为承传医药知识的最初方式。竹楼医药的萌发为傣族医药古籍文献遗产的产生奠定了基础。

傣族社会发展到第二阶段的食米时期,即“有了官家,有了佛寺,没有剥削”的蒙昧时期中高级阶段,此时的傣族先民已开始采用竹木、蕉叶等搭盖“竹棚栖身”,实现了由巢居树林向竹楼安居的过渡。他们把早先已经认识的保健药膳食疗常识传授延续下来,形成了最初的竹楼医药——药膳食疗。由于文字没有创制,本民族医药文化只能靠口传心授的方式传承,且保健药疗医理思想是建立在“万物有灵,灵灵相通”的原始宗教基础之上,“巫医通解”“神药两解”的现象十分普遍。究其原因是当时具有一定医药常识的人和其他人信奉崇拜各种神灵鬼怪,于是给人治病时既要送鬼、叫魂、敬神,又要同时给病人服用药物。人一旦生病则要先请巫师算卦,占卜吉凶,看是否是灵魂失散还是得罪神灵或是碰上恶鬼,然后再根据占卜结果或叫魂或祭神或送鬼的形式,乞求神灵赶鬼祛病,求神无效后人们才寻医问药。原始社会时期的傣医学较之远古时期已取得了长足的进步,医学与巫术相互影响、互为利用,增加了傣族传统医学的神秘性,特别是这一时期出现了单方、小方、大方(一般单味药治病的称为单方,两味或五味以下的方称为小方,七八味或几十味乃至百味药组成的称为大方),对后世傣族医药的发展产生了重要影响。例如,傣医在行医时要先用“竖鸡蛋”“转饭团”的仪式进行卜卦,或是用鸡骨头或鸡肋骨卜问病人生病的原因,根据卜卦的结果,如果是得罪了神灵的,则赕送贡品;如果是鬼作怪的则把鬼送走;如果是魂不附体的情况,则使用栓线的办法叫魂。到原始宗教末期,傣族医药文化有了进一步的发展并传播运用得很广。公元前2世纪,觉音编著关于人体生理解剖的巴利语梵文经典《维苏提玛嘎》,后被叶均译为《清净道论》。18年,最早的药物学著作《麻哈奔摩雅占波兰章》《摩雅鲁帕雅借帕甘》成书,巴利语进入西双版纳地区。57年,傣文增加15个字母。66年,正式使用老傣文。3世纪,南传上座部佛教传入云南地区。615年,西双版纳景洪市第一座佛寺“瓦坝洁”建立。7世纪,南传上座部佛教得到普遍发展,包含医药的经文也随之出现。据《阿皮踏麻基干比》《罗格牙坦》《档哈雅聋》等傣医药古籍文献称:“相传在3000多年前傣族民间就有帕牙比沙奴、腊西达俄、腊西达叫、腊西达菲等八位名医和流派,且各自创立了‘阿巴’亦称‘巴雅’(即药物、处方之意),称为八大要方。”如《中国药典》仅有的两个傣药“雅叫哈顿”(五宝药散)、“雅西里勐囡”(气味棵子藤丸),获云南省标准的“雅叫帕中补”(亚洲宝药)、畅销西双版纳的“雅解”(解药)和“宝肾养颜茶”等特效药均为这个时期的要方。此时的傣族医药文化不仅广泛扎根于民间,而且已被官府认可,为后来的组方活动和文字记述奠定了坚实基础。[1]

第三阶段的米腊撒哈时期,即“有了官家,有了佛寺,有了剥削”的阶级社会时期,随着社会分工范围的扩大,出现了管理各种事务的专职人员,如专司医务的“摩雅”。特别是由于“巴利梵文”的创用和古印度医药学知识随着南传上座部佛教的传入,为竹楼医药文化的传播发展提供了文字载体,并极大地加速了傣药医理的收集整理、编撰记载,许多口传心授的医理药剂知识被集中整理并记载于本生经和佛经中,成为实用经的重要内容。据傣族天文历法书《五腊》记述说:大约在公元前202年用巴利文书写的佛经开始传入西双版纳,约在166年,又创造傣泐文字母,形成了巴利梵文与傣泐文混合使用的结构现象。傣泐文字的创造和使用极大地加速了傣族医学的应用与发展。这个时期是傣医药文化知识及理论被集中整理记录、传播运用最为兴盛的“黄金时期”,其记录的版本较多,最初为“竹刻本”,后为“贝叶本”(又称“贝叶经”),造纸术发明推广后又出现了“纸版本”(又称“纸板经”)。贝叶经又分为“南传三藏经”“藏外实用经”“科幻经”三种,都零散地记录了医药常识。此时期分类记述人体结构、生理病理、辨证施治内容的古籍文献也陆续出现,如《萨打依玛拉》《阿皮踏麻基干比》《巴腊麻他坦》《帷苏提玛嘎》《嘎雅桑哈雅》《刚比迪沙嫡巴妮》等专辑。现在收藏的版本多为贝叶经和纸板经,大多是从原始版本中抄译的西双版纳老傣文音译注释本。但由于历史条件所限,医药混杂不分的现象十分突出,多以某味药、某个方可以治什么病的直观模式出现,书中往往同时记录了一些天文、地理、宗教故事及各种社会现象等等。当然也有部分集中全面记载医药知识的专著,《档哈雅聋》就是诞生于这一时期的医学专著。这套古籍文献是集傣族医药中疾病诊断、识药采药、加工炮制、用药方法、立法配药等内容的综合性巨著,是傣族历史上重要的医药古籍代表。又如《巴腊麻他坦》《帷苏提麻嘎》《嘎牙桑哈雅》《刚比迪沙嫡巴妮》等文献都比较集中地叙述了人体的结构、生理病理、辨证论治方面的内容。这个时期,随傣泐文的运用普及和民族间文化交流的扩大,傣族医药理论得到了进一步的发展、深化和提高。随着年代的推进和各民族的文化交流,傣医药理论得到了进一步深化发展,临床实践也有了新突破。特别是医药专著和人体解说论著的出现,不仅指导了傣族医在临床医学上的新突破,更重要的是改变了竹楼医药文化的传播途径,医药记录传播方式不单是用难懂的巴利语梵文,也不只是像以往一样依靠师徒、父子间的口头传授,而是发展步入了一个崭新的文字传授时代,用老傣文音译加以注释后转抄的办法进行医药知识的传播。在这种情况下,能学到医药知识的人不仅仅是佛寺里的僧人,加之僧人入寺还可以还俗,他们就全心全意地把流传于民间的医药知识做进一步收集、整理并记录在册。这以后由于有了医理药方专著,人们在诊疗实践中,在医书原来的基础上,将自己的新经验、新突破及新认识的药抄录于《档哈雅》丛书中,供后人传抄、学习运用、继承和发扬光大。这一时期,只要具有老傣文基础的人就可以用傣药治病,于是形成了历史上傣族地区几乎村村寨寨都有傣医治病的特点。

由于掌握医药知识的人较多,加上与内地的经济文化交流密切,傣族医药文献得到了不断完善和补充,流传于民间的医药书籍种类很多。这类书籍一般被称为《档哈雅》或《档哈雅囡》,意为“药典”或“经验方书”,内容繁简有别,大都是医生在自己诊疗用药实践中取得的经验,通过摘抄原始的“贝叶经”,刻写精装本《档哈雅聋》及《腕纳巴维特》(医经)等文献,结合民间传统医药知识编撰而成。书中不仅记载了丰富、独特的方药、病理、生理、疾病症状,而且对各种炎症有比较细的记述和分类,如破裂性炎症(外伤)、疮痒肿毒炎症、五官肿痛炎症、妇女经血炎症以及各种不同的热风症、冷风症、杂风症等。在药物方面,《档哈雅》也较系统地记述了如何识别药、采集加工药与傣药的各种功效和用药方法,从而加快了傣药医理的发展。

综上所述,傣族医药古籍文献的产生与形成主要通过两个途径:一是通过口授流传,故在民间形成了丰富的口述医药史料;二是通过文字记载,从而在历史上产生的为数众多的医学文献多记载于佛经中,也有的单独编写成医药资料,自傣文产生之后,许多早期傣族口传医学理论和药物知识在傣族古籍中得到了相应集中整理和系统记录。同时一些较为集中反映医药知识的经书也逐渐出现,如前面提到的《档哈雅聋》(大医药书)就是一部反映傣族传统医学的综合性医典。傣文医药古籍种类丰富,据称医学及其他科技方面的经典“价值黄金四万二千两”,说明傣族医药典籍的数量之巨。新中国成立前,傣族古籍都为手抄本,贝叶为手刻本,由私家收藏,佛教经典则以私人求福献经形式贡献给佛寺,由佛寺保存。原始宗教文献则为村子里的波摩(兼行巫术和行医者)保存。有关傣族医药内容的古籍文献,除了云南省及有关州、县的博物馆、图书馆、文化馆、文物馆和研究机构外,北京图书馆、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研究所、中央民族大学、西安药物研究所等处皆有收藏。各地收藏的傣文医书有《嘎牙桑哈雅》《塔都嘎他》《帷苏提玛嘎》《巴腊麻他坦》《嘎牙维腊底》《罗格雅坦》《坦乃罗》《嘎比迪沙嫡巴妮》《好雅松雅》《尼阿松》《嘎比迪沙沙刻菊哈》等,这些文献资料从不同方面论述了傣医疾病、诊断、治疗等方法。目前收集到的不同类型的《档哈雅》达数百册,众多的傣文医学文献在“文革”中焚毁、流失,致使傣文医学古籍文献遭到了严重的损失。在傣族地区,只要懂傣文的人都可以掌握傣医药知识,所以傣族地区几乎每个村寨都有“摩雅”(医生),他们大多数是在农闲时节采药治病,很受群众欢迎和尊重。

二、傣族医药古籍文献的形制

(一)傣文医药古籍的制作

傣文古籍从载体材料来看主要有贝叶古籍和纸质古籍两种类型,也有的刻写在竹片或竹筒上,有的写在白布上或石碑上,其中以贝叶古籍最具民族特色。贝叶是一种生产于热带、亚热带地区的多罗树的叶子。多罗树盛产于我国傣族生活地区,它被用作书写材料是傣族人民在长期实践中不断筛选出来的。同时,傣族使用贝叶作为书写材料也受到南传上座部佛教的影响。据傣文史籍《目腊沙纳》记载:“佛祖逝世五百年以后,一个高僧名叫布塔果沙听首次把文字刻写在贝叶上。”这说明傣族使用贝叶刻写史料有着悠久的历史。

将贝叶制作成书写材料有其独特的工艺程序,具体制作方法是把贝叶经过煮、洗、压、风干等程序,以五六百片贝叶为一匣。制作贝叶经专门以两片木尺为标准。木尺长约一市尺半,宽约四寸,距木尺两端约半市尺处钻一个小孔,把一片片晒干压平的贝叶紧紧夹在两片木尺之间,两头用力压紧,然后再用刀把贝叶修光滑,最后用事先做好的线弓,按照书写格式,把墨微微打在贝叶上,留待刻写。刻写贝叶经时,一般使用铁笔,根据贝叶的宽窄,经文的抄写有三行、四行、五行、六行不等,最普遍的是四行、五行贝叶经本。成册后的经文再涂上一层金粉和红、黑漆加以保护和装饰。这种贝叶经能防潮、防腐、防蛀、防水、防变形,经久耐用,历经数百年后,字迹仍然清晰,在保存傣族文化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刻写贝叶的人往往是专职的,虔诚的教徒常常雇用这些专职刻工在贝叶上刻写经文,完工后用绢带捆扎起来,捐献给寺庙。绢带上织着捐献者的姓名、地址和所行的善事、功德。

在南传上座部佛教的影响下,傣族使用贝叶初期主要是用来记录、保存和传播宗教经典。随着贝叶应用的日趋广泛,一般世俗著作、文学作品也刻写在贝叶经中。贝叶经的内容变得越来越丰富,涉及天文地理、医药卫生、生产生活、经济贸易、体育武术、哲学法律、语言文字、工艺绘画、工程建筑、神话传说、诗歌谚语、音乐舞蹈、农业水利等诸多方面,是研究傣族先民历史文化的珍贵文献材料。

除用贝叶书写文献外,傣族也用特制的棉纸书写,傣语称“薄嘎腊沙”,即“纸板经”。根据《蛮书》的零星记载,傣族地区的造纸术大概起源于唐代。纸张在傣族地区产生后,随即被用作记录各种社会和生产知识,从而产生了大量的纸质傣文古籍文献。傣族生产的棉纸主要供佛寺僧侣书写誊抄经文之用,同时,由于傣族群众素有向佛寺捐献经书赕佛的传统,一些有钱的贵族商贾以及有经济能力的百姓常常购买棉纸请僧侣写上所需经文赕给佛寺,或自己用来抄写医药、文学故事、佛经、咒语等方面的内容留作家传。元明清时期,随着造纸术的提高与纸张运用的普及,纸张的运用从佛寺传入民间,棉纸成为傣族记录和传播社会生产知识的主要书写材料。

纸板经运用的原材料是棉纸,傣族地区使用的棉纸以当地构树树皮为原料,用一般手工造纸的工艺制作而成。纸张洁白且韧性好,可以经久保存。制作步骤与造纸术的过程大致一样:①备料:取构树皮,晾晒。②浸泡:加入水反复浸泡至构树皮发软为止。③碱化:将构树皮放入火灰中(火灰主要成分为碳酸钾,起到碱化作用,也决定了纸张的色泽)。④蒸煮:将已经附着火灰的构树皮置于盛有水的锅中,用布盖好,煮上10个小时以上,至煮透为止。⑤洗涤:构树皮上的火灰,除去其他杂质。⑥捣浆:将洗净的构树皮放在槽中,反复用木槌捶打,直至纤维分散开来。⑦浇纸:在纸床里盛上适量清水,然后将纸模放入纸床里的水中,用石块固定,再将适当分量的纸浆撒在纸模里,先用手将其搅开,再用棍棒打均匀,待纸浆都沉淀到白纱布上后,再移开石块,慢慢倾斜着竖起纸模,让水滤干。⑧晒纸和打磨:将浇好的纸连同纸模置于阳光下曝晒。将边缘光滑完整的瓷碗轻轻地打磨纸模背面,使其平整。⑨揭纸:纸晒干后,先用手撕一个角,然后用很光滑的木刀轻轻地揭下整张的纸。⑩裁剪:将纸张裁剪成合适尺寸,数十张集中,穿孔线状成册后即可备用。西双版纳傣族古籍用野蕨杆或竹子削成的笔蘸墨后将文字书写在棉纸上;德宏一带的傣族用毛笔书写。其规格有宽面页式和连折叠页式两种,以宽面页式最为普遍,约为四开纸那么大。

德宏地区贝叶经比较少见,用棉纸或构皮纸来书写的典籍更为普遍。德宏老傣文书籍多数规格约为四开纸那么大,厚薄不等,有的一二百页为一本,厚的书籍分为上、下册。西双版纳除贝叶经外,也用棉纸来抄写。棉纸傣文书籍的制作通常是裁出约为四开或八开的纸,单页抄写。待整部书抄写完毕,在页首上方用锥子凿眼,穿上细绳装订成册。为了保存时间长久,有的还用黑布或白布把封面和封底包裹起来。老傣文书籍通常不署名。

(二)傣文医药古籍的形式

傣文医药贝叶经是典型的“梵夹装”装帧形式。梵夹装是依次将贝叶两端剪成半圆弧状的长方形摞好,在其上、下各夹配一块与贝叶经大小相同的竹片或木板,并在夹板中段打两个圆洞,用绳索两端分别穿入洞内,将绳索结扣的一种装帧方式。

傣文医药古籍纸写本分为折装本和书册本两种式样。傣文纸本书籍只写单面,厚薄不等,有的一二百页为一本,厚的书分为上、下册。上下折叠装订,这种书籍的装订很特殊,它不是在书的左侧或右侧装订,而是在书的页面顶端装订,装订线与文字平行,便于上下翻动阅读。为了长时间保存,有的还用黑布或白布把封面和封底包裹起来。德宏棉纸本有的以两片窄竹页片夹住页的顶部前后,再以彩色丝绸垫底,包裹成卷,书籍既得到保护,又十分美观。

傣文医药古籍大都不注明著者和写作年代,其后由于受汉文化的影响,有的作者也将自己的名字和写作年代写在书的结语部分。虽然老傣文医药古籍多数不写明著者和书写年代,但其中一些医药古籍也可以考证,有的著作根据其内容所反映的时代特点与文字上所反映的语言情况可大致确定其写作年代,有的书中则有傣历纪年,因此,傣文医药古籍在傣族医药文化的研究和应用中都有着很高的史料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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