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心身关系的历史变迁

古希腊学者多数持心身相关思想。如古希腊的斯多葛学派（Stoicism）就强调精神安愉可促进肉体健康。医学之父希波克拉底则倡言“四体液说”，认为人是由血液、黏液、黑胆汁、黄胆汁四种成分所组成，灵魂、精神良好与否则依赖于这些体液的协调与否。杰出的古希腊学者亚里士多德被公认为是心理学开山鼻祖，他认为心理活动就是肉体心脏功能。心理一词，由此确定。

柏拉图是古希腊著名思想家之一，亚里士多德的老师，客观唯心主义创始人。他认定肉体与灵魂是二元的，肉体只不过是尘世的过程；肉体降生后，灵魂潜入依附，很像《黄帝内经》主张的“形俱则神依”、心藏神、肝藏魂。然而柏拉图进一步认为“魂”不仅是外来的，且是与形体相对独立的，魂与知识和理性都是天赋的，灵魂是对理念世界的回忆，肉体死后“灵魂不死”。柏拉图的这一思想甚是契合基督教教义，故成为其后影响中世纪整个西方的最重要的思想渊源。

被尊称为“医学之王”的古罗马名医盖仑，也认为灵魂是四体液要素的混合产物，灵魂的各种功能由各器官来体现，如肝与欲望有关，心与愤怒、勇敢有关，脑则主管理性、精神，且认定是后脑产生了一种称为“pneuma”的物质，体现出人的精神（spirit）活动。

为什么这一时期的思想家大都产生了类同观点？其实，只要不存偏见、注重仔细观察，谁都可以注意到我们周遭时刻都发生着心身相关、心理与躯体互动的情况。在生活中，这些是可以不断被重复、被观察、被注意的，因此，它是一类普遍存在的客观事实。科学知识发端于对观察到的现象的描述，这种描述很“纯真”、很“本质”，较少被“观念”因素所“修饰”或“加工”。

然而，之所以要就心身相关问题展开讨论，是因为中世纪宗教的全面渗透及“文艺复兴”后以还原为方法核心的实证科学之兴起，使得人们对上述简单事实的观察和描述带上了“有色眼镜”，有了截然不同的理论前提，从而常让人置事实于不顾，以致割裂了普遍存在的心身互动关系。

例如，古罗马覆灭后，神学占主导地位，宗教教义成了解释心身关系的唯一权威。而宗教教义中精神是神圣的，肉体是肮脏的、罪恶的；精神与肉体是分裂的、对立的、二元的；精神占绝对主导。这类观念成了很长一段历史时期中，西方对这一问题认识的主旋律，时至今日，该观念仍能见于临床诊疗中。

文艺复兴是以向神学宣战为主要旗帜的。19世纪以来，神学已被全面击溃，故人们戏称这一时期“上帝死了”。尽管如此，上帝余威仍在，西方学者在心身问题上依旧陷于二元论的泥潭中，表现出一些极端看法。如不少学者继承中世纪的观点，认为“心与身彼此的关系就像演木偶戏者与其木偶连在一起的那种关系一样……心俨然是以绳子拉着身体的演木偶戏者”。如此割裂心身，一味强调心的作用，趋向于极端，自然不可能走向科学认识。

人们常说矫枉过正。笛卡儿被视为文艺复兴的“旗手”，对后世科学与哲学做出重大贡献，他在对抗宗教心身二元思想的同时，走向了另一端。他无法否定心可影响身这一事实，却刻意强调身对心的作用更强，并“把注意力集中在严格的心-身的二元论上”，他在《论灵魂的激情》中主张“心”与脑是不同的。心是非物质实体；人的身体，包括脑在内，只不过是架机器，并非神圣的。由于心与灵魂是非物质的，故只能作为神学和哲学的研究对象，科学不能将其作为研究对象。只是脑内的松果体与“心”有些关联。就这样，他将心身完全分开，视作两个不同的实体，并力图对心理现象做出纯机械解释。不仅如此，他还把精神与心的研究从科学中分离出来，拱手让给了神学与哲学。故心理学史权威杜·舒尔茨认为：顺着笛卡儿的思路走下去，“迟早要把人的心只归结为一架机器”。

笛卡儿的心身思想对后世影响很大。如其后的哈特莱依牛顿力学原理，用振动来解释神经活动与心理的关系，被称为联想主义心理生理学。卡巴尼斯则认为与肝脏分泌胆汁的机制类似，是大脑分泌思想。法国学者拉美特利强调“人是机器”，心灵只是人这架机器上的附庸，并写下了影响深远的《人是机器》一书；他的经典名言是：医生或生理学家的手术/解剖刀可以从人体器官中“把心灵解剖出来”；他认为在心身问题上医生最有发言权。上述思想深刻影响了近代西方医学界，使后来的行医者有意无意地割裂心身关系。后世医学家在探讨健康与疾病问题时，或对心理问题不屑一顾，或仅仅视为躯体的附庸、寄居物。他们大都赞同心身二元的观念。遗憾的是，这一思想的影响延续至今。近现代的心理学家如赫尔姆霍茨、冯特，以及今日仍盛于美国的行为主义（behaviorism）等，都留有笛卡儿的思想痕迹。

不仅如此，心身二元极端思想的影响至今依然存在。受影响的不仅有一般人，还有很多是非常著名的科学家。日本的脑神经科学家松本修文在其《心灵之谜多面观》中就对一些著名脑科学家转而信奉心身二元论感到费解。他说：“有好几位年轻时为脑科学发展做出过很大贡献的著名脑科学家，到老年后主张心身二元论。这一现象让人感兴趣，或许同欧美基督教社会的影响有关。实际上，据美国最近的调查，任意抽出数学、生物、物理和天文学领域的1 000名科学家，有38%‘相信神的存在’，39%‘相信死后世界的存在’。”（Nature，1997.4.3）。他在书中列举了三位代表性的脑科学家，“潘菲尔德在对癫痫患者进行切断大脑胼胝体的手术时，给无麻醉患者的颞叶施加电刺激，并研究了患者的反应。他发现，把电刺激施于脑的某个特定部位，会引起对特定往事的回忆。斯佩里阐明了右脑和左脑的功能，于1981年获得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他的实验结果也被一元论者引用过……艾克尔斯因发现抵制性突触电位，于1963年获得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他是主张现代二元论的脑科学家中最右倾的。”这些事实耐人寻味。它至少说明，传统的习惯势力多么得顽固，要想摆脱它，绝非易事。

据此，人们不难理解，为什么“生物医学模式”这个没给心理和社会因素，或直截了当地说，没给患病的主体——“人”，留下立足之地的观念，会演变成统治西方医学数百年，且一直延续至今的、教条化了的“至上命令”，控制着一代又一代的医学工作者。为什么告别“生物医学模式”这般艰难。为什么涉及“人”的医学，还要呼吁必须“科学”与“人文”并重，回归人本主义（humanism），“呼唤人性的医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