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西方心身关系认知差异之根源分析

只有弄清了差异的根源，才能真正理解差异的实质。

中西方对心身关系认识差异的思想是源于多方面的。

首先，根源在于早期不同的哲学传统：割裂心身或心身二元之观念，在早期中国文化中并未占主流，甚至没有多大影响；而广受中世纪宗教经院哲学推崇的、古希腊的柏拉图则确立了清晰的心身二元、心身割裂之信念。

其次，与东西方宗教的社会地位截然不同有关。中世纪的欧洲，是神学占统治地位，宗教为了自身的目的竭力强化心身对立、心身二元；宗教不仅是西方社会主导性观念，而且渗透到了民众日常生活的方方面面。但在中国，宗教从未占据统治地位，相反由于中国文化中传统思想观念之牢固、持久，如儒道学说、气论等，使早期从观察和直觉中获得的心身一元认识一脉相承，且不断深化。

再次，文艺复兴后，机械论成为风行欧洲的时代精神，笛卡儿和拉美特里等的观点之产生及成为主流，乃水到渠成之事。这些，虽可以驳斥宗教的唯心论，却无法深刻揭示心身辩证关系。因为简单的机械论，对于心理活动及心身关系等复杂的对象之研讨，常无能为力，它本身亦不足以贯彻到底。

另外，有分析表明，文艺复兴后，在自然科学家一系列科研成果“进攻”下，宗教神学“溃退”了，把很多原先宗教教义中有“定论”的（集中在一般自然现象和简单的解剖、生理等）领域，无可奈何地“让”给科学家，让他们可根据自然原貌加以研讨。但当时的宗教势力还很强大，精神心理问题如此错综复杂，是最难解开的人类谜团之一，自然科学家并无充分能力和把握用实证方法去探究它。精神心理问题对于宗教来说，又极其关键和重要。鉴此，有史学家认为，当时的宗教和自然科学界就“人”的问题研究达成默契，生物与躯体问题允许人们自由探讨；而精神心灵问题，仍是神学的神圣领地，不允许科学染指。正因为这些因素，心理学从神学和哲学中分化最晚，直至19世纪末才开始走上学科化道路。心和身分别由神学家和科学家研讨，心和身之间的“鸿沟”自然无法弥补。

即使今天，精神心理领域依旧是谜团一堆。尽管从现象层面，人们明确了一些因果关系或前后联系；但一旦涉及深层机制，仍然感到迷惘，很难深入研究。故大多数自然科学家只能保持观望，或直接推给心理学家，甚或心灵学家及宗教。因为人们默认，仅凭今天的自然科学手段，尚不足以揭示精神心理之奥秘。如日本学者松本修文指出：“自然科学尚未成熟到足以探究心灵的程度。”这也许是当年笛卡儿之流愿意把精神心理研究还给宗教及哲学的不便明说的原因之一。有些研究者尽管获得了一些成果，但并不足以填补上述“鸿沟”，以至于到了老年，他们中的一些人纷纷皈依了宗教。

最后，生物医学近百年来的巨大成就和这些成就带来的耀眼光环笼罩下，不仅强化了生物医学模式的巨大魅力，而且使生物医学家信心十足。这在20世纪70年代当人类消灭天花后，表现得尤其突出。“向癌症宣战”“征服某某疾病”等就是当时许多生物医学家（包括他们所影响的政府）所追求的目标。诸如一些营养不良性疾病和感染性疾病（而这往往是与精神心理关系不太密切的单纯性疾病）以纯生物医学模式得到很好控制的成功事例，又助长了人类的成就欲、征服欲。40多年过去了，这方面不能说没有成绩，但留下更多的却是教训。将营养不良和感染性疾病控制的成功，“克隆”到复杂得多的其他常见慢性病，如癌症、冠心病、高血压、糖尿病等，是很难成功的。因为这些慢性病往往是心身密切互动的，寄希望于生物学，常功亏一篑，难有大的进展。今天，理性的医学家不会再狂妄地谈论“征服某某常见病”。美国学者在20世纪70年代末展开的对生物医学模式的批判和90年代发起的全球性医学目的讨论等，就是对这类偏差的反思与纠正；而世界范围内的医学与社会关系欠和谐，在中国，突出表现为医患关系紧张，则是这一倾向的恶果之一。

上述分析不见得全面，但忽略相关研究的传统还是应给予批判的。一时无法揭示心身互动的深层机制，不等于说就可忽略心身相关性的客观存在，精神心理问题对个体健康疾病的重要影响更不应视而不见。今天尚无法对精神心理/心灵及心身相关性生物机制进行深入揭示，不等于说其他研究，如描述性研究、现象学分析等就没有必要和价值了。总之，把握好心身互动关系，在临床实践中注重心身关系的综合纠治，常决定着认识的正确与否和治疗的成败。这些，对于中医临床工作者，尤为重要。否则，很可能“开口动手便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