形质神用，后天神可御形

两汉的桓谭与王充论争形神关系时，分别用烛与火、米与米袋来比喻它们错综复杂的联系。与之相比，南北朝时范缜的神形（心身）观尤为深刻与彻底。他强调躯体与精神是对立的统一体，精神心理从属于躯体，形在就有神在；人死了，心神也就随之消亡；形与神互为依存，不能分割。他还隐喻形神就是刀刃与锋利的关系，开创了著名的“形质神用论”。他的这些观点很快渗透中医理论，成为中医学的基本认识之一。而“形质神用论”在后世的中医学家中进一步发展为后天的“神可御形”重要学说。

受上述思想影响，中医学家努力揭示形神两者之间的辩证互动关系。金代名医刘河间首先把形神关系明确概括为“形质神用”，形体是心理活动的物质基础，心理则是形体活动的功能体现。明代张介宾分析认为：“形者神之体，神者形之用；无神则形不可活，无形则神无以生。”（《类经·针刺类》）指出了神依形生，但“神”又对“形”及整个生命过程都起着重要作用；形神/心身之间存在着体用一源又相互制约之关系。在此基础上，中医学家进一步探索了两者间更深层次的互动关系，刘河间提出：“精中生气，气中生神，神能御其形。”（《素问玄机原病式·六气为病》）从精气神学说立论，精神心理产生于躯体活动过程中，是躯体功能的产物；但它一旦产生后，又可“御其形”，控制/驾驭躯体和生理活动及其过程。明代名医汪绮石在研究形神关系后归纳：“以先天生成之体质论，则精生气，气生神；以后天运用之主宰论，则神役气，气役精。”（《理虚元鉴·心肾论》）强调精神心理一旦产生后，具有驭统躯体生理活动的强有力的主动性（主宰）作用，且这种作用是通过影响/驾驭功能（神役气）来实现的。联系20世纪70年代，斯佩里在长期的脑功能研究中总结出了类似的科学结论，并因此获得诺贝尔奖，那么，我们无法不为我们的先贤通过观察所得出的同样结论感到惊讶和兴奋。“神可御形”说不仅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它更具有实际的指导价值。因为“神能御其形”，故必须注重精神心理。正是这一认识，促使历代医家在养生防病和诊治疾患等医学实践中对精神心理格外注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