心理和生理两大功能活动,既各成系统,有着内在系统结构;又相互关联,错综地维系成一体。躯体结构和生理功能是心理活动及其过程的物质基础;心理活动又对躯体生理有着重要,甚或决定性的影响(神能御其形);生理和心理之间既存在着普遍性联系,又有着某些特殊的对应关系。这些复杂的互动过程,是通过“心”的整合作用有序进行着的。这是中医学的又一深刻认识。《素问·灵兰秘典论篇》说:“心者,君主之官也,神明出焉。”《灵枢·邪客》曰:“心者,五脏六腑之大主也,精神之所舍也。”都指出“心”不仅是脏腑形体之主,而且是精神心理的核心;不仅控制着各生理过程,且主宰着精神心理。生理和心理两大功能正是借助“心”,被有机地整合成一体,个体才能够身心互动。在这里,现代的格式塔完形心理学思想,已体现无遗。
这不仅是秦汉学者的观点,也可以说是历代学者,包括医家的共识。中医理论认为,脏腑气血的各项功能活动,都受制于“心”;在“心”的主导/协调下,各项生理功能才能正常发挥,各生理过程之间才能和谐。另一方面,“心”又是精神心理活动之主宰,即“心主神明”;各种精神心理活动尽管与不同的脏腑气血有着复杂的对应或其他关系,然无不根于“心”,无不由“心”而出,故曰“心”为“神藏”。神魂魄意志、喜怒忧思悲恐惊等虽分属五脏,但都为神所主,总统于心。换句话说,身、心两大功能都为“心”所统摄,人的生理和心理活动及其过程均受“心”所协调、整合和控制,从而使个体体现出“形神相即”“形神合一”,生理和心理高度有序、协调,机体各项功能活动和各个过程才能表现为统一完整、高效有序、健全和谐之特点。《类经·疾病类》:“心为五脏六腑之大主,而总统魂魄,兼赅意志。”张介宾分析病理情况下,“情志之伤,虽五脏各有所属,然求其所由,则无不从心而发”(《类经·藏象类》)。这些论述,集中体现了一个观点,“心”对脏腑功能和精神心理都有着统摄作用,亦可理解为“心”整合着躯体生理与精神心理。在最高层次、最主要环节上,形神两者通过“心”而相互影响、协调合一。无论生理、病理,躯体和心理活动都通过“心”而相互制约、相互协调、互为因果。这一认识十分深刻,它的科学意义和实践价值巨大。借此理论建构,心身间形成一个系统结构,进一步突现出中医学的整体观念。精神心理与躯体生理通过“心”被整合成一体,不仅可帮助分析、诊治临床常见的心身病症和精神异常,亦使中医学对形神关系的认识上升到一个颇为自洽而寓意深刻的境界。
深析之,中医藏象理论中的“心”,其实是把脑的重要功能概括其中。西方在相当长的一个历史时期中,人们一直认为心脏是产生心理功能的器官,随着近代科学的发展,逐渐认识到大脑才是心理活动器官。中国学者最迟在南宋,就提出两个“心”的概念。朱熹《朱子语类·性理二》中首先肯定了“心,主宰之谓也”,然后进一步区分出一个“形而下”的躯体脏器之“心”和一个“形而上”的主持精神与操舍存亡之“心”。其曰:“如肺肝五脏之心,却是实有一物;若今学者所论操舍存亡之‘心’,则自是神明不测。故五脏之心受病,则可用药补之;这个‘心’则非菖蒲、茯苓所可补也。”后一个被朱熹称作形而上之“心”,其实是个模糊的新概念,既包括与血肉之心相关且异体的“脑”的功能在内,似又有玄虚脱空的神灵之类的趣味。然而,正是这一模糊的“心”,既与精神有关,又“操舍存亡”,对维持生命至关重要。其后,明初名医李梴在《医学入门》中将心一分为二:一为“血肉之心”,即今人所谓的心脏(heart);二为“神明之心”(实是本于朱熹之说),可粗略地看作是“脑”(brain)。其实,这种认识已含蓄地存在于先秦学者思想中。随后明代名医李时珍更明确地提出了“脑为元神之府”概念,把这一认识确定下来。因此,“心”对身心功能的主宰和整合作用(图1-2),如能联系到现代所揭示的大脑皮质下各中枢的功能特点,就十分容易理解了。
图1-2 “心”整合着形神功能图
结合现代对脑功能的系统揭示,中国古代贤哲很早就注意到脑在整个生理和心理两大功能中起决定作用的事实,我们对传统中医“心”整合着形神功能认识的深刻性就不能不表示折服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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