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本能”的中医理论

本能，是心理学、精神病理学和心身医学中的重要概念。本能与理性、欲求与现实、动机与行为之间的冲突，常是多种精神疾病和心身病症的深层根源。中医学虽没有“本能”一词，但在肝主疏泄的相关内容中出现了诸如人欲、欲神、相火、疏泄等近似的概念，并形成了条达、舒畅、升发、相火、君火、道心、人心、闭藏、郁滞等一系列具体论述。在此，只能就其核心内容做一简述。

南宋之际，由儒业医、具有扎实理学根底的朱丹溪，对人的本能的两重性及其与健康和疾病的关系做了深刻阐述。他宗理学大师的“人欲”说，讨论了人的情欲问题，“人之情欲无涯”“夫温柔之盛于体，声音之盛于耳，颜色之盛于目，馨香之盛于鼻，谁是铁汉，心不为之动也”（《格致余论·阳有余阴不足论》）。这些与食、色、性相关的情欲冲动，正是人的本能。朱丹溪把它们视为一类抑之不得的、与人的自然质性相关的冲动，认为正是依赖这种“动”，个体才能得以生存，种系方可延续。他进一步借用《黄帝内经》中的术语：“相火”，来表达这种冲动，强调“人非此火（相火），不能有生”。在朱丹溪眼里，源于人之动物（自然）质性的本能冲动——相火，有着明显的两重性：一方面，它代表着与生命个体和种系延续休戚相关的内在动力，赋予生命以勃勃生机；另一方面，这类本能性的欲求常妄动，“相火易起……妄动矣”（《素问·天元纪大论篇》）这类欲求有时又称做“欲神”。过于频繁、强烈的欲求冲动可损形折寿，故曰：相火，元气之贼。与此同时，朱丹溪把相火与肝的升动之性联系起来，指出：“肝肾之阴，悉具相火。”（《格致余论·相火论》）并进一步将“肝”“相火”与“疏泄”捆绑在一起，提出：“主闭藏者，肾也；司疏泄者，肝也。两脏皆有相火，而其系上属于心。心，君火也，为物所感则易动，心动则相火亦动，动则精自走，相火翁然而起，虽不交会，亦暗流而疏泄也。”（《格致余论·阳有余阴不足论》）这段话，确立了著名的肝主疏泄理论，形成了中医的“本能说”。

肝主疏泄，肾主闭藏，都与性功能有关，朱丹溪谓两者“皆有相火”。相火（欲神）常因心为外物所诱而引动，即常通过“识神”而引发。这种冲动潜藏于内，深蛰于下焦之肝肾；此处所说的疏泄，仅暗指性活动时的精液疏泄，是本能（相火）潜动后的表现或结果。

朱丹溪受当时理学的最高信条“存天理，灭人欲”的深刻影响，认为应对本能做出约束，以防止相火妄动、欲神偏旺。具体措施包括“教人收心养心”。所谓“收心”指尽可能减少或避免与外界声、色、馨香等刺激的接触，“不见所欲，使心不乱”，亦即减少“欲神”之活动，使心境宁静而相火不动，欲神不起。所谓“养心”，含义精深，概括地说，就是借助儒家，特别是理学（新儒学）的教义来塑造“心”，强化自身的克制力量，从而能内在地约束本能性的欲求冲动，亦即自我控制“欲神”。如此，朱丹溪便构筑了中医理论中较为完整的本能活动说。

朱丹溪所说的“相火”，与近代西方注重精神动力学的弗洛伊德理论中的“原我”有所类同，均指源自本能的、寻求欲望满足的内在动力，或曰“欲神”；它可视作生命之内驱力（中医称“生机”）所系；它和性的冲动密切相关（弗洛伊德称此为“力必多”）。朱丹溪引理学家所言的“人心”，系指个体清醒的自我意识，及基于此而发生的行为，这与弗洛伊德所说的“自我”十分相似。至于“道心”，朱丹溪指的是严格遵循理学家所确认的社会规范行事的自我人格和理性力量，与弗洛伊德所言的“超我”一致。由此可见，朱丹溪针对本能易冲动的两重性，提出了一个适当调控，以防相火妄动的多重防御机制：①不见所欲，使心不乱（限制识神）。②人心主静（约束欲神）。③人心听命于道心，“使道心常为一身之主”（加强社会规范对自身行为的制约作用）。

朱丹溪认为这些措施有时仍不足以驾驭富有勃勃生机、随时易于妄动之本能，故他又别出心裁地倡导以知母、黄柏等苦寒之药来“泻相火”“坚肾”。所谓泻相火、坚肾，就是借助药物，减弱本能性的欲求冲动，减少肾精疏泄。临床和实验结果都表明，知母、黄柏合用可明显抑制性功能，减少相关的性激素分泌。这就达到了泻相火、抑“欲神”的功效。

朱丹溪以后，医家逐渐少用“相火”一词，特别是张景岳批驳了朱丹溪的相火论后，医家更倾向于借用朱丹溪的“疏泄”一词，来表示人的本能性的欲求和冲动的特点。疏泄本有疏通、外达、发泄等意，也比较契合于内在欲求及潜能的发泄与外达之特征，疏泄也就有了与“欲神”类同的含义。故饮食、性欲、情志等都被认为是受制于疏泄的。中医理论中，“肝”主疏泄，遂可调畅气机，调节情志、性功能和饮食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