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生会活动

广东中医药专门学校从1925年起即组织了学生会。第一届学生会由江堃任主席，副主席有余凤智、余凤岐、卢济民、刘云帆等，都是积极分子。第二届由余凤智任主席。学生会的设立，“一是联络学生之感情，交换其智识，庶于修业之余，符切磋琢磨之旨；一是集众人之思想，襄学校之不足，俾收集思广益之功”。^[11]1926年，学生会创办了学生刊物《广东医药杂志》，卢朋著为之作“发刊词”说：“其名曰医药杂志者，医药何所不容？中西自可兼采。盖吾校学生之志，固欲沟通中西，成一健全之学识，非弃中而从西，实取西而补中。”^[12]

卢氏所言，的确道出了中学生的心声。学生会也认可这一宗旨：“本校是南中国惟一的中医而兼西医的专门学校，他的目的在光大中医，维持中医。中医缺憾之处，以西医补充健全之。同时想改造中医，故兼授西医西药。”^[13]学生会与学校有较良好的互动，不时代表学生向学校提出议案，不过在一些问题上也与校方有不同意见。1926年，学生会就两件事与校方进行了争论。

其一是关于西医课程。学校虽以中西兼采为宗旨，但早期西医的课程并不多，仅有全体学和生理学等。于是学生会向学校建议增加西医课程。学校研究后，以校长卢乃潼名义发出布告答复：

本校专为习中医中药而设，就体制言，除中医药范围内之科学，其余本不必阑入。惟中医学理，论者谓稍涉于虚，故本校课程，节取西医之全体学、生理学等，从实处入手，此取径之微旨也。然使漫无限制，各科俱备，则与西医学校将何区别？本校创立伊始，曾召集医学名流开会研究，于学科之支配，再三讨论，始行规定。揆之宣言，所列科程多有不同，其云取之间，寓有深意，招生简章已将科程列明。倘欲习西法者，则省中西医学校甚多，不必舍彼而就此也。诸生呈请增加组织学、细菌学、精神病学、生物学、物理学、数学各科，求学心切，不惮其烦，良足嘉许，但平心审查，似违本校设立之主旨。此数科为西医必要之基础学科，治西医者诚不可缺如。向中医一方面而言，则关系稍浅。查组织学为显微镜的研究之一科，于临床应用亦属无几，其大略已载于全体学首编，于各部亦有互见，弗虑其语焉不详也。若细菌学属于传染病一类，手续复杂，治西医者犹感其不便，在临床时能强合乎？若精神病学纯属精神界之理论为多，于治疗上收效卒鲜，在西医言几全为内科学中神经系统一篇所包有。本校主旨在研究中医，当然以《内经》为前提，则凡言癫狂病各病，是非精神病而何？若遽加入此一科，何以处西医其他之科学？将悉举而加入乎？其势有所不能也。若生物学则植物多应用于药用植物之分类，动物之应用于解剖学及生理学之比较，以目前论，则习过普通学者无虑弗明；以日后论，则研究药物、解剖、生理专科之事也。若物理学、数学，凡专门学校多不赘加；至外国语、国语，更与医学无涉。本校各生或有未习过普通学者，尽可自行补习，无庸增设学科。盖学制有一定程序也。^[14]

学生会成立合照

这份布告较详细地说明了对中医学校中设西医课程的考虑，最后公布说“增加西医病理、诊断、疗治三科，与本校之主旨不符”，不予实行。校方的考虑，其实受多方因素的限制。不过学生显然有不同看法，学生会刊物发表长文逐条反驳，甚至颇显激愤地说，学校立案时称“由中医以通西医”，筹备时也曾列有西法诸课程，但未能兑现，是“以此炫耀社会及官厅，以博其嘉许批准么？”“本校原定所教之西法所不教，独习西药学，又有何意义？”“我们学生所要求的，统统都是前期医学的基础所应学的，或为中医所无的，何可说为漫无限制呢？”“学生请增加西医病理、诊断、疗治三科，非请废弃中医此三科，何谓与本校宗旨不符呢？”“教育部定章：凡大学必修二外国语，专门必修一外国语，国语视该科如何性质而规定与否。如法科、工科、医科等，其将来之生活无定居，在国语未统一时，也定为必修科，以便言语交通。如此，何得谓此两科更与医无涉乎？”^[15]

学生会活动室

另一个被校方否决的学生会议案是兼收女生问题。有学生提出：

自民国八年起，学者提倡新文化，便和旧文化大起冲突。潮流所趋，时势不同，其结果，我们发觉在这二十世纪的新时代，中国的旧文化是不适合现在时代的要求了。什么男尊女卑、三从四德、男女授受不亲和男主外女主内的种种旧道德，被新文化家抨击得落花流水，体无完肤了……男女间应该平等的问题，用事实归纳起来，已经证明妇女在社会上、法律上、经济上、家庭上和一切位置上，都应该平等的……现在男女平等，职业开放，妇女得到在社会服务的机会，她们的成绩极大可观。现在西医的发达和进步，未始不是因男女合作的缘故。然西医在社会上，男女共同合作，又原因于他们学校开放，男女同学为基础。

我们得着这个教训，我们为因中医的前途发展计，要积极地主张我们的学校兼收女生……盖本校是中医最完善的学校，将来中医的硕果，是结在这里的，倘不开放，而任其他的、不完备的学校其所谓学校的招收起女生来；所谓教员的不知所谓的教不去，学生不知所谓的学上来，结果不能成功，他们想来本校投考求学，而这里又闭门拒而不纳。然而她们求职业心切，因此乃转学西医去，这不是我们赠送生力军给他人吗？不然，这里多收一个她，即是那方少一个她的帮助！这个正比例，什么人都晓得了。^[16]

民国八年即1919年，是年在北京发生了五四运动。由此可见学生们深刻地受到“五四精神”的影响，观念开放。兼收女生这个意见，后由学生会整理成议案上交学校，也被否决。学校的说法是：“本校前经董事会决议，将来经费充裕，将另设女校，此时尚办不到。”^[17]学生们对此非常不满，在刊物评论文章中说：“现在男女同学一事，早已不成问题了，广州市所公私之学校，都已尽行开放。尤其是以西医学校开放最早，故西医之成绩亦最著，论者咸归功于男女互助！……何对于兼收女生事，慎何如之乎？！至谓‘将来经费充裕，当另设女校’，这更话梅止渴，画饼充饥！男校未完备，何时能办女校乎？”^[18]

应该说，学生们的要求是有一定合理性的。他们主张：“如果他们（学生）所在的地方——学校，觉得有未满足之处，当然有提议改良或增减的权利。”^[19]而即使在指责学校当局决定“专制、遗民”之时，辩论文章的执笔者笔名却是“落红”，并在文后书“落红不是无情物，化作春泥更护花”，反映出学生们殷切希望母校完善发展的拳拳之心。其实学生们的意见不少在学校后期的发展中实现了，不过在早期条件确有未逮。而或许由于多方面与校方意见不合，1926年时的学生会首脑余凤智后来未毕业即离开学校，另赴上海中国医学院求学，抗战后曾在广州开设大佛医社行医。

曾任第二届学生会主席的余凤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