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如陈任枚所预期的，经过全国同人的努力，1931年，中央国医馆成立了。广东中医药专门学校陈任枚、卢朋著、梁翰芬、管季耀、陈惠言、管沛民、谢泽霖、梁湘岩、古绍尧、冯瑞鎏被聘为中央国医馆发起人。陈任枚和卢朋著作为学校代表参加了3月17日召开的成立大会，陈任枚当选为理事。卢朋著回广州后即向省港中医药界报告出席大会经过，谓此次会议出席者达三百余人，吾粤代表偕同各地同人请行政院定出考试国医之规程，使国医既有出身之路，即国药有中兴之望。[44]中央国医馆的成立，标志着中医药在政府层面上获得了应有的地位。
出席国医馆成立大会的广东代表
这个时期，学校对外其实仍然经常使用广东中医药专门学校的名义，但在正式文书中不得不继续称为学社。因为在学校名称问题上，中央国医馆也无法改变教育部的决定。1935年5月，中央国医馆第3324号令提出整理中医教育机构：
查各省市国医学校、学社、传习所等，所订学则课程，向无标准，影响所及，专才固不易成就，学术亦无从发扬。不有整齐划一之规，难期事半功倍之效，本馆有鉴于此，业将国医教育机关分别厘定名称：凡以教授国医之知识技能为宗旨者，定名为国医专科学社；其以研究国医之高深学理为宗旨者，定名为国医研究所。并拟立案暂行标准大纲二十一条，送经常务理事会议决通过，亟应公布全国，以资遵守。
中央国医馆所制定的《国医专科学社及国医研究所立案暂行标准大纲》，本来旨在规范开展理中医教育与研究，由于不得不使用官方规定的“学社”字样，结果首先引来中医药界自身的批评。有人质疑中央国医馆说：“无端厘定不伦不类之名称，全舍学院、学校之名目不用，自贬其地位于学社、研究所，不独不能为国医力争上游，反足为摧残国医者改目，此真所谓大惑不解也。”[45]
不过，广东中医药专门学校后来率先恢复了“学校”名称，这与广东的特殊环境有关。从1931年起，广东政务大权集于国民政府第一集团军总司令陈济棠手上，他兼任国民党西南执行部和国民政府西南政务委员会常务委员。陈济棠支持中医，1934年曾联合西南政务委员会各常委为中医药致电国民党四届四中全会，提出“国医国药，实为一国之命脉所系”，[46]呼吁早日给予中医药法定地位。在他的主持下，广东省政府于1935年成立省立华南国医学院，也算是当时国内少有的公立中医学校，可惜次年陈济棠即因反蒋下野，学院不久关闭。
在陈济棠主政期间，被迫改名“学社”的广东中医药专门学校和广东光汉中医学校两校利用有利形势，积极申请恢复学校名称并得到重视。1935年，广东省政府指示教育厅审核两校状况，教育厅派出省督学林启权前往查看。林启权的报告说：
查该两校科学设备，除各种普通校具外，光汉中医学社有参考图书二千四百余册，生理解剖挂图五十余幅，药物标本三百四十余种，生理解剖及化学仪器共六百余件；广东中医学社有参考图书五千八百余册，另各种杂志等一千六百余册，各种医药挂图约五百幅，药物标本五百七十余种，人体解剖模型二十件，化学仪器一千一十余种，六百倍显微镜一架。校舍方面，两医社均自建校舍，并附设医院，供高年级学生实习之用。光汉医社建筑为普通楼房，广东医社礼堂、校长室等为平房，课室、办公室及医院全座为三合土建筑。
林启权另指出，由于没有中医学校课程规定，两校课程各不相同，并附录两校课程表上呈。教育厅查验后认为：“查中医课程，部章并无规定，该两学社课程，似可准予试验。”报告上交至国民政府西南政务委员会审核，1936年获批示如下：“该两学社应暂准恢复学校名称，由教育厅督促依照专科学校之规定，迅将各项设备妥为补充，以臻完善。”[47]
同年，经由中央国医馆代向西南政务委员会发函，“请分令广东、广西省市政府转令各厅司承认光汉、广东两中医学校毕业学生资格，一视同仁”，[48]也获批复同意。至此，广东中医药专门学校才算恢复了合法的“学校”名称，同时校名也改为“广东中医药专科学校”（“专门”学校是北洋政府的学制名称，南京国民政府1929年颁布《中华民国专科学校组织法》后均称为“专科”学校）。
1937年广东中医药专科学校上课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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