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0年代，全国中医药界一直为争取合法教育权利而努力，也得到许多知名人士的支持。1935年11月，国民党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南京召开，冯玉祥等26位国民党中央委员联合各省及海外代表55人，共同提出了“政府对中西医应平等待遇以弘学术而利民生案”，简称“中西医平等待遇案”。提案要求：一前经立法立法院通过之《国医条例》，迅予公布实施；二政府于医药卫生等机关应添设中医；三应准国医设立学校。[49]1936年，拖延多年的《中医条例》公布，中医获得法定地位。其中规定中医领证的条件之一是“中医学校毕业得有证书者”，这被认为是间接肯定了中医学校，中央国医馆馆长焦易堂说“今有上项条文，是设校不成问题”。[50]但是国民政府教育部门仍迟迟不予出台相关规定，中医药界不得不继续抗争。
1937年，国民党召开五届三中全会，焦易堂等53位委员等在会上提出“责成教育部明令制定中医教学规程编入教育学制系统以便兴办学校而符法令案”，会外则有全国各地中医团体的代表集会抗议以声援。广东中医药专科学校也向全会递交请愿意见书，题目为“请将国医教育列入学校系统送行政院令行教育部编列中医学校课程大纲”，并提出几点意见：“中医学校名称，法规经已明定，揆诸法理，新定之法规与旧法规不同者，自应以新定者为根据”；“中医设立学校，全国人民意见已趋一致，似应采纳舆论以昭公允”；“中医课程已大致就绪，可列学校系统也”；“中医教育当萌芽时期，正赖贤长官指导提倡。纵使设备或有疏略，课程未臻妥协，应请教育当局予以纠正，力图改良，庶国医有发扬光大之日。似不宜用学社名义，致令学子灰心。”[51]
广东由于路远，其请愿书是委托上海知名中医方公溥（原籍广东普宁）呈交的，时任代校长周仲房专门致电委聘方公溥为学校代表。亲赴南京的方公溥报告请愿经过说：“此次国医代表到京者数约卅人左右，上海方面共派代表四人……现正共同研究中。我粤远道，热诚参加，京中空气顿呈活动之象。”[52]“十三日匆匆晋京，集合各地代表，妥议请愿步骤，拟具请愿文件，经三四日之奔走，始得于十七早（三中全会第三天）提请愿呈文到中央党部，申请结果颇为满意……此次请愿代表数十人，另举六人亲向当局力争，弟叨我校之光，亦忝被举及。”[53]
据记载，当时推选的六位代表是上海唐吉父、杭州祝敬铭、湖南吴汉仙、江西吴琢之、广东方公溥、山东郝芸衫。他们到三中全会会场递交请愿书，全会组织机构派人接待，并接受请愿书转交全会主席团核阅。当时在南京的中医药团体代表还筹组“中国本位医学建设协会”，方公溥也积极参与，广东中医药专科学校成为九家发起团体之一。
中医界在场外的请愿产生了良好作用。国民党五届三中全会上，焦易堂等人的提案获得通过，议决移交中央政治委员会参考。不过后来中央政治委员会教育专门委员会在讨论落实该提案时，却认为：“查部颁医学专科学校行课目表并无限制，与原案所列基础学科及应用学科两相对照，科目大致相同，惟温病学与针灸学、按摩、正骨数种，不妨定为特别科目，开办学校时，准其向教育部备案。”结论认为可以参照学制系统相关规定办校，但“教学规程不必另定”。[54]中医药界的努力又功亏一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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