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医进修是当时国家的政策。1950年8月全国卫生工作会议总结报告提到:“至于中医的学习与研究机构,我们应该有两种形式:一种是中医进修学校,其目的为达到中医科学化,另一种是中医研究所,其目的为使中医的经验成果,得到科学的分析研究与整理,以充实医学的宝库。”[41]
让中医进修有多方面目的,而尽快使中医具备现代卫生知识,能够参加预防工作,无疑是最主要的动因。中央卫生部医政处处长鲍敬桓在回答“中医为什么要进修”时说:“过去之中医(甚至过去大多数西医),都只在作治疗工作,对预防医学的知识就比较生疏,不会做,不知道从何做起。中医要参加国家卫生工作,就必须先从医学的基础医学学起,才能担任起‘预防为主’的任务。”[42]
中医界出于投身社会服务的热情,对此也大体持欢迎和合作的态度。因而各地先后开设各种中医进修班时,不少中医均自觉并积极地参加。
1950年9月份,广东省根据全国卫生会议精神提出:“中医在中国历史久,在民间的基础深,有实际上的治疗经验,要加以积极的保存扶植,即是在发展与进步的基础上,加以保存扶植。要学习科学的理论,整理经验,办理中医进修。”[43]广东省制定计划,筹划进行中医进修工作。1951年春,广州中医进修班开学,广东省公共卫生人员训练所副所长潘劲夫在开学典礼上热情说:“今天中医的进修,是在广州卫生行政的历史上占重要的一页,又是在广州中医的历史上占重要的一页。”[44]
各地中医进修的情况不尽相同,广州中医进修班根据中南卫生部的指示,着重于预防医学,“对于公共卫生、传染病学、急救救护等希望受训之后能马上用,不过传染病学也不谈治疗”。[45]课目包括急救救护、生理解剖、细菌学、寄生虫学、传染病学、公共卫生学、医疗技术和政治学,完全是西医和政治课。
当时的中医进修虽然未由广东中医药专门学校负责,但学校教师也积极参与意见。如邓铁涛提出建议,认为中医进修可分三个级别,首先开设预防医学班,应付实际工作需要;其次开设基础科学班,学习必要的生理解剖知识;第三级进修,邓铁涛强调,应“结合到中医的诊断与治疗的比较”,“因为这一个时期学员对于新医学已打了一点基础,反照一下自己的治疗经验,一定会有所得的”。[46]他建议后期课程要有中医内科研究一门,着重有系统的讨论,旨在提高中医水平。但这些建设在短期的中医进修班中未能得到体现。
全国各地相继成立各种类型的中医进修班或进修学校,但由于没有统一规划,内容很不一致。1951年12月27日,卫生部发布了《关于组织中医进修学校及进修班的规定》,对进修班或进修学校的标准作了规定,其中关于进修学校的部分说:
广州首届中医进修班合照
为统一中医进修学校与进修班的组织及课程标准,经全国医政工作会议通过,政务院文化教育委员会同意,特作规定如下……中医进修学校为正式学校性质,须具备一定之教学设备条件,如学舍、化验设备、实习示教室,解剖室等,学员必须按照学制修完全部学程十二个月课程,始可结业。因此中医进修学校应结合当地较大医院或医学院的设备条件建立为宜。中医进修学校的课程为基础医学(包括解剖、生理、病理、医史、药理、细菌、寄生虫学),预防医学(包括公共卫生、传染医学),临床诊疗技术(包括内、外科、急救学、针灸疗法、组织疗法),社会科学(包括社会发展简史、新民主主义论、时事报告)等四种,可灵活配合讲授。[47]
至1952年,广东省已有26个市县正式开办了37个中医进修班,参加学员共计1 963人。[48]在此基础上,广东省中医进修学校于1952年11月开始筹备,12月正式成立。广东卫生厅宣传科长叶文秋兼任校长。学校是本着政府的任务而设立的:
广东全省的中医工作者为数约有二万二千人,分布于全省各地区,从事着医疗保健工作。对于劳动人民的健康,担负着一定的责任和起了一定的作用。为了贯彻毛主席“中医科学化”的指示,必须尽可能给他们以进修机会,使他们获得科学理论的初步基础,藉以逐步提高全省中医的政治和业务水平,以适应当前国家进行大规模建设工作的需要。我校面对着这个庄严重大的任务,于一九五二年十二月奉命成立。[49]
进修学校设立时,借用了广东中医药专门学校的教室和办公室作为校舍,广东省补助1 000万元用于办学。第一期招收学员60名,由省内各县遴选保送来校,他们大多是乡村开业医生,学校于1953年1月开课。师资方面,“完全依靠省市各卫生医疗机构及几个医学院校工作同志们,及一些热心中医科学化的医生同志担任授课”,教师来自中山大学医学院、光华医学院、省市人民医院及卫生防疫站等,广东中医药专科学校部分教师也参与了授课。
广东省中医进修学校
第一期授课加上实习或见习,学制共八个月。学习主要分三个阶段,第一阶段政治学习,为时一个月;第二阶段业务学习,为时六个月,课程主要依照北京中医进修学校及广东省卫生厅颁布的课程标准,共有24门,分别是:生理学、细菌学、寄生虫、病理、解剖组织学、药理学、医学史、诊断学、急救学、公共卫生学、简要针灸学、内科学、外科学、儿科学、传染病学、眼科学、皮花科、妇产科、耳鼻喉科、中医学术研究、正骨学、卫生政策法令或业务报告、中医进修组织管理;第三阶段是临床实习,为时二周。[50]这些课程受当时政策的影响而制定,侧重于西医内容,所以有学员认为“这是中医西医化的措施”,[51]但当时情况下亦不得不如此。
进修学员文化水平参差不齐,其中小学程度占36%,初中程度占60%,专上(注:指专科以上)学校(包括中医专科学校)的占3.5%。为此,学校在教学中提出以下教学原则:
第一期的教学原则是根据:系统性原则(即是事物内部的联系,课程前后衔接、各科彼此的关系)、量力性原则(即照顾学员的年龄特点—理解力强,记忆力差—文化水平不高,生活经验丰富)、自觉积极性原则(即破除学员的保守性,激发他们学习新事物的学习情绪,使之对新事物有所敏感)、实用原则(即基础服从临床服从需要,亦就是结合农村目前的需要,急速解决的医药问题,以及影响带动其他中医做好农村保健卫生工作),因而在教学方法上采取“多用多讲,少用少讲,不用不讲”,使到课程能够“精简扼要、重点突出”……[52]
“教材方面主要采用北京中医进修学校编辑的教材,没有现成的或感到不够充实的,则由我校与兼课教师商议编写讲义,有如急救、针灸等科都是自编的,其他不少科,如生理、病理、寄生虫都是由兼课的教师加以精简或补充”。[53]实验时由于缺乏设备,就向有关院校借用,并到西医院校实习。学校认为,这种形式“在广东历史上第一次打开了大学医学院、医院的大门,让中医生到里面去听课、作实习,初步消除了中西医之间的隔阂,进一步加强了广东中西医的团结合作”。[54]同时,认为对改变中医的思想和提高地位也有积极作用:
在这一期的教育中,由于进修学员参加防疫注射的实际工作,他们穿上了折色的工作服,携着科学的医疗器具,到市校进行防疫注射的实习,这种为人民保健事业服务的实际工作,使他们体会到中医科学化的必要和自己所负在肩的光荣,因而给与广东中医一个强烈的信心与鼓舞,亦大大削弱了广东中医界的保守落后思想,为全省中医进修工作,开辟了道路,同时亦改变了以往轻视中医的群众观感。[55]
1953年8月,第一期学员毕业离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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