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医，行医，论医

黄吉赓是江苏南通人，任上海中医药大学教授、曙光医院主任医师、全国老中医药专家学术经验继承工作指导老师，上海市名中医。黄吉赓的人生目标就是发扬中医，观其成长轨迹可分为中医学徒、中医学生、开业行医、中学西深造、医教研并行、探求新知以及成为一名硕士生导师，授业传薪。

（一）求学经历

1.药铺中的小学徒　黄吉赓从14岁起在父亲开的药铺里做学徒，在3年的学徒生活中，跟随父亲及药工学习了识药、配药、采购中药、中药炮制、制作膏丸丹散等药工的技能，了解中药的性味、功效，对一些常见病证也能“话病撮药”。耳濡目染中医中药的疗效，使他从小就对中医产生了浓厚的兴趣，立志长大要学习中医。17岁时当学徒生活结束后，他就向父亲提出要去学中医，当时由于家境还十分窘迫，没有钱供其就读中医院校，所以一开始父亲不同意，但黄吉赓坚持自己的信念，最终父亲答应了他的请求。

2.立志学习中医，“学贵有恒”　1946年黄吉赓考入由孟河名医丁甘仁的长孙丁济万开办的上海中医学院（前身为上海中医专门学校），成为第三十届学员，从此开始了学医行医历程。他说学医是自己选择的人生道路，而“学贵有恒”也是他这一辈子遵循的原则。

黄吉赓进入上海中医学院后遇到的启蒙老师是黄文东，黄文东是学校的教务长，也是他们的主要任课老师。当时所用的中医教材有学校自编教材《医纲》《内经》《伤寒论》《金匮要略》《温病》等经典著作，中药学、方剂学、妇科及部分西医基础课程。通过黄文东、阎以平、陈宝康等老师们深入浅出的讲解，受益匪浅。当时一二年级学生以课堂学习为主，到了三年级后，为了增加学生的临证经验，学校安排学生半日临床实习，他们每日上午要跟随丁济万临证抄方，学习丁氏医家的临床经验；下午为自修时间，主要整理上午所抄录的医案，以及读书自学。晚上则由黄文东讲授内科医案，通过医案的学习来学习中医的辨证思维方法。黄文东还为学生推荐《张氏医通》，该书所含病种齐全，又有理论，成为他们主要的课外学习书籍。在第四年，学校要求同学自己选择老师，黄吉赓选了丁济万为师，举行拜师仪式，但遗憾的是在1949年春，丁济万迁居香港，学校也因此停办，第三十届学生也成为学校的最后一届毕业生。通过在上海中医学院3年多的学习，为黄吉赓的中医生涯奠定了基础。

3.发展中医，“中西并蓄”打基础　1949年学成毕业后，黄吉赓在家乡浦东东沟镇挂牌开业行医，所诊病种以内科居多，兼有妇、儿、外科，在行医过程中，他感到所学的知识尚不足以应付临床上复杂多变的病情，故利用业余时间，参加西医进修班，学习相关知识，以求进一步地提高。经过一段时间的学习和临床后，他深切地感到中医药学博大精深，但长期以来只有世袭相传，如果不改变这种状态，中医难有发展和突破，更谈不上更好地为人民救死扶伤。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为了振兴传统中医药事业，党中央制定了“中医政策”。为了培养中医高级人才，1952年由刘少奇亲自签署举办全国首届中医药专门人员班。当黄吉赓听到这个消息后，毅然停办私人诊所，经过考试，他被录取入中央卫生部中医药研究人员进修班，到北京医学院医疗系再次深造，也是他人生历程中的第二次深造。虽然学的是西医基础和临床，但黄吉赓立志要学习和掌握西医学的方法和思路，为今后更好地继承和发扬中医学打好基础。通过5年的学习，于1957年学成毕业。他们这个班的同学来自全国各地，毕业后由中央卫生部统一分配至全国各地的中医机构、医学院校，大多数人都从事中医药文献整理和学术研究工作，促进了中医药事业的发展，推动了中西医结合工作的进展。

黄吉赓与同学合影

（二）衷中参西，科研创新

黄吉赓1957年在北京医学院学成毕业后，进入上海市第十一人民医院（上海中医药大学附属曙光医院前身）中医内科工作。

1.跟师学习，医疗科研并进　当时童少伯正在研究慢性肾炎的中医治疗，黄吉赓拜童少伯为师，虚心学习童少伯的临床经验，在临床工作期间，他还开展科研工作，从最开始的慢性肾炎的个案总结，发展到几百例病案的全面总结；在临床研究中，逐渐形成了积累资料—收集资料—整理资料—分析资料—综合资料的五步严谨的中医科研方法；黄吉赓认为中医药学的提高离不开中西医药的紧密结合。通过临床研究，在继承古代医家阴阳互根理论的理论和经验基础上，总结童少伯、黄文东运用中医辨证论治为主治疗慢性肾炎的方法，并结合西医学的实验室检验进行临床观察与疗效分析，从而阐明了慢性肾炎的中医学发病机制、临床分型和治疗法则，并在1959年完成了《慢性肾炎的中医理论和疗法》一书，其中有100例慢性肾炎病例的临床资料分析、慢性肾炎辨证论治规律阐述、慢性肾炎五种证型的探讨，及其发病过程中脏腑、阴阳的病机转化与相应治法。由于他的努力工作，于1960年获得上海中医学院文教方面社会主义建设先进工作者的荣誉。

2.合作攻关，新药临床研究　1966年黄吉赓调入急诊室工作，他努力投入新的学习和实践，很快地掌握了急症的处理常规和抢救技术。他在急诊工作中不断进行中西医结合的研究工作。黄吉赓参加了上海中药制药一厂的抗601片临床研究，通过调整组方，组成银黄片，用于治疗上呼吸道感染，平均退热时间为28小时，与抗生素对照两者效果相似，既提高疗效又降低了制药成本；在1966—1967年两个秋季，观察了地龙注射液治疗74例哮喘的疗效，肯定了地龙的平喘作用；在1968—1969年观察了抗炎灵（穿心莲提取物）治疗急性细菌型痢疾的疗效，并与氯霉素对照，抗炎灵的细菌转阴率显著高于对照组，得出抗炎灵具有较好的解毒止痢作用。在同事们的共同努力下，黄吉赓开创了中医中药在急诊室的科研先河，既有药物筛选，又有临床观察，形成了临床、科研、生产三结合的优势组合。

3.持之以恒，攻关肺系疾病　1971年初周恩来总理号召全国医务界攻克慢性支气管炎，黄吉赓再一次转变临床主攻方向，投入到研究呼吸系统疾病的行列中，进行了长期深入的临床和实验研究。1972—1976年通过对慢性支气管炎的临床研究，撰写了《泽漆的临床应用》《慢性支气管炎中西医结合辨证分型及其治疗探索》《学习辨证法防治“老慢支”——用中西医结合治疗老年慢性气管炎》等文章。在1977年被评为上海市卫生战线先进工作者。黄吉赓与西医同道合作研究的“慢支病人肺泡液巨噬细胞扫描电镜观察”课题（1976—1978年）获全国医药卫生科学大会奖；他参加的“用现代科学方法研究中医阴阳学说”课题（1974—1978年）获中央卫生部甲级奖；接着他又对中药地龙、泽漆及泽漆汤在肺系疾病中的应用价值和作用机制，进行了深入细致的研究，完成了《833例泽漆制剂治疗“慢支”临床观察》《1626例复方地龙片治疗“慢支”临床观察》《泽漆片的临床研究》《金匮泽漆汤在临床的应用》《泽漆止咳单体的临床研究》《泽漆的化痰峻泻成分的临床观察》等科研论文，并将复方龙星片、泽漆与泽漆汤作为肺系痰饮病证临床治疗所必用的方药，并制成了院内制剂。

1980年以后，黄吉赓开始进行慢性支气管炎的肾虚本质研究及补肾法的临床研究，通过对238例“老慢支”的肾虚本质及补肾益气药的疗效进行研究，初步肯定了慢性支气管炎肾虚与肺通气功能、雄激素、细胞免疫功能的降低有关，补肾药可改善这些功能的作用，撰写了《老慢支肾虚本质及补肾药的疗效》论文，在1987—1990年主持完成市级课题“慢性支气管炎的肾虚本质及补肾益气药的临床实验研究”，从临床、实验室和动物实验等方面进行研究，证实补肾益气药可以提高患者的细胞免疫功能和性激素水平，改善肺通气功能，此课题获1993年上海中医药大学科技成果三等奖。

黄吉赓认为他所以能取得在中医药科研与临床上的点滴进步，是由于具备了以下四个条件。

第一，科研工作基于临床。他具有8年病房、5年急诊、39年慢性支气管炎及哮喘不间断的临床工作，这为科研奠定了基础，也培养了他对中医药事业的深厚感情，可以说他所有的科研均离不开临床的总结和提高。

第二，持之以恒的工作精神。他接受各项科研任务，均全身心地投入，力求做得完美，如复方地龙制剂的研究经过5次修改，共临床观察1626例，现已成为治疗咳嗽、哮喘的常用中成药，如果没有静下心来，踏实工作，持之以恒的精神是不可能完成的。

第三，多学科合作。他认为中医药的深入研究必须加强多学科合作，要虚心向西医西药基础和临床工作人员请教学习，并积极争取和他们协作，例如学校的各基础教研组、上海第二医科大学（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前身）病理教研组、中国中医科学院药物研究所及生理研究所、上海内分泌研究所等，没有他们的加入，很多项目无法深入进行。

第四，有力的后勤保障。他认为后勤保障是全方位的，如及时提供临床治病观察所需的药物、仪器设备的正常使用、一定的人员配备、足够的资金支持等，只有这些得到了充足的保障，才能使研究者更安心地进行科研工作。若缺少以上任何一条，是不可能取得今天这样的成果。

（三）勤求古训，融汇新知

黄吉赓在曙光医院数十年中，得到丁甘仁学派的黄文东、童少伯、张伯臾、程门雪、张羹梅等诸位老师的教导，学习他们在查房中对病例的分析。他在业余时间对疑难病症反复向老师们请教，常可获得精辟的指点，正因为集众老师之长，使他在以后临床实践中得益匪浅，不仅提高了中医药理论水平，更是取得理想效果，并使他对《内经》和仲景的《伤寒论》等条文有了深刻的理解，这成为他一生努力的目标。他认为只有不懈地坚持中医药的继承工作，方可谈对中医药的发展和提高。黄吉赓在工作中，发愤学习，精研医经，上自《内经》，下及诸家，多所涉猎，尤对仲景经方、东垣脾胃学说、景岳重视阴阳互根的观点颇为推崇，并结合临床实践，探索疾病诊治规律，遣药组方擅用经方，灵活变通。

黄吉赓认为《内经》《伤寒论》《金匮要略》《温病条辨》《景岳全书》《张氏医通》《柳选四家医案》《丁甘仁医案》为对学习中医大有益处的书籍，是中医临床各科的理论基础和临证典范，这些有效的理论、有效的方法，可以有效地指导临床。对待中医书籍精读与泛读的处理上，黄吉赓认为应在泛读的基础上，通过临床实践，有针对性地选取相关内容进行精读，同时应注意内容的甄别，去芜存菁，以免引入歧途。然而有些问题，仅凭自己的知识，有时很难找到明确的答案，这时需要向有经验的老中医请教，与他们多沟通、多交流，每当前辈们讲解经典理论与临床经验时，他都是十分专注地倾听，往往可以令人茅塞顿开，有“听君一席话，胜读十年书”的效果。归纳起来，黄吉赓读书的核心思想，是遵循毛泽东主席“在战争中学习战争”的论点，在学习前辈老师的临床经验和学术思想的基础上联系实际，再重点复习有关的经典著作，并于医教研的实践中不断提高自己的中医素养。以下几点即是在临床中学习经典，从而受益终身的典型。

1.重视阴阳互根，应用于医疗实践中　黄吉赓回忆说他曾观察到肾病水肿和肺系痰饮病发展到一定阶段可出现阴虚，即当水肿消退后出现阴虚阳亢之象，一开始感到十分困惑不解，正束手无策时，黄文东分析此属阳损及阴的证候，不是用一般的培补脾肾治疗，应从阴阳两亏、虚阳上僭、下虚上盛方面考虑，宜用河间地黄饮子加减，取得显效，该方一直沿用至今。这也对他在研究痰饮病时，对“阴阳互根”学说有了更深刻的理解，他再带着问题重新温习了经典，《素问·阴阳应象大论》云“阳生阴长，阳杀阴藏”，即所谓“无阳则阴无以长，无阴则阳无以生”，此系“阳根于阴，阴根于阳”的阴阳互根学说。逐步体会到只有阳气生化正常，阴液才能不断增长，而痰饮水湿的产生均因“阳虚阴盛”之故，由于阳气不足，一方面阴液生成受阻，另一方面复加痰饮水湿的大量积聚及排出，可以在阳虚的基础上发展成阴阳两虚，或兼有阳亢的证候。当时在对慢性肾炎治疗中，童少伯时常告诫我们注意“壮火食气，少火生气”（《素问·阴阳应象大论》）的问题，他在肾病水肿消退后即停用“壮火食气”的附子、肉桂，进而改用“少火生气”的黄芪、党参。对肾病水肿消退后出现的肝肾阴虚、水不涵木、下虚上盛的证候，黄文东在应用加减河间地黄饮子时，就将方剂中的附、桂去除，而保留“少火生气”的肉苁蓉、巴戟天。童、黄两位老师运用阴阳学说指导遣方用药，使黄吉赓在治疗肺系痰饮病时，也收到了良好的效果。

2.遵《内经》标本理论，指导遣方用药　早在治疗肾病水肿时，童少伯就十分强调“急则治标，缓则治本”，黄吉赓在复习了《金匮要略·脏腑经络先后病脉证》中的理论“虚虚实实，补不足，损有余，是其意也”及《素问·标本病传论》“知标本者，万举万当，不知标本，是谓妄行”的论点，更明确了治病先明标本的重要性，本虚证宜补不足，反之则更伤元气；标实证宜损有余，反之则助长邪气，两者均会加重病情。要是逆反行事即违反了中医的治疗原则。黄吉赓在后来研究肺系咳嗽、痰饮、哮喘时，发现有各自的标实证阶段、本虚标实阶段、本虚阶段，而这个标本的分证法在医疗实践中比西医所制定的“急性”“慢性”“缓解”分期更为实用和有效，在实践得到成果的同时，数十年来黄吉赓对标本理论的应用也逐步走向得心应手，娴熟自如。

3.贯彻《脾胃论》思想，用于治疗始终　黄吉赓常提起，他在跟随黄文东查房中，体会到黄文东非常强调李东垣“内伤脾胃，百病始生”的思想，对脾胃理论有独特的见解，每当遇到重症出现“恶心、呕吐、无食欲并脉弦者”，认为是“脉弦无胃”，预示预后不佳。正如《素问·玉机真脏论》所指出：“脉弱以滑，是有胃气，命曰易治，脉实以坚，谓之益甚……为不可治。”《素问·平人气象论》也说：“平人之常，气禀于胃，胃者，平人之常气也，人无胃气曰逆，逆者死。”黄文东精辟地概括为劳伤重证“脉弦无胃”及“人以胃气为本，有胃则生，无胃则死，得谷者昌，失谷者亡”，对危重的虚劳患者见有脉象弦大而数者，他认为预后不良。这些思想对黄吉赓的影响很大，以至于他在数十年来治疗各种病证时，都十分重视患者脾胃功能，选方用药避免损伤其脾胃之气，时时注意顾护好脾胃之气，从而在治疗中收到了很好的效果。

4.学习前辈，研究《金匮要略》方药　黄吉赓在防治慢性支气管炎初期，发现应用小青龙汤治疗效果不佳，程门雪在上海防治慢性支气管炎的会议上讲述了《金匮》泽漆汤与射干麻黄汤在临床上的应用，并分析泽漆汤中九味药物组成了化痰、温开、清热、扶正四法，使他体会到张仲景在1800年前已制订了治疗慢性支气管炎的方剂，因为慢性支气管炎临床证候确实在不同阶段是有虚实寒热不同的表现。程门雪还分析了射干麻黄汤，认为射干麻黄汤是温剂中的平剂，对寒中夹热证为最好。在程门雪的指导下，黄吉赓运用《金匮要略》泽漆汤、射干麻黄汤治疗，取得了较好的疗效，从而突破了辨证论治的难关。并在长期的观察中，创制了平喘定哮系列方作为治疗咳喘病最常用的基本方。

后来黄吉赓在临床上遇到痰饮病证伴有以阴虚症状为突出表现的病例，在治疗时感到十分棘手，他就请教张伯臾，张伯臾认为此证是气阴两虚与痰饮并存，可用《金匮》麦门冬汤加味，益气养阴而化痰饮，通过张伯臾对《金匮要略》麦门冬汤方解的分析，使他对阴虚痰饮有了深刻的认识，从而制订了阴虚痰饮系列方，取得了较好的效果，且沿用至今。

之后又遇到“痰饮”与“支饮”并存的疑难杂症时，黄吉赓就根据张羹梅治疗胃病的经验，结合肺系痰饮的特点加以发挥，在治疗上取得了理想的效果。因此，黄吉赓认为只有继承好前辈的临床经验和学术思想，并长期持续地向前辈学习，虚心请教，再与临床紧密结合，方能在继承的基础上加以提高，而《金匮要略》至今仍是黄吉赓最常学习的经典之一。

总之，黄吉赓是按《实践论》中知与行的要求进行读书、实践、总结，知与行是两个完全不同性质的阶段。“知”是重要的，但“行”更重要。所谓“实践出真知”，没有“行”不可能达到真正的“知”，更不可能达到更高一级的“知”。认识永远不会停留在一个水平上，在继承中孕育成熟，到一定时候，新的认识会油然产生，新的理论和创新也会脱颖而出。所以尽早深入临床，尽早在多位前辈的指点下学会应用经典理论，汲取临床经验，这才是学好经典著作并得到不断深化的唯一方法，这是一个循环往复的过程，也是永无止境的。

（四）临证求真

在临床上，黄吉赓善于思辨，善于总结，形成了独特的肺系病证思辨特点和诊疗规律，来指导临床、科研和教学。主要特点是重视整体观，重视八纲辨证和脏腑辨证相结合，重视在探究病机的基础上同病异治，异病同治，方证相应。

1.咳痰哮喘首重病期轻重、寒热脏腑

（1）辨症状，断病期，分轻重：肺系疾病主要症状为咳、痰、哮、喘，黄吉赓非常强调辨症状既要定性又有定量，便于临床用于病历采集、记录和治疗前后疗效评定，定量为主要判断咳、痰、哮、喘的程度，用于疾病分期及病情轻重程度的判断，从而指导临床辨证用药。

（2）辨寒热，明疾病性质：寒热两纲，是辨病邪的性质，辨明寒热是指导临床用药的依据。在肺系疾病治疗中，如感冒、咳嗽、哮喘等，若不辨明寒热，往往会贻误病情。辨寒热，一般从全身症状来辨，如口干与否、二便情况、四肢冷热、舌苔脉象等，但肺系疾病辨寒热有其特殊性，即把痰色及咯吐难易，有无咽痛作为主要参考指标。

（3）辨脏腑，探病位深浅：肺系疾病根据病史的长短、发作时咳痰喘哮的程度及缓解期的症状，可了解病位之脏腑所在，定肺、脾、肾所属。在肺者，以咳为主，痰不多，无明显气喘或有哮不喘，能迅速控制，病情较轻；在脾者，咳而痰多，或哮喘经常反复发作；在肾者，咳痰甚而动则气喘，或见哮喘持续不解，缓解期也气喘明显，此属重症，对肾虚者，还需要详辨阴阳。

2.肺系病证舌脉辨证要点

（1）从舌苔察病邪，从舌质观正气：舌诊是黄吉赓在临诊中非常重视的部分，他认为舌象往往反映病邪特点，如寒热之属，夹湿、夹滞、痰瘀所现；舌质往往反映患者的正气盛衰，如阴阳、气血之偏衰。脏腑功能之强弱，舌象的变化往往反映病机变化、疗效好坏、脏腑功能的改善与否。

（2）结合脉象脉率，动态观察病情：黄吉赓在诊病时非常注重脉象和脉率的变化，往往两者相结合，动态观察，作为诊断病情、治疗用药的依据之一。例如，脉浮紧，多为外感风寒；脉浮数，多为外感风热；脉滑数，为痰热蕴肺；脉细弦，为病久邪退而气阴受损；脉细数，为心肺功能不足之象，等等。

（五）诊治思路十二定

黄吉赓认为临床应诊，首当确定病家主诉，重视病情演变发展，注意核心辨证分型，寻找疾病发生发展的原因和病理机制，关注西医学进展，制定中西医结合治疗的方案，并长期临床随访，结合养生保健，有利于对疾病控制以及预防复发。因此，确定肺系疾病临床诊治思路“十二定”，便于初学者入门。主要内容如下：定主诉结合定病势，定主症结合辨别病性病位，定病因病机，定既往史与用药史，定中西医结合双重诊断，定标本结合确定病期，定治则治法结合选择方剂，定药物结合剂量变化，定疗效结合随访，定治疗的进退守，定中西医结合方案，定保健养生方法。

（六）科研创新

在科研方面，黄吉赓分别于20世纪60年代中期，在急诊工作中，参加研制银黄片、抗炎灵的工作；20世纪七八十年代，参加防治慢性支气管炎的临床研究，研究地龙、泽漆和相关制剂的临床疗效；20世纪90年代，主持慢性支气管炎的肾虚本质及补肾益气药的临床研究课题。黄吉赓认为他所以能取得在中医药科研与临床上的点滴进步是由于具备了以下四个条件：第一，科研工作基于临床；第二，持之以恒的工作精神；第三，多学科合作；第四，有力的后勤保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