事业奋斗精神

（一）继承父业，立志学医

1919年5月13日，庞泮池出生于上海浦东一个中医世家，其父庞钰，为浦东名中医。早年曾师从奉贤县（今属上海市浦东新区）青村港名老中医翁陛臣，因学习刻苦，深得老师器重，常随老师出诊。对翁陛臣治疗危重病证之术，悉心钻研。从师4年后毕业，又被翁陛臣挽留代诊1年。尔后带着翁陛臣亲赠匾额回浦东三林塘悬壶。没过多久，以屡起沉疴而声名鹊起。

20世纪20年代的农村，既无医院，又乏西医，且中医亦不多，凡急性热病均请中医治疗。庞钰以治疗时证为擅长，每当热病流行之际，患者盈门求诊，病重者邀请出诊。他常常工作日以继夜，仅在坐轿出诊时靠在搁手板上打盹片刻以略是休息。诊病开方，不分贫富，不避亲疏，一视同仁。遇贫苦人家，常免诊费，并自制“避瘟丹”“陈年佛手”“陈醋大蒜”，出诊时放在轿中，以备急用，不另收费。对于父亲“病家有难，一心赴救”的一点一滴，庞氏从小耳濡目染。

庞钰有一儿一女，庞夫人为爱女取名“泮池”，相传古代学人要赴考场，先要绕过一个池塘，此池塘名为“泮水”，庞氏望女儿今后读书成才，故取此名。也许是随了母亲的愿望，庞氏自幼聪颖，酷爱读书，9岁开始读《岳传》《说唐》《三国志》。到了10岁，读起了《东周列国传》，书中文言文艰涩难懂，可庞氏还是爱不释手。16岁她念高一那年，不慎患上了“绞肠痧”（急性阑尾炎穿孔），父亲予她服《金匮》中“薏苡附子败酱草汤”加“六神丸”，每次10粒，每日3次，10日后腹痛减轻，寒热退净，唯腹中如盘大硬块不消，又用当时名医丁福保自制的“安福消肿膏”外敷，日换一膏，加热熨，肿块日渐缩小而消，庞氏病愈兴奋不已，暗叹中医中药之神力，自翻医书，求其道理。次年不幸又染上疟疾，休学在家，也是服用中药偏方而愈，亲身经历使庞氏喜爱上了中医，立志要像父亲一样，做一名受病家爱戴的好医生。此后，她便辍学，随父亲学医，与另外三位学生一起，侍诊左右，出诊抄方。庞氏跟着父亲学医德、学医术，勤奋不倦。庞钰精通医理，用方大胆灵活，不拘经方、时方，他常对庞泮池说：“仲景治热性病应用六经辨证，叶天士治热病用卫气营血辨证，实为仲景六经辨证之发展，我国地区辽阔，各地气候生活习惯不同，经受六淫之邪不同，复加人之体质禀赋各异，强弱不等，感邪后出现的症状寒热有别，传经循越等均不尽相同，安能囿于经方、时方，而误人性命耶！”又曰：“治病如打仗，必先摸清敌情，病邪如敌人，定要了解其病源，辨寒热虚实，阴阳表里，如对产后病，常有‘产后宜温’之说，实则产后温病，如属热象，亦不应拘泥此说。”庞钰还主张治病必求其本，症状只是现象，是标，必须绕过证候、脉象、舌苔追其本，并且特别重视脾胃，曾告知庞氏：“李东垣创立脾胃论，对后世医家有很大启迪指导作用，李氏云‘脾胃元气既伤，而诸病之所以由生也’。脾胃与肺、肝、肾关系密切，脾胃一虚，则肺气先绝，固脾为气之本，脾胃虚损，肾之阴寒之邪上侮，脾胃虚衰，则肝木之气横逆，遂致百病由生。”这些辨证思想和谆谆教诲，对庞氏有很深的影响，以至于在她以后几十年的行医生涯中，不拘门户，大胆创新，以临床疗效为第一，治病求本。重视脾胃为她诊疗的特点。不仅如此，庞氏还继承了她父亲一丝不苟问病情的临证特点，对一证一候之变，都极仔细地观察分析，并在病案辨证中不仅引经据典，还将辨证之理、处方用药之理一一陈述，以及有亲写病案的医疗作风。

（二）勤奋钻研，厚积薄发

庞氏跟随父亲临诊，或上门医治，边抄方边自学医书，不懂就问，勤奋好学，刻苦钻研，进步很快，不久就能自开药方，诊治疾病。然而“学海无涯”，有道是“学到用时方觉少”，她一直盼望能有一个系统学习的机会。1937年，抗战开始了，庞氏一家逃难到上海。当时国难当头，许多学校都面临关闭，学生星散，教师也纷纷避难于租界，通过熟人介绍，庞氏考入黄陂南路杨澹然开办的“国医专修馆”学习中医，主修《金匮》《内经》《伤寒》《温病》。1年后，又考入“上海中国医学院”，系统学习中医四大经典、中药、方剂和西医生理、病理。她除了在校学习理论知识外，还利用课余时间在校外拜师多位，以丰富知识，开拓思路。她首先拜师在原“苏州国医学院”院长王慎轩门下，学习《金匮要略》，王慎轩严格赐教，每周日下午4～6点复习旧课，6～8点教新课，前一次所教要文，不仅要熟背如流，还要讲出条文的医理、区别。学习2年后，她又从名医余无言学习《伤寒论》1年，熟读经典，并深谙其理。大学三年级时，上半天上课，下半天实习，为学以致用，她又拜师名医章次公。章次公擅长内妇专科，博学多才，谦恭随和，喜用经方治病，庞氏亲眼目睹一妇人血崩，气随血脱，生命垂危，章次公用“独参场”回阳救逆，救其一命。又见一孕妇妊娠8个月，黄疸昏厥，大便不通，章次公用《伤寒论》中“茵陈蒿汤”加“生大黄”灌服，顷刻便通人醒。跟随陆渊雷，庞氏看到其用《伤寒论》中抵当汤治疗蓄血证：一男孩，热饥交加，食大量冷饮后，腹痛如绞，拒按，继而昏迷，陆渊雷用水蛭、虻虫、大黄、桃仁四味煎汤灌服，只见便下如墨，量多如涌，人渐苏醒，但依然身如燔炭，再用葛根芩连汤徐服，热渐退而愈。这些生动的事例使庞氏更深地体会到辨证准确和经方的威力。在祝味菊老前辈那里，庞氏学会了如何用“附子”，如何寒温并用，即在用热药时加用凉药。附子是一味燥热之药，生用且有毒，一般用量不过9g，可被人称为“祝附子”的祝味菊，一剂药中附子用量大到30g，但他同时加入性味寒凉的磁石、芍药以制约附子刚燥之性，而使药力相得益彰。余无言学过西医，后转学中医，对经文辨证非常详细，并尝试用西医理论解释中医。庞氏从他那里学到中西医结合的治疗方法，特别是西医诊断与中医治疗方面，为她以后衷中参西、辨证辨病相结合奠定了基础。有空时，庞氏最喜欢阅读的是《丁甘仁医案》，丁甘仁经方、时方灵巧结合，变通出新的思想，给了她很大的启迪。

大学短短的3年，庞氏自寻名医拜师六位，得到诸位老师的言传身教，精心栽培，这些德高望重的老前辈，除了医术高超，医德也高尚，他们急患者所急，不分贵贱，一视同仁的大医道德，给了庞氏很深的影响，使她把“患者第一”作为自己终身行医的座右铭。

（三）大胆实践，攻克难关

庞氏大学毕业以后，回浦东三林挂牌行医，由于父亲的声誉，加上自己踏实勤勉的工作，患者很快接踵而至，络绎不绝。但当时国民党政府歧视和排斥中医，关闭中医学校，取缔中医机构，使庞氏所学之术仅能在乡里为患者服务，得不到更进一步的发展和提高。

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了，为了人民的卫生事业，党和政府制定了一系列保护发展中医中药的方针政策。1954年颁发了《关于改进中医工作的报告》，市区各级医疗机构设了中医业务，有的还设置了中医病床，并吸收大批中医人员进入国家医院。整个中医事业犹如枯木逢春，显示了蓬勃的生机。就在这个时刻，庞氏和她的父亲在党的政策感召下，先后毅然放弃自行开业，进入上海市卫生局创办的“上海市中医门诊部”工作。1954年她调至上海市第十一人民医院（即曙光医院前身）工作至今。

在曙光医院，最初庞氏在中医内科工作，大概因她是女医生的缘故，大多数妇女病患者都涌到她的案前，渐渐地她以治疗妇科病为主了。

20世纪50年代，这是一个说到“癌症”就谈虎色变的时期，由于生活水平较低，妇女自身卫生保健的知识缺乏，加上医疗预防措施落后，使宫颈癌的发病率相当高，虽然西医对早期病例有手术和放射治疗，但对晚期患者却毫无办法。1953年深秋的一天，一位复发性晚期宫颈癌患者被西医认为“放疗不敏感，又无法手术”，怀着一线求生的希望，慕名赶来找庞氏，一见面声泪俱下：“庞医生，救救我！”强烈的同情心和责任感使庞氏无法拒绝她的要求，当时患者带下如水，夹血，阴道内见菜花样新生物，低热绵绵，腰酸如折。庞氏先用《伤寒论》中“柴葛解肌汤”清热利湿效果不明显，后考虑到肾虚症状明显，改换药路，用补肾固涩为主，借《千金方》中“赤石脂禹余粮丸”，加益肾补气养血之品加减，1周后，热退带下减少，出血止，嗣后1年余长服用此方出入，带下止，腰酸亦瘥，精神好转，在本人要求恢复工作前行妇科检查时，发现阴道内菜花样病变竟全部消失，局部活检呈阴性。

这个意外的成功当时引起很大的震动，1956年，庞氏被评为“上海市先进工作者”，卫生局领导得知这个消息后，非常重视，党委书记何秋澄提供给庞氏科研费2000元，专门研究“中医中药治疗晚期癌症”。

1957年，一位晚期鼻咽癌颈部淋巴结转移的患者已失去手术机会，庞氏获悉有一张民间偏方，由砒霜、水银、土茯苓、蝉蜕、防风等6味药组成。庞氏请医院中药师，将6味药的毒性处理后，煎制成丸，每日6粒，分2次服。由于药物的反应，患者一服药即出现血尿，但3日后颈部肿块明显缩小，经过2个疗程的治疗，肿块消失，再未复发。虽然1年后患者因癌细胞脑转移而病逝，而这个大胆的尝试为中医治疗晚期癌肿，延长患者生命开创了一条新路，使已经绝望的晚期患者又有了新的希望。

从此，患者纷纷慕名而来。1956年，庞氏和上海市肿瘤医院（今复旦大学附属肿瘤医院）合作，外用放疗，内服中药，中西医结合治疗晚期宫颈癌，撰写《中医中药治疗60例子宫颈癌的研究》，在国内较早提出应用辨证分型对晚期宫颈癌的医治，将宫颈癌分为：下元虚寒型、中气下陷型、湿热下注型、带下瘕聚型四型，并初步摸索出温肾固涩法、补中益气法、养阴清热法、软坚散结法等治疗规律。同时，应用中医学有关理论，阐明本病的病因病机，该论文曾参加1959年天津召开的全国首届肿瘤会议上宣读，并登载于《中华妇产科杂志》1960年第二期，此后通过临床观察，不断总结经验教训，先后撰写10多篇专业性论文，在全国性学术会议和专业杂志上发表。

妊娠中毒症（妊娠高血压综合征）是一种产科中严重威胁孕妇和胎儿生命的疾病，当时，西医大多用“硫酸镁”治疗和对症处理，有时疗效不理想，庞氏希望中医中药在这方面有所突破。1962年，庞氏又致力于此病的临床研究，她一边勤求古训，翻阅大量的古代文献，从《金匮要略》《全生指迷方》《妇人十全良方》《济阴纲目》等书中查找中医学对本病病因病机的解释，以及方剂的记载；一边结合自己的临床经验，反复探索。庞氏认为：妊娠中毒症患者大多数母体阴血不足，脾虚失运，怀孕后血养胎儿，肝失血养，脾虚则湿困，根据症状可分为六型：一为脾虚湿阻，肝阳上亢型；二为肾阴不足，肝阳上亢型；三为心肝火旺，肝阳上亢型；四为肝肾不足，肝阳偏亢型；五为脾肾阳盛，肝阳偏亢型；六为上盛下虚，火不归原型。通过辨证施治，对重病患者进行中西医结合治疗，大大提高了临床疗效，为中医中药治疗产科重症提供了有效的经验。

此外，庞氏还坚持不懈地对其他妇科疾患，特别是一些常见病及多发病进行临床观察及研究。比如盆腔炎，西医除了在急性期用抗生素治疗外，对慢性盆腔炎妇科检查时两侧附件增厚或炎性包块形成反复发作者却少有办法，庞氏摸索出在急性期以清热解毒为主，创立“银翘红藤汤”，并改进中药剂型，用“中药西服法”，即一日中2剂中药煎4剂，6h服1剂，使疗效提高，从原来需3日退热，逐步缩短到12h退热；慢性期以活血化瘀消瘀为主，创立了“棱莪消结汤”（此二方后被编入全国教材《中医妇科学》中），并根据患者体质禀赋不同而辨证施治，对反复发作者，庞氏认为此系虚实夹杂，特别重视在炎症控制后扶助正气，提高免疫力，使“正气存内，邪不可干”。

（四）临床科研，推陈出新

1976年，一声“春雷”，粉碎了“四人帮”，结束了十年动乱，大地复苏，万物吐绿，庞氏又回到了自己的工作岗位，为患者诊病处方，像是要追回失去的光阴，她更加忘我而努力地工作。1978年曙光医院中医妇科和西医妇科合并，上级委派庞氏担任科主任，她团结西医，组织科内开展了“计划生育”“闭经”“子宫内膜异位症”等专病专题的临床研究。而她自己继续对诊治“妇科肿瘤”进行了研究。

子宫肌瘤是一种妇科的常见病，发病率高达25%～30%，虽然为良性肿瘤，但因伴有月经过多、腹痛、盆腔肿块压迫症状，甚至出现严重贫血、心功能障碍等，给患者带来了很大的痛苦。庞氏根据自己多年的临床经验，总结出子宫肌瘤应分阶段治疗，经行时益气养血，化瘀调经；经净后化瘀消癥，软坚散结。为了方便患者长期服药，改革中药剂型，庞氏将两张验方制成中药片剂，取名为“子宫肌瘤Ⅰ号片”，平时服用“子宫肌瘤Ⅱ号片”，经期服用“养血止崩煎”，取得良好的临床疗效。1977—1978年1年内庞氏观察23例子宫肌瘤患者，有效率达78%，症状减轻，经量减少，肌瘤减小。20年来，这三种药一直有效地运用于临床，外地、边疆，甚至国外的患者都争先恐后前来邮购。

与此同时，妇科恶性肿瘤的病例也日益积累，1979年庞氏与西医陈秀廉医师共同开设了“妇科恶性肿瘤专科”，主要对西医手术后放化疗的患者和晚期癌不能手术的患者，从中医辨证施治，并不断总结经验，撰写论文《中西医结合治疗卵巢癌12例报告》，参加1980年在上海召开的“第一届全国中西医结合肿瘤会议”。以后，随着西医“癌细胞减灭术”的开展，晚期卵巢癌患者都能不同程度地接受手术，切除大块病灶，再辅以放化疗。然而新的问题又出现了，化疗严重的不良反应使许多患者不能完成预定的疗程，从而影响治疗效果。庞氏根据形势的需要，把中医治疗的重点，从过去单用中药治疗晚期癌转移到中西医结合治疗，以扶正为主，提高机体免疫力，减轻放化疗反应，帮助患者顺利完成放化疗疗程。1986年，她与上海市肿瘤医院合作，对卵巢癌术后患者按症状不同分为气虚、阴虚和气阴两虚三型。化疗时服中药扶正，减轻反应；化疗间隙期中药扶正加抗癌，并同时测定服中药前后的免疫功能。此后她撰写了论文《中药益气养阴减轻卵巢癌术后化疗的反应》，参加“第四届全国中西医结合肿瘤会议”。为了进一步证实中药治疗的科学性，庞氏孜孜不倦地学习西医学知识，不断地充实自己，并不耻下问，虚心向西医同道学习。1986年她和张丽英、陈秀廉医师一起，通过小白鼠动物实验，以证明她的验方益气煎确实能促进小白鼠化疗后白细胞的恢复，撰写了论文《益气煎对化疗后小白鼠周围血象中白细胞影响的实验》，参加1987年在上海召开的“中医国际会议”。1989年，她担任博士生导师，带领两位研究生，进行中药对卵巢癌术后雌激素受体T细胞亚群、DNA含量影响的研究，把中西医治疗卵巢癌的研究从临床观察提高到细胞分子学的水平，在国内达到了领先地位。1990年，她应日本“东洋传统医学会”的邀请，赴日本广岛出席“东洋医学会传统学术会议”，就“中西医结合治疗妇科恶性肿瘤”与到会者进行学术交流，为进一步的研究开拓了思路。

20世纪80年代到90年代，是庞氏临床与科研双丰收的年代，除了研究妇科肿瘤以外，她同时又致力于不孕症的临床研究。当时研究不孕症的医家很多，有提倡补肾的，有提倡活血化瘀的。庞氏查阅了大量的古代医籍，从《周易》《山海经》《神农本草经》《内经》，到以后各年代的医家著作，从古人对女性生理、解剖，不孕的病因病机、治则、方药到西医学对女子不孕的病因、检查、诊断和治疗，一一探讨，结合自己多年的临床实践，总结“五不孕”“周期治疗”和“内服外治相结合”等。鉴于女子不孕中的60%～70%是由于输卵管因素所致的原因，1984年她招收硕士研究生，专门研究“输卵管阻塞性不孕”的中医治疗，27个月内，累积观察40例患者，服用庞氏经验方“通管汤”，妊娠率达54%左右。动物实验提示：通管汤能改善组织细胞代谢，抑制成纤维细胞增生，减少炎细胞浸润，还能降低血液黏滞度及血细胞聚集性，从而增加局部血流量以纠正炎变条件下的血循环障碍，促进炎症吸收，促进机化块溶解。庞氏的研究生所写相关毕业论文《中医药治疗输卵管阻塞性不孕的临床及试验研究》获上海市科技成果奖。庞氏还与理疗科合作，撰写《中国传统药物电离子穴位透入治疗女子不孕症的观察结果》一文，被收载于《中医杂志》英文版1984年第四期。

除了潜心钻研中西医理论，使之活用于临床外，庞氏还非常虚心地向同道学习，取长补短，丰富自己的学识。1983年南京孙宁铨提出“中医周期理论”，庞氏阅后觉得很有道理，符合西医学提出的女性生理内分泌的理论。在经前、经期、经后、行经四个期中，掌握肾阴肾阳的消长平衡，气血的藏泻规律，辨证辨病相结合地治疗月经病，确实提高了临床疗效。在1986年庞氏撰写的论文《中药周期治疗月经失调》一文中详尽地阐明自己的治疗观点，将“中医月经”的理论更加临床化了。

在“文革”后的20年中，庞氏就是这样惜时如金，边干边学，不断地充实自己，时时注意医药学的发展，在遵循古训、辨证论治的同时，结合西医药学有关理论和诊断方法，发展中医辨证，提高临床疗效，并经常总结经验和教训，以进一步推动医疗工作，提高理论水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