乐斯故忘疲

姚承济

一

先父姚志恒（1911—1979），字贞白，行医以字名，出生于一个世代中医家庭，为姚氏医家第五代传人。自幼即接受家族式的医学和文化传承教育。在青少年时期，不仅精于医学，还在祖辈、父辈的熏陶之下，熟读四书、五经、《诗经》《周易》《史记》《韩非子》《老子》《庄子》、楚辞、唐宋诗词等。深厚的国学修养对他掌握古典医籍帮助甚大，对他传承中医学术更是发挥了重要作用。

1918—1928年，先父就读于云南省立第一中学，并于1928年以品学第一毕业于云南省法政学校。

时值北伐战争，军阀割据，时局混乱，法政学校内较为激进的法政派与保守的圆通派为中国命运的去向发生剧烈的争执甚至冲突，先父和法政派的校友们一起做了许多有益于社会变革和科技救国的宣传工作。

为完成他青少年时代早已向往的游学生涯，1929年秋，先父从昆明出发，乘火车经河内、海防，又转乘海轮至香港、广州，北上经上海、山东到北京，历时近2年。此行他饱览了祖国的壮丽河山，同时也亲眼目睹了中国人民在战乱、贫病交加的生活中痛苦挣扎的景象。由此开阔了自己的胸怀，磨炼了意志，一种悲天悯人的心情在心中油然而生，他立志仿效先辈医学家们三折肱始为良医的坚忍不拔精神来完成自己的人生和事业。从他在山东、河北等地游学时寄回的家书中充分体现了这种情怀。

“黄叶人家，芦花天气，过门秋水成湖。携樽船过，帆小入孤蒲。谁识天涯倦客，野桥外，寒雀惊呼。还惆怅，霜前瘦影，人似柳萧疏。愁予，空自把乡心寄雁，泛宅依凫。任相逢一笑，不是吾庐。劫后沧桑，疮痍遍地，病疾真堪苦。访庐山杏林，濒湖本草，为民悬壶。”（《游山东济南大明湖长短句抒怀》）

游学期间，在大江南北结识了许多良师益友，并深受孟河学派“治学崇尚实际，反对不着边际空谈”的影响和启迪。

在北方各地，先父学习了北派温热学说要旨，并在中央国医馆观摩北京名医施今墨等医林名宿的就诊业务。1931年夏，返回昆明。

二

先父游学返昆后，旋即着手行医。在长期临床实践中逐步总结形成了一整套“以阴阳气血为整体，气化原理为辨证线索，因地、因人、因时为治疗特点”的学术风格。

先父早年善治时令病，晚年更精于内科、妇科诸疾。他析理精透，法有常变，医理处方时有创新。他批注《黄帝内经》30余年，深悟“百病生于气”之旨，特别注重机体三焦气化的演变过程，并对“气”的概念作了精辟的论述：“气是人体宝贵的精微物质，在正常生理状况下，它流动，升降，循环于机体上下、脏腑经络内外，起到营养、维护、调节并促进人体各项生理活动功能的有益作用。”

1958年夏，时昆明市长潘朔端因案牍劳形，伤食受寒，脘腹胀满、疼痛。医院诊断为急性肠梗阻、肠套叠症，即施外科手术，但症未减。再做二次腹腔手术，症情依旧。后约请先父会诊，认定是脾阳失运，寒湿积滞，气机壅塞，法当理气温中、芳香透达，和胃宽肠。用自拟方七香汤急服。连夜三服后，清晨腹中雷鸣，矢气频传，胀满已减半矣。先父认为，此气机疏利，为脾阳复苏之佳兆。上方加通便药，两服后，中午腑实得下，中有硬结黑粪数枚。脘腹顿觉轻舒，诸恙豁然若失。先父认为，患者两番手术，中阳疲惫，气滞于内，无力温煦、运化、传导。虽有腑实，岂可不虑消夺真元而妄行峻下攻逐？须洞察癥结，从气化原理着手，因症立法，按法制方，急投七香汤，枢转气机，温暖五脏，宣通六腑，旋解壅塞之危。

先父于妇科诸疾，首重调理肝、脾、冲任，认为“妇女以血为本，血生于中，统于脾，藏于肝，注于冲宫，赖任以养。血因气而动，肝有疏泄调达之功，脾具温煦散精之能，冲有渗透之力，任具当养之权。立法之际不骤补，不猛破，不过用寒凉，不偏于辛燥。从阴阳气血整体出发”。治疗时以温宫养血、调益冲任、枢转气机见长。1948年春，昆明木行街杨姓妇，婚后5年不孕，急而投医，杂进温补，遂令经汛全断。友人介绍先父往诊，认为是“气血壅塞，肝脾冲任受损之候”，投桃红香附台乌逍遥散，并告知经汛旬日可待。预后果如其言。5剂后经至。续进姚氏资生丸30余丸，岁底顺产得子。

先父深悉中医“天人相应”之理，重视四时非令之邪对人体气血的危害浸淫。他拟创“清宣疏化”为昆明地区四时节令疾病祛邪大法。春三月宜“辛凉清化”，创方薄荷饮；夏三月宜“芳香疏利”，创方藿砂散；秋三月宜“滋润清化”，创方玄麦桑叶汤；冬三月宜辛温疏利，创方葛根防风饮。1935年，先父与胞弟姚济在父荫轩公指导下，总结姚氏四时表证用药规律，创制“姚济神效散”，主治四时感冒，六淫侵袭。抗日战争时期，滇军赴台儿庄与日寇作殊死战斗，在阵亡将士遗物中，均发现两种药物，一为“云南白药”，一为“姚济神效散”。1950年解放大军进昆，在军政宣传资料上曾有“伤风感冒找姚济”的记载（“姚济”指姚济医药室）。

三

周恩来总理对先父以及姚氏医学的关怀，不仅激励着先父以精湛的医术服务人民大众，也激励了姚氏后人大力弘扬祖辈医学的精华。20世纪60年代，陈毅副总理出访归国，至昆时感当令之寒，特请先父诊治。先父乘车至震庄，看到在等候他的竟是敬爱的周恩来总理。总理在寒风中精神矍铄、光彩夺目的风貌使先父终生难忘。总理对先父说：“请姚医生来，麻烦你给陈老总看病，他吃了羊肉又感冒，请你帮他看看。”先父诊脉毕，认为是太阳经气受寒，中焦气滞，传导分利失司之候，遂回复总理说：“不碍事，这是内伤外感，用两剂药就行了。”处方葛曲防风饮一剂，三服毕，次日陈毅副总理恢复健康。总理很高兴，亲切地对先父说：“我几次路过昆明，早就听说你们姚家以医术闻名，你除了日常工作外，应当把你们姚家的学术经验整理出来，为广大的人民群众服务。”先父铭记总理教导，待人处事更为谦虚谨慎，亲自带领医疗队赴边疆、工厂、农村巡回医疗，为厂矿农村培训了大批医护人员，并着手编撰《姚氏医学源流》《姚贞白医案》《巽园医话》等著述。

四

先父除毕生致力于医疗业务外，他对整个中医药事业的继承发展更是倾心关注。

早在1928年，先父在其父荫轩公指导下，与弟姚济在正义路马市口及翠湖海子边创建“姚济药号”。1941－1948年又先后在马街、苏家村、市区云瑞北路、正义路下段创建“姚济医药室”。“姚济药号”“姚济医药室”在昆明20多年，先后培养出中医师和中药师40多位，新中国成立后，这些医药工作者有的担任卫生行政领导工作，有的成为全国、省、市、区级的名中医和著名中药剂师，为中医药事业的发展起着积极的带头作用。

20世纪30年代，祖父荫轩公出任旧政府滇黔中医师考评处处长，40年代由先父代理处长，后任处长职务，录取了大批具有真才实学的中医人士为执业中医师。先父通过与时任云南省主席龙云、卢汉等政要诊病之便，为争取维护中医药的合法权益，中药的采购、集散、定价，培养造就中医药人才等方面做了许多有益的说服、争取工作。

1954年，先父任昆明市卫生局副局长，主持中医药工作。在党和人民政府的关怀下，为筹建昆明市中医医院，与当时昆明市卫生局、昆明市第四门诊部党政领导一起作了大量工作，初步构建了内科、外科、骨科、伤科、针灸科、妇科、儿科、痔科等临床科室及中西药房等职能部门较为齐全的医院规模。一代名医姚贞白、苏采臣、钟辅臣、孙秀英、张琼美等毫无保留地将家传名方、名药、医疗用具、花木无私地捐赠医院。并聘请素享盛名、医术精湛、医德高尚的名中医李继昌、康臣之、姚仲逵等在院坐诊，使昆明市中医医院从开始起步之际就走上了健康发展的道路。经过50多年几代人的努力，现在昆明市中医医院已是名医荟萃，人才济济，特色突出，技术精湛，功能完善，科研硕果累累，成为集医、教、研、防、康复、健康咨询、社区医疗为一体的全国示范中医医院、三级甲等医院、昆明地区十佳医院。先父和前辈医学家们地下有知，可以含笑九泉了。

1957－1960年，为培养中医专业人才，昆明医学专科学校成立中医班。先父除主讲《黄帝内经》、妇科外，并为学习班邀请云南中医名家吴佩衡、康承之、姚仲逵、李筱圃、管正斋、陆巨卿等授课。这是新中国成立以来，昆明医学本科学校师资力量最强、授课内容最丰富的一次教学。更为重要的是，它倾注着前辈医学家为中医学术发展、对青年中医寄予的深切希望。该班学员没有辜负名师的教导和培养，1980年后，陈菊仙、苏藩、沈家骥、张希禹、马显忠、姚承祖、管遵和、黄维治、吕翔龄、任亮卿等已是云南的著名中医学家、荣誉名中医、教授和著名主任医师。

1960－1963年，云南中医学院、云南省卫生厅成立中医学术研究中心领导小组、云南中医学院医经教研组，先父均担任副组长职务，为培养我省中医、中西结合医、中医师资人才作了大量的教学工作。

1960－1966年，省卫生厅决定抢救著名中医学家学术经验，安排省内名中医带徒，姚承济、姚克懿、王颐芳、丁忠良、李鸿、吕仲伊、蒋宗德、张钟珣、徐声玉等拜师先父门下。在先父精心培养下，1964年先后出师。这批中医人员也都成为省、市中医的中坚力量和学科带头人，王颐芳成为港澳地区的知名中医。

1963年，先父及市中医学会主持并扩大至全省的“冬不藏精，春必病温”的学术研讨会，活跃了中医界学术气氛，提高了广大中医药人员的学术水平。先父主持并主办大型的中医学术讲座及每年的论文评审奖励交流，一直持续至1976年。

1960－1966年，先父在担任省、市政协委员及人民大会代表期间，为中医药事业的发展，诸如中医药学术的深化，后备人才的培养，名老中医带徒，中医技术职称的评定，中医院校的完善、管理，中药材的栽种、加工炮制，中成药的制作，新药的研制开发以及中医药如何走出国门为世界卫生事业做出贡献的议案和提案，均得到省、市人民政府的高度重视。尤其是1964年当选第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后，更觉得这项事业的紧迫性和重要性。他将长期以来总结、整理、继承、发展中医药事业的观点、方法、有关政策和法规的修改，补充完善，整理为系列提案，提交大会，得到中央卫生部、农业部、教育部门的首肯和好评，并派专人与之联系，可惜后来这些材料尽然遗失了。

先父在从事中医药事业的行政事务中，从未放松过自己的业务和学术研究。1956年他的论文“祖国医学对世界医学的发展和贡献”在北京召开的第一届全国中华医学会学术交流大会上发表。1977年他曾两次中风，恢复后仍然坚持参加朝鲜东医代表团访问昆明的学术交流会。当时省政府部门安排他为首席交流发言人，与朝鲜医学家就糖尿病、脉管炎等病证的诊治进行了交流，得到中外医学家们的高度评价，并受邀准备翌年率云南医学代表团访问朝鲜。但因操劳过甚又复发中风，已卧床不能成行。

1978－1979年，在省、市卫生厅局及昆明市中医医院的领导下，成立了姚贞白学术经验整理组。1980年1月整理出版了《姚贞白医案》，而先父已于1979年7月病逝，憾未能亲睹其著。

五

20世纪80年代初，时全国人大副委员长楚图南在一次谈话中提到：“你们姚家，不仅医术精湛，而且医德也很高。以医德著称的有北京的同仁堂，杭州的胡庆余堂，另是昆明姚家。”（姚钟华《老照片》第五十一辑·姚府轶事）。

姚氏医学自第一代方奇公起，就特别注重对医德医风的教育培养，铭记修身、齐家、治国的古训。清末民国初年，由云南文史学家陈荣昌编撰的《昆明县志·艺术列传》中，曾详细记录了姚氏的医德医术，以具体的病例生动地描述了老一辈医学家的博大仁爱胸怀。

先父为姚氏医学第五代传人，受先祖父辈余荫影响，加之自己刻苦努力，医艺精进。他每早九时应诊，晚九时接诊毕，日工作十余小时，数十年如一日。他对每一患者望闻问切一丝不苟，对患者的提问均耐心解答。他常说，中医学具有丰富的文化内涵和深厚的道德观念，不通易理，不晓忠恕，不明黄老之言，是不能成为好医生的。1936－1949年，他在昆明赵鹤亭寿材铺设有存折，凡在姚济医药室断为不治之症者，病故后均获赠寿材一具。当时昆明人称先父为今之“孟尝君”。

1976年前的一段时间，先父被安排在门诊工作。每日上午八时至下午四时，诊治100多位患者，由进修医生罗泽生帮忙抄方，下班时已是精疲力竭，他的敬业精神百折未悔，在广大春城市民心中留下了深刻印象。在先父诊治的患者中，有党和国家领导人，省、市、军区领导和国际友人，港澳同胞以及众多平民百姓，先父均一视同仁。他常说：“职务虽有高低，但病人不分贵贱，医者不应以此为界。”有这样一个平常心，他在治病时心中坦荡无任何杂念。

清太史令顾仰山在赠祖父荫轩公的诗中提到“……下递君子侄，造修亦猛进，望闻兼问切，有条皆不紊，克迪前人光，后先相辉映……”祖辈的精湛医术和良好的医德医风实为后代楷模。在姚氏医学第五代中，以医术、医德著称的还有姚芑堂、姚仲逵、姚蓬心、姚济、聂焕然、杨寅伯、赵伯伦、张浩然等。

六

1953－1966年，先父任昆明市卫生局副局长兼昆明市中医医院院长；1979年，先父再次被任命为昆明市中医医院院长。正当他为中医药事业继续工作时，因数次中风，几经全市中西名医抢救无效，于1979年7月逝世。1979年8月在昆明市政法礼堂，由昆明市副市长高怀同志主持追悼会，省委书记安平生、省长周兴及省、市有关领导敬送花圈，生前友好、患者、亲朋300余人共同哀悼。

光阴荏苒，屈指算来，先父离开我们已经30多年了。20世纪80年代以来的几十年，是我国各项事业发展的黄金时期，虽然他自己未能亲历，但他的后人能有幸为中医传承和发展做出一些应有的贡献，也是对他几十年呕心沥血服务苍生的最好报答和纪念。

忆起先父在世的几十年时间，他少年时代即继承家学，青年即投身中医，中年声望卓著，晚年依然是老骥伏枥。他献身中医的一生可以说是“矢志追先履，乐斯故忘疲”。他无怨无悔的精神已经连同他的医术一起传承给我们。2011年是先父百年诞辰，昆明市卫生局、昆明市中医医院及农工民主党昆明市委员会、昆明市中医药文化交流协会、昆明市中医学会举办了“著名中医学家姚贞白诞辰100周年纪念”活动，这是社会对先父的高度肯定，也是对姚氏医学传人的鞭策。我们将借前辈医学家的余荫，为中医药学术的发展，为人民的健康事业不懈奋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