月湖是宁波人的母亲湖，她孕育了浙东学术。浙东学术在宁波具有一千多年的悠久历史。
一、月湖与浙东学术
我老家在诸暨，在宁波工作已经有十七八年了，算得上是地道的宁波人。宁波是国家历史文化名城，文化遗迹、旅游景点星罗棋布，但是，给我印象最深的莫过于——月湖。
月湖不同于大名鼎鼎的杭州西湖，西湖是城外之湖，主要基于自然形成的湖光山色，有摄人心魄的美；月湖是城中之湖，以人工开凿为主，又不乏田园风情的自然气息，颇具江南园林之秀美。宁波月湖虽然没有西湖名气大，但却深深吸引我走近她，亲近她，使我玩味流连其中而乐趣无穷。
月湖景区在宁波老城区的西南隅，又名西湖，其湖面圆处似满月，曲处如眉月，所以被称为月湖。现面积96.7公顷，其中水域面积9公顷。月湖最早开凿于唐贞观年间。南宋绍兴年间，人们在湖中广筑亭台楼阁，多植四时花树，于是，形成月湖十洲胜景，即湖东岸的竹屿、月岛和菊花洲，湖中部的花屿、竹洲、柳汀和芳草洲，湖西岸的烟屿、雪汀和芙蓉洲。除此之外，还有三堤，即偃月堤、广生堤、桃花堤，七桥即湖心西桥、湖心东桥、憧憧西桥、憧憧东桥、虹桥、衮绣桥、四明桥。由此，形成月湖风景错落有致、交相辉映的整体格局。
走进月湖，我处处感受到宁波人对月湖的在意与用心。有人说，月湖就是宁波的“眼睛”，这就是说，宁波人像爱护“眼睛”那样对待月湖；也有人说，月湖是宁波人的“客厅”，外地人来宁波首先要到“客厅”坐一坐，因此，须将“客厅”装扮得靓丽的、雅致的、有品位的，使客人赏心悦目，亦使四方来客宾至如归。确实，走进1998年改造后的月湖，你会强烈地感受到宁波人对月湖公园的精心设计，一草一树，一砖一瓦，一桥一路，老房重修，新景设置，小桥流水，亭台花木，无不自自然然、妥妥帖帖，用心布置而又恰如其分。徜徉于湖光春色新林老屋之间，很欣然，很惬意！
我几度游览月湖，细细体味，觉得月湖之美有四：秀、静、逸、厚。
月湖之秀。月湖有一种不可名状的透彻心扉的清秀之美。无论是花艳树绿、芳园留翠，还是水光潋滟、烟波荡漾，或是枯树老藤、亭台楼阁，月湖恰似一个硕大的私家园林，莫不曲径通幽，移步换景；又像一个江南女子，清新脱俗，秀丽异常。
月湖一年四季都是美的：阳春三月江南草长，落英缤纷，杨柳依依；夏天飞盖成荫，碧波荡漾，游船如织，繁花绚烂；秋时竹林幽幽，菊花飘香，平湖秋月，云淡风轻；冬天清凉静美，冰雪丛明，雨雪霏霏。就一天而言，月湖白天晚上都是美的。当然，相比于白天的月湖我似乎更喜欢夜色中的月湖。夜色中的月湖是影影绰绰的，尤其是树的倒影在水中，青青之中夹杂着如墨的暗黑，犹如油画，亦如水粉画。
月湖之静。月湖之水很平静，平静得像一面明亮的大镜子，把水边的一切景物都倒映出来了。一阵微风吹过，水面上泛起层层涟漪，那涟漪非常有规则，不紧不慢地一圈一圈向外散开。风过了，水面恢复了平静，树啊，花啊，又都出现在了水面上。
月湖及周边的景致十分清静，是闹中取静。她周围的中山路、天一广场和城隍庙商城，是宁波整个城市中最热闹的地方，人流如潮，车水马龙；而仅仅咫尺之遥的月湖，却绿树扶疏，浓荫蔽日，鲜花缤纷，一湾静静的湖水，碧波荡漾，两者形成强烈对比。一入清静的月湖，闹市的喧嚣、心头的烦躁不禁一扫而空。
夜色降临，月光下的月湖朦朦胧胧，湖中有月，月印碧湖，湖边的老树、亭楼似有似无，更是一片宁静。此时的我，愿化为“月亮湾”中的一枝小荷，任凭微风轻拂，湖水摇荡，雨露滋润，与这夜，与这湖，与这“月亮湾”，汇成一体。
月湖之逸。宁波是个忙碌的城市，是世界著名的东方港城、品牌大市，人们的日程安排得特别紧，无论是白领、公务员，还是打工谋生的人。人手紧，要做的事很多，这是我在宁波生活多年的感受。月湖却是个调适工作生活节奏、放逸心情的好地方，是市民们休闲娱乐的极佳去处。月湖景区不设围墙，不需门票，人们尽可以自由出入，随意游览。平日的月湖游人不多，略显冷清，但相比杭州西湖那种人山人海，人满为患，不是人看景而是人看人、人挤人的景象，我倒更喜欢清静一些的月湖。一到星期日，月湖也会变得热闹非凡，人们纷纷来到月湖，有唱京戏的，有唱越剧的，有唱现代歌曲的，一圈圈、一堆堆，此起彼落，热闹非凡；老年人扎堆聊天，纵论天下之事，诉说世间不平；年轻人三三两两，谈情说爱，赏花摄影；也有做健身操的、打太极拳的、下棋的、打扑克的、散步的……总之，在这里人们是各得其乐，各尽其兴。
月湖不仅是一个大花园，也是一个大乐园。
月湖之厚。月湖是一个有底蕴有故事的地方，有厚重的文化和学术积淀。月湖十洲的每一个地方，月湖周边的各个角落，都有她的历史，有她的故事。如松岛（即竹洲），现在是宁波二中所在的位置，在将近一千年前的北宋庆历年间，即明州著名的五位儒师——杨适、王致、王说、杜醇和楼郁活跃的年代，其中的楼郁就住在松岛。正是这位楼郁先生，在鄞县县令王安石的支持下，在郡学和县学教授了一批批甬籍子弟，先后达三十余年；他又在竹洲设立讲舍，宏扬儒学，“一时英杰，皆在席下”。五先生的教育和学术活动开启了四明儒学文明的新风，对浙东学术后来的发展有奠基之功。
芳草洲是个小岛，面积不大但是非常精巧。小岛之东保留了原汁原味的浣锦桥，小岛之西新建了古色古香的松木吊桥，连接内外。如今园内回廊曲径，假山玲珑，亭阁掩映，疏影横斜，南北为两个茶室。中间的碧沚亭、香祖阁，尤其是湖畔的依水居感觉最佳，如一家之庭院。在历史上，这里曾是书院教育的一个基地，是南宋庆元至嘉定年间，“四明学派”学术教育活动之所在，杨简、舒璘、袁燮、沈焕等“四先生”在此讲学，又建有藏书家史守之、丰坊的读书楼。这里也是明州学人对外学术交流的窗口，沈焕、楼钥曾邀金华学派的吕祖俭（大愚）在史守之的碧沚馆讲学，对此，全祖望在《竹洲三先生书院记》中有生动真切的描述：大清早，有人高声说，吕先生来了，吕先生来了，于是众人齐刷刷到湖岸边迎接。吕先生要么直接入讲堂讲学，讨论整日，要么高高兴兴地与大家一起坐船，到湖中游玩。可见，当时的芳草洲不仅文风兴盛，而且生活多趣味，十分惬意，很是令人神往！当时吕祖俭任明州监仓，住在城东，沈焕、沈炳兄弟与其相契为友，来往密切，经常邀他来书院讲学，于是出现如此生动的一幕。
月湖有这么多的老屋深院，更有这么多的遗闻逸事，确实是今人与古人进行心灵对话的好地方。如果真像一些科幻小说所描述的那样，有所谓“时空穿越”，我愿意穿越一回，我想与明州儒学教育的拓荒者楼郁先生，在松岛之上就先生提出的“学以穷理为先”展开一次深入的讨论，并向他表达我作为一个宁波后代学人的敬意；我也想向全祖望——这位著作等身的史学大师，及对四明山水和文化有着深切之爱的老乡亲，请教月湖的前世今生，重新续写“湖语”……
这样看来，月湖不仅玲珑剔透，有着江南园林风格的外在之美，而且文化积淀深厚，有着极富个性的内在之美。
月湖已有一千二百多年的历史，比宁波的建城史还长，她与宁波人的生产生活紧密相关，人们称之为“宁波人的母亲湖”，可谓名副其实。
早期月湖的形成，与宁波的水利工程建设紧密相联。
宁波是滨海的平原地区，姚江、奉化江和甬江三江在这里汇合，淡水难蓄而善泄。岁有小旱，池井皆竭，淡水奇缺，人畜饮水困难，更不用说灌溉了。《四明丛书·甬上水利志》称“居斥卤之最下，阡畴交错，每苦灌输之难”，道出了宁波地区这种特殊的地理环境和水旱困窘。所以，历代水利注重阻咸、蓄淡、泄洪、排涝，其办法是兴建堰坝碶闸，筑堤坝围湖塘，从而减轻旱涝之患。唐代明州地区人口繁衍，土地垦殖面积扩大，于是需要大规模兴修水利，以满足经济社会发展需要。唐贞观十年（636年），县令王君照第一次修湖，具体经过不详。北宋人舒亶《西湖引水记》中称：“鄞县南二里，有小江湖，唐贞观中，令王君照修也。盖今里俗所谓细湖头者，乃其故处焉。湖废久矣，独其西隅尚存，今所谓西湖是矣。”王君照修的是日、月二湖，其水源有二：一支从鄞县西南乡它山堰而来；一支从鄞县东乡大雷及林村而来，流到宁波，积聚成日、月双湖，在城区西南隅，总称南湖。宋以后将位置在南边的称为日湖，位于西北部的为西湖，也叫鉴湖。又因西湖形状像“月”字，就称它为月湖。日湖年久淤没，现已填为平地。
可见，修建南湖的原始目的就在于解决甬地的水利和水源问题。
过了近两百年，唐长庆元年（821年），明州刺史韩察经朝廷核准，将州治从小溪镇移到三江口，以今海曙楼到中山广场一线为核心，营建官署，构筑城墙，是为子城，即内城。至唐末，刺史黄晟筑罗城，也就是今天海曙区环城路范围内。至此，“三江六塘河，一湖居城中”的宁波城市格局基本形成。
五代时期，吴越王钱元瓘之第十子钱弘亿于乾祐二年（949年）任明州郡守，后吴越国并于宋，钱弘亿任奉国军节度使，仍驻明州。他任职明州十余年，对月湖作了大规模的疏浚，月湖面貌为之一新。
北宋绍圣年间（1094～1097年），郡守刘淑、刘珵相继修浚月湖，广筑亭台楼阁，遍植四时花树，其洲岸之间，筑七桥三堤，楼阁亭榭，错落有致，形成月湖十洲胜景。“画船载酒及春晴，潋滟波光碧玉城”，月湖游览观光功能有所突显，成为士女休闲游赏之地。同时，两宋期间，月湖的水利水源功能亦一直在增强。北宋元丰年间（1078～1085年），在疏浚月湖的同时，引它山堰水，由城西望京门入湖，为城中十余万居民提供水源。南宋宝祐五年（1257年），在月湖南北构筑行春碶和保丰碶，用以调节湖水。行春碶今称“石碶”，保丰碶今名“永丰碶”。如此，明州城关水系畅通，居民得其运载、灌溉、饮用和洗涤之便。
月湖之中最著名也是最古老的水利设施遗存当属水则碑。水则碑位于昔之月湖菊花洲平桥河，也就是今天的镇明路迎凤路口。在路口边的平桥河中，一石亭屹然而立，亭中有碑，碑下部浸于平桥河水中，碑上大书一“平”字，因此又称之为“平字碑”。这座石碑实是七百余年前宁波的水文观测站，由州官吴潜始创于南宋开庆元年（1259年）。
宁波是平原河网地区，雨水过多，则易内涝；同时与海靠近，淡水珍贵，如果泄排过度，又影响用水灌溉。吴潜置水则碑，朝夕度水之增减，以为碶闸启闭准则：水没“平”字当泄，出“平”字当蓄。所谓“水则碑”的“则”是“尺度”、“准则”的意思。碶闸者，甬地水利设置之根本。珍贵的淡水资源不能任其流失，有了碶闸，水溢则启，以防洪水；水涸则闭，以抗干旱。但启闭必须得宜，使涝有所泄，旱有所潴，则水常为利；如果当启而闭，当闭而启，则水成害矣。水则碑落成后，吴潜还亲自作《平桥水则记》碑文，申述伐石作碑榜书“平”字的缘由，指出碶闸之用实为四明水利的关键，“故置水则于平桥下，而以‘平’字准之，后之来者，勿替兹哉！”对后人依“水则”行事、确保一郡水旱安危给以谆谆告诫。
吴潜治郡三年，勤政施民，兴修水利，贡献重大。宝祐四年（1256年），他主持修筑洪水湾塘，为阻隔江河之巨防。同年，又筑“吴公塘”。后二年，于宁波四乡全面整治碶闸堰坝，筑大西坝、北郭堰、澄浪堰等水利设施，均直接沟通月湖水系，用作阻咸蓄淡、泄洪排涝及舟楫交通。这些修造于七百多年前的水利工程，有的至今仍在发挥作用，可谓泽被万民，造福后人。
先贤的功业与美丽的月湖同存，吴潜，值得宁波人永远纪念。
月湖予甬人的惠泽，还在于她与宁波周围的河、塘、江、海水系连接在一起，因而成为古代最便宜的交通工具——舟楫航运的起始点或中转站。自月湖登舟，不仅可通往宁波四乡近地，而且可经西塘河、大西坝，溯姚江、运河，至杭州、上北京，通向全国，以至与海外通商贸易。如此，我们就可以想象为什么高丽使馆要建造在月湖近旁的宝奎巷了。高丽使馆正是历史上中国和朝鲜半岛文化交流的见证，也是宁波海上丝绸之路的重要遗迹。
据文献记载，唐宋时代，宁波“虽非都会，乃海道辐辏之地，故南则闽广，东则倭人，北则高句丽，商舶往来，物货丰衍”。宋时，明州已成为与广州、泉州并列的对外贸易三大港口之一，其地位虽次于广州，但却是与高丽和日本贸易的中心。当时，高丽或日本的贡舶至明州定海口（今镇海），即由市舶司验货纳税后，再由水路入月湖，然后经余姚江、曹娥江、钱塘江抵杭州，再由运河到开封，在明代还可以到北京。贡舶至京城，将贡品献给朝廷，朝廷收到贡品后，予以大量赏赐；然后使者由原路返回，将赏品运到月湖货栈，趁季风出甬江口回国。可以说，月湖是古代中国与高丽和日本进行官方朝贡、贸易的转运中心。
高丽与宋朝的朝贡贸易往来频繁，鉴于此，明州人楼异向皇帝建言，在明州设立来远局，建高丽使行馆，以供高丽使者每年来宋贸易之用。宋徽宗采纳了他的建议，并改授他为明州知州，以执行这一使命。楼异到任后，于宋徽宗政和七年（1117年）在月湖建高丽使馆。使馆的主要功能为安排使者的食宿，提供储藏货物的栈房。高丽使行馆的设立充分显示了月湖在当时对外贸易中的关键地位。
善于行商贸易的宁波人，或许正是从这里走向“宁波帮”和“东方大港”的辉煌。
月湖是风光秀丽的水乡，也是人文荟萃的渊薮，积淀很深，品位很高，被全祖望誉为“东南邹鲁”。
我以为，以“浙东学术的摇篮”一语形容月湖与浙东学术的关系比较合乎历史真实。
有人曾说月湖是“浙东学术重地”，我自己也曾经提出“浙东学术圣地”这一说法，似乎都不够贴切，现用“浙东学术的摇篮”之说，可能更接近事情的本相。因为，月湖是一个城内之湖，她景色秀美，水上交通便捷，于是吸引了一代代的官宦世族、文人学士到此定居；与此同时，文化教育在月湖周围兴起，书院、诗社、藏书楼纷纷设立，学业授受、学问讨论、学人雅集、吟诗作画等文化活动此起彼伏，儒家文化、佛教文化、辞章文化、藏书文化争奇斗妍。如此，在月湖周围不算大的范围之内，形成有利于学术创新和学术发展的极佳氛围，用今天的话来说，月湖造就了学术发生发展的多方面的条件，既有“硬件”，又有“软件”，这些条件，特别有利于学者的学术创新活动。因而，称月湖是“浙东学术的摇篮”是比较恰当的。
而且，“摇篮”一词既可以是动的，也可以是静的。“浙东学术”像一个婴儿，有一个从无到有、从小到大的产生、形成、成长的过程，而月湖周围深厚的文化积淀，提供了其孕育成长的基本环境。然而，浙东学术这种以历史时间为主线的展开过程，是时起时落的，不可一概而论。自唐代以后，每一个特殊时期，浙东学术的表现方式、活动人物和取得的成就都是不一样的，需要加以具体分析。
游览月湖景区，我对位于柳汀岛上陆殿桥下的贺秘监祠印象特别深刻。月湖开凿于唐太宗贞观十年。唐代著名诗人贺知章据说曾隐居于月湖。贺知章祖籍本为越州永兴（今萧山），唐证圣元年（695年）举进士，开元中升迁秘书监。他在天宝三年（744年）告老归乡，居四明小溪湖上。贺知章擅诗书，高风逸韵，向为世人所推崇。他善谈说，平时嗜酒，与杜甫、李白等结为好友。李白誉其为“四明逸老”。其为人旷达不羁，晚年性尤放诞，自号“四明狂客”。四明者，宁波（明州）之山名也。号称“四明”者，情之所系，不忘本也。贺知章诗“少小离家老大回，乡音无改鬓毛衰。儿童相见不相识，笑问客从何处来”，可谓“乡情切切”。贺知章是大名人，名人与月湖有关联，自然要好好做文章。于是，明州地方官于月湖建逸老堂以为纪念，至今月湖所存“贺秘监祠”为清同治四年（1865年）重修。这是月湖与贺知章这位诗人的一段佳话。
其实，唐代的明州在文化上并无多少地位，月湖与贺知章的关联也只是一个传说，而两宋则是月湖文化繁荣发展、迅速崛起的一个时期。
宋仁宗嘉祐中（约1060年），郡守钱公辅对柳汀作大规模整修，建众乐亭。朝廷重臣司马光，有与钱公辅唱和月湖景观之作，其《众乐亭》诗云：“横桥通废岛，华宇出荒榛。风月逢知己，湖山得主人。使君如独乐，众庶必深。何以知佳绩，笙歌满水滨。”盛赞月湖经钱公辅改造之后的风光和气象。可见这时月湖已经成为人们热衷的游览之处。
王安石于庆历二年（1042年）三月考中进士，授淮南节度判官。之后调任鄞县任县令。他为人正直，执法严明，为甬地百姓做了不少有益的事。他组织民工修堤堰，挖陂塘，改善农田水利灌溉，便利交通。在青黄不接时，将官库中的储粮低息贷给农户，解决百姓度荒的困难。王安石任鄞县令期间，在月湖竹洲设县庠，大兴教育，聘任“庆历五先生”之一的楼郁先生为教席。王安石的这一举措和“五先生”的教学活动，是四明儒学教育大发展的起始点，也是具有独特风格的“浙学”产生与形成的早期基础。
北宋中后期，明州经济远比唐和五代时发达，地位上升。随着经济发展，明州人口大幅度增加，月湖周边甲第林立，其休闲娱乐功能突显出来。如此，在湖堤上造桥建亭，岸边种树养花，红莲阁、众乐亭、东西憧憧桥先后建成，至宋哲宗元祐、绍圣年间（1093～1097年），郡守刘淑、刘珵先后大修月湖，广为十洲，奠定了月湖今日的规模。
到南宋，朝廷南迁，定都临安，明州和越州成为京都的后院，于是月湖文化趋于鼎盛。
在此期间，藏书楼、书院、诗社在月湖南北兴起，寺院、道观和庙宇亦在月湖周边出现，尤其是史氏等皇亲国戚、贵族世家助力，对月湖文化的繁荣起了重要作用。
史氏家族居于今宝奎巷一带，史浩曾两度为相，执掌朝政。由于他定策有功，成为皇帝十分信任的重臣。他为政尚宽，执政期间，首先辩赵鼎、李光无罪，又说岳飞久冤不白，应该为他们平反，恢复原有官爵，照顾他们的子孙。史浩退养致仕，宋孝宗赐以月湖竹洲一曲，用万金为他建造真隐观，史浩本人建花果庙于月岛，又建藏有皇帝诏书、题字的宸奎阁（后称宝奎庙）和自住的府第于月湖菊花洲。他的儿子、孙子有不少也都在月湖周围建造府第别业。可见史浩家族在当时权势显赫，影响巨大。然而，史浩却是一个热心儒学、富有文化素养的高官。当时朱学、陆学和永嘉之学的领袖人物，如朱熹、陆九渊、叶适都经他推荐，受朝廷聘用。他延请沈焕到竹洲之宅讲学，又请杨简到自己的府第讲学。特别是杨简在史氏家族的大力支持下，在四明讲学传播陆学达二十余年，培养了一大批儒学人才，其本人的心学理论也取得了很高成就。在史浩的倡导下，月湖一地书院极盛，出了以杨简、舒璘、沈焕、袁燮为代表的“四明学派”，当时的宁波成了陆学中心。
史蒙卿（1247～1306年）是史氏家族的成员，是史弥巩之孙。史氏家族弟子多为杨慈湖门人，自史蒙卿始，转向朱学。史蒙卿的学术转向，与宋理宗时开始的奉朱学为正宗的时代潮流有关。史蒙卿传播朱学，为四明地区培养了不少朱学人才，其弟子中较有名的有程端礼、程端学兄弟二人。
与史蒙卿同时代的王应麟、黄震也倾向于理学和朱学。王应麟居住于今月湖附近的尚书街，是宋元间明州一位知识渊博的鸿儒和文献考据学大师。王应麟的学术得自金华学派吕祖谦学说之传，他“博洽多闻”、“不名一师”，其学将经史传记、诸子百家以至浮屠、老氏之书融会贯通。
黄震是南宋后期著名的学者，浙东朱子学派——东发学派的创始人。黄震曾经在月湖附近短暂居住，后迁往宝幢山隐居。黄震学术虽以朱学为宗，但他为学博洽，精于经史，于经学、理学、史学多有建树。他的弟子杨维桢、陈桱等继续光大他的学说。
到了明清时期，月湖文化虽不及南宋时在全国的地位，却呈现一种在延续中扩展的趋势；与此同时，从整个宁波来看，由于王阳明、黄宗羲的崛起，浙东学术引领全国学术之翘楚，走向新的高峰。
南宋时代，史氏家族在月湖文化的兴起发展中的地位首屈一指，而明清时代，中小世家的作用越来越突出；月湖文化不再局限于十洲周边，其空间范围大大拓展。由于全国政治、经济格局的调整，以及宁波各县经济发展和文化普及，类似南宋时期月湖成为全国文化学术中心（如陆学）那样的情况不再出现，但由于天一阁在月湖附近的落成和所发挥的作用，黄宗羲、全祖望等学术大家在月湖及宁波地区的活动，月湖在文化和学术上的地位仍不可小视。
四明士人官宦历来有藏书之爱好，两宋时期月湖周边有楼钥的“东楼”和史守之的“碧沚”。此时，四明为全国刻书中心之一，鄞、姚等地所刻尤多精品。清代，有黄宗羲的续钞堂、郑性的二老阁、黄澄量的五桂楼、卢址的抱经楼、徐时栋的水北阁等，皆是著名藏书楼，所藏之书汗牛充栋。近现代，有冯孟颛的伏跗室等。月湖边的天一阁藏书楼为明代范钦所建，被称为中国现存最早的私家藏书楼。范钦本人所搜集的藏书达七万余卷，现藏古籍达三十余万卷。可以想象，从明嘉靖四十五年（1566年）天一阁建成，至今已历400余年，其间经历了多少兵荒马乱，又有多少世态变迁，至今藏书楼巍然屹立，书籍保存完整，书香依旧。显然，没有对书籍——这种当时人类文化的主要载体深切的爱，没有最严格并且得到切实遵行的规则制度来保障，这些都是不可能做到的。
名满天下的天一阁与月湖相得益彰，在四明文化学术建设上亦发挥了重要作用。黄宗羲、万斯同、全祖望、钱大昕、阮元等人，皆曾登楼读书，涉猎广泛；清代编纂《四库全书》，于此获得大批珍本古籍。
黄宗羲是一个富有创新精神的大学者，他是余姚人，但他和好友万泰一起在宁波创立的甬上证人书院办得很成功，开创了全新的浙东史学学派。他来往于余姚与宁波之间，也曾在月湖边的万氏住宅讲学。他的许多弟子如张汝翼、陈锡嘏、陈汝贤、张士埙、张士培、张锡锟、万斯大、万经等都居住于月湖附近。可以说，今天的月湖景区周围到处都留下了黄宗羲创立的清初浙东学派活动的痕迹。
全祖望出生于月湖的烟屿北，是清代中期著名史学家，他继承发扬了黄宗羲和万斯同的学术思想，是浙东学派的重要代表人物。读过全祖望的《鲒埼亭集》，以及他编撰的《续甬上耆旧诗》，你就会知道这位家境贫困的伟大学者对家乡、对月湖有一种无与伦比的温情和挚爱。《鲒埼亭集》中很多篇章都是对家乡的一草一木、一祠一庙、一碑一亭、一个家族、一段史实等等的考证或奠念。他有极高的天分和才情，却不遗余力地搜集家乡的遗闻逸事和先贤耆旧的诗文。关于月湖，他撰写了《贺公逸老堂碑铭》、《碧沚龙神庙碑铭》、《竹洲晏尚书庙碑》、《淳熙四先生祠堂碑阴文》、《竹洲三先生书院记》、《碧沚杨文元公书院记》、《吴丞相水则碑阴》、《水云亭记》、《真隐观洞天古迹记》、《重修众乐亭记》、《重修十洲阁记》、《堂记》、《桃花堤记》、《鄞西湖十洲志》、《湖语》等等。尤其是《湖语》，以二人问答的形式，将月湖的形成历史、湖水源流、胜地掌故、物产水利、历史人物一一道来，为月湖留下了极丰富的资料，也将他对月湖的一片深情倾注于文字之中。
到清末和民国时期，中国社会逐渐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政府自然无暇顾及对月湖的保护疏浚，而作为经营月湖的民间力量——世家大族也逐渐趋于式微。尽管月湖边上也新建了一些宅第，如银台第、蒋宅、卢宅、翁宅等，但月湖日益淤塞、湖床变浅、面积缩小的趋势没有改变，景色大不如前。
然而，甬地一些忧国忧民、富有见识的爱国人士，他们在继承中国传统文化的同时，试图努力吸收先进的西方文化，救亡图存，使中国走上富强文明的现代化道路。这些努力在月湖文化的建设中也有明显的反映，其标志性事件就是辨志精舍的设立和月湖书院的新生。光绪五年（1879年），宁波郡守宗源翰在竹洲开办辨志精舍，内设汉学、宋学、词章、史学、舆地、天算六斋。六斋中既包含中国传统文化，也有西方新学内容，当然其中传统文化的影响还是很深，但毕竟开始接受了西方文化的东西，是走向近代化教育的第一步。光绪三十一年（1905年），张美翊、陈训正等人将雪汀的原月湖书院改为宁波师范学堂。民国元年（1912年），在辨志精舍的原址上创立了县立女子师范学校。这样，月湖历史上曾经辉煌上千年的书院制度为近代性质的学校制度所替代，显然，这种改变同样也预示着宁波向近代社会的转型。
“清风拂月湖，书香飘千年”，月湖文化悠久的历史，丰富的内涵，孕育了宁波优秀的人文精神。对月湖最爱也对月湖了解最深的全祖望说：“湖水之静深，足以洗道心；湖水之澄洁，足以励清节；湖水之霏微，足以悟天机。”“道心”即道德理念，“清节”就是道德理念的实践，“天机”即时代变化的先机，“悟天机”可以说是开时代风气之先。多少年来，这种孕育于月湖的人文精神，一直影响着后人的价值取向。“宁波帮”的诚信经营、报效桑梓的理念，宁波老百姓的崇学向善和开放意识，无不显现着浙东文化的精髓。与月湖相生相伴的宁波人必将继续宏扬这种精神，砥砺磨炼，自强不息，走向辉煌的未来。
二、浙东学术源流及特征
“浙东学术”这个概念，何以成立？它并不是随便可以说的，而是包含丰富内涵，并植根于深厚的经济、社会、文化基础之中。
浙东是一个地域名称，浙东、浙西的说法始于唐宋时期。浙东这一名称与“浙江”（钱塘江）有关。浙地，以境内钱塘江旧称“浙江”得名。春秋时代，这里是越国的地盘，战国时并于楚，秦时归属于会稽、闽中等郡，汉属扬州刺史部，唐代分置浙江东、西两道。宋初属两浙路，后分浙东、浙西二路，元属江浙行中书省，明置浙江布政使司，清为浙江省。所谓“浙东”，一般指钱塘江以东地区，包括了今天的宁、绍、舟、台、温、丽、金、衢等地。过去浙江民间将宁波府、绍兴府、台州府、温州府、处州府（丽水）、婺州府（金华）、严州府（建德）、衢州府等八个地区称为“上八府”，而浙西，指杭州、湖州、嘉兴三个地区，称之为“下三府”。
中国是一个幅员辽阔的大国，各个区域之间千差万别，但总体而言，中国人的主要生存方式是种植业，中国社会属于农业社会。在这个以农耕为主的国度里，以温柔敦厚为基调的儒家文化具有主导地位是再自然不过的事情。
但这个经济、社会、文化的总体格局并不能排除各个地域的差异性。
浙东地区位于中国东南沿海，地形以平原、盆地、山地、海岸为主。在以黄河中下游的所谓“中原”为中心的古代，它属于边缘地带。从中华以儒学为主的大文化格局来看，浙东地区的文化属于边缘性文化。中国大部的内陆地区适于种植业的发展，由此形成主导性的农业文化。而浙东地区地形复杂，多山近海，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具有多样化的特点，尤其是平原地区水运畅通，沿海港口便利，适于商品经济和贸易的发展。因而，传统的重农抑商意识影响较小，农商皆本的思想较为流行，从而有别于内陆地区的农业文化，可称之为“农商并举的杂文化”。
再者，浙东地区由于地处边缘，在古代，较之中原地区，文化发展相对滞后，是北方中原文化传播和移植的对象区域。浙东学术文化不是纯粹单一的原生性文化，可以称之为“移植创新性文化”。
而四明地区依山傍海，河道纵横，土地肥沃，既可开垦种植，亦可下海打鱼，更利贸易通商，人们头脑灵活，视野开阔，既接受大陆文化的影响，又接受海洋文化的熏陶，多么灵活，多么自豪。反差越强，思考越多。一半是大陆人、一半是海洋人的四明人，成天在两种异质文明的强烈对比影响下，脑子就会特别开窍。用今天时兴的话说，创新是宁波传统文化的主旋律，因而其地域文化创造发展的基础真可谓得天独厚。这是宁波地区特有的大陆与海洋相互作用的“陆海交融文化”。
由此看来，边缘性文化、农商并举的杂文化、移植创新性文化、陆海交融文化是浙东地区包括四明地区文化形成发展的基本格局和固有特点。
“浙东学术”这一概念表明了学术倾向的某种相似性、一致性。古代社会，交通不便，信息沟通比较困难，学者之间的讨论也比较难得。但是，学术倾向的互相影响，或达成某种一致，往往需要学者之间更多切磋，多方交流。这一点，师生之间是最方便的，于是，观点基本一致的“学派”更容易在师徒之间形成。然而，地缘相近的因素也不可忽视。在历史上，朱熹最早提出“浙学”的概念，他的理由是：你们浙地学者注重史学、过于求实这种倾向是一致的，吕祖谦的学问把陈亮的学问和叶适的学问结合起来了，永嘉学者注重制度的考证，陈亮则说王说霸、论古道今，吕祖谦则兼其所长。朱熹显然注意到了浙地学者由于地域相近，互相讨论交流的机会更多，因而造成学术倾向的一致性。
朱熹提出“浙学”概念，影响很大，同时代的叶适、宋末元初江西学人刘埙都接受了“浙学”这一概念，全祖望在《宋元学案》等著作中屡次使用，说明“浙学”这一称呼在很长一个时期内已为人们所接受。
“浙东学术”一词也意味着在学问方面的一种特别的风格。浙东的学问家们对于从外面传入的各种学说并不是照搬照抄，依单全收，而是强调自己的独立思考，在融会贯通的基础上进行创造，打上地域风格的印记。
据现有资料来看，“浙东学术”的概念是由清代学者章学诚正式提出并论证的，章本人也是浙学的传人。章氏云：
浙东之学，虽出婺源，然自三袁之流，多宗江西陆氏，而通经服古，绝不空言德性，故不悖于朱子之教。至阳明王子，揭孟子之良知，复与朱子抵牾。蕺山刘氏，本良知而发明慎独，与朱子不合，亦不相诋也。梨洲黄氏，出蕺山刘氏之门，而开万氏兄弟经史之学；以至全氏祖望辈尚存其意，宗陆而不悖于朱者也。惟西河毛氏，发明良知之学，颇有所得；而门户之见，不免攻之太过，虽浙东人亦不甚以为然也。（《文史通义》卷五《浙东学术》）
如此，章学诚将自明至清的发生在浙地的学问系统统一称为“浙东学术”，并列举了王阳明、刘宗周、黄宗羲、万斯同、全祖望一系列浙东学术的代表人物，揭示了其“宗陆而不悖于朱”的学术特点。章对“浙东学术”这一概念的阐述和学术特点的概括准确精到，且影响巨大。
到了近代，对浙地学问系统的研究，先后出现了“浙东史学”、“浙东学派”的提法。其中，浙东金华学人何炳松于1932年出版的《浙东学派溯源》一书，可谓是一个标志性的成果，其内容是对浙东学术的系统梳理。20世纪90年代，浙江学者王凤贤与丁国顺合著的《浙东学派研究》于1993年出版，方祖猷先生研究清代浙东学人的论文集称《清初浙东学派论丛》（1996）。可见，20世纪90年代，“浙东学派”这一名称较为流行。
无论是“浙学”、“浙东学术”还是“浙东史学”、“浙东学派”，它们都指的是发生、流传、演变于浙东地域的有别于中国其他各地的学术流派或学术样态的学问系统，只是由于不同时代、不同人物出于研究认识的需要而加以区分，并冠以不同的称呼，如此而已。“学派”一词，侧重于描述学术的师承性、专门性、系统性，尤其是“师承”这一含义，其使用有较大的局限性；当然，从并非严格的意义上讲，“浙东学派”这一概念也是可以使用的，特别是浙江以外的研究者将浙江地域的学术文化系统作为整体的、同质化的认识对象的时候更是如此，或许也更为方便。然而，宁波本地区的研究者倾向于“浙东学术”一词，因为它兼顾了浙东地区学问系统的各个不同的侧面，所述范围也更为宽广。因此，“浙东学术”是阐述浙地古代学问系统的较为准确和合适的概念。
由此可见，所谓“浙东学术”，就是指在浙东地区产生、形成、潮起潮落、演变发展的各种各样有系统而较专门的学问或知识的总称。
“浙东学术”及其相关代表人物和学派，在宋、明、清时期的思想文化史上占有重要地位，对近世中国也产生过非常大的影响。何炳松先生说：“著者的愚见，以为在我国学术史上要以浙东学派为最有光彩。”浙东学术不仅仅是地方的，也是中国的，可以说，浙东学术是中国学术的精华。要研究中国学术史，必须研究浙东学术史。
历史上的浙东学术从其演变发展过程而言，是一个悠久绵长的过程，而其辉煌崛起则在南宋以后，至明清时期，浙东地区人才辈出，其学术成就为整个中国之翘楚。
早在六七千年以前，浙江先民就活动于姚江之滨的河姆渡一带，创造了举世闻名的“河姆渡文化”。其后至春秋时期，绍兴一带又成了我国古越文化的发祥地。当时的越地出现了勾践、范蠡、文种、计然等著名政治家、思想家、改革家。
汉唐时期的浙东学术，从地域上看，也集聚在会稽及附近地区，其他地区的文化水准相对较低。这一时期浙东学术的主要代表有王充、虞世南、智觊等人。
宋元时代，浙东地区的学术文化获得长足的发展，表现为学术中心和学术派别的形成，渐与全国其他文化昌盛地域鼎足而立，从而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宋代以后浙东学术的发展，深受宋代“重文”“兴教”政策之惠，逐渐形成以局部地域为范围的学术活动中心，以师徒相授、书院教育为纽带的学术派别。北宋庆历、元丰年间，明州、永嘉两地率先产生了一批著名的儒学学者，从而成为当时浙东地域的学术活动中心。“明州杨杜五子”讲学于宋仁宗庆历年间，“永嘉九先生”活动于北宋神宗元丰年间，较之于“明州杨杜五子”略晚。南宋时期是浙东学术文化独立发展并进入自我创新的时期，形成了以吕祖谦为代表的金华学派，以陈亮为首的永康学派，以叶适为首的永嘉学派，以“甬上四先生”为代表的四明学派。当时的“浙学”与福建“闽学”、江西“陆学”已成鼎立之势。
明代王阳明心学兴起，并由王阳明的讲学活动而风靡天下，在全国范围内形成阳明学派，包括浙中王学、江右王学、南中王学、楚中王学、北方王学、粤闽王学、泰州王学七派。在浙东地区，阳明心学流传衍变为以沈国模为首的姚江学派，以刘宗周为首的蕺山学派，王畿后学陶石梁派。明清之际，蕺山学派一系获得极大发展。从浙东地区来说，刘宗周和黄宗羲可以说是浙东学术发展的两个关键性人物。刘宗周在辨析，疏理，修正程朱、陆王之学的基础上，创立了具有浓厚实践意味的“慎独”之学，他所创立的蕺山学派已成为当时学界最具影响力的学术派别。黄宗羲是宗周学术的真正继承者，他承宗周学说之绪，同时又具有开辟学术新的可能性空间的极大创造力，从心性之学（朱、陆）——践履之学（王、刘）——历史之学（黄、万），黄宗羲开辟了浙东学术发展的新途径。黄宗羲、万斯同、全祖望、章学诚、邵晋涵等学术大家，书写了浙东学术发展的新篇章，达到了新的高峰。
从浙东学术的演变发展来看，浙东八个地区中，南宋至元时期主要学术基地是婺州、永康、温州、明州（庆元），明清时期则是宁波和绍兴，特别是宁波的余姚、鄞县，成为其时浙东学术最主要的基地。
目前，多数研究者对“浙东”的定位，基本上遵循了清代雍正朝《浙江通志》中的说法，即指钱塘江以东地区的所谓“上八府”，就是所谓的“大浙东”。除了“大浙东”这一概念外，有的学者还进一步划分出“中浙东”和“小浙东”的概念。所谓“中浙东”，指的是明清时期的宁绍地区；而“小浙东”则指今天的宁波或四明地区。本书中我们所说的“浙东”一般是指小浙东，即现宁波市下属的海曙、江东、江北、鄞州、镇海、北仑、宁海、象山、慈溪、余姚、奉化11个县（市、区）。
考察四明地区浙东学术的源流，从历史发展而言，早期的四明由于距离中原的政治文化中心较远，其学者的学术活动主要是通过向中原文化的学习而后在本地传播，表现为不成系统的散点状的学人的学术研究；南宋以后，由于宋室南迁，四明地区文化、教育渐渐发达，其学术活动渐渐展开，地位亦大幅度提升；至明清时期，由于王阳明、黄宗羲等学术大家的努力，四明地区成为学术创新渊薮，并形成具有影响力的学术派别。从学术性质和特征而言，影响四明地区的重要学术流派有程颐和朱熹的理学、陆九渊和王阳明的心学、从刘宗周的蕺山学派至黄宗羲甬上证人书院创发的浙东史学。
汉唐时期，四明地区处于学术上的发轫期，比较有影响的是唐初虞世南的史学。虞世南，出生于余姚虞氏家族，是唐初李世民的谋臣，也是书法家和诗人。虞世南的学术成就涉及史学、文学、书法等诸多领域，尤其是他将自己与太宗之间的交谈整理记录下来，写成《帝王论略》一书，具有很高的史学价值。
北宋仁宗庆历年间的“明州杨杜五子”主要把“宋初三先生”（孙緮、石介、胡瑗）特别是胡瑗的思想传入浙东。杨适、杜醇、王致、王说、楼郁，他们讲学于宋仁宗庆历年间，人称“庆历五先生”，或称“明州杨杜五子”。五先生以教育为业，终身从事儒学教育工作。王致、王说、杨适等人在鄞西妙音书院讲论经史，后又建桃源书院，授徒讲学。庆历七年（1047年），受当时的鄞县县令王安石之聘，五先生入鄞县县学讲学。五先生的教育活动，为明州地区培养了不少人才，他们是四明学术传统的开创者。
南宋时期的明州，有以传陆九渊心学为主要内容的“四明学派”，其代表人物是被称为“甬上四先生”的舒璘、沈焕、袁燮、杨简四位学者。其中，杨简在心学上所取得的成就最为瞩目。“心学”经四先生的提倡发扬，在浙东学术中种下了根，为明代阳明心学的兴起埋下了伏笔。
宋元之际，四明地区出现了主要受朱熹、吕祖谦和陆九渊学说影响的史蒙卿、程端礼、黄震、王应麟四位学者。
史蒙卿著有《果斋训语》，全祖望在《静清书院记》中说：“朱学之行于吾乡也，自静清始。”然而，史蒙卿虽然“每教学者，以朱子日用自警诗揭于座右”，但他同时也接受了陆九渊心学的影响，说：“人心虚灵，天理具足。”可以说他是四明地区会通朱陆的早期学者。
程端礼曾受学于史蒙卿，祖籍江西鄱阳，后迁徙至鄞县，著有《读书分年日程》、《畏斋集》等著作。《读书分年日程》脱胎于《朱熹读书法》，成书后有很大影响，他的这种读书次序的安排已成为宋元时期公认的传统。
黄震所著有《黄氏日抄》、《古今纪要》、《戊辰修史传》等。可以说，朱学在四明之盛，始于黄震。黄宗羲说：“四明之传朱氏者，东发为最。”说明黄震作为朱熹理学的继承者和代表者，其贡献大于史蒙卿。
王应麟，学者称厚斋先生，鄞县人。著作宏富，有《玉海》、《困学纪闻》、《玉堂类稿》、《诗考》、《汉艺文志考证》、《深宁集》等。王应麟的哲学思想来自多方面，受朱熹、吕祖谦、叶适等人的影响。如全祖望所说：“深宁论学，盖亦兼取诸家；然其综罗文献，实师法东莱（吕祖谦）。”就文献之学即史学来说，王氏师法东莱，人称“独得吕学之大宗”；就哲学来说，则受杨简影响最深。
明代初年，出现了主要受朱学影响的学者方孝孺、黄润玉。
方孝孺受业于宋文宪宋濂，宋濂则受业于崇吕祖谦和朱熹之学的“金华学派”的再传弟子。方孝孺，字希直，学者称“正学先生”，明初宁海人。因拒为明成祖写即位诏书，被磔死，明后期获宽宥，追谥“文正”，有《逊志斋集》。方孝孺学宗朱熹，强调道德修养的“正心”、“持敬”、“寡欲”等内省工夫，但他认为学者更应知经世治事的重要。黄宗羲评他在明代学术史上的地位为：“有明之学祖”。
黄润玉，鄞县人，所著有《海涵万象录》、《经书补注》等。黄润玉的哲学出于朱学而不完全同于朱学，有“和会朱陆”的倾向，似乎是从朱熹理学走向阳明心学的桥梁。
明代中叶，王阳明心学在余姚崛起，使四明地区登上前所未有的整个天下的学术中心的位置。
阳明心学承继了孟子的心学理论，并发展了象山心学、慈湖心学和白沙心学，建立了更为精致完备的心学体系，集宋明心学之大成。同时，阳明心学又高扬了人的主体精神，要求发扬人的主观能动性，这对于确立人的主体性、自主性具有不可估量的积极意义，从而一扫程朱理学的教条僵化和支离，倡导了一种新的学风。
阳明心学经过王阳明本人几十年不懈的教育活动，以及遍及全国的弟子的大力宏扬，形成诸多王学流派，在浙东和四明主要有浙中王门，其早期代表人物是徐爱、王畿、钱德洪、黄绾、张元忭等；姚江书院派，前期代表是以沈国模为首的“四先生”，中期代表是韩孔当，后期代表是邵廷采；蕺山学派，是与阳明心学密切相关又要求修正王学的一个学派，属王学修正派，其创立者是刘宗周，其核心成员有黄宗羲、陈确等。
明末清初之际，四明地区乃至整个浙东地区学术的标志是以黄宗羲为代表的“浙东史学”派的崛起。王阳明心学在明代中期独步天下，并走出国门，也影响了中国近代许多学人。黄宗羲在明末清初居黄、王（夫之）、顾（炎武）三大家之一，而就其在史学、政治哲学等方面的创造性而言，在当时学术界实处于独一无二的位置，也是顾、王之学所不可比的。
“浙东史学”派主张“和会朱陆”、道器合一、经史互通，走上广采博纳、开放开明而自成一体的学术之路，浙东学术真正达到了前所未有的成熟阶段。无论是黄宗羲本人的《明儒学案》、《宋元学案》，还是万斯同、全祖望、邵廷采、章学诚、邵晋涵等，他们已经具备了对“学术”的较为彻底的自觉，对乡土前贤深深的挚爱，对不同学派的包容和镜鉴，从而造就举世无双的“浙东学派”。
除了黄宗羲的讲学所形成的浙东史学派以及后继的万斯同、万斯大、全祖望、章学诚、邵晋涵之外，从明末至清代活跃在四明及相关地区的学者还有朱舜水、陈确、潘平格、黄宗炎、徐时栋、黄式三、黄以周父子等。
朱舜水，名之瑜，余姚人，有著作《朱舜水先生文集》等。清兵入关后，曾流亡在外参加抗清复明活动。南明亡后，他东渡定居日本，在长崎、江户（今东京）授徒讲学，传播儒家思想，极受日本朝野人士尊敬。朱之瑜称“千金之裘，非集于一狐之腋”，其学术博采众家所长。其学术宗旨是提倡“实理实学，学以致用”。
陈确（1604～1677年），字乾初，浙江海宁人，与黄宗羲同为刘宗周门人，著有《陈确集》。他的《葬书》、《大学辨》、《瞽言》等著作，对社会习俗和程朱理学提出大胆批评。
潘平格，慈溪人，是一位有独特思想的哲学家。他认为理学家都夹杂佛道思想，提出“朱子道、陆子禅”，宋以来的大儒都是一群僧道的惊世骇俗言论，从而提出“灭气”、“灭心”、“灭体”以“求仁”为宗旨的哲学思想。
黄宗炎，黄宗羲之弟。他精于《易》学，著有《周易象辞》二十一卷，《四库全书总目提要》称他治《易》，“发前人所未发”，“颇有根据”，评价颇高。
徐时栋，字定宇。宁波自全祖望、邵晋涵后，浙东学术逐渐衰微，徐时栋和黄式三、黄以周父子出，才稍遏坠绪。徐氏的学术主要在经学，所著有《尚书逸汤誓记》、《三太誓考》等，都有独到见解。
黄式三、黄以周父子，都是定海人。清时，定海属宁波府。黄氏父子是晚清浙东著名经史学家，章炳麟将他们归属于清浙东学派。黄式三，字薇香，所著《儆居遗书》内有《易释》、《尚书启蒙》、《春秋释》、《论语后案》、《周季编略》等，而以《周季编略》为最重要。此外，尚有《诗丛说》等有关《诗经》研究文三种。
黄以周，字元同，号儆季。所著有《周易·十翼后录》、《经义通诂》、《礼书通故》、《儆季杂著》、《读书小记》、《史说略》等多种，而以《礼书通故》最为著名。他与俞樾、孙诒让并称“清末三先生”。
关于浙东学术（这里包括大浙东和小浙东）的性质和特征，历史上的学者及当代研究者有种种不同看法。章学诚认为，浙东学术的特征有二：一是兼综经史，即“言性命者必究于史”；二是和会朱陆，即“宗陆而不悖于朱”。这可以说是对浙东学术本质的精准把握。同时，他又以“浙东贵专家，浙西尚博雅”，将浙东学术定义为“专家之学”，并以此与浙西之博雅之学相区别。
我们从现代文明和学术的视野出发，可以将浙东学术的特征从五个方面加以概括。
一、实事实功，经世致用
浙东学术崇实尚实，求实效，讲实功，学术为经世致用，并由此构成其鲜明特色。汉代王充的学术宗旨是“疾虚妄”、“反浮夸”、“务实诚”、“重效验”，反对汉代儒生神化孔子和儒经的“浮妄虚伪”之学。南宋浙学以实事实功为理论旗帜，与空言心性的道学形成鲜明的对照。陈亮、叶适、吕祖谦以及“四明学派”等浙东学人都注重社会实际问题，研究实用之学，他们所关注的是收复失地，统一国土，谋求国家“中兴”的实现，自觉担负起“除天下之患”、“安天下之民”的责任。
明代阳明心学崛起，阳明大力倡导心学，起因就在于他反对程朱理学由于官方化而导致的形式化、僵化和虚化，从而背离了儒学的真精神。心学的崛起是儒学由虚转实的一个契机，本质上是要求恢复世道人心，挽救颓废的学术，稳定社会，符合孔孟儒学的入世精神，属于经世致用之学。
黄宗羲开创了清代浙东史学，经世致用成为明确的学术目标。他认为，儒学是经纬天地之学，儒家学者乃治学为世的知识分子，并非卖弄语录、高言阔论以眩世人耳目的欺世盗名之徒。
章学诚认为，经世致用的“各有事事”，是当事者要从所遭遇的社会实情出发，去解决社会问题，去实践。“事事”即“事其所事”、“事其当事”，指主体在特定社会情景中的创造性实践，即“阳明得之为事功，蕺山得之为节义，梨洲得之为隐逸，万氏兄弟得之为经术史裁”。章学诚对浙东学术的此种实事实功、经世致用的基本精神作了深刻的剖析和阐述。
二、广采博纳，兼收并蓄
浙东地域是越文化的发祥地，但并不是学术文化中心，而是地处偏隅，受中原文化传播、辐射，因而易于相容不同的学术文化，各种学派和学术思潮都在浙地找到了自己的位置。同时，浙东学人在吸纳不同学术文化的过程中，学有自得，并做出了出色的创造。所以，广采博纳，兼容并蓄是浙东学术的一大传统。
从北宋到南宋，中原地区的胡（瑗）学、王（安石）学、蜀学、洛学、关学，随着皇室和士族南渡，其流风遗韵首及两浙，于是两浙成为诸学交流的中心。浙东之学于斯融贯诸学之长，也是势所必然。
北宋时期，“明州杨杜五子”受到胡瑗学术的影响。南宋时期，浙东学人亦多受中原之学的影响，如金华之学与程颐之学亦有渊源，吕氏之学得“中原文献之传”；永嘉一地则郑伯熊、郑伯英兄弟得周行己之传，刻印程氏之书，陈傅良、叶适等皆奉以为宗，由此可见程学对永嘉学者的影响。
浙东学人与朱子之学有大量的交集和融合，诞生了以何基、王柏等为代表的金华朱学，和以黄震、王应麟为代表的四明朱学。而且，朱子之学流入浙东一地，渐具有浙学特色，并保持和发扬了朱学博学多识的传统。
陆九渊的心学在浙东地区广泛传播，并获得创造性的发展。“甬上四先生”是陆氏弟子，他们鼎力宣传陆学，使陆学大行于四明，浙东渐成中国心学大本营。
“宗陆而不悖于朱”，“言性命者，必究于史”，正是说明了浙学此种“广采博纳，兼容并蓄”而又“以我为主”的学术特征。
三、求真求是，一本万殊
浙东学术具有求真求是、一本万殊的优秀传统。浙东先贤王充就举起了追求真理、杜绝虚妄的旗帜，他的著作《论衡》就是要“考论虚实”。南宋浙学主张“道器相因”、“道不离器”的唯物主义观点，具有求真求是的倾向。
明清时期，王阳明言“心学”，他的“致良知”学说，包含着注重实践，强调本体和工夫的统一，以工夫见本体的合理因素，他倡导的主体精神，亦为求真求是准备了主体性条件。刘宗周主张“理气合一”说，章学诚主张“由器而道”、“道因器显”的观点，都包含求真求是的因素。
浙东学人认为，求真求是为学术之目标，而寻求真理的途径是多样的，不是唯一的，学术真理不能为一家所垄断。黄宗羲提出“一本万殊”，包含着深刻的方法论原则，是富有时代精神的学术命题。“一本”指儒家的圣人之道，在广义上是指学术真理的总体或全体，“万殊”是指学者对圣人之道的多样性体认，亦指追求真理所采取的多种多样的方法、途径。黄宗羲认为，学术乃天下之公器，非一家之私，学术真理人人皆可以追求，每一个学人都可以尽自己之力去探索、体认，只要工夫达到，就可以“求之愈艰，则得之愈真”，虽各种学术对于真理的体认有深浅醇疵之别，却不能说是与学术真理无关的。“一本万殊”的学术真理观具有深刻的理论启蒙意义，是求真求是的利器，也是求真求是的必然要求。
四、经史并重，义利双行
“经史并重”、“义利双行”实质上是浙东学人对价值（善）问题的富有自己个性的见解，这种见解，显然不同于中国古代占主导地位的正统意识的价值认定，却更为逼近近代意识，是符合时代发展方向的选择。浙东学者对史学的重视是一贯的，并且把史学与经学看成具有同等价值的，避免了经高于史的学术片面性。无论是他们所强调的“史学以经世”（章学诚），“六经皆史”（叶适、王阳明、章学诚），还是“言性命之理必究于史”（章学诚），“学必原本于经术而后不为蹈虚，必证明于史籍而后足以应务”（黄宗羲），都要求将史学提到一个很高的位置，要求把经学讲求与史学研究有机地结合起来，把性命之理的分疏、历史经验的总结和现实事务的应对统一起来，这在学术价值定位上更为全面，在学术视野的拓展上更为开阔。
“义利双行”是陈亮与朱熹在学术争辩中，朱对陈学术特点的概括和评价，其原意具有贬斥的意味，其实作为对浙东学者特点的概括却是较为贴切的。浙东学人并不讳言“利”字，也往往将“义”和“利”联系统一起来加以考量。
叶适提出“以利和义”，陈亮则言“行道有功”，黄宗羲肯定人的个人利益的真实性，都肯定了义与利相统一的方面。浙东学者言“以利和义”、“义利双行”，从这种价值观出发，必然得出“工商皆本”的结论。他们要求“通商惠工”、“扶持商贾”、“流通货币”，主张“官民一家也，农商一事也。上下相恤，有无相通”。黄宗羲说：“世儒不察，以工商为末，妄议抑之。夫工固圣王之所欲来，商又使其愿出于途者，盖皆本也。”实质上是要求发展具有资本主义萌芽性质的商品经济。
五、学有专攻，贵在创新
浙东学者亟称“自得之学”、“殊途百虑之学”、“专家之学”，是强调凡学问必有宗旨，思虑必有体认，学术必有创制，反对拾人牙慧，鹦鹉学舌，以水济水，以语录为究竟的经生之学。这种观念的形成与浙东学人深受心学的影响有关，王阳明之“良知”，黄宗羲之“本心”，章学诚之“性情”，流风余韵，前后相续百年而不稍衰，实构成浙东学术的明显特征。
王阳明主张“吾心”乃学术之最高权威、最高标准，学术为天下之公器，学术的珍贵在于“得之于心”的独特创造，这种创造高于一切既定的权威。阳明之说实为明清浙东学人的学术方向和学术创造奠定了基础。
黄宗羲倡“殊途百虑之学”，强调“自得”“学有宗旨”，与阳明之说一脉相承。“心之万殊”既是个人意识及生存世界的发展演化的无限可能性，亦是每个个体之工夫、本体互动而造成的生存世界、知识世界的特殊性，由此才形成学术创造的“一本万殊”、“殊途百虑”的无穷丰富性。由此，他提出，凡“有一偏之见，有相反之论，学者于其不同处，正宜着眼理会，所谓一本而万殊也”。
章学诚言“专家”之学，这是对浙东学术的深刻总结。所谓“专家”之学即由器达道的著作之学，是发乎性真、极乎通识、达乎大道、验于效用、救弊补偏而开时代之新风的创新之学。
对浙东学术的性质、精神、特征的阐说，随着研究的不断深入、新的研究者的加入以及时代的发展，其话语的形式和表达的侧重将会不断有所变化。浙东学术的性质和特征不仅是通过对历史资料的研究而归纳的，而且也是研究者和继承者们不断发现、建构的。这不只是由于“浙东学术”历史悠远、体量巨大，更因为其内涵价值、精神具有与近现代文明的相通性、启示性，这也正是研究浙东学术的意义之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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