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历史上的王应麟

中国古代的文献学主要侧重于文献整理，包括文献收集、鉴别真伪、分类编目、流通利用，也包括文献发展历史的梳理、文字的校订、版本的鉴别、内容得失的评品及目录的编制等，也就是章学诚所说的“辨章学术、考镜源流”。

浙东文献学的领军人物主要有王应麟、全祖望、章学诚等，邵晋涵、黄式三、黄以周所做的工作也属文献整理的范畴，当然，他们所做的主要是经学的注疏和阐释，也可归属于经学的范畴。

（一）王应麟

在中国，有三本家喻户晓的儿童启蒙读物，即《三字经》《百家姓》《千字文》，并称“三百千”。其中的《三字经》最早成文于南宋，作者是当时的大学者王应麟，之后经过历代学者的修订增补，形成今天我们所见到的文本。《三字经》因其简明得体、朗朗成诵的韵文形式，包含历史、天文、地理和道德等丰富知识的百科全书式内容，七百多年来，始终是中国儿童接受国学启蒙的优秀读物，流传至今，甚至已成为世界性的儿童读本。古人说：“熟读三字经，便可知天下事，通圣人礼。”足可见其价值。

《三字经》的最初编撰者王应麟，是南宋后期的宁波先贤，今天宁波城区内的念书巷，就是当年王应麟的读书处，一直被人尊称为“王尚书第巷”。王应麟五十几岁辞官还乡后，隐居乡里二十年，课子著述，留下了很多著作。王应麟的墓在鄞州区五乡镇同岙。在长满荒草的山冈上，依稀可见昔日的墓道，两边的文臣武将翁仲尤为引人注目。武将的头颅已断，唯文臣肃然挺立，清癯的脸庞显露出特有的神采。哲人已逝，遗泽仍在！静穆的墓地是怀旧的最好所在。

王应麟，字伯厚，号深宁居士，学者称厚斋先生。王应麟的祖籍为河南浚仪，建炎（1127～1130年）初年，王氏四世祖王安道护驾南渡，由此在四明之地定居繁衍。

王应麟的父亲王撝幼年师从乡先生楼昉，楼昉系吕祖谦弟子，王撝因此而得吕氏学说之传。宋宁宗嘉定十六年（1223年），王撝进士及第，两个儿子恰于这年的七月二十九日寅时双生，因此给他们取名为应麟、应凤。王撝博洽多闻，性耿介，曾任国史院编修官、实录院检讨等职。王应麟与其弟应凤少年早慧，孜孜于学。应麟在九岁时已通读六经，是当时有名的神童。父亲王撝对他兄弟俩寄予厚望，对其督学异常严厉。每次授题后就坐在堂上督课，令兄弟俩答题，刻烛以待，稍有迟缓便立加呵斥。兄弟俩因此更加刻苦，学业并进，并练就敏捷的思维。

王应麟于淳祐元年（1241年）考中进士，时年十九岁。但他并不以此为满足，认为当时士人读书中举，只是为了获取功名利禄，并不是真正的读书求学问。于是，他仍发愤读书，与其父一起赴婺州任所，在父亲的安排下，从王埜受学。淳祐三年，王应麟调任衢州西安主簿。淳祐九年，升任从事郎。

宝祐三年（1255年），他调任扬州州学教授。次年，王应麟中博学鸿词科。博学鸿词科是进士之上的一种考试，也是三年考一次，由皇帝亲自主持，每科只选一至三名。博学鸿词科中式者，往往直接进入朝廷任职，十分受人器重。同年五月，他任集英殿策士，担任复考试官。理宗在集英殿主持殿试，看了考官推荐的试卷后，想把第七卷提到第一，交与王应麟复考。他阅读了试卷之后，便向理宗道贺：“是卷古谊若龟镜，忠肝如铁石，臣贺陛下得士。”遂以该卷为首选，等到唱名，方知是文天祥的试卷。王应麟称得上是慧眼识才。

开庆元年（1259年），王应麟三十七岁，升任太常寺主簿，对国势十分忧心。当时金兵陈兵淮上，边境告急，民力废弛。他上疏要求皇帝“操纲纪而明委任，谨左右而防壅蔽，求哲人以辅后嗣”。当时的右丞相丁大全隐瞒边事，王应麟指出淮河一带边防紧张，川蜀地方道路阻塞，朝廷赋税过重，百姓生活困苦，向理宗直言“陛下勿以宴安自逸，勿以荣悦之言自宽”。这些话让丁大全知道后，恼恨交加，就诬告王应麟无事生非，为此王应麟被罢官。不久，边境战起，宋军败绩，王应麟才重新被起用，先任台州通判，又召为太常博士。

在京为官期间，王应麟曾与太常少卿汤东涧比邻而居，朝夕相处。两人经常谈论宋代理学各派的异同，对永嘉的制度，沙随的古易，关、洛、濂、闽、江西各派学说的同异，蔡氏的图书经纬，西蜀的史学等各种问题加以讨论。对这些学术问题，王应麟一一自有识见，并融会贯通，剖析其中深奥的道理根由。汤东涧对王应麟的学识非常佩服，他常对人说：“我一生见过的人才不算少了，只有王伯厚才称得上是一个真正的学者。”并将他推荐给丞相。

度宗在位期间，王应麟经常上疏劝谏皇帝，要他克勤克俭，勤政爱民，要防止未萌之欲，存不己之诚。这些谏言很受度宗重视，却触怒了国舅宰相贾似道。为此贾似道屡次想将王应麟逐出朝廷，但惮于王应麟的声誉，不敢妄动。他通过朝官包恢警告王应麟，不要再在度宗面前多说多言。王应麟听了包恢的转告后笑笑说：“触犯宰相患小，欺骗君王的罪就大了。”

度宗咸淳元年（1265年），王应麟四十三岁，兼权礼部郎官，后又累迁至舍人兼权中书舍人。时值寒冬，忽然天空雷声大作，惊雷阵阵，朝廷震恐，议论纷纷。王应麟眼见朝纲不振、奸臣当道，借机谏道：“这是臣下不遵君王的圣意，奸邪猖狂，致使皇天大怒。”贾似道听后十分恼怒，决意将王应麟逐出朝廷。咸淳五年（1269年），王应麟为徽州知州，两年后，才召为秘书监权中书舍人。王应麟眼见朝中奸邪当道，屡欲辞官但未被准许。后又兼权吏部侍郎。虽然王应麟的上书谏言收效甚微，但他的忠直之心依旧，仍向度宗上书力陈成败逆顺之说，这使得度宗很不高兴，贾似道见机又想逐走王应麟。恰在这时，王应麟的母亲去世，王应麟就以丁忧辞职回乡。

恭帝德祐元年（1275年），贾似道溃师江上，朝廷上下为之震动。王应麟不久又授中书舍人兼直学士院，他即引疏陈十事：“急征讨、明政刑、厉廉耻、通下情、求将材、练军实、备粮饷、举实材、择牧守、防海道。”后又陈备御十策，“皆不及用”。转任礼部尚书兼给事中。这时，丞相留梦炎任用私党徐囊为御史，任“粗戾无学、南昌失守、误国罪大”的黄万石为江西制置史。王应麟愤而上书，阻止留梦炎任用私党，窃位误国。但这些上书犹如石沉大海，均无批复。王应麟看到国势日衰，边患日深，而朝廷依然君昏臣奸，黑白颠倒，自己的一腔衷情总被曲解，虽居高位，却难报国，于是辞官东归，回到老家鄞县，课儿著述。此后，虽然朝廷几次以翰林学士召他回朝，均被他拒绝。入元后，更是自甘隐居，不与世人相接。元成宗贞元二年（1296年），王应麟病逝，享年七十四岁。

王应麟为官几十年，出于对国家命运的担忧，呼吁改革，力图振兴。无奈此时的南宋王朝已到了穷途末路，上层统治集团只图苟安享乐，毫无励精图治之意，朝政被一些贪婪无能的权臣所把持。当权者对一些改革弊政、力图振兴的积极建议，百般压制甚至加以迫害。所以王应麟虽位列高官却不得伸志以展抱负。但作为一位卓然自立的学问大家，王应麟继承了浙东学术的优良传统，以“搜罗摘抉，穷幽极微”的“综罗文献”功夫，在文献学领域取得了巨大的成就，开清代学者考据之先河，被称为“文献大师”。

王应麟知识渊博，才思敏捷。早年他为了考博学鸿词科，作了多年准备。他一边工作，一边向各个藏书楼借来图书，勤学苦读。他的阅读面非常广泛，“自经史传记、诸子百家、浮屠老氏之书，以至当代典章之因革，食货之源流，衣冠之谱系，群公先正嘉言善行，家乘野史之各见殊闻，莫不遍览而周之”。他将所阅读的资料，条分缕析，编成了著名的《玉海》一书。《玉海》围绕主题搜集资料，全书分成天文、律历、地理、帝学、圣文、艺文、诏令、礼仪、车服、器用、郊祀、音乐、学校、选举、官制、兵制、朝贡、官室、食货、兵捷、祥符等21门，每门之下又有分类，共248类。该书结构清晰，内容翔实，成为当时知识分子应付博学鸿词科考试的必备工具书，也是王氏文献目录学上的重要成就之一。王应麟另一部重要的文献目录学著作是《汉书艺文志考证》，被誉为中国历史上第一部专门研究《汉志》的专题性成果，全书十卷，以“该洽”著称，为《四库全书》所著录。

王应麟也是宋代著名的辑佚学专家，他编著的《诗考》、《周易郑康成注》等辑佚书籍，在我国辑佚学发展史上据有重要地位。王应麟在他的辑佚书中，依据郑樵“书名亡而实不亡”的辑佚理论，开创了辑佚补缀的有效方法。这种方法可归纳为两个方面：一是按录探求，广泛搜索，这是辑佚工作的第一步。在选择辑佚所依凭的材料时，首先必须搜集前人编撰的各种类书、前人对经书的注释义疏、对史书的注疏解释等。二是注明出处，相互校勘，如此可以参观互证，从而辨其源流。以后，王应麟又进一步拓展了这些方法，总结出一套图书编撰、文献整理的有效方法，这些方法主要有注释、校勘、考证、辨伪等。《困学纪闻》是王应麟所撰札记考证性质的学术专著，内容涉及传统学术的各个方面，其中以论述经学为重点。在这部博涉经史子集，被后代誉为宋代考据笔记三大家（其他两家为《容斋随笔》《梦溪笔谈》）之一的文献学力作中，王应麟的考据方法和思想得到充分体现。书中有随文注释，也有小字夹注；他的注释旁征博引，穷波讨源，注释得清楚明白；对于文字的脱误、称谓上的歧异以及史实上的悖谬，王应麟也一一阐明。注释内容还广泛涉及古书句读、史书义例、标举出处、增补史实等等。在校勘上，王应麟主张保持文字原貌，反对妄改，对资料进行细致严谨的鉴别，充分运用对校法、本校法、他校法、理校法等手段。这些方法给后人尤其是清人的校勘工作提供了宝贵的经验。

王应麟博洽多闻，一生编撰了多种类型的著作，除《困学纪闻》这类笔记著作、《玉海》这类类书、《汉书艺文志考证》这类目录学著作外，儿童启蒙读物也是其著作中的重要组成部分。除《三字经》外，王应麟另著有《小学讽咏》《蒙训》《小学绀珠》《姓氏急就篇》《补注急就篇》等五部有关童蒙教育的专书，可惜其中《小学讽咏》《蒙训》已不传。王应麟对儿童启蒙教育的重视，一方面受宋代童蒙教育大众化趋向的影响，另一方面也是他经世致用、以史为鉴的治学思想的体现。他主张在重视伦理道德教育的同时，对儿童进行自然、科学常识等内容的教育，以培养儿童博学广闻的视野。所以他所编撰的童蒙读物基本都具有内容综合、形式活泼、切合实际的特征。像《三字经》自不必说，其他如《小学绀珠》属内容浅近的“天地万物之名数”，它“始于三才，终于万物，经以历代，纬以庶事”，分门别类排列；《姓氏急就篇》所载除姓氏知识外，也是有关历代名物、典故、天文、地理、动植物等社会和自然界的基本常识。这些看似低端的儿童读物，实是作为“文献大师”的王应麟不可忽视的学术成就。

（二）邵晋涵

王应麟之后，浙东文献大家当推全祖望。

全祖望毕生从事经史研究，搜集和整理各类文献资料，留下了续补《宋元学案》、七校《水经注》、三笺《困学纪闻》、《续甬上耆旧诗》等文献学著作，可谓成就卓著，影响深远。他整理文献旁罗博综，去短集长，注重考核文献的真实性，“耻一物不知”，看重亲见亲闻的第一手资料，对于有疑义的，甚至亲自访问考察。可以说，全祖望的“文献学”思想与他的史学精神一脉相通，为学者所敬重。有关全祖望的生平、学术，将在本书“浙东史学”一章中予以详细介绍。

清代，考据之学大兴。考据学，又称考证学或朴学，主要的工作是对古籍加以整理、校勘、注疏、辑佚等。考据学并不是严格意义上的学科，而是一种治学方法。对于考据学，梁启超在考据学“概论”中有几句扼要的话：其治学之根本方法，在“实事求是”，“无证不信”；其研究范围，以经学为中心，而衍及小学、音韵、史学、天算、水地、典章制度、金石、校勘、辑佚等；而引证取材，多及于两汉，故亦有“汉学”之称。

浙东的邵晋涵是乾嘉時期著名经学家、史学家和文献学家，时人称其“经学、史学并冠一时，久为海内共推”（阮元）。乾嘉时期正是考据学兴盛之际，邵晋涵的学术风格既受乾嘉时期流行的博雅考据之风的影响，更承继了浙东学术王（阳明）、刘（宗周）、黄（宗羲）传统的熏陶。其经学著作《尔雅正义》开清儒重新注疏儒家经典之先河，在清代经学史上占有重要地位。他的史学研究更为当时学者所推崇，乾嘉时期的学人“言经学则推戴吉士震，言史学则推君”（钱大昕）。

邵晋涵（1743～1796年），字与桐，号南江，浙江余姚人。从小天资聪颖，读书过三遍，即终身不忘。一生多疾，左目视力不佳。幼由祖父邵向荣启蒙，四五岁能知六义四声，七岁能赋排律五十韵。十二岁赴县试，知县李化楠令背诵五经章节，居然一字不失。1765年，乡试中举，时年二十三岁。六年后，礼部会试第一，赐进士出身。除了耳濡目染家族书香传家的良好熏陶，前辈的严格督促也养成了他厚实的学问基础，尤其是家乡浙东的学风，使他自幼“习闻蕺山、南雷诸先生绪论”，深受启迪，其学以阳明、蕺山、南雷三先生为宗，“每语一事，则亟称三先生不置。盖其学之所本，又心仪其人，而欲取以为法也”。

乾隆三十八年（1773年），朝廷编《四库全书》。《四库全书》是中国古代规模最大的一部官修书，也是中国古代影响最巨的一部丛书，在这一隆重的具有奠基意义的文化活动中，邵晋涵与周永年、戴震、余集、杨昌霖四人应诏入“四库馆”，誉满士林，时有“五征君”之称。除翰林院庶吉士，充任纂修官，这是邵氏生命中一个重要的转折点。入馆编修，这是当时士人引以为荣的事，然而晋涵却“自视泊如”，他把入馆看作再学习的良机，而不是把它当成荣升的阶梯。不久，他便对馆中图书资料了如指掌，“总裁问以某事，答曰‘在某册第几页中’，百不失一”，大家都称其为神人。自此他的大部分精力和时间都放在研究经史、考辑旧史等方面。其间，邵晋涵负责主持史部之书的编纂，凡此类著述多由他亲手校定，史部提要亦多出于其手，兼辑《续三通》。他在四库全书馆任职十余年，其后又数年在史馆任职，取得了不斐成绩。

从文官的职位来说，邵晋涵是浙东学派中唯一跻身翰林者。但他秉性狷介，为官清廉，据说他任职京城期间，“教授生徒以自给，足不诣权要之门”。所以二十余年，官止四品。

邵晋涵一生交友甚多，有人考证其所称“友朋”有48位之多，而与其深切者惟会稽章学诚。他与章学诚都深受阳明、蕺山、南雷学术的影响，同属浙东学派传人。乾隆三十六年，二人初识于京师，再遇于安徽太平使院，二人书信来往，谈史论文，切磋学术，志同道合，自此相交二十余年，两人情感相契，患难相依。不过，与章学诚相比，邵晋涵受乾嘉学派的影响更大一些。

邵晋涵博闻强记，涉猎百家，无书不读，尤能追本求源，实事求是。他一生无论在朝为官，还是居家教授，都在从事古典文献的整理和研究。从现存相关资料看，他一生著作甚多，文献整理成就，属于注疏类的有《尔雅正义》《孟子述义》《谷梁正义》《谷梁古注》《仪礼笺》；属于辑佚类的有《旧五代史》《洪范口义》《洪范统一》《两朝纲目备要》《性情集》《临安集》《九国志》《东南纪闻》，其中以《旧五代史》影响最大，后世史家莫不宗之；目录学作品有《四库史部提要》；金石类的有《续通志·金石略》《方舆金石编目》；方志类的有《杭州府志》《余姚县志》；编撰类的有《南都事略》《宋志》等。他的门人整理他的遗稿，编成《南江札记》《南江文抄》《南江诗抄》刊行。可惜的是，他的许多著作已散佚，流传下来的并不多。

邵晋涵治学承继了浙东学术“经世致用”的优秀传统。邵晋涵的族祖邵廷采，学问以阳明、蕺山之学为旨归，又曾受教于黄宗羲，于理学、史学、文学都有所成就。邵晋涵的祖父是邵廷采的学生，邵晋涵从小从学于祖父，这使他与黄宗羲接上了学脉，继承了南雷之学。更为重要的是，浙东学派中的爱国务实、博综重史、刚正狷介、崇尚气节的精神，深深地影响了邵晋涵。邵晋涵浸润于浙东学术，其治史目的亦深受浙东前辈先贤影响。

同时代著名学者洪亮吉评价邵晋涵的学术“于学无所不窥，而尤能推求本原，实事求是”。“推求本原，实事求是”可以看作他治史的基本态度和学术风格。

邵晋涵在经学的研究和整理方面取得了不斐的成就，他广求博证，披览群籍，洞幽烛微，梳理阐发古籍内蕴之精义。他对《春秋》三传除了写过《谷梁古注》《谷梁正义》外，还在《南江札记》中存有《春秋左氏传》札记一百二十五条；他对《孟子》素有研究，撰有《孟子述义》，在《南江札记》中还存有《孟子》考证札记三百八十六条；他对《诗》《书》《仪礼》等，都进行过探讨。但他用力最劲、历时最长、影响最大的是对《尔雅》的研究，并撰成《尔雅正义》一书。

他的《尔雅》研究，以唐石经刻本、宋刻本以及诸书所引为依据，“审定经文，增校郭注”。他殚虑精思，三易其稿，历时十余年撰成是书。该书为清人十三经新疏第一部，多创造发明，在《尔雅》的研究方面具有里程碑意义，构建了清代注疏《尔雅》的基本框架，开清儒重新注疏群经之先河。

邵晋涵一生的学术生涯中，大部分时间从事经史注疏、辑佚和考辨，养成了深湛的治学功底。他针对“向来论《宋史》者，俱讥其繁芜，而鲜所举正”的情况，着手校勘、考证《宋史》。从现存《南江札记》中的四十余条考辨材料来看，其纠偏剔谬，拾遗补缺，颇见功力。

邵晋涵对《宋史》考证的范围比较广泛，涉及年代、职官、地理、人名、数字、世系、名物、制度、史实各方面内容。他吸收了沈世泊《宋史就正编》的成果，除考证史事以外，也揭明《宋史》书法义例舛误。此外，还纠正了柯维骐《宋史新编》之误，等等。

对邵晋涵学术思想的评价，章学诚虽高度评价邵晋涵学问道德，叹邵氏之逝是“浙东文献尽矣”，但章氏对邵晋涵于“立言宗旨”、“自得之言”方面是不满意的。与之有别，从事博雅考据的一些学者，对邵氏的评价极高。如洪亮吉对邵晋涵的《尔雅正义》“叹以为绝识”；钱大昕认为邵氏之经学“皆实事求是，有益于学者”；阮元称赞其经学、史学并冠一时，并有“唯知先生之经，未知先生之史”的慨叹；段玉裁特意致书邵晋涵，祝贺“惠赐《尔雅正义》，元元本本，既赡且确，什百邢氏，何待言矣”。江藩《国朝汉学师承记》将邵晋涵列为汉学家，如此等等。

（三）黄式三和黄以周

全祖望和邵晋涵属于十八世纪浙东学术的代表人物，而黄式三和黄以周则是十九世纪四明学人的代表。他们父子原是舟山人，后定居镇海，无论是镇海还是舟山原都属宁波府的范围。然而，他们的学术与王、刘、黄的浙东学术传统关联并不密切，他们研究的主要是经学和礼学，并上接汉代郑玄和宋代朱熹，他们所做的工作不外乎考证、训诂、校勘，并在此基础上力求融会贯通，与戴震、段玉裁所走的学术路径接近。因而，可以归于文献学的范畴。

黄式三（1789～1862年），字薇香，定海（今舟山）紫微乡人。道光十二年（1832年）入岁贡生，十四年赴乡试，因母病逝中途罢考，遂不再参加应试，终身治学。其学不拘门户之见，博览经史诸子，斟酌古今，极具见识。三十岁后研读《论语》，四十岁起又开始考究历代典章制度，至五十岁后则专治《尚书》，迄止晚年，好言礼，认为“礼可以怡情，可以淑性，可以定命”，于是著《复礼说》《崇礼说》《约礼说》等篇。黄式三一生以著述为乐事，著有《论语后案》《诗丛说》《诗序通说》《春秋释》《周季编略》《儆居集经说》《史说》《书启蒙》及《黄氏塾课》等共一百一十卷。道光二十年，英军侵占定海后，他徙居镇海县海宴乡黄家桥（今属宁波市北仑区柴桥镇），模仿唐代韩愈作《五箴》，提醒当局应警惕外国侵略者的野心。

黄以周（1828～1899年），是黄式三第四子，原名元同，后改以周。黄以周于同治九年（1870年）中举，曾任遂昌、海盐县训导、处州府学教授等职，被特荐加为内阁中书。应江苏督学黄体芳的邀请，他在江阴南菁书院任主讲长达十五年，教以博文约礼、实事求是，不拘汉宋门户之见，江南地域许多高材生都出自他的门下。光绪五年（1879年），宁波知府宗源翰在月湖竹洲开办辨志精舍，请以周定其名义规制，而专讲经学，著录弟子千余人。黄以周生平至孝，侍奉双亲三十余年不曾离开，秉承家传，非礼勿动，是晚清一位纯粹的学者儒生。

黄以周承训家学，与其兄长儆孟、儆仲共读，互相砥砺切磋。他专力治经，尤精于“三礼”，博采汉唐至清有关“三礼”的经注、杂记，对于古代礼制、学校、封国、田赋、乐律、刑法、名物乃至占卜等，详加考核，作出说解，体大精思，为晚清《礼》经研究之冠冕。

在经学思想上，黄以周学问醇厚，不主门派之见。虽然师法吕留良、朱熹，但并不是简单的皈依。对于朱熹的宋学，以及近世全祖望的笃实经学都有杂采，兼收并蓄。但他对陆（九渊）、王（阳明）的心学却持排斥态度，认为其学太过强调而不入正统。在研习“四书”时，他认为应当以孟子学孔子，“由博反约，而未尝亲炙孔圣”。黄以周深信博文约礼的经学，才是学术义理之正途，因而求孟子学孔圣之师承，并以子思为其学术思想的中枢，在晚年体弱多病的景况下著有《子思子辑解》，阐述其学术主张。

黄以周生平著有《礼书通故》、《经训比义》，辑有《军礼司马法》《子思子辑解》，还有《经说》六卷，专释名物度数，可与《礼书通故》相媲美，收入《儆季杂著》中。

在黄氏父子的著作中，以《论语后案》和《礼书通故》的影响最为深远。

《论语后案》是一部注释研究《论语》的著作。《论语》记载了孔子及其弟子及当时人的言行，后人把它当作研究孔子的人生论和社会政治思想最可靠的资料。历代学者对《论语》的注释之丰赡如星河灿烂。其中何晏的《论语集解》为汉学的代表作，而朱熹的《论语集注》为宋学的代表作，这两部注本的价值为历代学者所公认。黄式三所撰写的《论语后案》，先吸收了《集解》、《集注》的主要内容，又加入了明清学人的研究成果。如此，他的《后案》，近乎梳理了《论语》学史。章太炎对此书的评价是：“黄式三为《论语后案》，时有善言，异于先师，信美而不离其枢者也。”

《礼书通故》是黄以周的代表作。他从三十二岁至六十一岁，尽三十年的精力才完成。全书分四十九目，共一百卷，洋洋一百余万字，对中国古代的礼制、学制、封国、职官、田赋等问题条分缕析，详加考稽，总结了两千年来的礼学研究成果。在整个封建时代，“礼”的内容涉及政治体制、法律规程和伦理风俗等领域，是封建殿堂的构架、砖瓦和外墙，在中国传统文化中占有极重要地位，因此，这部著作的重要性不言而喻，为定海黄氏赢得了不朽的学术地位。晚清公认的国学大师俞樾在《礼书通故序》中记道：“惟礼家聚讼，自古难之。君为此书，不墨守一家之学，综贯群经，博采众论，实事求是，惟善是从。”梁启超撰写《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时也说到《礼书通故》这部书可谓为“集清代礼学之大成”。

由上可见黄氏父子的研究在中国学术史上的地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