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省余姚市白云庄

究本于史_浙东史学之拓展_千年文脉：浙东学术文化

浙东史学派的形成，以黄宗羲在宁波白云庄讲学为突出标志。所以，白云庄以浙东学派的学术要地而驰名中外。白云庄是甬上证人书院的所在地，也是清代浙东学派的发祥地。

白云庄位于宁波市海曙区白云街道管江岸，始建于明代。它原为明末户部主事万泰的庄园，因其子万斯选著有《白云集》，人称白云先生，卒后葬于此地，故名“白云庄”。

清康熙七年（1668年），明末清初著名思想家、“浙东学派”的代表人物黄宗羲应万泰等人邀请，先在万泰的广济街宅第讲学，后迁至延庆寺。康熙九年（1670年），再迁至白云庄授徒讲学，开“证人书院”。清乾隆年间，黄宗羲的私淑弟子全祖望，为了将其与黄宗羲在绍兴的“证人书院”区别开来，特冠以“甬上”两字，称“甬上证人书院”。

黄宗羲在浙东学术发展史上是一个关键性的人物。他学问渊博，思想深邃，著作宏富，与顾炎武、王夫之并称为明末清初三大思想家，并以创新、启蒙见长，可称一代“启蒙巨擘”。

至清朝末年，书院废圮。1934年甬人杨菊庭（贻诚）等访得书院和故居旧址，集资恢复。现白云庄占地面积约4000平方米，由甬上证人书院、万氏故居和万氏墓地组成，有建筑四幢约650平方米，其中坐西朝东和坐北朝南的人字坡硬山顶建筑各两进，明代台门一座，当代书法家沙孟海先生为台门题写“白云庄”，正厅廊檐挂全祖望所书白云庄楹联云：“倜傥指挥天下事，风骚驱使古人书”。庄内辟“浙江学术文化陈列”和“万氏史迹陈列”。书院西侧有万邦孚、万斯选、万斯昌、万世标墓。万邦孚墓道前立有明代石牌坊一座，题“明都督万公贞藏”，墓前设华表，墓道立石马一对和黄宗羲撰万斯选墓志铭等。

改革开放以后，政府重视文化建设和文物保护，白云庄修缮一新，在它西面新辟了白云公园，成了市民游览休憩的好去处。走进公园，首先映入眼帘的就是一条弯曲、清幽的小河，在园中静静地流过，多了几分浪漫，也多了几分旖旎的水乡风情。踏进白云庄高高的围墙内，翠竹依依，绿茵满地，古朴清幽的环境即使在夏日的午后也能令人感到丝丝凉意。转过一个天井，一个偌大的庭院就展示在眼前。院内青竹吐绿，树木葳蕤，秋天是收获的季节，一棵高大的香泡树上挂满了累累果实，一条弯弯的小径引人踱入庭院深处。

可以想象，就在公元1668年的春天，有一个人走进了白云庄。他头带纶巾，手执经书，面目清癯，步履厚重，他就是明末清初的经学家、史学家、思想家黄宗羲。我想那一天庄内肯定是热闹非凡，万氏举家及宁波的许多文人雅士会恭身相迎，于清茶香茗，杯觥交错间谈史论经，针砭世事，臧否国事。正是黄宗羲的不懈努力，开创了浙东学术的一片新天地。

（一）黄宗羲

黄宗羲（1610～1695年），浙江余姚人，字太冲，号南雷，学者称梨洲先生。

黄宗羲出生于余姚县通德乡黄竹浦，其地现名浦口村，属浙江省余姚市明伟乡。降生前夕，母亲姚氏梦见麒麟入怀，所以，宗羲乳名麟儿。父黄尊素，万历进士，曾任宁国府推官、山东御道史等职，天启中官御史，忧国忧民，为官清廉，与东林党人来往密切，先后三次上疏攻“阉党”，因弹劾魏忠贤而被削职归籍。天启五年（1625年），阉党向东林党人大举反扑，诬杀杨涟、左光斗、魏大中、袁化中、周瑞朝、顾大章六人。天启六年，黄尊素和高攀龙、周顺昌等七人亦被阉党所逮，受酷刑而死。此后，阉党继续罗织罪名，对东林党人捕杀斥逐，东林党人被杀逐殆尽。

当时才十七岁的黄宗羲悲愤无比，立志报仇。崇祯帝继位后，开始清洗阉党。崇祯元年（1628年）正月，黄宗羲赴京颂冤。在他的努力下，阉党余孽许显纯、崔应元等被处决，终于报仇雪恨。黄宗羲入京颂冤之事轰动了朝野。年轻的黄宗羲，可谓又勇又孝。黄宗羲办完父亲丧事后，遵从父亲的遗愿，到绍兴师从刘宗周。

此后黄宗羲四处交游，往来于南京、苏州、常熟、杭州、绍兴、余姚、宁波等地，结识了江南文社、诗社中许多名士，如张溥、万泰等，并加入复社。他还在南京参加了科举考试，落第后还乡发愤攻读经史著作，还广泛阅读了诸子百家之书，以及天文、地理、历法、数学、音乐、佛教、道教书籍。

他参与了复社声讨阉党余孽阮大铖的政治斗争，在南京参与作《留都防乱公揭》驱逐阮大铖。当时，东林子弟以无锡顾杲居首，天启被难者家属以黄宗羲居首。阮大铖对其恨之入骨。崇祯十七年（1644年），李自成攻入北京，明朝灭亡，南明弘光朝廷在南京成立，阮大铖被举为兵部尚书，大权在握，对复社成员进行报复。他根据公揭中所署一百四十人姓氏，捕杀黄宗羲等人。不久，清军南下，南京失守，黄宗羲踉跄逃回家乡。

顺治二年（1645年），清军占领杭州，向浙东推进。鲁王朱以海被复明义军迎接到绍兴“监国”，开始长达八年的浙东抗清斗争。黄宗羲与弟宗炎、宗会毁家纾难，集合家乡黄竹浦子弟六百余人组成义军，参加鲁王政权的抗清斗争，时称“世忠营”。顺治三年二月，鲁王任命黄宗羲为兵部职方司主事，不久又改任监察御史兼职方司主事。义军兵败后，六月十日，黄宗羲率残部五百余人进入四明山，坚持武装抗清。黄宗羲屡次被清廷通缉，只得奉母携儿，避难化安山中。鲁王逃亡到舟山、福建，重立监国旗号，顺治六年七月，又到浙江临海海面。黄宗羲闻讯当即投奔行朝，被任命为左副都御史。黄宗羲虽然名为大臣，却无实权，于是，每日在舟中读书讲学，空余时就注解《授时历》《泰西历》《回回历》等书。鲁王派阮美出使日本请求兵援时，黄宗羲被任命同行。他们抵达日本长崎岛和萨师玛岛，但乞师未成，失望而归。不久黄宗羲离开行朝，隐居家乡避难。顺治十年，鲁王被迫取消“监国”称号，浙东抗清斗争宣告彻底失败。

在这些年里，黄宗羲东奔西走，颠沛流离，一家人跟着他累遭祸殃：儿媳孙氏、儿子阿寿、孙女阿迎接连病死，故居两次遇火。所以，他悲愤地写下了“八口旅人将去半，十年乱世尚无央”，“半生滨十死，两火际一年”等诗句。顺治十八年，南明永历政权覆亡，郑成功东渡台湾，黄宗羲感到大事无望，于是开始致力于讲学、著述事业。

黄宗羲的讲学活动集中在他五十四岁至七十岁这段时间，讲学地点除余姚故居外，主要是在语溪（浙江桐乡）、越中（绍兴）、海昌（海宁）、甬上（宁波鄞县）等地。二十年间，拜他为师的人多达数百，其中包括一部分清朝官员。

康熙六年（1667）九月，黄宗羲会合同门学友姜希辙、张应鳌等人，在绍兴恢复了刘宗周“证人书院”的讲学活动。其后两年，他曾数度会讲于此，阐扬老师的学问气节。康熙十五年至十八年间，黄宗羲曾多次到海昌讲学，传授中国和西方的天文历法等自然科学知识。县令许三礼约集不少官员去听讲。黄宗羲讲学收效最大者，是在宁波创办“甬上证人书院”时期。康熙四年初，甬上名士万斯大、万斯同等二十余人到余姚向黄宗羲求教。以后，黄宗羲到甬上讲学，又提议成立“证人书院”，自康熙七年创建至十四年结束，前后经历八年，参加讲会的人数估计有百余人。

黄宗羲讲学反对空谈，主张经世致用，特别强调明经通史，要求学生“必先穷经”、“兼令读史”；他讲学既重经、史之学，又重自然科学，包括西方近代科学知识。他儿子黄百家继承家学，在经学、史学、历学、数学方面均有较深造诣，并有专著传世。在黄宗羲的思想和学术风格熏陶下，形成了以“甬上证人书院”弟子为主力，其流风被于浙东乃至全国，其学脉传于乾嘉以至清末的清代“浙东学派”。这个学派的学术研究范围很广，包括经学、史学、文学、自然科学等，其中以史学成就最为卓著。

康熙十八年，黄宗羲停止讲学活动，全力于著书立说。他的著作主要有：

《明夷待访录》，把批判矛头指向封建君主专制制度，第一次揭示了“为天下之大害者君而已矣”，从政治、经济、法律、军事、教育、文化等各个方面提出了具有民主启蒙思想倾向的政治纲领，设计了未来理想社会的蓝图。

《明文案》二百十七卷，后将《明文案》扩编为《明文海》，计四百八十二卷；

《明儒学案》六十二卷，近百万字。全书分立学案十七个，以王阳明学派为主流，兼述各家各派，记载了明代二百多名学者的事迹、言论和学术思想，是一部系统总结有明一代学术发展演变状况的断代学术思想史专著。

《宋儒学案》和《元儒学案》，未能完成，由其子黄百家、后学全祖望续编而成《宋元学案》一百卷。

此外，他还用了大量精力编辑《明史案》，完成了《行朝录》《弘光实录抄》《四明山志》等重要的历史、地理专著。黄宗羲在天文、地理、数学等自然科学方面颇有研究，写下《授时历故》《授时历法假如》等二十余种自然科学著作。

康熙三十四年（1695）七月三日，黄宗羲久病不起，与世长辞。他病中曾作《梨洲末命》，嘱家人丧事从简：死后次日，“用棕棚抬至圹中，一被一褥不得增益”，遗体“安放石床，不用棺椁，不作佛事，不做七七，凡鼓吹、巫觋、铭旌、纸幡、纸钱一概不用”。移风易俗，非同凡响。

黄宗羲是一位博学而又在多个领域有所创辟的启蒙学者，他的学问横亘经学（哲学）、政治学、法学、经济学、历史学等众多学科，其中注重史学是他学术的特点。

黄宗羲吸取了王阳明、刘宗周哲学的思想精髓，以“工夫所至，即其本体”之说，对浙东心学的本体工夫论作了系统的理论上的思考，为浙东学术由心学走向更显“经世致用”特色的史学作了思想理论上的准备。如此，黄宗羲从时代精神的高度，通过对现实活动的理论概括，确立了建构新理论的立足点，把传统的“工夫”范畴上升为“本体”范畴，吸收理学以改造、修正和发展心学，为浙东学术的新发展奠定了思想理论基础。

在政治思想方面，黄宗羲提出了“天下为主君为客”的观点。由于他亲历明亡的惨痛历史，他的反思不仅涉及明朝崩溃这个事实，而且将思维的触角延伸至整个封建社会近两千年的政治体制。黄宗羲的《明夷待访录》和《留书》这两部著作集中批判了中国的封建君主专制体制，并从政治、法律、经济、军事、文化、教育等方面全面阐述了对未来社会的设想，至今仍然不失其意义。

黄宗羲对于“家天下”的君主专制制度深恶痛绝，认为它是荼毒百姓的最大祸根：君主一人之享乐，建立在万民痛苦之上，将一己之大私，美化为天下之大公，这是一种封建君主压迫剥削万民的吃人逻辑，将人民创造的财产看作是一家之私产，视天下人民为君主囊中之私物。对于这样的君主，人们理所当然地将其看作“天下之大害者”，如是“天下之人，怨恶其君，视之如寇仇，名之为独夫”。同时，君主专制体制下的整个官僚机构，都是君主的爪牙和帮凶，他们帮助君主盘剥天下万民，全不顾人民的死活。由此，黄宗羲深刻地揭示了封建专制与人民生存和利益的根本对立关系。

与君主专制针锋相对，黄宗羲“托古改制”，提出了“天下为主君为客”的社会政治理想。为什么需要君主？为什么需要国家？除了为人民、为天下服务就没有任何存在理由。君主的职责原本就是为天下之人兴利除害，为天下人谋利益，此君主必千万倍地辛劳于天下人，这是君主与天下万民的应然的关系。大臣的职责是为百姓而非为君，其与君主的关系是师友，是职责有别的“共曳木之人”。君臣与父子绝不能相提并论。

从“天下为主君为客”的社会理想目标出发，黄宗羲设计了系统的政治体制改革方略，其核心是对“君权”的制约，防止“君权”的滥用。尽管，黄宗羲理想的社会目标及政治改革的设想还不能称之为“民主主义”，但其中包含的对前人的超越性和对未来的前瞻性比比皆是，包含着难能可贵的近代启蒙因素。

“工商皆本”是黄宗羲关于社会经济结构的一个重要论断。他说：“世儒不察，以工商为末，妄议抑之。夫工固圣王之所欲来，商又使其愿出于途者，盖皆本也。”真正的“圣王之治”对于有利于社会经济发展的工商业者，不仅不加以抑制，而且设法吸引他们到自己的国家来经营，使其健康发展，如同农业一样将工商业视作国家发展的根本。黄宗羲这一思想，反映了农民和新兴市民的要求，符合资本主义萌芽发展的趋势。

黄宗羲是一位具有独特见识的卓越的史学家，尤其是他对学术史的研究，《明儒学案》《宋元学案》的撰写，提出“自得”、“宗旨”、“一本万殊”、“殊途百虑”、“言性命而必究于史”等理念，无不包含着对学术史极深刻的见解，具有非同寻常的哲学方法论意义。

“一本”指儒家的圣人之道，从广义上说指学术真理的总体或全体；“万殊”是指学者对圣人之道的多样性体认，亦指追求真理多种多样的方法、途径。黄宗羲认为，学术乃天下之公器，非一家之私，学术真理人人皆可以追求，每一个学人都可以尽自己之力去探索、体认，只要工夫达到，就可以“求之愈艰，则得之愈真”，虽各种学术对于真理的体认有深浅醇疵之别，却不能说是与学术真理无关的。宗羲主张“殊途百虑之学”，必须重视“一偏之见”，承认“相反之论”，如此才符合真理多样化的客观发展，即使是佛道各家，也都曾“竭其心之万殊者而后成家”，在不同程度上有见于“道”。

从“一本万殊”的学术真理观出发，黄宗羲要求打破学术垄断，破除门户之见，否定鹦鹉学舌式的教条成见。与“一本万殊”、“殊途百虑”的学术真理观相反，一些俗儒、陋儒必欲将多样化的学术途径归于一条道理、一个门径，以其固定的僵化的学术标准衡量古今一切学术，稍有不同即诋毁为异端，使天下只允许一种声音说话，一个头脑思考，人们用不着以自己的头脑进行独立思考，只要跟着唱和就万事大吉了。宗羲之论实质上深刻地揭露了封建主义思想文化的独断、狭隘和愚妄，具有向着近代民主文明进展的重要启蒙意义。

黄宗羲是一位思想家，也是一位大教育家，他的学术上承王阳明、刘宗周，下启万斯同、全祖望、章学诚，是浙东学术承前启后的关键人物，对后学乃至近代革命产生了重大影响。

梨洲先生于甬上讲学，孜孜矻矻，诲人不倦，培养了一批谙熟经学、史学、文学、自然科学等各种学科的优秀人才，使明代中期以后宁波地区“人物稍衰”的局面得以改观，可以说黄宗羲以其一己之力奠定了宁波的百年学术传统。

（二）万斯同

奉化莼湖镇，距宁波市区约35公里，面对象山港，是个山清水秀的好地方。镇东2公里处有座海拔仅百米的小山头，叫作乌阳观山，在山的南面半山腰的平坡上有一座不起眼的古墓。说到历史，我们中国言必称“二十四史”，说的是二十四部纪传体史书。而这座墓的主人正是二十四史最后一部——《明史》的主要撰写者——万斯同。

万斯同是宁波人，原住在月湖附近，后移居城西白云庄。为何他的墓地在奉化莼湖？原来，万先生的第二位妻子傅氏是奉化湖岙人。万斯同北上修史之后，傅氏带万斯同独子万世标从宁波东城搬回乡下老家居住，万斯同死后就归葬于此。湖岙民众也一直把斯同亲切地称为“湖女婿”。康熙五十八年（1719年），内阁大学士王顼龄为万斯同墓题写墓铭“鄞儒理学季野万先生暨配庄氏傅氏墓”，名士翰林裘琏为万斯同墓题写了墓联：“班马三椽笔，乾坤一布衣”。

万斯同墓曾因万斯同的子孙迁居他处而一度废圮，同治年间复由郡人谢午峰寻得。民国25年（1936年），为激发抗日救亡的民族意识，国民政府下令将不屈仕清的史学家万斯同列入“浙江乡贤”。同年3月，由庄崧甫等浙东学人发起，向全国集资，重修万墓。是时，国民政府政要和学术名流纷纷捐助。次年5月重新修复万墓，立石牌坊两座，分别由蒋介石和国民政府主席林森题词。又在墓西湖镇北洞桥畔新建墓祠一处，上有一联：“史笔殿千军先生不死，布衣终一世后进群瞻”。

“文革”期间，万墓再遭破坏，墓道和高高的石牌坊已不复存在，所幸坟基和墓碑还静静地躺在青山绿水之间。它永远向世人昭示着这位勇于为史学献身的“布衣史官”淡泊功名、不屈不挠的精神。1985年，当地政府重修万斯同墓。2006年，万斯同墓被公布为第六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万斯同（1638～1702年），字季野，号石园，出生于文武兼修的甬上望族——万氏家族。

万斯同是万泰第八子，是“万氏八龙”中排行最小的，明崇祯十一年（1638年）生于宁波府广济街万氏故居。万斯同九岁时，清军渡钱塘江进逼浙东，万泰一家被迫在奉化榆林山中躲避三年。从此以后，万斯同从一个贵公子渐渐转变为自食其力的劳动者，更懂得民间疾苦和生存的艰辛，从而使他的史学思想饱含人民性因素。万斯同小时侯比较顽皮，不肯读书，万泰为此非常忧虑。有一次，万泰把万斯同关在书房里，闲极无聊的他把书架上的明史资料翻出来看，竟然越看越入迷，并熟记于心，从此养成爱好学习的习惯。十四岁时的一个秋天，其父万泰偷偷拿出珍藏的明太祖赐给他始祖万斌的御押、告身、木符，以及祖上万全所绘的“四忠三节图”，给遗民诗人“鹪林六子”欣赏。遗民们感慨万分，各自赋诗记录此事。这件事无疑启发了万斯同的遗民意识和民族意识，而且影响了他以后的史学思想。

康熙六年（1667年），黄宗羲应万斯同等邀请到宁波讲学，教学内容以经学为主，包括《易》《书》《诗》《礼》《春秋》，以及蕺山之学。甬上证人书院弟子最多时有百余人，其中得到黄宗羲赞赏的有十六人。万斯同在这些人之中年纪较轻，然而却为师友们所推崇。两年后，万斯同为了谋生，于康熙八年到绍兴证人书院发起者之一姜希辙家，为其子姜垚教授经学。康熙十三年，万斯同应邀到城东的李家给孩子教授经学，有了一定的薪金，才从长期的饥寒困厄中解放出来。生活安定后，他的写作进展很快，五年里完成了两本重要著作，一本是《明乐府》，另一本是大体完成的《补历代史表》。由此，他的名声不知不觉流传开来，以致康熙十七年浙江当局推荐他应博学鸿儒科，强令他出仕。他不肯应征，恰好当时在昆山居家守孝的徐乾学礼聘他去昆山撰《丧礼》，于是他赶快去了昆山。昆山徐氏的“传是楼”藏书富甲天下，这对于嗜书如命的万斯同而言，自然是很好的钻研学习机会。昆山还有叶九来的“半茧园”，藏书也非常丰富，且园中景色幽美，万斯同也很喜欢到那里去休息和看书。

康熙十八年，徐乾学的弟弟，内阁学士徐元文被朝廷任命为《明史》的监修官。徐元文推荐万斯同入史局。起先，清廷诏请黄宗羲修明史，被黄宗羲拒绝。但黄宗羲觉得修明史是事关忠奸评判和子孙后世的大业，有万斯同参加，可以放心，便动员万斯同赴京，并以“四方身价归明水，一代奸贤托布衣”相勉。万斯同和侄子万言一同北上修史。他遵黄宗羲嘱咐，上京后寓居于徐元文家，不署衔，不受俸，以布衣入史局。万斯同修《明史》，前后共十九年。明史原稿五百卷，其稿件无一不由他亲自审裁后写出。当时，参加纂修的官员有五六十人，他们把每篇初稿写成后，一并送到万斯同处复审。万斯同每看完一篇初稿，就告诉纂编者，取某书某卷某页，有某事应当补入，取某书某卷某页，某事应当核实，无一谬误。由此可见，万斯同实际上是《明史》的主编。徐元文以后，由大学士张玉书、陈廷敬、尚书王鸿绪相继担任纂修《明史》的总裁，他们仍延请万斯同继续修《明史》。

康熙二十九年（1690年），刑部尚书兼明史馆总裁徐乾学和内阁大学士兼监修徐元文相继被弹劾，都回到江苏昆山。万斯同由于新任监修张玉书和总裁陈廷敬极力挽留而没有走成，并且住所由碧山堂搬到江南会馆。同年，他的甬上证人书院的同学，当时已经做了京官的仇兆鳌邀请他在京开讲会，主讲经史。听众为翰林、部郎以及处士中之“欲以学古自鸣及为科举之学者”，共四五十人，有时甚至达上百人。万斯同晚年眼睛近视，还患了脚气病和高血压病。康熙四十一年（1702年）四月初八日，他突然逝世于王鸿绪的京邸里。一代史学大师，就这样凄凉地离开了人世。

万斯同的著作究竟有多少种？人们众说纷纭，意见不一。经陈训慈、方祖猷二先生考证，应为三十三种，主要有《明史稿》五百卷、《读礼通考》一百六十卷、《补历代史表》六十四卷等。

万斯同的学术思想主要体现在他的史学、经学研究之中，在哲学观上具有显明的实学倾向。

万斯同年轻时学古文和诗歌，与诸名士角逐文坛；成年后专攻经学；中年以后最重史学，他认为，这是“国家需用之学”，凡古今制度，无不详加考索。他的学术转变，与其强烈的经世精神密切相关。

万斯同认为，“经世之学”是儒者的要务，作为儒者的知识分子的基本职责就是要为天下苍生谋利益，救万民于水火之中。“当今”百姓之“憔悴”甚于前代，因而，儒者不可一日不讲“经世之学”的道理。所以，万斯同誓志以学问报国，以文章立身，为生民立命，以救民于水火为己任。“吾窃不自揆，常欲讲求经世之学。”他认为，“经世之学”的关键是要深入总结历史经验，探讨历代治国理政之良法，为帝王师，制万世法。为了寻求治国理政良法，万斯同评价了历代之法的得失，从元、明、清“流极之弊”的现状中，“一洗其陋习”，根据“承天之意”和“救民之患”的价值追求，寻求“万世之长策”。

万斯同的经世史学思想主要体现在以下方面：

注重现代史研究。万斯同的史学研究侧重于现代史即明史研究。与歌功颂德阿谀“皇明”的学者不同，万斯同着眼于对明代历史的批判和分析。他认为，明代之治承袭了元的弊政，亦抛弃了汉、唐、宋的善政良法，他特别注重对明代制度的分析批评。

万斯同在他的书稿、诗文中，以嬉笑怒骂的辛辣笔触，将明太祖的残暴、明成祖的狠毒、明武宗的荒淫、明神宗的贪婪、明熹宗的昏暗、明思宗的虚伪痛加揭露，使他们的形象跃然纸上。而且，万斯同批判的锋芒已经不是针对个别的君主，而是相当多的君主，其中已经包含着对君主专制制度的否定。

万斯同的经世之学是建立在儒家民本主义思想基础之上的，他的民本思想结合当时社会现实，关切民间苦难，关注现实问题的解决，又有其自己的特点。万斯同认为，明末清初民生憔悴程度之重是前所未有的，他的诗歌反映了民众生存的苦难。“民有菜色官不知，官有肉味民岂识！安得今日有王公，大起天下沟中瘠。”“民有菜色”与“官求食肉”，这是鲜明的对比，亦是辛辣的讽刺，因为这里官与民的对立及民生憔悴与官有肉味的因果关系的暗示，包含着万斯同对人民遭遇的深切同情。

在史学上取得杰出成就之外，万斯同还擅长经学，主要包括《诗》学、《礼》学和《书》学。万斯同经学思想的特点是以史学的角度看经学，即“以经为史”。万斯同的经学思想，充满怀疑的精神和创新的智慧。他在独立思考、广求博证的基础上，非郑玄，疑朱熹，力排众儒，甚至怀疑经非圣人所著，倡导“不可直谓古今定制，一字不可增损也”。他求证于经传注疏，重视实证，言之有理，持之有据，富有实事求是的精神。

万斯同的经史之学深受黄宗羲的影响，他继承与发展了黄宗羲开创的民族民主思想和经世致用的精神，在学术研究方法上重视博取、会通、深思、考证诸方法，对之后的浙东学派和乾嘉学派都产生了深远影响。乾嘉学派学者深受他的影响，基本上采用了他的学术研究方法。

后人对万斯同的文章、学问、品德给予高度评价。全祖望撰《万贞文先生传》，认为，以“贞文”二字评价万斯同十分妥帖。“贞”是坚定、正直，是从先生的品德而言，他追求“信史”，即使是达官贵戚相求，也绝不屈笔阿从；“文”指他的史学、经学成就，足为一世翘楚。对于万斯同的史学成就，梁启超给予极高赞赏：“现行《明史》，在二十四史中——除马、班、范、陈四书外，最为精善，殆成学界公论了。《明史》虽亦属官局分修，然实际上全靠万季野。”从现在史学界公论来看，梁氏的这一评价可谓真知灼见。

（三）全祖望

全祖望是清代前期一位卓有成就的大史学家。他的为人和为文，赢得了后人的广泛赞誉。有人称他为“班（班固）马（司马迁）之后第一人”；也有人说，“绝顶聪明的人有两个，一个是朱熹，另一个就是全祖望”（胡适语）；有人提出，他是“一面映照中国文人灵魂的镜子”，因他对祖国对家乡的无限挚爱，他刚直不阿、嫉恶如仇的性格和富贵不能淫、威武不能屈的情操，还有他秉笔直书的史德、洞微察异的史识和文采斐然的史才，对事业忘我的献身精神。

后人以“越魂史笔”定评全祖望。杜维运先生有言：“浙东史学，一脉相承，渊源不异，而于黄、万二氏最能见浙东史学之博雅，于章氏（实斋）最能见浙东史学之识见，于全氏最能见浙东史学之精神。”“越魂”即浙东史学之精神；“史笔”即“史学大柱”，亦“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但全祖望的“史学”和“文献学”，并不能单纯言之，而是如章学诚所说“言性命者必究于史”，是经学、理学和史学、乡邦文献的会通，是思想家的睿智、史学家的敏锐和文学家的才情的统一。清代大学者阮元说：“经学、史才、词科三者，得一足以传，而鄞县全谢山先生兼之。”

全祖望是司马迁以后最有文采的人物传记史家，他的那些传记不仅仅是历史记录，更是发于至情，触于时而动于心，感于时而形诸文的寻觅。那种自觉，那种凄然，那种千悲百慨，一次次震撼着读者的心灵。一篇《梅花岭记》写尽抗清名臣史可法的精神情操，此文以忠烈为主线，婉转盘旋，一唱三叹。千百年后，使人读之仍五内俱沸，为之潸然涕下。《冯京第小传》中，形销骨立的抗清志士宛在眼前，其神如晴天白云，其声如黄钟大吕，使人不禁为之战栗。全祖望自己说：“世更百年，宛然如白发老泪之淋漓吾目前也。”文成之后，往往边流泪边诵读，一文读罢长哭不已。所以他所作的传记特别生动，特别感人，实现了以至情抒己性的宗旨。而即将烟散灰灭的抗清志士的事迹，就这样被他通过遍搜遗集、冥钩博罗而一一发现。他的传记因此成为中国传记文学的一个典范，一座令人惊羡的高峰。

全祖望于清朝康熙四十四年（1705年）生于宁波城内月湖西岸的白坛里。长大后自署“鲒埼亭长”、“双韭山人”，故门人董秉纯辑其文为《鲒埼亭集》，学者均称他为谢山先生。

谢山出身于颇有民族气节的家庭。清兵南下时，他的曾祖全大和、祖父全吾骐率全家避入深山。他的父亲全书（字吟园），以经术诗词教授乡里。全祖望从四岁到十三岁，一直由父亲吟园“亲授之，初解章句”；吟园对祖望的“亲课”，既严格又富有启发性。待到祖望能举楮墨，父亲即课以抄书。十四岁始，读书于“三余草堂”，受业于董正国先生。十八岁时，祖望有幸见到自己的堂伯母、著名抗清忠臣张苍水之女，比较清楚地了解到当年张苍水“义帜纵横二十年”的英雄事迹。

十六岁时他首次到杭州应乡试，未中，但结识了正考官李绂，后发展成长久亲密的挚友关系。还以古文拜谒著名诗文家查慎行。后来祖望还多次到杭州，广交朋友，与厉鹗、杭世骏、赵昱等来往。

二十一岁时，祖望开始搜集乡邦文献，从事“故国遗事”的撰著，完成了第一部著作《沧天记》。全祖望青少年时期便具有自己独特的个性爱好，他酷爱读书，精习历史地理，穷心于乡邦“故国忠义”文献的搜集整理。这些奠定了他那万千气象渊博学术的基础。

从二十六至三十二岁，是全祖望“薄游京洛”，饱尝人生艰辛时期，也是他人生旅途重要一页。1736年（乾隆元年），他高中三甲三十六名进士，任翰林院庶吉士，入庶常馆。不久，他被荐应博学鸿词科，因大学士张廷玉特奏“凡经保举而已成进士者，不必再与鸿博试”，全祖望未能参加九月保和殿的鸿博试。对此他十分遗憾，也对张大学士深为不满。1737年，翰林院散馆考试，他被列入二等。本来，列入二等也能留馆，但张廷玉令二等外补（出外做知县等）。这样前后两件事，使全祖望一怒之下辞谢了方苞邀请他入“三礼局”之荐，带着“左迁”、“罢官”的愤怒于十月出都返里。

1737年12月，他回到家中，开始了“家居十载”潜心研究的学术生涯。这段时间，他生活虽然清贫，但平静而充实。由于眼不见官场上那些勾心斗角的事情，他逐渐把精力和注意力转移到学术研究上来了，并且取得了大丰收：《宋元学案》的增补、《困学纪闻》三笺、《续甬上耆旧诗》的编纂、《鲒埼亭集》中众多文章和诗篇的著述，均完成于这一时期。

1748年9月，四十三岁的全祖望应绍兴太守杜补堂之邀，出任蕺山书院山长。明代大儒、“故国忠义”刘宗周曾在城北的蕺山讲学，故学者称之为蕺山先生。全祖望把刘宗周看作是经师、人师的楷模，非常敬仰，教学之余经常到处寻访刘宗周的遗迹与遗物，并以诗文等形式表达其敬仰之情。1748年11月，全祖望辞去蕺山书院山长之职，前后任职才三个月。究其原因，据蒋天枢《全谢山先生年谱》中所考证，在于浙江巡抚方观承未经他许可，把他的《子刘子祠堂配享碑》中所提到的明清易代之际的几个“殉难义士”“妄删其中数人”，在全祖望看来，这不是件小事，而是关系到自己的信仰、理想与治学宗旨的原则。因此，尽管贫穷，他还是坚决辞掉薪俸颇丰的山长之职。

1752年三月，全祖望应广东巡抚苏昌之请，跋涉五千里，出任广东端州天章书院（又名端溪书院）山长。他的教学收到良好的效果。1753年三月，全祖望病甚，决定辞职，由于地方官吏苦苦挽留，他在端溪多待了几个月。当时制抚打算特别推荐他出仕，全祖望已经决心不再出仕，于是坚决辞职返家。七月，他回到甬上，此时“故乡石窗下，五色正葱蔚”。之后，经过数月修养，他逐渐痊愈。后去了杭州、扬州等地方，研究《水经注》，兼补《宋元学案》。1755年三月，他刚年满十三岁的儿子不幸去世，谢山伤心过度，病势转重。“成哭子诗十首，埋铭一首，遂绝笔。”急召董秉纯、蒋学镛等指画改稿，托付后事。七月二日，病逝于家中。

全祖望是清初著名的经学家、史学家、文学家，“其学渊博无涯，于书靡不贯穿”，其学术思想涉及史学、文献学、历史地理学、经学、理学、文学等多个领域，其中史学、文献学的贡献最为突出。

他的主要著作有：

续补《宋元学案》。《宋元学案》由黄宗羲草创，全书共100卷，立案91个，其中为梨洲所立者，共67卷，59个学案。其子黄百家继续编纂《宋元学案》，有所补充与发挥。乾隆十一年（1746年），谢山受托开始编修《宋元学案》，历时九载才完成。谢山对《宋元学案》的贡献主要是增补了32个学案共33卷，约占全书的三分之一；精心增定序目；发掘了不少新的文献资料，修定、次定与补定梨洲原本之不足与失误；更重要的是，谢山理清了宋元理学的发展脉络，充分而较公允地评价了各种学派和学者的思想。宋明理学学派林立，学者如云，不同学派的学术争论也很激烈。可以说，一部宋明理学的发展史就是一部百家争鸣史。谢山认为，学术上人人平等，他肯定这种百家争鸣，对各个学派及其代表人物作了实事求是的评价，并推重“硕儒”、“真儒”和“醇儒”，将其视为学术界的模范。总之，谢山对于《宋元学案》的贡献是巨大的。

《鲒埼亭集》和《鲒埼亭集外编》。全祖望逝世后，他的学生董秉纯收录其诗文著作编为《鲒埼亭集》38卷，后又有《鲒埼亭集外编》50卷，内外编共88卷。谢山的诗文理论和见解，他的史学观点和方法，在集中都有完整体现。

《续甬上耆旧诗》7卷。此书倾注了全祖望不少心力，它上接李邺嗣《甬上耆旧诗》，补续明万历、隆庆至清初四明人物，既有传记，又选其代表诗作，将近七百人，诗作有一万六千多首，诗传合璧，相得益彰，学术价值颇高。

此外，还有七校《水经注》、三笺《困学纪闻》、《经史答问》、《汉书地理志稽疑》及《古今通志年表》等。

全祖望虽然推崇阳明之学，私淑梨洲之学，同时又受同时代学者的影响，但他学术襟怀开阔，没有丝毫门户之见，对门户之争十分鄙视。“夫门户之病最足锢人，圣贤所重在实践，不在词说。”从“重在实践，不在词说”的眼光看待各派学术，全祖望主张兼综博纳，会同朱、陆。朱子之学出于杨时，其教人以穷理为始事，积集义理，久之自然有得，但其所闻所知，必能见诸其施行，方不为玩物丧志；陆子之学近于上蔡，其教人以发明本心为始事，此心有主，方可以应天地万物之变，但须戒束书不观，游谈无根。朱子之学与陆子之学从入学之途言，各有所重，其互补兼顾，方为圣学之全，而不能“得其一而遗其一也”。对阳明、梨洲亦复如是。如他对阳明之学，给予充分肯定，认为本属“救弊之良药”，但问题在于王学后人的学习传播出现弊病。

全祖望在学术上最突出的贡献主要体现在乡邦文献的整理和史学写作上，他搜集文献可以说是不遗余力，旁罗博综，堪称一代大家。他挚爱乡邦，尤其重视搜集乡贤文献。他把搜集、整理浙东乡贤文献，表彰忠烈之士当作自己应尽的职责和时代赋予的使命，并且一往直前地去完成这个使命。全祖望的文献整理和史学写作的基本方法是旁罗博综、去短集长。他对晚明仗义死节之士特别关注，翻开《鲒埼亭集》，我们看到的皆是忠义之士的碑铭墓表、行状事略、志表文词、传记序跋，其写作目的是要使这些忠臣义士的名为人所扬，事为人所知，文为人所闻，慰英魂于九泉，昭功德于世间。他真实、生动地记载了明末社会各阶层抗清斗争的悲壮情景，表彰了如孙嘉绩、钱肃乐、张煌言、史可法、黄宗羲、顾炎武等一大批抗清忠烈之士的事迹。他无情地揭露、鞭挞了谢三宾、毛奇龄等人丧失士节的丑恶行为。

除了表彰人物，谢山于地理律历、地方风物、制度沿革，乃至书院亭榭，都悉心予以考究，详为记载。在文献整理中，他“耻一物不知”，注重考核其真实性，看重亲见亲闻的第一手资料，对于有疑义的，甚至亲自访问考察。如此，谢山的文献整理和史学研究具有罕有其匹的真实可靠性。

全祖望所著《鲒埼亭集》、《续甬上耆旧诗》和《宋元学案》都堪称鸿篇巨著，三笺《困学纪闻》、七校《水经注》等属于考证力作。他在经学和理学上有极高的修养与识见，在经史、地理的考证方面非常人可比，他的文章生气淋漓、大气磅礴，使人难以忘怀。随着全氏文章著述的出版流传，研究者的不断加入，对他的评价也逐渐提高。

全祖望是一位值得后世学人永远纪念、学习、研究的伟大学者。

（四）姚江书院派和邵廷采

王阳明心学思想在家乡的传播，出现了以研究和讲习心学为宗旨的姚江书院。姚江书院是明清之际浙东地区传播阳明学说的大本营。以该书院为中心形成的学术团体，人称“姚江书院派”。

姚江书院的前身是“半霖义学”，创立于明崇祯十二年（1639年）。半霖位于余姚城南郊区，后因学子上学多有不便，又迁至城中角声苑一带。至清初正式定名为“姚江书院”。其创始人是“四先生”即沈国模、管宗圣、史孝咸、史孝复。沈国模（（1575～1655年），字叔则，余姚诸生。管宗圣（1578～1641年），字允中，余姚生员。史孝咸（1582～1659年），字子虚，余姚诸生。史孝复（？～1644年），字子复。四先生的社会身份都是诸生，而且有姻亲关系，其中，史孝咸和史孝复是亲兄弟管宗圣是“二史”的姐夫。

“义学”成立之时，四先生都是五六十岁的老人了，“诸生”的身份使其有一定的思想文化和品格修养，他们热心于乡贤前辈的学术，尤其崇敬阳明心学，致力于王学的研习与传播，这是他们聚合到一起的共同人生追求。梁启超在《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中对此评价说：“王学入到清代，各处都渐渐衰息，唯浙东的流风余韵还传衍得很长。”

崇祯十二年至十四年（1639～1642年），是书院的鼎盛时期。但好景不长，由于管宗圣、史孝复等几位热心人相继过世，加上清兵于顺治三年（1646年）下浙东，书院师生四散，实际上处于停止状态。

顺治六年（1649年），浙东时局渐平，义学重新开张，史孝咸主院事。九年（1652年）二月，重订《书院会则》，仍行月会制。十四年（1657年），重修义学，正式定名“姚江书院”。史孝咸仍然坚持书院的一贯原则，即学术高于一切，他本人对书院每一次月会、季会，都身体力行，亲自赴会。史孝咸大约卒于顺治十六年（1659年），其卒后，书院无人主院事，讲学活动中辍。

康熙八年（1669年），沈国模的弟子韩孔当出任院事。韩孔当（1599～1671年），字仁甫，学者称遗韩先生，是一位有担当有主见的学者。他于康熙六年（1667年）创办城隅会，“邑中英彦，咸来问学”。韩孔当的讲学成绩，引起姚江书院的关注，于是，聘他为书院主事。韩氏主事期间，恢复了书院的月会制度，并重新订定《书院规约》。韩孔当主院事仅两年，于康熙十年（1671年）病重去世。

继韩孔当后主院事的是俞长民和史标。俞长民（1597～1682年），字吾之，余姚人，曾为杭州仁和县诸生，是沈国模、韩孔当的弟子。俞长民继任院事后，继续举办月会，以文章相号召，鼓励学生刻苦进学，有所作为。

史标（1616～1693年），字显臣，余姚人，沈国模弟子，曾协助韩孔当讲学，康熙二十二年（1683年），因受邵廷采及书院众弟子联名举荐，主持院事。康熙三十二年（1693年）卒，年七十八。

史标以后，康熙三十三年至五十年（1694～1711年），由邵廷采主持书院。邵廷采以后，姚江书院在雍正、乾隆年间有几次重修，也间有讲学活动，书院最后一次修缮是在光绪年间。

姚江书院派在阳明心学后学之中，归属于王畿—周汝登—沈国模派，与刘宗周—黄宗羲的“蕺山学派”观点有明显不同。姚江书院的史孝复、董标与刘宗周之间曾围绕“诚意”与“致知”、“心”与“意”等问题反复辩难。自韩孔当主持院事以后，韩本人接受了刘宗周的“证人之旨”，双方的观点渐趋接近。另外，黄宗羲对先师刘宗周的观点也采取了修正态度。至邵廷采，对朱熹、陆九渊、王阳明、刘宗周和黄宗羲的不同学说更采取了大开大合的兼容并蓄态度。在姚江书院派的发展历程中，邵廷采堪称殿军，虽然他自称为“姚江末学”，但他兼容并包，见识非凡，是清初浙东学术的一位重要学者。

邵廷采（1648～1711年），字念鲁。在余姚，邵氏是仅次于孙、王、谢的望族，多仕宦儒学之士。邵廷采的祖父邵曾可放弃了科考之路，一辈子以讲学为生。他的父亲邵贞显生逢明清易代之际，兵荒马乱，自然更不可能走科考之路。从邵廷采家族几代人的人生道路可以看出，邵氏家族原先走的是学而优则仕的科举之路，至邵曾可、邵贞显，走的是以讲学为谋生办法的道路。

邵廷采出生六月即丧母，时母亲陈氏才二十一岁，十岁又失去继母，由大母孙孺人扶养成人。邵廷采自小聪慧，聆受其父读书为人之法。因出于对其祖邵鲁公（邵曾可）的崇敬，遂改字“念鲁”。

顺治十六年（1659年），邵贞显受邀到浙西的石门（今桐乡）教书。由于父亲外出，继母病亡，无人照料，十二岁的邵廷采只好到外祖父家，随外公陈蜀庵学习。外公教他学习《左传》《国语》《史记》《汉书》《易》《诗》《尚书》等中国传统人文经典著作。顺治十七年，邵廷采十三岁，开始修习时文，但他最先接触的是阳明之学，因而对时文产生排斥心理，学业进步有限。

康熙六年（1667年），邵廷采正式拜姚江先辈韩孔当为师，参与城隅会、姚江书院的学习。“受学韩孔当数年，学益进。”他原来读阳明《传习录》无所得，继而读了刘宗周的《人谱》，恍然有悟，称“吾乃知明心见性，未有不始于躬行实践也”，从此以后，持守益谨。

康熙九年，父亲邵贞显卒于石门。父亲一死，全家的生活重担压在邵廷采身上。他也没有别的选择，只好走前辈走过的从教之路。他来到会稽道墟章氏家中，教授章氏两个子弟。教书之余，读书写作，用了一年多时间，写成了《读史百则》。在会稽教书的同时，邵廷采也不时回老家余姚，参加姚江书院的讲学活动。

康熙十三年，邵廷采应邀至会稽南湖村陶氏教书，时间长达六七年。邵廷采三十三岁时，娶陶王氏女儿为妻，成了上门女婿。婚后，陶夫人生了四儿一女。这样，邵廷采的生活担子更重了，他一直没有摆脱困窘的生活。“上无寸椽，下无块土，穷年坐读……食口十余，独借砚口，五日卧病，十口无依”，是他入不敷出的生活状态的写照。除了康熙二十四年短暂的一段时间到河南归德府作记室，邵廷采的主要谋生途径仍然是教书。教书未能给他带来财富，但他的学问和品格越来越得到社会的认可。康熙三十三年（1694年），余姚知县韦钟藻来信，聘请邵廷采担任姚江书院讲席。邵廷采复信，表示同意到余姚执教。这一年，他四十七岁。不久，邵廷采来到余姚，主讲姚江书院，作《姚江书院训约》。邵廷采主讲姚江书院的成绩得到时人的好评。

劭廷采晚年曾出游齐、鲁、燕、赵等地，一生贫困，家无余资，然学日益坚，行日益笃，操行高格。康熙五十年（1711年），邵廷采因生肠疾去世，年六十四。

邵廷采一生未曾做官，以教书为谋生之途，生活窘迫，生前名声不出乡里之外，但他对史学的挚爱与成就，对乡邦文献的搜集整理，对王、刘之学的阐发宏扬，却对浙东学术的后代传人产生很大影响。万经（万斯大子）非常推崇他的学问和人品，全祖望治学注重“东南文献，胜国遗事”，亦受邵廷采史学思想的启发。邵晋涵系廷采族孙，其学问得自邵氏家学，更受其影响和启示；章学诚及其父章镳钦敬邵廷采的史学、理学和文学，赞赏有加。章学诚是近代公认的史学大家，章氏自谓其学术渊源，出自邵氏念鲁。后人叶瑛评章氏之学与邵廷采的联系称：“先生之学，盖远祖阳明、蕺山，近祧梨洲、思复。《浙东学术》一文，乃先生自道其学之所从出，讲性命而兼攻史学，固是浙东学派一脉相传者。先生一生景仰余姚邵廷采念鲁。邵氏所著《思复堂集》，先生叹为五百年来所罕见。”“故其为学宗旨，即欲步趋邵氏。”（叶瑛《文史通义校注·题记》）这些事实说明，邵廷采大有功于浙东学术的传承发扬。

邵廷采敬仰前人乡贤之学，肯定沈、管、史先贤传授阳明之学的努力，作《姚江书院记》；又念师友渊源，以为阳明扶世翼教，作《王子传》；蕺山刘子功主慎独，忠清节义，作《刘子传》；王学盛行，浙中为王学渊薮，作《王门弟子传》；蕺山弟子祁彪佳、张兆鳌、黄宗羲确守师说又光大之，作《刘门弟子传》，凡此种种，邵廷采对王、刘以来的浙东学术，心有独钟，务求阐明宗旨，究其源流。邵廷采的学问，尤其穷究于史学，著《正统论》《田赋略》等史学论略数十篇，又访求宋、元、明以来遗民轶事，为之纪传，作《宋明遗民所知录》。又就晚明诸王抗清事略撰《东南纪事》《西南纪事》，其著有《思复堂集》，主编《姚江书院志略》。

邵廷采的学术从当时的影响力而言，可以说不出余姚、会稽一郡之地，然而他却有宽广的学术识见，他不仅将浙东王学的不同观点糅合于一体，而且力图弥合朱熹理学与阳明心学的歧异，从而直接启发了章实斋所归纳的“宗陆而不悖于朱”、“言性命者必究于史”的浙东学术的基本特征。

邵廷采弘扬乡贤之学，彰显姚江书院派事迹，又阐发刘子蕺山学派之源流，辨析总结刘宗周学术对阳明心学的继承和修正，亦力辨阳明之学与朱熹、陆九渊学术的差别与联系，并由此上溯至先秦孔孟圣学、《大学》、《中庸》，考证源流，综合其说，实质上从儒学及理学、心学的演变发展史的视角给浙东学术以定位，这种对浙东学术的整理、总结、传承和阐发，意义非凡，影响深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