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灸疗法的发展形成

(一)初具雏形

从战国至晋朝时期,前后近千年,随着经济、文化的发展,医学理论与技术均有了新的变革,众多名医名著的涌现,使外敷药物也有了一定的发展。

晋葛洪所著《肘后备急方》是我国第一部临床急救手册,其中记载以药物贴敷穴位使之发泡以治病的验方就达10余种,其中分别使用了肉桂、姜、巴豆、蜈蚣、牡蛎、矾石、附子、灶中黄土、菰子、鳌甲、乌头、皂角、苦参、半夏、水茛(即毛茛)等多种中药材。如该书中记载“治疗痈、肿毒,以斑蝥一枚,去足、翅,捻破,复以针画疮上作米字,以之封上,俟发赤起即揭去”“治寒热诸症,临发时,揭大附子下筛,以苦酒和之,涂背上”等,对卒中、霍乱等疾病也明确提出治疗方案,这说明当时药物贴敷所治疗疾病也由初始的外科疮疡发展扩展到了多种内科疾病。

至此,虽无“发泡灸”或“天灸”之称,药物外敷发泡疗法已成为一种常用的治疗方法,治疗范围广泛,且逐渐趋向成熟,天灸疗法已初具雏形。

(二)初现“天灸”

“天灸”一词首见于南北朝·宗懔《荆楚岁时记》,书中记载:“八月十四日,民并以朱水点头额,名为天灸”“八月朔日,收取摩墨,点太阳穴止头痛,点膏肓穴治痨瘰,谓之天灸”等。虽然这种在身体上涂朱点墨以祛病消灾的旧俗与现代天灸发泡的方法不同,但这是目前文献中关于“天灸”一词的最早记载。

(三)天灸疗法逐步成熟

唐·孙思邈所著《千金翼方》中有“治瘰疬未溃者,宜天灸,以毛茛鲜者捣泥,缚疬,帛束之。俟发泡弃之。”

宋·王执中撰《针灸资生经》中指出:“用旱莲草推碎,置手掌上一夫,当两筋中(间使穴),以古文钱压之,系之以故帛,未久即起泡,谓之天灸,尚能愈疟。”这是“天灸”作为一种传统针灸疗法首次被记载于文献中。宋·沈括也在《梦溪笔谈》中提出:“石龙苪,今有两种:水中生者,叶光而末圆;陆生者,叶毛而末锐。入药用生水者。陆生亦谓之天灸,取少叶揉系臂上,一夜作大泡如火烧者是也”,这里把石龙苪直呼为“天灸”,说明石龙苪是当时常用的天灸药物。明·李时珍在《本草纲目》中也考证沈括所言“石龙苪”是“毛茛”,其指出“山人截疟,采叶挼贴寸口,一夜作泡如火燎,故呼为天灸,自灸”。至此,传统意义的“天灸”已被明确提出。这些记载不但涵盖了现今所传用的“天灸”的定义,而且还具体谈到了天灸所用的药物和方法,为天灸的发展奠定了基础。

明清时期,是中医理论综合汇通和深化发展阶段,众多医家通过总结前人经验,使天灸疗法的运用更加广泛,所选用的发泡药物也更加丰富,天灸疗法的发展也达到鼎盛时期。

明·李时珍在《本草纲目》中记载:“山人截疟,采叶挼贴寸口,一夜作泡如火燎,故呼为天灸,自灸。”“治疵痣黑子,斑蝥三枚,人言少许,以糯米五钱炒黄去米,入蒜一枚,捣烂点之,须臾即泡,三五日脱落。”明·朱棣《普济方》中说:“目赤肿痛,红眼起星,生移星草捶烂如泥,贴内关穴,少顷发泡,揭去。”清·赵学敏《串雅外编》中有:“治喉痹……独蒜瓣半枚,银朱少许,共捣如泥,摊药膏上,贴眉心印堂穴,如起泡流水无大碍,勿误入目。”清·张璐《张氏医通》中最早记载了天灸治疗哮喘:“冷哮灸肺俞、膏肓、天突,有应有不应。夏月三伏中,用白芥子涂法,往往获效。白芥子一两,延胡索一两,甘遂、细辛各半两,麝香半钱,姜汁调涂,”其堪称治疗哮喘的经典天灸方,被后世广为应用。天灸疗法逐渐趋于成熟。

晚清·吴师机所著《理瀹骈文》(原名《外治医说》,刊于1870年)被后世誉为“外治之宗”,其问世是天灸疗法成熟的标志。该书可谓集历代诸家外治法之大成,书中对天灸疗法的理、法、药等作了详尽的阐述,其中记载的发泡方剂包括了膏、丹、丸、散、饼、栓、泥等多种剂型,具体发泡验方更是不胜枚举,并以此法治疗包括内、外、妇、儿、五官、皮肤科等疾病。同时,吴氏还提出“外治之理,即内治之理;外治之药,亦即内治之药;所异者法耳”,认为内服汤药与外贴膏药有“殊途同归”之效,凡属内治汤剂均可熬制成外用贴剂治疗同类疾病,“且治在外则无禁制,无窒碍,无牵掣,无沾滞。”强调“膏中用药味,必得通经走络,开窍透骨,拨病外出之品为引”。还特别提出外用膏贴亦具补益之效,只是“须知外治者,气血流通即是补,不药补亦可”。显然,这些精辟的论述不但丰富了天灸疗法内涵,对我们后世应用天灸疗法也具有一定指导和启发意义。

从战国至元明清时期,前后两千余年,经过历代医家的不断努力和发展,天灸疗法基本成熟,基本理论也日趋完善,天灸作为一种“效如桴鼓”的外治法逐渐被广泛应用于临床。至此,对天灸疗法临床应用和理论研究达到发展史上的鼎盛时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