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所感知的学勤其人

我与学勤相识相交十六年，彼此视为同庚（都生于1936年）隔行（我做国家法制工作，他是著名中医大夫）的挚友，心灵相通，情同手足，对我来说，可以算得一段人生奇缘。日前，学勤来电话说，专著《刘学勤辨治肝胆病》即将问世，希望我为之题词并作序。题词亦即写字，尽管自知缺乏书法功底，估计尚可表达心意，便答应了。至于作序，则是万万不敢承诺，因为自己不懂中医，没有能力对这部专著做介绍，也没有资格对学勤在肝胆病领域研究的成果和做出的贡献做评价，而序言是不能回避这些内容的。学勤不再让我为难，却又不肯罢休，“那就写篇跋吧，附在书后。”他这样讲，我就不好推托了。但是，跋也不能说些与本书不沾边的话。思忖良久，终于找到了一个既不爽约又使自己能够信手写来的办法。于是，写了“我所感知的学勤其人”。题中“我所感知”是恰当的。学勤年逾古稀，从医五十余年，全面评论其人实为我所不能，我能说的仅是从自己与他直接接触中的一些感性认识。

我与学勤相识，始于1998年3月。当时，我任国务院法制办公室主任，学勤是开封市中医医院院长，二人一起当选第九届全国人大代表，同在河南省代表团，住在河南大厦，恰又相邻而居。听说旁边住着一位著名中医大夫，便生仰慕之情，因为略知中医讲究辨证论治与中国传统文化崇尚辩证思维一脉相承，是颇为神奇的。于是，开会之余便去拜访。初次接触，学勤的话不多，态度倒很客气，微笑着说：“大官来了！请坐。”“大官来了”，在我听来，并非恭维之词，倒很像是奚落，总之是给了我一个清高的知识分子的“第一印象”。其实，这并不是真实的学勤。人这种高级动物很怪。有的人，你与他相处多年，却不真正了解他；有的人，你只要看他如何待人、怎样做事，不必听他高谈阔论，就能看透他的心。学勤属于后者。他从不刻意表现自己，反倒是表现了他的真实。后来，从第九届到第十届全国人大，我与学勤连续十年担任全国人大代表，交往越来越多，即便从工作岗位上退下来以后，依然接触不断，相知也就越来越深。于是，基于我从一些细微琐事中对他的了解，便仿郑板桥一幅著名楹联“宝剑锋从磨砺出，梅花香自苦寒来”之意，写下了两句话：“医德高自爱心出，术业精从磨砺来”。至少在我心中，这样评价学勤，是恰如其分的。

先讲医德。从古至今，中医对于医德历来看得很重。学勤作为名医，令人尊敬的首先是他的高尚医德，而这医德又源于他那颗仁爱之心。在功利主义泛起的时下，这实在是难能可贵的。就我亲眼所见，在十年全国人大会议期间，学勤的屋子里总是人来人往找他看病，既有人大代表，又不限于代表，既有各级官员、名人，又有宾馆的服务员。学勤总是耐心地“望、闻、问、切”，认真地讲解、诊断、处方，而且从来不收分文。在他面前，没有高低贵贱之分，是平等对待的，既不仰面向上看官员、名人，也不居高临下看平民百姓，两眼平视，神态宁静，一向就是这样一副样子。目睹那种情形，我被深深地感动了。学勤则只是淡淡地说：“当医生，不就是看病吗？在我眼里，他们都是病人。”2008年，学勤从院长岗位上退了下来，当了名誉院长，却仍以七十多岁的高龄，老骥伏枥，辛勤工作：一是在国家中医药管理局专门为他建立的“名医传承工作室”讲课、带教，为培养中医人才而呕心沥血；二是每周两天到医院门诊，一如既往，为治病救人而殚精竭虑。这就是一生甘为孺子牛的学勤。

再讲医术。学勤从医，既是靠传统的师承，拜过名师，得过真传，又接受过大学本科专业教育，加上多年刻苦实践、钻研，终于从理论与实践的结合上成就了高超的医术。我在题词中未用“医术”的概念，而是借用韩愈的话“闻道有先后，术业有专攻”，特意用了“术业”二字，认为更为贴切。对这一点，我是有体会的。我有一位朋友，面部过敏严重，奇痒难忍，跑过几家医院，总不见效。于是，我便陪她专门到开封请学勤诊治。学勤经过认真“望、闻、问、切”，仔细分析病情，接着开了处方。他还耐心地讲了不少道理，个中许多道理我听不懂，只有一点听明白了，他说：“中医治病，讲求对症下药。同一种病，因人而异，因时而异，因地而异，用药也就不完全相同；即使配同样几味药，剂量又不一样。尤其疑难杂症，治好要有一个过程，需要不断调整用药。不然的话，到药房买成药就可以了，还要医生干什么？”对我这位朋友的病，学勤就是这样处理的：只看一次，之后仅靠电话了解病情变化，不断调整用药，几次调整，便痊愈了。学勤的医术就是如此的高超。至于他的中医理论造诣，我曾几乎闹了一场笑话。我爱收集古旧书籍。一天，我到报国寺去“淘宝”，偶然发现三本讲中医的旧书，木刻版，文言文，认为是“宝”，便买下来，准备送给学勤。回到家，打电话给他，以为他一定很高兴。出乎意料的是，他一听我念书名，就笑了，说这三本书讲的都是中医基础常识，不必寄了，又说“如若不信，你念几段开头，我背给你听”。于是，我便拿出一本专讲中医理论的书，念了三个章节的开头，学勤就在电话里背起来，居然一字不差。他的中医理论功底之深，由此可见一斑，我不得不叹服了。

人非完人，学勤也不是完人。相处久了，学勤也就暴露出了他的弱点，正像我们都有各自的弱点一样。作为朋友，我对他的弱点是直言不讳的。一天晚饭之后，我们到世纪坛散步，边走边聊。我说：“老伙计（这是我们二人相互对老朋友的习惯称呼），你常给我号脉，是查身体上的毛病的。今天我也想给你号一次脉，是查思想上的毛病的。如何？”他说：“请讲，洗耳恭听。”我说:“在你身上，我看传统知识分子的气息是比较浓的，为人正直，做事认真，讲信义，不媚俗，但又不免失之清高，内心深处甚至有点孤傲。举例来说，对有的人身上的不正之风，你本是看不惯的，却夸人家那是长处，自己比不上、学不会，这恐怕是反话吧！古人说，‘水至清则无鱼，人至察则无徒。’人是各有长短的。‘三人行，必有吾师。’能发现、学到别人身上的长处，才会更加完善、充实自我。你看，是不是这个道理？”听了我这番话，学勤哈哈大笑，说道：“够朋友，你给我号脉号得真准。可惜，到了这把年纪，恐怕改也难了。”我也笑了，倒不是笑学勤的率真，而是想到了一件可笑的事。2002年，我在四川雅安山上一座土地庙前曾看到过一副令人捧腹的对联，是刻在庙门左右两侧的，都与中医有关。上联是“膏能吃药能吃膏药不能吃”，下联是“脾可医气可医脾气不可医”。学勤说得不错，“到了这把年纪”，论及几十年形成的脾气秉性，优点也好，弱点也罢，恐怕真是改也难了。我又何尝不是这样？

我与学勤就是这样一对朋友。每次同他相逢，感到的总是一种说不清道不明的愉悦，从他身上总能得到一种使自己净化灵魂的力量。

杨景宇

2014年3月

（杨景宇系第十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法律委员会主任委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