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护理伦理学的产生与发展概况

(一)我国护理道德的萌芽和初步形成

我国古代没有专门从事护理工作的人员,医即护,护即医,因此,护理伦理思想存在于医德思想之中。

原始社会,生产力水平极端低下,原始人的生命时刻受到威胁。为了生存和治疗疾病,他们掌握了简单的医学护理知识,如止血、包扎伤口的简单方法、挤压脓肿等。伴随这些医学知识的产生,萌发了最早的医护道德思想。如《淮南子·修务训》中记载:“神农尝百草之滋味,水泉之甘苦,令民知所避就”;《帝王世纪》记载伏羲“画八卦……尝百药制九针,以拯夭亡”。这些行为体现了为了患者的健康,勇做自我试验的自我牺牲精神,反映了其朴素的医德思想。

在奴隶社会,随着医疗水平的初步发展,医护道德思想随之出现。西周时期,建立了我国最早的对医护人员医疗技术和伦理道德进行考核的制度。《周礼·天官》中记载:“岁终暨其医事,以制其食,十全为上,十失一次之,十失二次之,十失三次之,十失四为下。”将医生的医疗技术和道德水平作为获取报酬的标准,说明当时人们已经意识到医德的重要性。

战国时期,出现了我国第一部医学典籍《黄帝内经》,分为《素问》与《灵枢》两部分。《黄帝内经》认为人的生命是最宝贵的,“天覆地载,万物悉备,莫贵于人”。基于这种认识,对学医的人进行了非常严格的要求,“非其人勿教,非其真勿授”,并且在《素问》中反复强调“不治已病治未病”的预防思想。《黄帝内经》的问世,标志着我国古代医护道德思想的初步形成。

(二)我国古代护理道德思想的进一步发展

进入封建社会以后,医学得到较大发展,医护道德思想也得到进一步丰富。东汉名医张仲景(公元150-219年)著有《伤寒杂病论》一书,在序言中对医学的性质、宗旨、医学道德以及医学的发展都作了精辟的论述。他认为,为医者一方面要“精究方术”,另一方面要“爱人知人”,反对“不留神医药”而“竞逐荣势”的人。主张对患者要一视同仁,不分贵贱高低,“上以疗君之疾,下以救贫贱之厄,中以保身长全”。他的医德思想成为古代许多医学家医德修养的标准,至今仍然具有十分重要的思想价值。

魏晋时期杨泉的《物理论》提出医者“非仁爱之士,不可托也”“非廉洁淳良,不可信也”。南北朝时期的《禇氏遗书》中有“用药如用兵,用医如用将,善用兵者,徒有车之功,善用药者,姜有桂之效”的论述,并指出“世无难治之病,有不善治之医,药无难代之品,有不善代之人。民中绝命,断可识矣”,强调医者道德修为的重要性。

隋唐时期,我国封建社会达到鼎盛阶段,医护道德思想有了显著发展。涌现出许多著名的医学家,如巢元方、孙思邈、鉴真、王焘等,其中最著名的是人称“药王”的唐朝名医孙思邈。他在《千金要方》中提出:“人命至重,有贵千金,一方济之,德愈于此”,在《论大医精诚》中,集中阐述了大量重要的医德思想。例如,认为医护人员必须具备“精”和“诚”两个方面,“精”是指精湛的医术;“诚”是指高尚的医德,只有既“精”又“诚”的人,才能称之为大医。而孙思邈本人正是这样的人,他不但医术高超,而且医德高尚,得到人们的尊敬。被后人称为“精诚大医”。

宋元时期,出现了许多新的医学技术,如人体解剖、法医检验等,伴随这些医学技术的产生,医护道德思想也得到进一步发展。宋朝张杲的《医说》中有“医以救人为心”篇,提出“医不贪色”“治病委之庸医比之不慈不孝”等精辟的论述。金元时期著名的“金元四大家”即刘完素、张从正、李杲、朱震亨,刻苦钻研医术,勇于探索,开拓进取,形成了良好的医德风范。

明清时期,医家们在其医学著作中对医德思想作了更为全面的阐述。如龚廷贤的《万病回春》、陈实功的《外科正宗·医家五戒十要》、李时珍的《本草纲目》、李梃的《习医规格》、李宗梓的《医宗必读》等。尤其是陈实功的《外科正宗·医家五戒十要》,被美国1978年出版的《生命伦理百科全书》列为世界古典医德文献之一,与希波克拉底誓词、迈蒙尼提斯祷文齐名,对我国医护道德思想的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清朝著名的医学家喻昌(公元1585-1664年)在《医门法律》中进一步丰富和发展了传统的医德评价理论,突破了过去说教式的方法,把临床中四诊八纲辨证论治的法则作为“法”,把临床治病中易犯的错误作为“律”,来约束医护人员的行为。

我国传统医护道德思想源远流长,经过历朝历代的丰富和发展,日臻完善,给我们留下了宝贵的精神财富,对我们今天的医疗护理行为仍然具有十分重要的指导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