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族文化符号

中医是中国的医学，是汉民族的医学。中医在其发生、发展的过程中，吸收与融合了其他兄弟民族乃至外国的医疗经验和方法，但其始终植根于中国传统文化的土壤之中。

一个民族的文化，可以表现为极其多样的形态，却往往有着基本一致的内核。文化的形态可以随着年移代革而有所不同，但精神的内核则历久而恒新。中医在中国的土地上延续数千年，药物从数百种增加到数千种，方剂从数百首增加到数万首，文献从医经七家、经方十一家增加到万种之多，理论在更新、方法在丰富、技术在创新、疗效在提高，但其内在精神则一直是稳定恒久，贯穿于从理论到临床的各个方面。从这个意义上讲，中医在它的千年之旅中变而不变，变的是形态与数量，不变的是精神。

中医深深地烙下了中华民族精神的印记。“天行有常”，并不因尧或桀的作为而变易，而“人以天地之气生，四时之法成”，自当顺应自然，而后可以“长有天命”。先秦这样的生命观，引导了中国医学的持续发展和繁荣。中医认为，疾病的发生，多与违背自然规律有关，与精神情志失调有关，于是强调外慎风寒，内调情志；中医认为，内在的病变一定会表现为外在的征象，主张“司外揣内”；中医认为，治疗疾病的关键在于祛除邪气，扶助“冲气以为和”的正气，于是有了扶正与驱邪的治则治法。所有这些，既是医学家提出的概念，也是一般人普遍理解的思想。

中医的理念一直是中国文化精神内核的外化，是中华民族精神记忆的反映。中医对天地自然的认识、对生命与疾病的认知，以及据此而发明的治疗技术、养生方法等，凝聚着中国人独有的自然观念和人文情感，蕴涵着中国人一直持守的思维模式和生命哲学。从秦汉时代的《黄帝内经》到明清时期的温病学派，中医经过历代先贤的不断丰富与发展，形成了厚重博大的学术体系，但其在形成之初便已烙下的精神记忆却是亘古不变、世代秉持的，中医的血脉中始终充溢着中国传统文化独具风采和无可替代的精神。这是中医成为我们民族的文化符号的原因之一。

中医与中国传统文化的其他形态相为连通，共成一体。中国传统的哲学、天文、地理、历法、数学、化学，以及诗歌、辞赋、绘画、雕塑、音乐等，与中医一起构建了中国传统文化的辉煌殿堂。

从哲学角度看，中医在其理论构建之初，便借助了传统的阴阳观、五行观、元气论，这可以从《黄帝内经》中找到大量证据。从技术角度看，中药的种植不能不依靠传统的农业和地理知识，中药的制剂常常需要借助炼丹术等传统化学成果，中医的运气学说离不开天文、历法和数学的支持，这些都能在历代典籍中找到大量证据。从学术的表达方式看，中医借助了中国传统文学艺术的众多形式，现存中医古籍的文体有散文式的，也有诗歌式和辞赋式的。唐高宗时敕命修订本草，完成了人类历史上最早的具有药典性质的《新修本草》，这部书原本是有彩绘药图的，所谓“丹青绮焕，备庶物之形容”，可以想见其逼真与精美。这是中医与中国传统绘画的关联。宋代王惟一铸造针灸铜人，自然不能离开雕塑的技术。至于可供吟唱的汤头歌赋等，又与音乐关联了起来。中医的语言表达，至今仍带有古代汉语的特征，文辞古雅，行文简练，讲究声律与修辞，具有东方文化特有的美感。从文化形态角度看，中医吸收与承载了中国众多传统文化的内容。在“传统失落”的今天，这种吸收与承载显得更为珍贵。

中医虽然与中华传统文化的其他形式具有基本一致的精神内核，在其发展过程中借助了其他的文化形式，但其本身又始终是独立的，而且是强大的和系统的。

从医学角度看，中医具有唯一性，是一种不能被任何其他文化形态替代的医药学术，是一种与现代医学截然不同的知识体系。这种唯一性决定了它不仅曾经在历史上呈现过精彩，也一定会在人类未来放射出光辉。中医的生命观、疾病观和诊疗理念与方法，一定会对未来的医学模式产生影响。在现代人眼中已经变得陌生的中国传统思想，如阴阳观、五行观、元气论等，在中医的园地里得到了淋漓尽致的发挥，更加丰富、全面、深刻和系统。中医强调天人关系，提倡顺应自然，调和七情，葆精毓神；主张扶正祛邪，养生全德，深刻地影响着中国人的处世方式和价值取向，今天仍然具有相当的渗透力和说服力。中医的本草学、方剂学、针灸学、制剂学等专门学问，极大地丰富了中国传统文化，是中国传统文化中相对独立而具有特色的内容。中医不但充实了中国传统文化，而且延伸与光大了中国传统文化精神。

中医是中华民族原创的，土生的，独有的，是不可以被其他民族或国家复制或嫁接的，是中华民族的文化符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