年的历史沉淀

我国对肿瘤的认识已有3500多年的历史，殷墟出土的甲骨文已有“瘤”的病名。2000多年前的《周礼医师章》将与治疗肿瘤一类疾病有关的医师称为“疡医”，并记载了治疗方法。直到今天，日本、朝鲜仍将肿瘤称之为“肿疡”。

成书于战国秦汉之际的《黄帝内经》提出了“昔瘤”、“肠覃”、“石瘕”、“癥瘕”等，并讨论了病因病机与临床表现。

隋代巢元方《诸病源候论》论述了“癥瘕”、“积聚”、“瘿瘤”等许多肿瘤病证的症状、病因病机。如某些肿瘤“至牢有根”，“乳石痈”是“肿结皮强，如牛领之强”，这是因为乳腺癌组织侵犯皮下组织和淋巴管后，淋巴管被癌栓堵塞，淋巴回流受阻，使乳腺皮肤粗糙，出现“橘皮样”改变。并记载了“缝亦有法”的外科手术方法。

唐代孙思邈《备急千金要方》《千金翼方》中将“瘤”分为“瘿瘤”、“骨瘤”、“脂瘤”、“石瘤”、“肉瘤”、“脓瘤”和“血瘤”，认为“凡肉瘤勿疗，疗则杀人，慎之，慎之”，介绍了诸多治疗肿瘤的方药，如用手术方法割除疣赘（肿瘤），为后世治疗肿瘤提供了借鉴。唐太宗时所编的《晋书》载有用外科手术治疗眼科“大瘤疾”的病例，说：“初，景帝目有瘤疾，使医割之。”

宋元时期，科学技术及生产力较以前有很大的发展，进一步促进了医学的发展，也加深了人们对肿瘤疾病发生与发展的认识。《圣济总录》认为肿瘤是由于气血流行失常，郁结壅滞，形成了余赘所致。

《卫济宝书》（公元1170年）第一次使用“癌”字，并对“癌”的病证进行了描述。虽然“癌”所代表的症状与现代的恶性肿瘤并不完全相符，但包括了体表或比较表浅部位的恶性肿瘤。

“金元四大家”中，张从正认为“积之成之，或因暴怒喜悲思恐之气”。朱丹溪提出了“痰”与肿瘤发病的相关性，提出“凡人身上中下有块者多是痰也”。“痰之为物，随气升降，无处不到”，“凡人身中有结核不痛不仁，不作脓者，皆痰注也”。在治疗上有痰则治痰，但治痰必求其本，指出：“治痰法，实脾土，燥脾湿，是其治本也。”并指出：“善治痰者，不治痰而治气，气顺则一身之津液随气而顺矣。”朱丹溪提倡治痰以治病，但反对过用峻利药，指出：“治痰用利药过多，致脾气虚，则痰易生而多。”朱氏以二陈汤为治痰的基本方，他认为“二陈汤……一身之痰都管治，如要下行，加引下药，在上加引上药。”根据痰的不同性质和部位加用不同的药物，对后世医家在肿瘤的治疗方法上具有指导意义。

朱丹溪认为，乳腺癌的成因是七情所伤，“遂成隐核，如大棋子，不痛不痒，数十年后方为疮陷，名曰奶岩。以其疮形嵌凹似岩穴也，不可治矣。”但是“若于始生之际……施以治法，亦有可安之理。”强调了乳腺癌要早期发现，早期治疗，并创制了“青皮甘草汤”治疗乳腺癌。

李东垣提出“养正积自消”，指出肿瘤的治疗以扶正为主，正气复，邪自消。由于恶性肿瘤的恶性消耗，在恶性肿瘤的中晚期会出现“恶病质”等消耗性的症状，通过“补脾胃”以“扶正固本”，不但能提高患者的生存质量，还能延长患者的生存时间，达到“治病救人”的目的。

永嘉医派创始人陈无择在《三因极一病证方论》除了将病因进行归纳外，并对某些瘤的症状进行了描述，提出了一些治疗的方法与药物，与《外科精义》合起来记载了十余种的肿瘤名称，如“骨瘤”、“脂瘤”、“肉瘤”、“血瘤”、“气瘤”、“脓瘤”、“赤瘤”、“虫瘤”、“疮瘤”、“石疽”、“丹瘤”等。如元代大学士窦汉卿著有《疮疡经验全书乳癌篇》，描述了乳癌是“捻捻之内如山岩，故名之。早治得生，迟则内溃肉烂见五脏而死”。

明清时期，医学家在继承与总结前人经验的基础上，对各种肿瘤的病因病机的认识进一步加深，对临床症状观察更仔细，辨证更准确，治疗更具体；对肿瘤的发生、发展与预后及与体质、年龄的关系都有较详细的论述，逐步开始用“癌”字来描述某些恶性肿瘤。在论著中有专门的章节论述癌症。

清代医学家尤在泾认为，精神因素与肿瘤发病相关，这种关系已受到现代医学家的重视。

明代医学家申斗垣《外科启玄》认为“癌发四十岁以上”，肿硬如石，穿膜黑腐和窜肿多处是肿疡的危证，病人预后不良。若病人出现神昏聩，目睛正视难，喘生鼻煽动，咽喉若燎烟，身浮肿而滑泻，疮疡形陷又坚，疮色紫黑，流脓血水或脓清臭秽则是肿瘤的恶证。而且介绍了肿瘤的症状与体征，内服、外敷、针刺、灸烙、熏、刀割等治疗方法。

明代翰林王肯堂在《证治准绳》中设《瘿瘤疣痣》、《恶疮》、《肿疡》、《乳癌》、《积聚》等篇，提出了对腹部肿块的鉴别，说：“胀在腹，痞在中，胀有形，痞无形。”对“瘿瘤”的治疗提出“按之推移得多者，可用取法去之，如推之不动不可取也”。清代医学家王洪绪《外科证治全生集》不但有论述肿瘤的专篇，还特别强调肿瘤的治疗“以消为贵，以托为畏”。清代著名医家吴谦的《外科心法要诀》介绍了喉瘤、乳癌等的病因病机与治疗方药，有些肿瘤还配以图形。

明代外科学家陈实功《外科正宗》认为失荣“初起微肿，皮色不变，日久渐大，坚硬如石，推之不移，半载一年，方生阴痛，气血渐衰，形容瘦削，破烂紫斑，渗流血水，或肿泛如莲，秽气熏蒸，昼夜不歇，平生疙瘩，愈久愈大，愈溃愈坚，犯此俱为不治”。这是对恶性肿瘤中晚期，出现恶病质比较详细的记载。他认为“内之证或不及于外，外之证则必根于内”，所以强调治疗肿瘤不能仅仅治疗表面的病灶，要内外治疗并重，内治以调理脾胃为要，这虽不能治愈，但是可以“缓命”。明代太医楼英《医学纲目》认为，治疗肿瘤要“先分别气血、表里、上下、脏腑之分野，以知受病之所在；次察病虚实、寒热之邪以治之”。明代医学大师汪机《外科理例》在治疗上主张“调理气血，先固根本，不轻用寒凉攻下之剂”。

明代太医院院判薛己《外科枢要》对“筋瘤”、“血瘤”、“肉瘤”、“气瘤”和“骨瘤”的外在表现作了描述，并进一步解释了疮疡痈疽的七恶五善。明代医学家张景岳在《景岳全书》中提出：“瘤……即大，最畏其破，非成脓者，必不可开，开则牵连诸经，漏竭血气，最难收拾，无一可治。”

明末清初医家祁坤在《外科大成》中详细介绍了“瘿瘤”的辨证论治方法，并且提出“失荣”、“舌疳”、“乳岩”、“肾岩翻花”为疡科中的“四绝证”，认识到恶性肿瘤预后不良，十分重视恶性肿瘤的早期诊断与治疗。清代名医高秉钧则对这“四绝证”所表现的症状作了进一步的描述，并将“四绝证”及与其相似的病证症状进行了鉴别，在预后方面提出了“四绝证”不可治，而与“四绝证”相似的其他证为可治。但对于“四绝证”也决非不治疗，提出了“若犯之者，宜戒七情，适心志，更以养气血，解郁结之药，常常服之，庶可绵延岁月，否则促之命期已”。对“乳岩”若出现“溃烂，深如岩者……此时五脏俱衰……凡犯此者，百人百死……不必勉治”，“肾岩翻花……若至已成后，百无一生，必非药力之所能为矣”。对“舌疳……此证治虽多，百无一生，纵施药饵，不过苟延岁月而已”。

清代医学家王清任在《医林改错》中提出腹腔内的肿瘤与血瘀有关，为现代肿瘤治疗中提倡用活血化瘀的方法提供了有力的理论依据。清末民初中医泰斗张锡纯《医学衷中参西录》详细记载了食管癌与贲门癌的病因病机及理法方药，强调在治疗中要补中逐瘀，是肿瘤治疗中“扶正培本”的具体应用。

明清以来，随着中医学理论的发展，实践的深入，对癌的认识也日趋深入，对肿瘤的病因、病机、辨证治疗均有更多的论述，分类更细，名称更复杂，但也出现了同一肿瘤有多种名称，而同一名称也可能包括了恶性肿瘤、良性肿瘤或非肿瘤性疾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