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女娲，从古至今历来有很多种说法，然而说到女娲的时候，往往要提及伏羲，因为在神话传说中女娲与伏羲有着十分亲密的关系。
前面我们对于伏羲、女娲与四象婚制的关系已经作了论述，从而得出伏羲与女娲的诞生，来源于龙凤的结合。对于伏羲来说，是男性的龙雷公婚组与女性的风华胥婚组结合的产物；那么由此可以推出：女娲应该就是凤（鸟） 雷公与龙华胥的产物了。
说到女娲，自然离不开伏羲；把女娲说清，就更离不开伏羲。
在前几个章节中，我们讲述伏羲、女娲与四象婚制的关系，说明了伏羲与女娲的诞生，来源于龙凤的结合。那么接下来我们来验证以上推论的存在性。
首先从雷公说起。生伏羲的雷公是人头龙身，关于这一点，在《山海经》和《伏羲》中都有相关记载。生女娲的雷公是鸟形，也就是后世民间相传的尖嘴鸟喙鸡爪有翼之雷公形象。
我们都知道小说《封神演义》中那位叱咤风云的雷震子，就是一个典型的鸟雷公形象。雷震子学成了武艺，吃了二枚仙杏，于是就“鼻子高了，面如青靛，发似朱砂，眼睛暴湛，牙齿横生，出于唇外，身躯长有二丈，且又肋生肉翅，”那么这样的形象有没有具体的根据呢？
在《搜神记》中的卷十二里记载着这样一个故事：
晋朝时期，有一个叫杨道和的扶风人，夏天在田地里干活，突然遇到大雨，于是避雨在桑树之下。正在这时有雷霆向下劈击，杨道和见状便用锄头与其格斗，竟然却将雷公的胳膊击折，受伤的雷公疼痛难忍掉在了地上，不能飞走。杨道和见地上的雷公口唇如丹，眼睛就像镜子，“毛角长三寸余，状似六畜，头似猕猴”。
此外，关于雷公形象的记载在元人所著的《三教搜神大全》中为“鸡形”，形象是“妖其头，喙其嘴，翼其两肩”等等，其中“妖其头”的意思是说头形怪异。
十分有趣的是，凤凰的模特儿正是鸡形或雉（野鸡） 形。在《山海经·西山经》中说：
有鸟焉，其状如鸡，五彩而文，名曰凤凰。
有鸟焉，其状如翟，而五采文，名日鸾鸟。
翟指的就是野鸡，而鸾则是凤的一种，因此二者形象十分近似。
其次，是龙形的华胥。关于龙形的华胥我们从女娲的姓氏上找出一些线索。对于女娲的姓氏，历来都是人们争论的焦点之一，其实女娲姓什么归根究底不外乎两种说法：一种是女娲姓风，关于这一点在《周易疏》引《帝王世纪》及《列子·汤问注》中都有记载；另一种说法是女娲姓云，关于这种说法主要见于《路史》中有关的记载。
根据《通志》引《春秋世谱》中说所谓“华胥生男子为伏羲，女子为女娲”中推测，女娲姓风的可能要比姓云大得多，然而，即便伏羲与女娲都是华胥所生，也有龙凤的区别，导致这种问题出现，可能是前人对上古婚制不是很了解，由此可见这种说法是站不住脚的。关于女娲姓云的说法在《易·乾·文言》中的“云从龙”和姓从母出，可以推断出，这种说法是比较合乎古礼的。由此可见，女娲姓云的说法要比姓风的说法要合理。
其次，我们来看龙形的华胥。关于这一点，我们可从女娲姓氏找出点线索。关于女娲的姓氏，一直有两种说法：一种是风姓，比如在《周易疏》引《帝王世纪》及《列子·汤问注》中都有记载；另一种是云姓，主要是出自《路史》。两种说法比较而言，前者是从伏羲和女娲是兄妹的角度出发，加以推测，在《通志》引《春秋世谱》中说所谓“华胥生男子为伏羲，女子为女娲”，却不知道即便都是华胥，生伏羲与女娲也有龙凤的区别，导致这样的问题，大概是因为前人不懂得上古婚制，因而有此误解。关于后者的说法，在《易·乾·文言》中的“云从龙”和姓从母出，可以得知，这样的说法应该是比较合乎古礼的，可见这种说法虽然晚出，倒是要比前者要合理些。
在前几个章节中说伏羲的时候，我们从伏羲为白虎从而推出其配偶女娲当为玄武。关于玄武，汉朝之后指的是龟或龟蛇相交，然而其前身应是玄冥。在五行五方系列中，北方之佐是玄冥，北方之兽是玄武，其实玄冥和玄武都是玄黾的转衍。黾属于蛙类，是两栖纲；龟是陆生、半水栖与水栖的爬行纲动物，两者在体形和习性上都有相近之处，在上古时期，对这样的分类没有现今这么详细，可见二者互相衍替的情况也是有的。我们都知道，女娲是蛙图腾，那么根据以上的理由，对其分化之迹可表示为：
玄黾（蛙类）
玄冥（北方之佐）
玄武（北方之兽，龟类）
在葫芦河流域生存的人们一直延续着对虎、蛙相对的支持。比如说位于葫芦河流域的静宁县就流传着在“女娲节”给女儿送“虎兜肚”和蛤蟆、蟾蜍面食的民俗习惯。
被誉为“甘肃仰韶文化”的马家窑文化，在出土文物中，有很多蛙纹、鸟纹以及蝌蚪纹，特别是在半山类型中，几乎只有变形蛙纹一种动物纹样了。后来有人将《甘肃彩陶》与《青海彩陶》二书所采收的13件蛙纹彩陶上的蛙纹，分为三件“婴儿式蛙纹”，四件“全形蛙纹”（4件），以及六件“无头蛙纹”等三种。由此可见，关于女娲的图腾与仰韶文化有着一定的关系。
由以上推测出四象婚制大致流行于仰韶文化前期阶段，至于伏羲与女娲在洪水之后兄妹二人再婚的神话可能是婚制改革的先声。
在苏联学者李福清的《在越南采录的女娲新材料》一文中得知，伏羲与女娲以前的婚配属于四象婚制。“四象婚制”的实质其实和“四级二别婚制”（即摩尔根的“八个婚级”） 是一样的，因此四象中的各象应该都有雌雄的分别。这就难怪闻一多先生直接称女娲为“女伏羲”；而母系制的纳西族摩梭人祭祀女娲则称为“巴丁拉木”，关于“巴丁”的意思在普米族语言里是“青蛙”的意思。
对于蛙类的崇拜，就不得不说到我国的壮族了。从壮族遗留对蛙、鸟、蛇的崇拜来看，在壮族本初的时候可能有四象崇拜，然而虎崇拜到现今已经失传了。壮族起源于古百越的西瓯、骆越两支，相传西瓯部落最初的图腾就是蛙，“瓯”字是壮语“蛙”音。壮族的传代宝物是铜鼓，铜鼓上习铸蛙形，汉语中也叫作“蛙鼓”，壮人认为蛙是鼓精，雷雨大作而蛙鸣如鼓，天之雷鼓与地之蛙鼓相应，因此壮族是以雷神为众神之首的，且看关于雷神的形象记载：
为人身，鸟嘴鸟脚，背生双翅，脸色青蓝，眼能闪光，口为雷鼓。
从雷神的形象来看，倒是像从鸟图腾演化而来，又像蛙是雷公的儿子，可见，这里面隐含了鸟图腾与蛙图腾的某种传承关系。
我们从“四象婚制”的规律推测，壮族的雷公既然已经是典型的凤（鸟）雷公，那么所生的后代子女就应该属于是蛙黾婚级了。壮族向来十分重视青蛙，在每年的正月初一到十五的春节是“蛙婆节（蚂拐节）”，在这个时节里，人们都会载歌载舞，仪式隆重。这种敬“祖母”轻“祖父”的观念可以从普米族对蛙、蟾的称呼中侧面悟出。
除了壮族对青蛙和蟾蜍的重视之外，在古代的“江汉之间”对青蛙和蟾蜍也是十分重视的。
此外，在屈原的《天问》中也提到了蟾蜍：
夜光何德，死则又育？厥利维何，而顾菟在腹？
闻一多先生对于文中的“顾菟”考证为是蟾蜍。可见，在汉代以前，人们就以蟾蜍为月精了。
湖北随州市的曾侯乙墓在1977 年9 月的时候出土了一件衣箱盖，在衣箱盖上绘有一幅由扶桑树、太阳、鸟、兽、蛇和人持弓射鸟共同组成的图像。后经过专家考证，确定扶桑树上的鸟，代表太阳；跟扶桑树对立的树上的兽，是虎而代表月亮，并据此而认为《天问》“顾菟在腹”之“顾菟”是虎“於菟”的转音。
在纳西族摩梭人中以“巴丁拉木”为母虎神，而在普米族中所指的神是青蛙，那么我们就可以悟出，公虎是相当于蟾蜍，这还是因为壮族以蟾蜍为“始祖父”，以青蛙为“始祖母”的缘故。那么根据后世的人以蟾为月精而不是以虎为月精的说法，则又可以悟出月精为虎的说法要比闻先生所说的月精为蟾的说法更为古老。简单来说就是，远古的人们是以虎为崇拜，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慢慢地虎崇拜被后起的蟾蜍崇拜而取代。
既然我们已经弄清楚了婚制的演变过程，那么我们在回到前面说到葫芦河畔的话题中，谈一谈与龙有关的玉钟峡的白蛇碥与蛙黾图腾的女娲关系。
“四象婚制”中的虎—蛙互婚，后分两支演变为交表婚时代的蟾—蛙互婚与熊罴—虺蛇互婚。前者可能为羌戎所继承，而后者可能为氐戎所继承。
华夏族的前身，以现在的语系来分，可分为三种：第一种是藏缅语族各族，第二种是壮侗语族各族，第三种是苗瑶语族各族。其中第一种是为占主要部分的，也就是远古的西戎。西戎有两支，分别是氐戎和羌戎。“氐戎”的代表是黄帝族；而羌戎的代表是炎帝族。而西戎的始祖，就是伏羲氏和女娲氏。
对于羌系，今天的普米族与羌族属于藏缅语族中的羌语支，可见他们在上古时期都是属于羌的嫡系。在藏缅语族彝语支纳西族中的婚姻女神“巴丁拉木”是母虎，而到了羌语支的普米族，“巴丁拉木”却成了青蛙。“巴丁拉木”却成了青蛙。母虎是公虎的配偶，地位相当于“四象婚制”中“虎—蛙”环节的蛙，由此可见西戎“四象婚制”的“虎—蛙”婚向羌族“蟾—蛙”婚过渡的痕迹。
至于氐系。关羽西戎的始祖伏羲与氐祖黄帝，他们的传说事迹有很多相似的地方。例如太嗥伏羲为大白虎，但文献又有“皇雄”“雄皇”“黄熊”诸称号，这与黄帝亦作“有熊”“有雄”何其相似。对于熊和虎，二者的体形并不相近，但是在《尔雅·释兽》中说“貔似虎，或日似熊”。可见，西戎的“虎”到了其支裔的氐人那里，已蜕变为“熊”了，从而与“虎”相配的“蛙”也就蜕变为“虺”“蛇”之类了。周族与黄帝都是姓姬，而且同是出于氐族；而周人的祖先是后稷，“复考旧传古帝王感生之事，由于履迹者，后稷而外，惟有伏羲”，因此周贵族乐歌的《斯干》一诗中代表男性的熊罴与代表女性的虺蛇，不仅具有一般的性别象征意义，更应是交表婚观念下“虎—蛙”互婚蜕变的产物。
以上的种种论断也就说明了葫芦河畔“娲皇故里”的娲皇象征物为什么不是蛙形而是玉钟峡里的白蛇纹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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