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医之所病，病方少”

先生之学医，是自背书起始的；先生之行医，亦是自背书起始的。1935年，烟台专署考试中医，先生就凭着背书熟，被录取为第二名，成为正式医生。先生接诊的第一个病人，为所在村中一个年约四旬的男性，病人自诉气短，别无他症，经过医生多次治疗无效，先生想起《金匮要略》“夫短气有微饮，当从小便去之，苓桂术甘汤主之，肾气丸亦主之。”于是采取第一方：茯苓、桂枝、白术、甘草，原方与服（当时尚不会加减变化），不想只服下一剂，症状竟完全消失。自此背书、行医的信心也大增。

此后，求诊的人就逐渐多起来了。先生原先所设想的全面掌握之后再行医，实际也不可能了。在最初行医的期间，主要是以背为用，照搬照抄。如一少妇，时而少腹攻冲作痛，先生就想起“妇人少腹气攻冲，胁腹刺痛当归芎……”；有一病人突然一时失去知觉，又想起“乌药顺气芎芷姜，橘红枳桔及麻黄……”。总之，这一期间，每遇一病，照本处方，不加不减，竟也取得了一些疗效。

然而，这种刻舟求剑式的看病用药，终究是低层次的，所以不效者多。还有一些病是书上所没见到过的，当然无从出方。于是，随着临床的逐渐深入，先生开始感觉到所读的书、所记的方太少了。“医之所病，病方少”，正是先生那时的心理写照。他说：“我记的方子虽然少，但也全部背诵了汪昂的《汤头歌诀》《医宗金鉴》方，陈修园的《长沙方歌括》《时方歌括》，陈元犀的《金匮方歌括》。还有选择地记诵了一些《温病条辨》方，《医林改错》方等。如果这些还不够，难道说非要把历代方书，如《太平圣惠方》《和剂局方》等，通通背下来不成？那是不大可能的。这时我对自己能否学好中医，曾经打了个问号。”

先生认为对“医之所病，病方少”，当辩证地看。先生开始每次临证，为了避免临时手足无措，因此每次临证之前，胸中总要先储备一些成方。在病家邀诊时，必先问问病人哪里不痛快？如说头痛，就把有关治疗头痛的方子默想一遍，记不清的再查一遍书，务必在赴诊前胸有成竹。既至临证，又往往把所见的症状硬往所记的方子上套。就连诊脉，也往往是这个方子需要什么脉，而病人的脉仿佛也正好是这个脉。总之，常把病人的脉症，强行纳入事先想用的方剂范围之内。如此，有些病自然治不好。方既不灵，对中医能否治病自然产生了怀疑。“病方少”，说明作为一个中医应该多读书、多背书。但方子背了不少，临证也有成方，为什么还治不好病？这时先生逐渐认识到，看书少是绝对当不了好医生，看书不少也不一定当得了一个好医生。为什么呢？关键是过去的所谓“学”，只是皮毛，实际中医“辨证论治”的真谛，并没有真正学到手。有了这一番认识之后，先生的学习和临床，有了一个新的飞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