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哈维之前的血液循环的发现

时间:2023-05-04 理论教育 版权反馈
【摘要】:17世纪威廉·哈维发现了血液循环,从而改变了人们对心跳、脉搏和血液流动的看法。四个月后塞尔维特在加尔文的地盘日内瓦露面,在那里被逮捕并被判处“毫无仁慈的火刑”。塞尔维特认为输送到肺脏的血液大大多于其营养所需的量,这一事实证明心脏中隔的孔道并不是血液进入左边心脏的重要途径。根据盖仑的系统,血液的供氧是左心室的功能。但是塞尔维特认为,血液的颜色变化表明血液的供氧作用发生在肺部。

科学革命被普遍认为是物理学革命,但是如果把关注的焦点从天文学和物理学转移到医学和生理学上来的话,我们也能把科学和医学整合进这一时代背景下:一系列政治、宗教和社会变革。如我们所见,在16世纪,维萨里和帕拉塞尔苏斯就对自然界和人体内微观世界的陈旧观点提出了挑战。17世纪威廉·哈维发现了血液循环,从而改变了人们对心跳、脉搏和血液流动的看法。对于微生物的革命性的见解更加强了由哥白尼、开普勒、伽利略否定地心说创立日心说所引起的冲击。

血液总是和与这种液体组织的生理角色不相关的神秘东西联系在一起,总是用于宗教仪式、庆祝丰收、符咒和药物上,没有哪一部恐怖电影没有血淋淋的场面。力量、勇气和年轻的活力被认为存在于血液里。甚至文艺复兴时期的医生和思想家也认同青春血液的治疗作用。教皇英诺森八世濒死时,他的医生就企图用人血作为使其复活的手段。使用血液的过程不很清楚,但结果可想而知,三个年轻的供血者死了,教皇死了,医生也逃走了。以现代观点来看,哲学家、医生甚至普通人都想得到血液的神奇魔力,同时又对放血疗法有着普遍的热情,这简直是自相矛盾。然而,几百年来,盖仑理论及其医学实践要求放血疗法,并把放血作为一种把人体中的腐败物除去的合理手段。罗马的博物学家老普林尼甚至对野生动物也施行放血术。放血者常常使用箭、小刀、柳叶刀、锥形管把病人的静脉切开。实际上,比起现在的止血术来,外科医生更善于运用针和手术刀来放血。

尽管文艺复兴时期的解剖学家反对盖仑在人体结构上的错误理论,但他们对人体结构功能的概念仍没有什么变化。当时内科医生遇到职业上、政治上、智力上和神学上的雷区时,总以古代教条作为防御边界。维萨里甚至避开对盖仑生理学的直接攻击,而模糊了关于血液和灵魂的区分问题。当科学的询问将触及异端时,维萨里发现可以将批评造物主对古人和奇迹的独创性作为权宜之计。但是,除了在精神分布和血液流动的相互关系上的争论外,16世纪的一些科学家对盖仑的心脏中隔是否存在小孔的观点提出了挑战。

塞尔维特是第一个描述肺循环的欧洲人,他的一生都在和充斥在文艺复兴世界中的教条主义作斗争。如果有愿意为信仰牺牲两次的人的话,这个人就是塞尔维特。他对传统的攻击如此猛烈和大胆,以至于他的肖像被天主教徒焚烧,他的身体则被清教徒焚烧。在塞尔维特和宗教教条作斗争的同时,他也证明了用当代的解剖知识已足以证明一个“异端”肺循环或小循环中血液的运行途径。

手术之前的麻醉

自从引入麻醉术之后,外科手术的节奏便显得不那么慌乱了。外科医生可以利用病人短暂的麻醉时间对其进行截肢或其他外科手术,并在病人醒来之前把这一切都安置妥当。图为医生正为病人实施麻醉。

塞尔维特离开了祖国去西班牙学习法律,但是不久他就像帕拉塞尔苏斯一样加入了彷徨的天才和持异见者行列。他们的一生注定要扰乱整个宇宙。1513年,在他出版了第一篇论文《论三位一体之谬误》后,所有天主教和新教的理论家都认为他是最该死的异端。塞尔维特发觉有必要把工作转入地下,他启用了一个新名字叫迈克尔·阿维森纳。塞尔维特到里昂之前,曾在巴黎大学用过这个名字,在那里出版了亚历山大时期的天文学家、地理学家托勒密所著的《地理学》的新版本。即使在编辑这样古老的经典之作时,他也没有放弃述说自己观点的机会。谈到法兰西时,塞尔维特提及帝王安抚疗法,国王用这种疗法神奇地治愈了许多淋巴结结核患者。塞尔维特说“我看见国王触摸过许多这样的病人,但我从没看到哪一个被治愈了。”

糟糕的人

这幅名为“糟糕的人”的石版画展示出一名内科医生的重要地位和高傲姿态。画中的内科医生以傲慢的姿态和不可一世的目光注视着病人,而这位大腹便便的病人则战战兢兢地坐在椅子上,恭敬地望着医生,期待医生能医治好自己的病痛。

塞尔维特回到巴黎大学学习医学,并以教数学、地理学和天文学来维持生活。当他打破天主教规定允许的占星术和禁止的审判占星术之间的界限时,塞尔维特受到被逐出教会的威胁。对审判占星术进行的攻击可追溯到圣奥古斯丁时代,15世纪末对审判占星术理论上的否定和哲学上的质疑明显加强了。尽管塞尔维特的第一个冲动是保护自己,但于事无补,他不得不又回到地下生活。1537年医学和占星术分道扬镳便归因于这次法国学者圈子中巴黎医学团体对这个阿维森纳占星家的非难。

就像是为了寻找更多的麻烦,塞尔维特寻求约翰·加尔文的合作。加尔文是法国新教的革新者,他建立了一个宗教系统,这个系统以宿命论和教条和神的唯一拯救为基础。除了批评加尔文的《原理》,塞尔维特还把自己的一本激进论说《基督教的复兴》(1533年)的副本送给加尔文。加尔文从书上撕下数页送到宗教裁判所,并告知是塞尔维特出版了这本充斥着邪恶的亵渎圣灵的言论的书。塞尔维特因此被囚禁,但在被审判、定罪和被焚烧肖像时,他设法逃了出来。四个月后塞尔维特在加尔文的地盘日内瓦露面,在那里被逮捕并被判处“毫无仁慈的火刑”。试图将判决改为“仁慈的火刑”(绞死后焚烧)的努力没有成功,几乎所有新出版的《基督教的复兴》都被焚毁。1903年,日内瓦的加尔文主义者集会表达了悔意,并为这个殉难者塑立了纪念碑。而且,从对案例的回顾,人们发现死刑判决是非法的,因为那时的判决应该是放逐。

根据塞尔维特对肺循环的叙述被湮没在700多页的《基督教的复兴》里这一事实,很明显其激情和动机来自宗教而非医学或科学。根据塞尔维特的观点,要理解上帝和人类的关系、圣灵的精神,就必须先了解人体内的精神。而其中血液流动的知识又有特殊的重要性,恰如《旧约全书》中所说的“肉体的生命来源于血液”。我们称之为心血管系统泵出机制的流行知识可追溯到盖仑时代。塞尔维特认为输送到肺脏的血液大大多于其营养所需的量,这一事实证明心脏中隔的孔道并不是血液进入左边心脏的重要途径。根据盖仑的系统,血液的供氧是左心室的功能。但是塞尔维特认为,血液的颜色变化表明血液的供氧作用发生在肺部。在肺部,空气和血液混合起来产生了有活力的精神,然后鲜红色的血液被输送到左心室。塞尔维特没有进一步考虑到体循环的可能性,很明显,他非常满意于将生理学和精神统一性的理论结合起来。

医学三神

图中从左到右分别是阿斯克勒庇厄斯、阿波罗和希波克拉底。他们对后世医学的发展起着决定性作用,以至于人们对人体是由水、火、土和空气四种元素组成的,其中也包括这四种元素的特性:湿与干、热与冷,原生的热能是生命的基本条件,当热能消失时,人也就死亡的理论深信不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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塞尔维特对16世纪的科学到底有多大影响呢?回顾过去,塞尔维特看来是一位英雄人物。但如果同代人知道了他的工作,他们末必会同情这个命运不济的异端。此外,历史学家们相信,只有三本《基督教的复兴》在这次灾难中保存下来。不论塞尔维特对生理学的进步有无影响,他的一生仍然深刻揭露了文艺复兴时期的黑暗面和宗教的偏执。他的《基督教的复兴》证实,在16世纪一个仅受过相当局限的医学和解剖学训练的人也能理解肺循环。

里奥多·哥伦坡的人生虽然没有塞尔维特那样富有传奇色彩,但他是一个更有影响力的科学家和教师。哥伦坡是一名药剂师的儿子,曾给威尼斯著名的外科医生当了七年学徒。七年后他在帕多瓦大学学习医学、外科学和解剖学。学校记录显示,他是一个杰出的外科学学生。维萨里自1537年就任外科学和解剖学教授,1542年离开大学出任《人体的结构》的主审,哥伦坡接任了他的职务。1544年维萨里辞职后,哥伦坡就任长期教授。哥伦坡没有对前任教授表现出多大尊敬,反而成为《人体的结构》最鼓噪的批判者,昔日的同事成了最主要的对手。维萨里把哥伦坡描述成一个恶棍和无知的家伙。

阿尔·纳菲斯

对于心脏的功能和结构,阿尔·纳菲斯坚持说在两个心室之间没有通道,无论是可见的还是不可见的,他认为在两个心室之间的隔膜比心脏的其他部分更厚,这样才能防止血液或灵魂在两者之间进行有害的不正常的流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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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开始发表论文到去世,哥伦坡一直致力于发现维萨里著作中的错误且自夸在外科学、尸体解剖、局部解剖、活体解剖上的能力。但是哥伦坡想要出版一本超过《人体的结构》的带图的解剖学论著的计划失败了。1545年,哥伦坡离开帕多瓦大学去比萨任教授。三年后他永久定居于罗马。不久,解剖学家加布里洛·法罗比奥控告哥伦坡剽窃他和其他解剖学家的发现。法罗比奥的《观察解剖学》的主要内容也是对《人体的结构》一书的一系列注解。

早在1545年,哥伦坡就论述了肺循环,但他的论著《解剖学》直到1559年才出版。除了要求读者相信他局部解剖和活体解剖的发现,哥伦坡吹嘘自己独立发现了肺脏产生精气的机理。肺脏吸进空气后,来自右心室的血液通过肺静脉和空气混合。血液和空气被肺静脉吸收后送到左心室以分布全身。虽然阿尔·纳菲斯和塞尔维特也描述了肺循环,但哥伦坡对他们的工作一无所知,他的结论是他自己通过局部解剖和活体解剖发现的。而且哥伦坡接受的正规训练比维萨里少,对盖仑关于肺脏、心脏和血液的著作显然不如维萨里熟悉。尽管哥伦坡有创新力且大胆,但他以心脏、血液和呼吸作用的论述仍相当保守。无论如何,盖仑的教条还是有着坚固的地位,客客气气的异议或修正根本不能损其毫发。

基督教的复兴

1553年,塞尔维特出版《基督教的复兴》一书,在此书中,他设想存在肺部循环,否认心脏中的隔膜是多孔的。1571年,比萨大学的内科医生安德烈·塞扎尔比诺在他的著作《逍遥学派的疑问》中使用了循环一词,从此,医学界对人体内所存在的主要和次要循环有了初步的概念。图为塞尔维特宣读《基督教的复兴》中的内容。

从一项科学发现或具体观察到使医生或科学家接受新理论,这种关系很难建立,一个很好的例子就是安德烈·塞扎尔比诺。他是比萨大学的医学和植物学教授,一个博学的人。他被誉为体循环和肺循环的发现者,他将对文艺复兴革命的赞赏和对亚里士多德的崇敬结合起来。他的医学观点来自于亚里士多德的哲学框架,于1571年写成了《论植物》。虽然他还写了几本有关医学实践的书,但他的作为还是在植物学方面。

塞扎尔比诺确实有寻找词汇的天赋,有许多具有先见性的词汇,比如循环、毛细血管等,至今仍在子孙后代的耳朵里回响。他对心瓣膜的描写,对心脏、肺脏与血管的连接有着非常好的定义。塞扎尔比诺也用非常诗意的语言把心脏说成血液的源泉,通过四根血管灌溉全身,就像天堂里流出的四条河流。尽管同代人忽视了塞扎尔比诺关于心脏的观点,现代塞扎尔比诺的拥护者却努力收集他关于循环的论著并加以整理,使不太热心的读者也注意到这些。就像塞尔维特一样,塞扎尔比诺痴迷于亚里士多德的心脏和内热运动的首要性,作为亚里士多德的拥护者,他用哲学论据和解剖学证据抨击了盖仑的理论。凭着这些工作,塞扎尔比诺在生理学历史中占有一席之地,但他的地位比不上威廉·哈维。

哈维认为,他在帕多瓦大学时的老师法布里修斯证实了静脉瓣的存在这一事实,是使哈维想出血液循环运动模式的一个主要因素。所以静脉瓣结构的发现在血液循环的历史中占有重要地位。当时许多解剖学家也描述了静脉瓣,但应该说正是法布里修斯的工作直接鼓舞了哈维,使哈维在血液研究的道路上越走越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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