泉州与新罗

泉州与新罗、高丽关系历史文化遗存

泉州海外交通史博物馆　叶恩典

泉州地处中国福建东南沿海，是中世纪中国重要的造船基地和对外贸易航运港。海舶上可通北方诸港乃至东北亚的新罗、高丽、日本、琉球，下可至广东南部、东南亚乃至印度洋及东非的广大地区。德国学者夏德和美国学者柔克义德在《赵汝适》一书提到：“当9世纪时，或者有可能比9世纪更早一些，中国南部的海外贸易，已部分移到泉州。泉州在此之前，曾与日本、高丽有贸易联系，有将近一个世纪的历史，后来阿拉伯人发现该地有日本、高丽等国的产品，而这些产品在广州是无法得到的。此外，在泉州还可以获得当局较轻关税的优待。”说明从唐代开始，泉州与新罗国就建立了海上交通贸易关系，新罗商人的足迹已迈进了泉州的土地。

唐末五代时期，由于福建的历任统治者积极推行闽王王审知“招徕海中蛮夷商贾”的政策，与海外国家的交往更为广泛，社会经济得到迅速的发展。尤其是新罗国王曾两次派遣使者向闽王昶和闽王曦赠献宝剑，^[1]足见两国交情已非同寻常。这无疑为日后泉州与新罗（高丽）的交流创下了极其有利的条件。

如在海上交通贸易方面，我们可在朝鲜史学家郑麟趾编著的《高丽史》中，看到了北宋时期往高丽贸易的宋商不下百起，其中能知悉其籍贯及姓名者有22人，泉州就占了10人。而在其余数十起泛称为“宋商”者之中，相信还有相当一部分是泉州海商。据《宋史》载，北宋时高丽“王城有华人数百，多闽人因贾舶至者”。^[2]所谓“闽人”，实际上多指泉州人。而时任杭州知府的苏轼在上书朝廷的《论高丽进奉状》、《乞令高丽僧从泉州归国状》、《乞禁商旅过外国状》等“奏议”中，也揭示了“福建一路多以海商为业”；^[3]“福建狡商专擅交通高丽，引惹牟利，如徐戬者甚众”；^[4]以及“泉州多有海舶入高丽，往来买卖”^[5]等事实。这些远赴高丽的泉州人，不仅在中国与高丽的经贸活动中发挥出积极的作用，甚至在宋丽间的政治、文化交流活动中也扮演着极其重要的角色。如神宗熙宁元年至三年（1068—1070），泉州海商黄慎和洪万等受福建转运使罗拯之托，兼充宋丽间的外交使者，数度往返于两国间，转达两国政府相互交好诚意文书，使中断长达43年的宋丽外交关系得到恢复；^[6]有熙宁八年（1075）持高丽礼宾省帖，向宋王朝乞借乐艺之人往高丽传艺的傅旋；^[7]有哲宗元祐二年（1087）受高丽国王之托，在杭州雕造《夹注华严经》2900余片载往高丽国的徐戬；^[8]有元祐四年为高丽僧统义天充当与宋朝通信联络使者的颜显和李元篑。^[9]

而此时高丽商人与泉州的海上贸易仍在进行。如绍兴四年（1134），“高丽罗州岛人光金与其徒十余人泛海诣泉州，风折其樯，泊泰、楚州境上。诏付沿海制置使郭仲养赡，伺便舟还之。”^[10]宋人赵彦卫也说，高丽国船舶运载人参、银、铜、水银、绫布等物，常到泉州贸易。^[11]

在佛教交流方面，唐末五代时期，由于闽王王审知及泉州刺史王延彬对佛教多有推崇，加上正值中国北方战事频仍，天下四方僧侣纷纷南下，使福建一带成为“僧人云集，禅学日兴”^[12]的佛教圣地。其中，福州和泉州便是佛教文化发展最为发达的两个地区。而泉州尤以寺院林立，僧侣众多，被誉称为“泉南佛国”。^[13]佛教文化事业高度发达的同时，也大大促进了福建（泉州）同新罗、高丽佛教的友好交流。如当时有不少的新罗僧来到福建，成为雪峰义存、玄沙师备、长庆慧棱等高僧的弟子；又如泉州刺史王延彬延请雪峰义存禅师的弟子玄讷出任南安福清寺的开山祖师；^[14]再如五代后唐天成三年（928），“新罗僧洪庆自唐闽府（福州）航载《大藏经》一部至礼成江”； ^[15]而在泉州招庆寺编著的《祖堂集》在中国失踪千年后，终在韩国海印寺被发现，成为佛教史上的千古佳话。

所有这些，都充分反映了当时泉州与新罗、高丽之间的交往关系是何等的密切。也正由于此，泉州蕴涵着丰富多彩的，诸如新罗村、新罗塘、高丽巷、高丽厝、高丽村、高丽墓、新罗寺、福清寺，甚至包括如新罗松、新罗参、新罗葛、高丽菜等历史文化遗存和相关的历史记忆。

2004年夏，笔者有幸参与浙江大学韩国研究所和韩国海上王张保皋研究会共同举办的“古代中韩海上交流”课题研究，因此开始接触到古代泉州与新罗、高丽历史关系方面的研究工作。现将本人近年来通过田野调查及查阅历史文献资料之所得，作一简要的介绍，期盼得到批评和指教。

注释

[1]宋•欧阳修：《新五代史》卷68，“闽世家第八•王延羲传”。

[2]《宋史》卷487，《外国三•高丽传》。

[3]《东坡全集》卷56，《论高丽进奉状》。

[4]《东坡全集》卷56，《论高丽进奉状》。

[5]同上引书，卷56，《乞令高丽僧从泉州归国状》。

[6]见郑麟趾《高丽史》“世家卷第八•文宗二”；《宋史》卷331，《罗拯传》；《宋史》卷487，《外国三•高丽传》。

[7]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261。

[8]《东坡全集》卷56，《论高丽进奉状》。

[9]引自朴玉杰《宋代商人来航高丽与丽宋贸易政策》之“宋商人到高丽年表”1089年（宣宗六年）条，颜显、李元篑等泉州商，为“义天与宋的通信联络”。该注释云：“《大觉国师文集》卷3等经常出现义天为首的宋都纲，海客泉州泉人的姓名。（参照金庠基论文，《国史上的诸问题》3，第92页）”黄时鉴主编“第二届韩国传统文化学术研讨会论文集”：《韩国传统文化•历史卷》，学苑出版社2000年版，第54页。

[10]李心传：《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78，“绍兴四年秋七月辛未”。

[11]赵彦卫：《云麓漫钞》卷5，“福建市舶司常到诸国泊船”。

[12]《祖堂集•出版说明》，上海古籍出版社1994年版。

[13]北宋初，宋太宗就因“泉州僧籍已度数万，余籍未度者犹四千余”的数量问题感到震惊，于是至道元年（995）六月，特地颁发限制僧尼过度发展的诏书。详见《宋会要辑稿》“道释一之一五”。

[14]释道元：《景德传灯录》卷19，“泉州福清玄讷禅师”。玄讷是于唐末来福建拜雪峰义存禅师为师的，而义存圆寂的时间是907年，因此玄讷应是新罗时代人，也即新罗僧人。另见乾隆《泉州府志》卷16，“坛庙寺观•福清寺”。

[15]郑麟趾：《高丽史》世家卷1，太祖十一年八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