区域文明与荣山江文化融合

唐宋时期明州与朝鲜半岛的海上交流

宁波市文物考古研究所　林士民

古代东亚地区海上交流，主要是指东亚文化（贸易）圈。按照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所倡导的，通过万里海道进行文明对话的，即是“海上丝绸之路”。因此，本论文以中国明州（庆元）港与朝鲜半岛，在唐、宋时期两国人民进行经济、文化交流中，共同促进了繁荣，对东亚地域文明的发展作出了重要的贡献。在“海上丝绸之路”交流中，航路的开拓，是传播文明进行交融对话的渠道，为两国人民世代友好奠定了基础。

明州（庆元）港，为唐交州（现越南地）、广州、扬州四大名港之一^[1]，在东亚文化（贸易）圈中，是汉文化输出的主要口岸，尤其是在东亚航线（指朝鲜半岛与唐代海上航线）的开通，不但改变了整个东亚地区航海的格局^[2]，而且为这个文化（贸易）圈的发展，提供了交流的基础（平台）。在这个交流中，中韩两国人民书写了光辉的诗篇。

近几年受韩国学者邀请，笔者参加了以下几项活动，为本文积累了不少资料。

2010年7月应韩国全州大学宋华燮教授邀请，参加全罗北道扶安郡政府和全州大学共同举办的边山半岛海洋文化论坛国际学术讨论会。期间考察了边山半岛，包括古群山群岛。

木浦大学岛屿研究所所长姜凤龙教授，1990年完成中韩竹筏漂流的海交专家东国大学尹明哲教授，对沿海文物史迹进行了实地考察。

2011年7月受韩国文明交流研究所所长郑守一教授的邀请，参加了荣山江文化国际学术讨论会，会议期间实地考察荣山江流域的文物史迹与荣山江黄布帆船探索。通过实地观察，使我们对荣山江流域与周边的历史有了进一步的了解。

荣山江是全罗南道中母亲河之一，它源于潭阳，其支流黄龙江等流向西海岸，支流向东可达灵岩等地。荣山江从北到南主要城市有潭阳、光州、松汀、罗州、荣山浦等。荣山江注入木浦湾与灵岩半岛。它西有木浦港，东有康津，耽津江注入康津湾，南与莞岛港紧紧相连，呈三角之势，是半岛南端主要的港口城市。在唐宋时代与东亚明州港等，不但有着海洋文明的相互影响，而且文化交融特征明显。

高丽王朝建立后，在辖区内建立的十道和十二州。其中海阳道，即现在的全罗南道地域，主要有罗州、升州（现全南的顺天）^[3]等城市。

高丽统一后，海阳道的罗州（吴氏）和灵岩（崔氏）为中心形成的荣山江势力。灵岩郡在高丽建国后，发展成为拥有现在的康津与海南地区为属县的首县（中心县）。荣山江流域势力的强大，以太祖第二王妃吴氏势力成功的辅佐，其子登上王位（惠宗）一事中可见一斑。上述势力推动着荣山江流域文明的融合发展；同时掌管着以荣山江流域为中心的西南岸地区，运行着统一的物流等一整套统治体系。^[4]促进与推动了西南海岸地区经济、文化的发展，特别是“以青瓷为主的经济活动也成了豪族势力的力量源泉”，这一点是显而易见的。

荣山江流域的文明特点：

一是商贸文化与海洋文明结合，促进了流域经济的发展。唐代清海镇港以张保皋海运商团为代表，通过海道与山东登州港，东南沿海要埠明州港和一水之隔的日本博多港，就有着密切的通商贸易关系。经济发展的标志是贵族聚集于荣山江的罗州及灵岩等地。在王室贵族的势力控制之下，输入大唐明州的青瓷与南洋来的香料、鹦鹉等贵族的珍宝异物，输出主要是人参、松子等新罗特产，通过海洋互相进行商品交换，促进了流域的经济的发展。

二是佛教文化对推动当时的政治、社会关系密切。康津的天为寺，地处月出山南麓，是王建的国师逥微驻锡之地，逥微国师是著名的渡唐游学高僧，是迦智山门体澄门下，对王建的影响非常直接，非常深。他作为德高望重的高僧，常住无为寺，对当地各豪族势力具有很大的影响力。王建作为其法弟子，无疑是对荣山江流域具有举足轻重影响力的人物。

无为寺北麓的灵岩道岬寺，道洗国师和王建家族有密切的渊源关系。为了保护对王建友好的荣山江势力，将与王建有密切关系的寺庙集中在月出山周围，置于其影响之下。特别在高丽建国后成了统管其周围地区的势力。佛教文化成了荣山江文明的重要组成部分。

三是陶瓷文化发展推动荣山江流域文明。陶瓷文化是文化艺术综合的体现，陶瓷制品又是商品。通过交流、交融，促进了文明发展的进程。

荣山江流域由于贵族豪门势力的发展，其东的康津地区曾也属于荣山江的势力范围，直接影响着该地陶瓷生产。康津和海南地区为主发展陶瓷生产业，两地陶瓷在品质上有区别，即康津地区主要生产高级陶瓷、海南地区生产中低级陶瓷。这意味着当地已形成统一调控青瓷生产以及流通的情况。也就是说，存在一股全盘调控青瓷生产、诱导各地生产不同等级的瓷器。康津、海南地区的青瓷生产在这些势力的统制之下并得到发展。可以看出，这些势力掌管康津和海南地区的青瓷生产、对产品进行等级区分，来满足社会各阶层的不同需求。高丽之初，地方社会被比王权还强大的豪族势力统管着，以青瓷为主的经济活动也成了豪族势力的力量源泉^[5]。

青瓷生产使饮食文明进入到一个新的阶段。在荣山江流域，早在烧造瓮馆陶器时已有基础，到了北宋时，在烧制瓷器的工艺影响下，促进了陶瓷生产的发展。荣山江边的罗州，烧造青瓷的窑址，目前还保存了不少遗存与遗迹。

促进文明的表现之一是饮茶风的盛行。从茶具输入到生产茶具，早在新罗时代以张保皋商团船队为代表，不但把明州丝绸、瓷器和茶叶源源不断地运往朝鲜半岛各港口，而且还把明州唐代上林湖古瓷都生产的茶具也运到了朝鲜半岛。例如在庆州拜里出土了元和十年（815）的玉璧底茶碗，锦江南岸扶余出土玉璧底茶碗15件，益山弥勒寺出土唐大中十二年（858）的茶具。笔者三次考察张保皋驻地莞岛清海镇，在古城遗址中出土了唐代上林湖生产的茶壶、茶罐与茶碗，其时代亦与张保皋商团存在的时代相符，这进一步证明浙东明州港生产的大量茶具，在唐代已运销至朝鲜半岛。“张在贸易陶瓷中，意识到陶瓷的重要性后，从越州（明州）带回陶工。”这里说明张不但经营陶瓷制品的越窑青瓷，而且还直接引进制瓷的科学技术人才。 以张保皋为代表的商团，所带去的越（明）州制瓷工匠世代相传，与新罗人民一起，共同经过努力，终于烧制成功真正的“新罗青瓷”，具有划时代的意义。所以朝鲜半岛新罗青瓷创烧成功比日本烧成真正瓷器要早近三个世纪。^[6]它由青瓷制品从大唐输入（越窑青瓷）国，一跃成为青瓷的输出国。

茶具生产基地崛起。朝鲜半岛南端的康津是浙江明州越窑制瓷技术直接移植、传播的基地，大量生产茶具。例如各种莲瓣纹碗、各类小茶盏与茶托具等一批与越窑面貌相似的茶具。这么多的茶具出炉，不仅反映了朝鲜半岛人民饮茶风之盛行，而且茶叶的销售量也是相当大的。

饮茶，不但在佛教寺庙中盛行，而且在民间也很普及，作为开门七件事（柴、米、油、盐、酱、醋、茶）中之一件。当时朝鲜半岛饮茶不仅仅反映贵族、平民社会风尚，而且是健身强国的举措。饮茶之风盛行，就需要大量的饮茶的茶具，目前在全罗南道各地古窑址中遗留大批茶盏与盏托具的遗存，就是历史的佐证。

四是海洋文化特点遗存十分丰富。荣山江注入木浦湾，木浦湾的木浦港与周边港口都有密切的联系。这里是海洋文化遗存丰富的地域，在西南海域，尤其是古代商贸、捕捞、战争等原因，海港发现多处沉船和文化遗物（群山十二东波岛等），最为著名的是木浦沉船。国立海洋文化财研究所所长成洛俊教授安排考察有关文物与沉船史迹。该船是元代从庆元（明州）港签证启发的贸易船，在木浦海域不幸沉没。通过水下考古证实丰富的文化遗存，不但反映了航路与半岛南端关系密切，而且商贸活动中商品的丰富多样，特别是龙泉窑青瓷一项就达1万多件，这类优质的高档商品对提高人们生活品位的影响是极为深刻的。又如出土的28吨多的铜钱，对东亚商品交换中的货币流通起到了促进作用。木浦海洋遗物馆展示出土的木船，对研究东亚地区造船业提供了十分可贵的史料。^[7]

注释

[1]林浩：《唐代四大海港之一“Djanfou”不是泉州是越州（明州）》。《三江论坛》2007年7月。

[2]林士民、沈建国：《万里丝路——宁波与海上丝绸之路》，宁波出版社2002年版。

[3]朴真奭等：《朝鲜简史》，延边教育出版社1986年版，第102、122页。

[4]［日］朝鲜古代研究刊行会：《朝鲜古代研究》总第4辑，2003年10月，韩盛旭文，第61页。

[5]［日］朝鲜古代研究刊行会：《朝鲜古代研究》总第4辑，2003年10月，韩盛旭文，第62页。

[6]林士民：《青瓷与越窑》，上海古籍出版社1999年版。

[7]［韩］文化公报部、文化财管理局：《新安海底遗物》（综合篇），高丽书籍株式会社1988年版，出土器物统计有关栏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