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族本位与陪臣心态

论元朝高丽文人的本位意识：以李齐贤为例

浙江大学　陶　然

唐宋以来，高丽与中国联系密切，在经济、文化方面有广泛交往。高丽文人远赴中国及中国文人出使高丽，史籍所载，不绝如缕。就两国关系来看，有时高丽在名义上归属中国，但亦止于奉使称臣而已，保留了很强的自治性。但元朝与高丽的关系却有所变化，在一定程度上将高丽纳入了版图。故高丽文人留居中国或游宦元廷者远多于前代，其作品受中国文学的影响亦更为深远，这已成为高丽文学史的明显特征。然而在关注高丽文人如何接受中国文学及文化观念的同时，也应认识到民族本位、家邦意识和本土观念同样是其作品的重要内涵。本文即拟以高丽著名文人李齐贤的诗文著述为例，分析其在接受中原文化影响的同时所流露出的高丽本位意识。这有助于进一步深化对两国文化交流的丰富性与复杂程度的认识。

李齐贤（1287—1367），字仲思，初名之公，号益斋，亦以栎翁自称。出自高丽庆州李氏，门第甚高，其父李瑱曾任检校政丞。李齐贤少以才名，年未弱冠，即以文见称于当世。高丽忠烈王二十七年（大德五年，1301）魁成均，中丙科，任权务奉先库判官、延庆宫录事，选入艺文馆春秋馆，擢司宪纠正，迁选部散郎，转典校寺丞、三司判官，又为西海道按廉使、成均乐正等职。高丽忠宣王王璋留居大都期间，于忠肃王元年（延祐元年，1314）召李齐贤入朝随侍，遂得与赵孟頫、虞集、张养浩等中国第一流文人往来，学问益进。期间曾奉使西蜀，还曾陪同忠宣王降香江南。此后屡往来于高丽及大都，历任密直司事、三司使、政堂文学，进封府院君，拜右政丞，权断征东省事，封金海侯，为门下侍中。恭愍王六年（至正十七年，1357）致仕，封鸡林府院君。卒谥文忠。李齐贤一生历仕七朝，三获功臣赐号，晚年更三度主政、两封府君，是高丽政坛上的元老重臣。其生平详见门人李穑撰《鸡林府院君谥文忠李公墓志铭》^[1]、《文忠公益斋先生年谱》^[2]、《高丽史•李齐贤传》等^[3]。李齐贤文集名《益斋乱稿》十卷，另有《栎翁稗说》前后集共四卷、《孝行录》一卷等。李齐贤是高丽时期最负盛名的文人，道德文章，为世所重。柳成龙《益斋先生文集跋》云：“高丽五百年间，名世者多矣，求其本末兼备，始终一致，巍然高出，无可议为者，惟先生有焉。”^[4]他曾长期生活于中国，南北游历，东归后主盟一代，于高丽后期文学有重要影响。其诗与李奎报合称高丽双璧，其词更有“吾东方一人”^[5]之誉。李穑从其对高丽文学的影响角度指出：“东人仰之如泰山，学文之士，去其靡陋而稍尔雅，皆先生化之也。”^[6]

固然，李齐贤以其高丽重臣的身份、高丽儒学的早期代表人物的地位以及深厚的汉语文学成就，足以印证中原文化的强大辐射力。但是，高丽四百余年的历史沧桑和特殊国运，对于李齐贤及同时代的高丽文人来说，同样有着不可忽视的影响。这决定了他们既是中原文化的接受者和继承者，又是高丽国统的坚定维护者，其民族本位与陪臣心态、儒学立场与家邦意识、汉化创作与本土观念始终贯穿于其诗文著述之中。

元与高丽的关系，基本上可以元世祖忽必烈即位为界，分为前后两个阶段。中统元年（1260）之前，蒙古与高丽既有合兵攻讨半岛北部的契丹残余势力之举，又自太宗窝阔台汗时起先后七次征讨高丽，时战时和，元统治者不得不承认：“高丽虽小国，依阻山海，国家用兵二十余年，尚未臣附。”^[7]而自忽必烈即位后，调整了对高丽的政策，退兵并撤回派驻高丽各地的达鲁花赤，允许高丽保留本国衣冠风俗，放还被掠高丽人。高丽也通过入质、通婚和朝贡，逐渐形成与元朝较为稳定的藩属关系，维持了相对的独立性。“这种‘和亲’安抚的亲密关系，从元世祖忽必烈开始，到元朝灭亡为止，维持了一百零八年（1260－1368），成为蒙古与高丽关系的主流”^[8]。然而，朝贡体系终究是一种不平等的关系，百余年间，两国关系在维持相对稳定的同时，也存在不少波折。高丽政权对于元朝在保持“事大”姿态的同时，亦始终强调其民族本位立场，对于元朝所提出的超出朝贡体系的要求与做法，有着强烈的紧张感和怵惕意识，这也反映在高丽文人的诗文著述中。

元统治者经过数十年的东征西讨，结束了自晚唐以来持续了3、4个世纪的对峙分裂局面，建立了一个疆域空前广阔的强盛帝国。天下一家，四海一统，这些只存在于前代文人想象中的局面，陡然成为现实，对于元朝文人所带来的心理震撼是极为巨大的。“九域自此一，益见圣世崇”、“万里车书自古无”^[9]，这是由南入北的赵孟頫的感慨；“自古有国家者，未若我朝之盛大者矣”、“我国家幅员之广极，天地覆焘”^[10]，这是盛世文人由衷的自豪感。这种自豪感同样影响了高丽文人的心理，如李穑《益斋先生乱稿序》所云：“元有天下，四海既一。三光五岳之气，浑沦磅礴，动荡发越，无中华边远之异。”李齐贤《益斋乱稿》卷四《朝那》诗所云：“圣元德宇同乾坤，外薄四海皆藩宣。”这种赞许并非是从外来者的立场而发的，而是将自身置于元朝国运和秩序之中的有感之言。然而这种姿态又是有限度的，李齐贤从未忘记自己高丽陪臣的身份，在其一生的政治经历中，始终坚持高丽民族本位，在两国关系事务中，强调高丽相对元朝的独立性，为高丽国争取政治利益。如忠肃王十年（至治三年，1323），“柳清臣、吴潜上书都省，请立省本国，比内地”^[11]，欲将高丽彻底并入元朝版图。李齐贤时在大都，立即上书中书都堂，力陈当年高丽助元讨金山王子之功，历叙元世祖、成宗、仁宗允许高丽“不更旧俗，以保其宗社”的“存恤之深意”，尤其强调高丽“地远民愚，言语与上国不同，趋舍与中华绝异”，希望元廷能“国其国，人其人，使修其政赋而为之藩薙，以奉我无彊之休。岂唯三韩之民，室家相庆，歌咏盛德而已。其宗社之灵，皆将感泣于冥冥间矣”^[12]。其欲存高丽血食庙社的苦心孤诣，正是民族本位立场的反映。另外在其为援救被谗流放吐蕃的忠宣王而作的《上伯住丞相书》、《同崔松坡赠元郎中书》等文中，亦屡屡道及此意。

这种“事大”心态与民族本位的复杂纠葛，使得高丽文人对于元廷与高丽的关系极为敏感，甚至是面对史实时，也免不了选择性的取舍。如高丽助元兵攻打金山王子、忠敬王首先效忠于元世祖等旧事，在前面提及的几封书信中都被作为高丽有功元廷的论据，对于蒙丽交兵数十年之事，却只能绝口不提。甚至当李齐贤见虞集所撰《经世大典》中提及前事有内元而外丽的倾向，遂不免极力辩白：

元朝《经世大典》，奎章阁学士虞集等撰，书我国事云：太祖皇帝之十二年，天兵讨契丹叛至高丽，国人洪大宣降为向导，共攻其国，其王降。所谓叛人者，金山王子也。僭帝河朔，号年天成。既而席卷东奔，阑入我北鄙。太祖遣哈真扎腊帅师讨之。时忠宪王五年戊寅冬十有二月也。天大寒雨雪而粮道不继，贼深壁以疲之。忠宪王出兵与粟，以资王师。馘金山，坑其众。于是两国为兄弟之盟。今虞公之笔若王师移兵于我，我不得已而降者。其掎角之功、交欢之约，没而不书。而洪大宣边郡之一胥，挺身逃降，乌有一旅之众承其弥缝而谓之共攻其国乎？又言太宗三年，遣撒塔等讨之，其王又降，置京府县七十二达鲁花赤而班师。四年，尽杀达鲁花赤，叛保海岛云。其所谓达鲁花赤，朝廷之所命耶？将帅承制自置者耶？府县之小即不论，二京达鲁花赤必非微者，亦不书名，何也？且以达鲁花赤若是之多，其置之与杀之，非细事也。国史既无其文，问之遗老，亦莫之知，此尤可惑者也。^[13]

同书卷二又有“哈真札腊之讨金山王子”条，亦载此事。李齐贤于此反复致意，就是因为在他看来，这是高丽有功元廷而能保存宗社的政治基础之一，不容含糊。但另一方面，针对高丽国的内部事务，李齐贤又坚持内丽而外元的民族本位，极力反对诉诸元廷。如《益斋乱稿》卷七《推诚亮节功臣重大匡光阳君崔公墓志铭》载：“沈府僚佐又疏国家得失，将言之庙堂。公独不肯署。最后主谋者同坐府中，令录事持纸笔请署。公厉声曰：‘吾尝备位宰相，佥录欲相胁耶！’众沮丧。”^[14]卷四《哭尚德洪宰相瀹》诗结句谓：“应教吠天喙，永愧首丘诚。”自注：“时西京人有诉本国于朝廷者。”这无疑都反映了高丽文人的民族本位意识。

民族本位意识与高丽文人相对元廷而言的陪臣身份是相联系的。在这一层面，其陪臣心态有两重性：一以弥缝调和为职，一以有利本国为志，实则两者均合于其民族本位立场。《益斋乱稿》卷一有《过中山府感仓唐事》一诗云：“仓唐何为者，魏国一陪臣。敦诗又说礼，幽语皆中伦。一言悟人主，远子复相亲。”用《说苑》卷12《奉使》所载赵仓唐为魏太子击说魏文侯之典，“魏文侯封太子击于中山，三年使不往来”，舍人赵仓唐奉使于魏侯，引《诗》说礼，魏侯悦，“遂出少子挚，封中山，而复太子击”。故“赵仓唐一使，而文侯为慈父，而击为孝子”^[15]。这真实地反映了李齐贤作为高丽陪臣游于元廷的立场。忠肃王九年（至治二年，1322），忠宣王被宦官伯颜秃古思所诬，流放于吐蕃撒思吉之地，李齐贤致书元廷重臣，反复申说求赦，使得忠宣王量移朵思麻地。次年李齐贤还不远万里，亲往拜谒，这些举动及途中所作诗文，皆忠愤蔼然，正是其陪臣心态的典型体现。陪臣固可游于或仕于元廷，但对他们来说，本国利益仍应是首要的，李齐贤于此尤三致意焉。他在《光禄大夫平章政事上洛府院君方公祠堂碑》中盛赞方臣祐“宦于上国，甚见宠任，而能尽忠我有家”，且详载其在元朝宫廷内暗助高丽的几件史实：“尽其忠于我者，则至大间辽阳洪重喜诉忠宣王鑚用事大臣，求与王廷辨。平章入侍兴圣宫，色有不豫。太后问其故，跪曰：‘重喜，高丽逋民也，顾今与王为两造耶。且王性刚，必不能堪其辱。臣恐不复见故主，以此内忧耳。’因泣下霑襟。太后感悟，言之帝，即日斥去重喜。皇庆初，朔方蕃王八驴迷失率众自归，朝议将处之鸭绿之东。平章奏曰：‘高丽地侠（狭）多山，无所田牧，北俗居之，必不乐。徒令东民惊动，或不能按堵耳。’仁宗然其言而止。禄守耶律希逸为征东省官，既受命矣。平章白兴圣宫，以为高丽树功帝室，非一世矣。衣冠典礼，不改其旧，惟世皇诏旨是赖。今遣禄守等，无乃非世皇意乎？于是有旨留禄守等勿遣。倒剌沙之为左相也，主立省之议甚力。平章白中宫，谕辅臣如前意，倒剌沙议诎，事遂寝。”故文末感慨道：“窃惟国家世承皇朝釐降之恩，王宫侍从，夤缘通籍于阙庭，固不为少。而能以忠信保其宠禄者几希。况能导宣德泽，以利父母之邦乎。若平章者，其可尚也已。”其评价的标准仍然是有利于本国。

高丽立国以来，周旋于辽、金、宋之间，尤其是在元席卷天下、灭国无数的背景下，却能独存其宗社，故朱熹亦谓高丽“多是有术以制之”^[16]。此所谓“术”固然主要反映于灵活和实用主义的外交政策，但民族本位和陪臣心理，促使高丽文人在保持臣属姿态的同时，能尽力为高丽国争取政治利益，也是高丽之“术”的重要内容。

注释

[1]见民族文化推进会编《韩国文集丛刊》第2册影印本《益斋乱稿》附，景仁文化社，1990年版，第612—619页。另《韩国历代文集丛书》本、《粤雅堂丛书》本、《丛书集成初编》本等亦均收录此文。

[2]见韩国文集编纂委员会编《韩国历代文集丛书》第13册影印本《益斋先生文集》卷首，景仁文化社，1993年版，第8—15页。各本《益斋集》均无年谱，此本独存，然未注撰者名姓。该本据高丽刻本影印，当早于《韩国文集丛刊》本。其中包括《栎翁稗说》四卷及《益斋乱稿》十卷及《拾遗》一卷，前有李穑《益斋先生乱稿序》、李齐贤遗像、《年谱》、《墓志铭》、《拾遗》一卷，末有柳成龙跋，而无别本之李时发、李寅烨二跋。这是目前所见较为完整的李齐贤文集版本，尤以《年谱》最可珍，而未甚见论者所称引，故略记之。《词学》第10辑（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92年）所刊《李齐贤年谱》当即录自此本。

[3]郑麟趾：《高丽史》卷110《李齐贤传》（下册），亚细亚文化社影印本1972年版，第409—419页。

[4]《益斋先生文集》卷末附，第579页。

[5]高丽刊本《遗山乐府》李宗准识语，见《武进陶氏涉园续刊景宋金元明本词》本《遗山乐府》附，上海古籍出版社影印本1989年版，第907页。

[6]《益斋先生文集》卷首李穑《益斋先生乱稿序》，第3—4页。

[7]金宗瑞：《高丽史节要》卷18，引忽必烈语，亚细亚文化社影印本，1973年版，第463页。

[8]杨渭生：《宋丽关系史研究》，杭州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第184页。

[9]赵孟頫：《松雪斋文集》卷二《述太傅丞相伯颜功德》、卷四《钦颂世祖皇帝圣德诗》，《四部丛刊初编》本。

[10]虞集：《经世大典序录》之《帝号》、《朝贡》，见苏天爵《元文类》卷四十、四十一，商务印书馆1936年版，第529、550页。

[11]《高丽史》卷110《李齐贤传》。

[12]见《益斋乱稿》卷6《在大都上中书都堂书》。

[13]《栎翁稗说》前集卷1。《益斋先生文集》本，第59—61页。

[14]此事亦载《高丽史》卷108《崔诚之传》（下册），第375页。

[15]刘向撰、赵善诒疏证：《说苑疏证》卷12《奉使》，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85年版，第329—330页。

[16]黎靖德编：《朱子语类》卷113，中华书局1986年版，第3192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