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医学在中国的发展

4．1．1　西方医学在中国的发展

西方医学传入中国开始于明末清初，1568年葡萄牙天主教徒卡内罗（Melccior Carnero）在澳门白马庙设立“癫病院”，成为将西医传入中国的第一人。1582年意大利天主教士利玛窦（Matteo Ricci）来华，带来了西方天文、数学、地理、建筑等方面的知识，在医学领域，他向中国介绍了西方的“脑主记忆说”。日耳曼耶稣会士邓玉函完成了《泰西人身说概要》一书，综合论述了人体各大系统的构造与功能。法国传教医士罗德先曾为康熙治愈心悸症和上唇瘤，法国人刘应和、洪若翰在1693年用金鸡纳霜治愈了康熙的疟疾，这使得传教士深得康熙信任。以上这些都是一些传教士在中国进行的医学传播，由于当时西医在中国还未成体系且传教士是非专业人士，他们的行为对中国的医学影响很小。不久，清政府开始实行闭关锁国政策，西医传入中国的道路被堵上。这段时期现在一般称为“第一次西洋医学传入时期”。

历史上所称的“第二次西洋医学传入时期”则是开始于1805年牛痘接种术的传入。1805年英国人琴纳发明的牛痘接种术随东印度公司的外科医生皮尔逊（Alexander Pearson）传入了中国。皮尔逊在澳门行医，免费为中国人接种牛痘，其著作《种痘奇法》也于1817年翻译为中文，他还培养了多名中国助手，其中一名叫邱熺。邱熺于1817年著成《引痘略》一书，用中医的医理解释牛痘术，使之为广大群众所接受。因牛痘的科学性及其疗效，这种方法很快就传遍了整个中国。之后，1820年英国传教士马礼逊和东印度公司船医李文斯敦在澳门开诊所以接近中国人民。1827年英国东印度公司传教医师郭雷枢也在澳门开设诊所，他们用外科小手术免费为中国人民治疗，并向英美教会呼吁派遣医生来华协助传教。他们的目的虽然是为了传教，但同时也带来了西方的医学技术。美国教会于1830年、1834年分别派遣裨治文（Elijah Coleman Bridgman）、伯驾（Peter Parker）来华，其中伯驾于次年在广州成立了眼科医局，因中医治疗眼科疾病的效果不佳，凭借眼科手术伯驾很快赢得了当地人们的信任。在行医传教的同时他也很重视与地方官员的联系，并通过治病获取情报。他曾多次给林则徐治病，并且在未得到林则徐许可的情况下为其建立病案，他说：“从医学上看，这个病案没有值得可以引起兴趣的地方……但是我想这样一个著名人物是值得注意的，他的行为是中英这两个大国间关系破裂的近因。”伯驾后来参加了《中英望厦条约》的签订，并因此晋升为驻华公使，被称为“当西方大炮不能举起一根横木的时候，以一把手术刀打开了中国的大门”的人。1859年1月，伯驾的继任者美国的传教医生约翰（John Glasgow Kerr）在广州南郊重建医局，更名为博济医院（见图41），这所在华历时最久的教会医院，一直存在到1949年。

图41　博济医院

自鸦片战争后，随着一系列不平等条约的签订，西方医学在中国展开了手脚，它以多种方式在中国的土地上延伸开来，主要表现在建立诊所和医院、开办医学院校、开展留学活动和编译西医书刊等方面。

1．建立诊所和医院

1842年《南京条约》签订后，中国被迫开放五大商埠，教会医院如潮水一样涌入中国，并成为帝国主义国家对中国进行文化侵略的重要工具。正如1842年博医会的报告中提出的“在中国，和平又已到来，新条约内规定，对于医学传教事业予以种种便利。从此本会的方向，不限于帝国的一角，开设医院也不限于一埠”，西方的医学在中国毫无限制地生根发芽了。从1842年到1848年短短六年间，广州、厦门、宁波、上海、福州五个通商口岸全部建立了由西方教会医师开办的西式医院和诊所。有统计表明，1859年全国教会医师仅有28人，1876年出现6所教会医院和24个诊所，1897年有教会医院60所，1905年发展到166所教会医院、241个诊所、301个教会医生，这些医院诊所和医生广泛分布于中国的20多个省，其中较有名的有以下几所。

（1）1844年英国伦敦会传教医师雒魏林（W．Lockhart）在上海南市建立的“中国医院”，即后来的“仁济医院”，是上海最早的西式医院。

（2）1861年，雒魏林来到北京开设西医门诊，1864年由英国传教士医师德贞（John Dudgeon）接任，次年德贞选择东城米市大街的一座寺庙，将其改建成“双旗杆医院”，1906年该院与其他几个医院合并为协和医院。

（3）1906年美国医学博士胡美来到长沙，创办雅礼医院，1915年移交给湘雅医学会后更名为湘雅医院。该医院的主要支持团体是美国的雅礼堂（美国耶鲁大学的一个校友团体）。

近代有名的教会医院还有上海的广慈医院（1881年）和同仁医院（1867年）、南京的鼓楼医院（1892年）、苏州的博习医院（1883年）等，教会医院占清末在华西医医院的绝大多数。

教会医院是为了传教建立的，以医学作为传教形式之一吸引教徒。但同时教会医院成为西医在中国发展的基地，为中国医院的建立提供了参考，也为中国带来了先进的医疗手段和技术，如1847年，伯驾在中国实施了首例采用乙醚麻醉的外科手术，距西方首例公开乙醚麻醉手术不过一年。

2．开办医学院和吸引留学生

传教士在中国的医疗活动起先局限于临床医疗，如牛痘和眼科手术等，渐渐地，为了满足医疗上的需要，他们开始培养中国助手，在医院或者诊所招收中国学徒，向他们传授简单的医学知识以进行协助护理工作，主要是以师带徒的方式。1897年尼尔逊调查了60所在华教会医院，其中有37所兼带学徒，多数医院有学徒2～6名。中国早期的西医如邱浩川、关韬就是这种带徒方式培养出来的。这种方式成效不高，不能算成正规的医学教育，而且很难满足医疗需要。

1866年广州博济医院建立了其附属医学校——博济医学校，成为外国教会在中国创办的第一所医学校（该院最初只招男生，1879年招收了第一个女生，1904年扩建后改称为华南医学院，1917年由广州博医会接管，1930年改由广州岭南大学接办，新中国成立后并入广州中山医学院）。其后还有1888年开办的苏州医院医学院，1896年开办的上海圣约翰学院医学系。“辛丑条约”签订以后，教会医学校相继在各省建成，发展很快，从1900年到1915年，建立了23所教会医学院、校，36个护士学校以及药学校、助产学校等。其中著名的有1901年在广州建立的广东女子医学校（1902年改称为夏葛医学校）、1903年设立的北京协和医学院（1906年由伦敦公会、美国长老会、美国公理会、美以美会国外布道会、英国圣公会、伦敦教会医事协会等联合组成，被批准立案，1908年正式开学，1915年由洛克菲勒基金会接收后改为协和医科大学，成为当时第一个得到清政府承认的最大的教会医学院）、1909年的齐鲁大学医学院、上海震旦大学医学院、1910年在成都成立的华西协和大学医学院、1911年福州的协和医学院、1911年青岛的德国医学校、1911年长沙的湘雅医学院等。学制多为4～5年，学生人数从10多人到数百人不等，毕业后授以学士学位。有些医学院都是在外国注册立案，如上海圣约翰大学于1906年向美国哥伦比亚注册，湘雅医学院在美国康涅狄格州立案等，这些学校的毕业生可以不经过考试直接升入注册过的美国州立大学或是挂钩合作过的大学，这使得教会医学院的吸引力大大增加。

除了在中国境内成立医学院，西方各国还吸引中国留学生。

西方资本主义为了完全统治中国进行了各方面的努力，逐渐认识到，要实现这一梦想，需要培养出一批为他们服务的知识分子。因此，吸引留学生成为他们进行文化侵略的另一种重要手段。而清政府为了维护其统治，推行洋务运动，也向国外派送官费留学生。此外，部分改良主义者和资产阶级革命派为了寻求救国救民的道路，也纷纷出国留学。基于这个时代的社会因素，19世纪末20世纪初，在我国近代史上掀起了第一次留学高潮。

图42　黄宽

黄宽是我国自费留学欧洲学医的第一人。黄宽（1828—1878），名杰臣，号绰卿。1828年出生于广东香山东岸乡（现为珠海市香洲区唐家湾镇东岸村）。黄宽是中国第一批出国留学生之一，是第一位留英学习西医并获得医学博士学位的学者，学成归国后从事临床与教学工作。他医术精深，尤擅外科，并成功完成了中国首例胚胎截开术。黄宽是最早任海关医务处医官的中国医学家，也是中国最早担任西医教学的教师之一。

1907年日本和清政府订立了接受中国留学生的协议，由各省公费派遣学生去日本留学，短期内赴日的留学生达万人以上，其中学医者为数不少。据不完全统计，仅在1911年以前学成归国的就达到163人。中国赴日留学人数的大增引起了美国的注意，1908年，美国国会通过罗斯福的咨文，提出“退款兴学”，将1900年八国联军侵华赔偿给美国的庚子赔款半数偿还给中国，作为资助中国赴美学生的留学经费，此后赴美留学生也逐年增加，我国著名的医学家沈克菲就是赴美留学学成归国者之一。学成归国的留学生，清政府根据他们的成绩分别授以医科进士或举人。

医学院的建立培养了一批早期的西医生，留学生回国后在中国的各大医疗卫生机构中担任重要职务，这些对当时的医疗卫生事业发展有很大的促进作用。

3．翻译医书和出版医学刊物

随着教会医院和医学校的建立，教会医生们开始翻译医学书籍。西医书籍在中国的发行也是传播西方医学的重要途径。

英国的传教士合信（B．Hobson）是最早在中国翻译西医医药书籍的人，他于1851年编译了一本《全体新论》（原名为《解剖学和生理学大纲》），这是第一本传入中国的系统的西方医学著作，主要介绍西方解剖学和生理学。此外，他于19世纪50年代出版的还有《博物新编》、《西医略论》、《妇婴新说》、《内科新说》等，这五本书被后人合编为《合信氏医术五种》。博济医院的美国教会医生嘉约翰从1871年开始编译教材，出版了多达34本内容全面的书籍，如《内科全书》、《病症名目》、《西药略说》、《炎症》、《外科学》等。英国传教士傅兰雅1865年参加上海江南制造局翻译馆的工作，与赵元意合作翻译了《儒门医学》、《西药大成》、《医学法律》、《内科理法后编》等。丁福保1918年就编有《历代医学书目提要》，后又与人合编《四库总录医药编》，兼收中外医学书籍。从19世纪50年代到辛亥革命，大约有一百多种西医翻译书籍，这些书籍在近代时期流传较广，对西医学在中国的传播有很大的推动作用。

除了医学书籍的翻译，传教医生还创办了医学期刊。《西医新报》是最早在我国由医学机构编辑的具有现代含义的西医医药期刊，由嘉约翰主办（1880年开办，季刊）。1887年博医会在上海编辑出版《博医会报》（于1932年1月与《中华医学杂志》英文版合并，更名为《中华医学杂志外文版》，即现在的《中华医学杂志》英文版），该刊为医学学术期刊，直至今日仍在出版，在国内外影响都很大，促进了西医在中国的传播与普及。

通过上述的方式，西医逐步进入中国，使中国持续了几千年的中医独踞的状态改变为中西医并存的局面，形成了中国特有的医学格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