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里维尔、皮珀和希福勒在，我们就是那个时期最优秀的团队——里维尔是个工程师，皮珀是个激情饱满的技师，希福勒则沉着稳重。皮珀上校尤为我欣赏，汤姆森先生也说，相较于一群工程师，他更愿意让皮珀独自去修一座被烧的桥。上校唯一的“致命点”就是爱马，这对我们反而有利。当一项业务讨论得近乎白热化，上校可能要发脾气时，谈论马确实可以缓解气氛，而上校也几乎不在意其他任何事了。上校是个好搭档，一旦他跟某个人要好，就会永远保持下去，比如说我。后来，我搬到纽约，他就又把这份友爱转移到我弟弟身上，称我弟弟为“托马斯”，而不是“汤姆”。弟弟在皮珀心目中的地位比我还高，皮珀几乎追捧着他，他说的每句话都是律法，是教义。一次他向我弟弟询问“纯利润”意味什么，因为协议中时常出现，却又不说明白。
“上校，”我弟弟说，“它意味着没有更多可以加上的了。”
“很好，托马斯。”上校感到十分满意。倘若我弟弟说“没有什么可以扣除”，就有可能引发争议。
还有一次，一本评定商业机构的书把他给激怒了，因为他看到拱顶石桥梁公司被缩写成“BC”，意即“不良信誉”。他无法抑制自己的愤怒，要去见律师，准备起诉出版商。可汤姆解释说，拱顶石桥公司被缩写成“不良信誉”是因为该公司从未借过任何东西。皮珀立刻平静下来，不负债是他的原则之一。
当时，很多公司的发展形势都不理想，而我又要在此形势下前往欧洲，皮珀上校问我：“如果你不辞而别，那郡长之后就找不到我们了，是不是？”
“是的。”我说。
“那好，当你回来的时候，我们来接你。”
说到皮珀上校，就不得不提起建桥时结识的伊兹上尉。他来自圣路易斯，是个天才，可理论知识缺乏，对机械认识不足，还有些自负。当他把圣路易斯桥的设计方案交给我后，我把它转交给美国这方面的权威里维尔先生。里维尔先生忧心忡忡地对我说：“按此方案建的桥，将无法承受重物，甚至支撑不了自己的重量。”
“那等伊兹上尉来找你时，你就委婉地解释给他听，以便进一步修改，免得他走太多弯路。还有，不要跟其他人提及此事。”
事情办得很顺利。可是在建造大桥的过程中，皮珀上校却与伊兹上尉有些合不来。由于签了一项大工程，皮珀一开始还很兴奋，对伊兹上尉非常客气，甚至称对方为“上校”。渐渐地，他感到无法满足上尉的所有要求，打招呼的语气也不再亲切。到最后，他甚至直呼对方“伊兹先生”、“吉姆·伊兹”，我们都很惊讶。更让我们吃惊的是，工程结束之前，“吉姆”前又加了个“D.”。伊兹上尉无疑能力突出、人见人爱，可如果没有他人的理论知识和实践经验，他也不可能在密西西比河上建一座跨度达500英尺宽的大桥。
工程完成后，我请皮珀上校在圣路易斯多待数天，以便能顺利收到甲方的全额付款。上校却有些想家了，时刻想着回匹兹堡去。为了让他留下来陪我，我就告诉他准备为表妹买两匹马，而圣路易斯正是以马闻名，我问他是否愿意帮我参谋参谋。
上校果然上钩，留下来帮我挑选了两匹非常出色的马。可如何把它们运到匹兹堡？是用火车，还是乘船，或者骑着马回去？这并没有难倒上校，他不会抛下这两匹马独立离开这座城市，他再造了英勇的贺雷休斯形象。皮珀上校是个杰出的人才，我乐于同他交往，更乐于同他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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