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时钢铁产业方兴未艾。内战更使美国人深深意识到，必须自力更生，建立起独立于欧洲的发展模式；如今国内钢铁生产已形成规模，国会同意征收售价的28%作为进口关税，即每吨28美元；其他的钢铁产品也按比例征收。这一贸易保护主义，对美国制造业的发展起了重要作用，因为关税已不存在党派间的分歧，作为一项国家政策，得到了两个政党的一致认同。这一政策，更是打消了人们对钢铁产业未来发展的疑虑，投资钢铁产业的信心也大为增加，只要国家有需要，政府就会予以保护。
但是没多久，人们又纷纷要求降低关税。经过辩论，钢铁税成功下降，由原来每吨28美元降至每吨1/4或者7美元。而克利夫兰总统推出的一项更为极端的关税政策，则引起极大的关注。该政策降低了许多产业的关税，一旦通过，将会损害众多制造商的利益。我被召到华盛顿，参与修订威尔逊法案的工作。民主党领袖戈尔曼参议员、纽约州州长弗劳尔等，都和我一样主张适度的贸易保护政策。但有些人坚决反对威尔逊法案，认为它降低关税的幅度太大了，肯定会危及本国的企业。戈尔曼参议员说，如果我提出一个合理的建议，既不损害国内企业利益，又能得到共和党的认可，那他与同事愿意支持我。用他的话说，就是：“与总统作对，就只能战胜他，而不能被他打败。”弗劳尔州长也表达出相同的意思。
我提出的大幅度降低关税的政策得以通过，威尔逊—戈尔曼关税议案被采纳了。当时，我在制造业的地位虽然高，却也影响不了关税的调整与否，能做的只有支持关税降低，但又反对极端行为：或认为关税越高越好而极力反对降低关税，或谴责关税而主张无节制的自由贸易。
到1907年，我们已废除所有钢铁产业的进口关税，但并不损害本国企业的利益，因为欧洲已没有过剩的钢铁生产能力。即便国内的钢铁价格大幅度提高，欧洲的钢铁也只能进来一小部分，但也无法对本国的钢铁产业造成严重影响。1910年，在华盛顿关税工作会上，我就指出：相对来说，自由贸易只关注暂时的利益，国内的钢铁企业根本不用担心。
生意越做越大，我就有意将重心转移到东部，尤其是纽约，美国所有大公司的总部都设在那里。我弟弟汤姆和菲普斯先生全权负责匹兹堡的生意，我的职责转移到指导公司发展大局，以及出席重要的谈判会议。
1867年，我把霍姆伍德的房子留给弟弟后，就搬到纽约居住。又一次放弃熟悉的生活圈子，让我很难适应，母亲尤其如此，幸好她的身体还健康，我们在一起还能相互照应。我们初来纽约，暂时住在圣尼古拉旅馆，客居他乡的感觉难以消除，直到在百老汇街上设立了办事处后才稍稍缓解。
很长一段时间里，只要有从匹兹堡来的朋友，我们就很快乐；匹兹堡的报纸则是我们每天的必需品；每次出差去匹兹堡，母亲也都会同行。过了一段时间，当我在纽约有了新的生活圈后，纽约就成了我的新家。后来，圣尼古拉旅馆老板在非商业区开了一家温莎旅馆，我们就搬了过去，一直住到1887年，并与旅馆老板豪柯先生成为挚友。
纽约最重要的社交圈，是帕尔默夫妇组织的“19世纪俱乐部”，许多社会名流每月到他们家聚一次会，讨论各种话题。我能加入19世纪俱乐部，全赖伯塔教授妻子的引荐，他们家的客厅倒像是全纽约最好的沙龙场所。我曾有幸被邀请到他们家聚会，见识了许多杰出人物，其中时任康奈尔大学校长的怀特教授，成为我一生的朋友与法律顾问；他后来出任驻俄国与德国的大使，还是海牙会议美国代表团团长。
19世纪俱乐部真是一个极佳的平台，人们兴致勃勃地讨论当月的热点话题，还不时向听众们演说。越来越多人被吸引进来，帕尔默家的客厅都容纳不下了，后来的聚会就改在美国艺术馆进行。我第一次演讲的主题是“金钱贵族”——发起人是托马斯·温特沃斯·西金森上校——此后也就时不时地登台。这是极好的训练，因为登台前必须精心准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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