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开始与银行家摩根先生合作

定居纽约后，我承接的第一项工程，是在基奥卡克修建一座横跨密西西比河的大桥。宾夕法尼亚铁路公司的总裁汤姆森先生和我签了协议，规定了桥梁的整个结构、桥基、砖石工程以及上层结构，同时还规定报酬是大桥的部分债券和股票。整个工程相当成功，除了相关铁路公司因破产而没有能力支付的规定款项。与此同时，我们的竞争对手在伯灵顿也修建了一座横跨密西西比河的大桥，以及一条从密西西比河西部通向基奥卡克的铁路。竞争如此激烈，所幸我和汤姆森先生都没有遭受太大的损失。

这座桥上建筑由拱顶石桥梁公司建造。施工期间，我时不时会到基奥卡克视察，并在那里结识了很多人，其中有里德将军及夫人还有莱顿夫妇。基奥卡克大桥的成功为我赢得了荣誉，就又有人请我在圣路易斯再修建一座横跨密西西比河的大桥。这是一笔大业务。

1869年的一天，负责圣路易斯大桥的麦克富森先生（一个典型的苏格兰人）来纽约找我，说他们正在筹集建造大桥的资金，问我能否介绍东部的几家铁路公司加入该项目。我仔细研究了他们的工程计划书，就代表拱顶石桥梁公司签订了这份协议，并得到麦克富森公司400万美元的抵押债券。1869年3月，我前往伦敦进行谈判。

途中我准备了一份工程说明书，一到伦敦就打了出来。在伦敦，我先拜访了大银行家朱尼厄斯·S.摩根，向他推荐这一工程，临走时还留下一份说明书复件。次日，摩根先生就跟我说他很看重这一项目，我就向他出售了一部分债券，但他的律师认为在债券的措辞上需要做一定的修改。我若将此事报告给圣路易斯的董事会，以确定是否同意修改，来回将需三个星期的时间。摩根先生就建议我，如果还要去苏格兰的话，最好立马动身，这样才有充足的时间处理这件事。

可我认为迟则生变，就告诉摩根先生我会立刻发一份电报请示董事会，最迟明早就会有答复。当时大西洋电缆已经开通，可发一份如此长的私人电报还实属罕见。因为债券协议的每一条款都有改动，我就将它们一一编号，并讲清楚都有哪些地方做了改动。发电报前，我拿给摩根先生过目，他说：“年轻人，做得不错，如果你成功了，是应当得到奖励的。”

第二天早上，我一走进摩根先生的办公室，就发现办公桌上放着一个给我的信封，里面是答复的电报：“昨晚董事会开会，同意所有变动。”我就说：“摩根先生，我们可以继续合作了。董事会已经同意了你们提出的所有变动。”协议很快就签订了。

当时，《时代杂志》财经版的编辑桑普森先生走了进来，我深知他的几句话就能让债券的交易价格发生很大变动。美国的证券市场近来遭受猛烈冲击，就因为菲斯克—古尔德对伊利铁路公司的诉讼，他们操控着纽约法官的决策。我知道桑普森先生一定会抓住这一点反对摩根先生签署协议，就决定先发制人，转移桑普森先生的注意力：圣路易斯桥梁公司是中央政府特许成立的，如果有必要，可以向最高法院提起诉讼。桑普森先生说他很高兴得知这一事实，会重点加以报道的；他对我将这座桥比为高速公路收费站的看法，似乎也很满意。桑普森先生刚一离开办公室，摩根先生就拍着我的肩膀说：“谢谢你，年轻人，你刚刚让这些债券的价格提升了5%。”

“不用客气，摩根先生，”我回答道，“现在您能告诉我怎么让它们再提升5%吗？”

这次协议顺利签订后，建造圣路易斯大桥的资金也算筹齐了。这是我与欧洲银行家的第一次商业洽谈，普尔曼先生告诉我，摩根先生曾预言我“这个年轻人会大有作为”。

和摩根先生洽谈结束后，我回到丹佛姆林，捐建了一座公共浴场。这是我的第一笔大额捐赠。多年以前，在朗德姨父的建议下，我曾向位于斯特林高地的华莱士纪念馆——从那里可以俯瞰班诺克本——捐款。钱不多，但相对于我那时每月30美元的收入，已经是很大的数目了。母亲很自豪能看到儿子的名字出现在捐赠者的名单里，也为儿子成长为男子汉而骄傲。又过了几年，我和母亲回访斯特林，看到母亲捐赠给华莱士纪念馆的沃尔特·斯考特爵士半身像，矗立在华莱士塔下。自那之后，我们家的经济状况有了很大改善，可大额的捐赠还没有开始，我那时还处在积累财富的阶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