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形态”学说是人类解放的辩证逻辑原理

第三节 “三形态”学说是人类解放的辩证逻辑原理

一、马克思“人类解放”思想的性质和内容

我们想要认识“人类解放”思想的性质，首先就必须要认识“人类解放”本身。解放是指在反动统治的压迫下争取自由和权利，解除束缚的过程。但解除反动统治的压迫，争取自身的发展，实质上只是一种消极的自由，即免于遭受外在客观条件限制的自由，而不是按照自我意愿和决定去积极行为的自由。在马克思主义者看来，人的解放和积极自由是相一致的，不只是解除落后、腐朽的剥削阶级国家对人的约束的自由，而是更加强调主体自主自觉的积极的自由。

“人类解放”思想在性质上，特指无产阶级的解放。马克思认为无产阶级的解放与“人类解放”是高度一致的：一方面，无产阶级代表了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19世纪中叶，无产阶级在数量上占据人类群体的最大多数，用劳动创造了人类社会的文明和财富，但却处于最悲惨、最贫穷的社会境地。在《〈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中，马克思指出：“德国人的解放就是人的解放。这个解放的头脑是哲学，它的心脏是无产阶级。”所以，马克思为全人类最多数人的命运着想，将“人类解放”的命运寄托在无产阶级的解放上；另一方面，无产阶级只有在解放全人类的同时才能最终解放自己。正如恩格斯指出《共产党宣言》的思想核心是“如果不同时使整个社会一劳永逸地摆脱一切剥削、压迫以及阶级差别和阶级斗争，就不能使自己从进行剥削和统治的那个阶级（资产阶级）的奴役下解放出来”，人类的解放是最全面、最彻底的解放，它要消灭阶级、消灭国家、还要消灭劳动差别、消灭无产阶级自身，最终使全人类都获得自由。实现全人类的解放，这也是无产阶级的必然历史使命。

“人类解放”包含了无产阶级的政治解放、经济解放、社会解放、精神解放和人类自身的解放。马克思认为，人类历史在起点上是自由的，人本身是大自然的一部分，人改造自然、改造社会以及改造人类精神世界的行为，最终将人异化为物的统治、人的统治和精神的统治。因此，人类解放和发展的使命，不仅要战胜自己创造的物质世界，而且要战胜自己创造的精神世界，人的解放和发展是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人与人、人与自身相互作用的过程，因此“人类解放”的最终目的是为了人自由全面的发展。

具体来说，政治解放意味着无产阶级从被压迫、被剥削的命运中解放出来，使自己成为统治阶级，建立无产阶级统治的、人民当家作主的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制度。这样的国家权力才能代表社会普遍利益，国家公务人员才能成为维护人民权利的公仆。经济解放是指无产阶级掌握国家政权之后，建立以公有制为基础的所有制经济制度，实行按劳分配，发展社会生产力、提高劳动生产率、大规模开展国家经济建设，不断丰富和满足全体人民的物质生活。社会解放就是实现社会的公平正义，无产阶级掌握国家权力后，要全面发展社会公共事业，维护全体人民的根本利益和社会各方利益，实现社会的公平正义。精神解放就是摆脱一切旧思想、观念、习惯、意识形态的束缚，在精神方面达到自由自觉的和谐状态。关于人类自身的解放，马克思在《共产党宣言》中提出“代替那存在着阶级和阶级对立的资产阶级旧社会的，将是这样一个联合体，在那里，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共产主义就是要建立这样一个自由人的联合体。马克思在唯物辩证法和历史唯物主义的基础上，建立起了无产阶级和全“人类解放”的理论大厦，这也成为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归宿和灵魂。

二、社会形态自我否定的原理

（一）社会形态发展的客观必然性

社会形态是与生产力发展的一定阶段相适应的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统一体。马克思对社会形态的具体划分，主要依据社会的经济关系（生产关系），其旨在于揭示社会形态发展的客观必然性。

首先，马克思根据人的发展与经济社会形态的关系，提出了三种社会形态的理论。从社会形态演变的“三形态”来看，主体人的生存状态是一个从前资本主义社会的“人的依赖”，经过资本主义私有制市场经济的“以物的依赖性为基础的人的独立性”，再发展到共产主义社会的以“个人全面发展”为“基础”的“自由个性”的辩证过程。在“人的依赖”的社会形态当中，个人依附于群体，个人不具有独立性，只不过是“一定的狭隘人群的附属物”。在“以物的依赖性为基础的人的独立性”的社会形态当中，个人摆脱了人身依附关系而获得了“独立性”，但这种独立性却是以物的依赖为基础的。人依赖于物，人受物的统治，人与人的关系受制于物与物的关系（商品关系），人在对“物的依赖性”中“再度丧失了自己”（异化），于是，“人的依赖”时期对神的崇拜变成对“物”的崇拜（商品拜物教）。如果说在“人的依赖”社会，宗法血缘的伦理调节是社会健康运行必不可少的外在约束，那么，在“物的依赖”社会，市场就成为物与物交流、人与人交往的内在要求。但到了共产主义社会，随着人们自由个性的充分展示，物对人的统治结束了，人受“抽象”统治的时代一去不复返了，市场作为人们交往和商品交流的中介的必要性已失去了现实前提。其出发点是人，人在不同经济社会形态中的表现，反映了人的不同发展状况，由此我们看到经济社会形态由低级到高级依次发展，即由自然经济到商品经济，再到产品经济依次演进的经济社会形态。

其次，马克思根据唯物史观原理，在考察了人类社会历史发展的基础上，提出社会形态的发展是一个自然历史过程，并且发现了人类社会历史演进的客观规律性。马克思在《资本论》1867年第一版序言中说：“我的观点是把经济的社会形态的发展理解为一种自然史过程。” 众所周知，自然界的发展是一个客观的、物质的、辩证的过程，并且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同时具有客观规律性。马克思的这句话表明，人类社会的发展也是这样的。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中指出：“人们在自己生活的社会生产中发生一定的、必然的、不以他们的意志为转移的关系，即同他们的物质生产力的一定发展阶段相适合的生产关系。这些生产关系的总和构成社会的经济结构，即有法律的和政治的上层建筑竖立其上并有一定的社会意识形式与之相适应的现实基础。物质生活的生产方式制约着整个社会生活、政治生活和精神生活的过程。不是人们的意识决定人们的存在，相反，是人们的社会存在决定人们的意识。社会的物质生产力发展到一定阶段，便同它们一直在其中运动的现存生产关系或财产关系（这只是生产关系的法律用语）发生矛盾。于是这些关系便由生产力的发展形式变成生产力的桎梏。那时社会革命的时代就到来了。随着经济基础的变更，全部庞大的上层建筑也或慢或快地发生变革。”

从以上的论述中，我们看到马克思阐述了社会构成的基本要素有生产力、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他也阐述了社会基本矛盾就是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矛盾、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矛盾。这两个矛盾存在一切社会形态之中，规定社会的性质和基本结构，贯穿于人类社会发展的始终，推动人类社会由低级向高级的发展。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当生产关系适应生产力的发展要求时，它便促进生产力的发展，否则，它将会阻碍生产力的发展，上层建筑同样如此，符合经济基础要求时就会促进其发展，相反则会起阻碍作用。社会基本矛盾是社会发展的根本动力，生产力在社会基本矛盾中是最活跃、最革命的因素。随着社会生产力的不断发展，必然要求一定的生产关系也随之发生相应的改变，一旦生产关系形成，那么它在一定时期是相对稳定的，在这段时期里它能容纳生产力的发展。如果生产力的发展超过了生产关系容纳的期限，那么生产关系就会阻碍生产力的进一步发展，随之而来的是生产关系发生改变或者变革。列宁非常赞同马克思的上述思想，并把它称之为社会学中“天才的思想”，并进一步指出：“只有把社会关系归结于生产关系，把生产关系归结于生产力的高度，才能有可靠的根据把社会形态的发展看作自然历史过程。” 

最后，马克思根据社会形态更替客观必然性及其对实现条件的分析，明确提出“两个决不会”的思想，从而进一步深化了社会形态更替是一个自然历史过程的思想。马克思指出的“两个决不会”的思想是指：“无论哪一个社会形态，在它所能容纳的全部生产力发挥出来以前，是决不会灭亡的；而新的更高的生产关系，在它的物质存在条件在旧社会的胎胞里成熟以前，是决不会出现的。”从上述的描述中，我们知道当生产关系符合生产力的发展要求时，它是不可能灭亡的。新的生产关系的产生，也是由于旧的生产关系对生产力的发展产生了阻碍。所以说，不论旧的生产关系的消灭和新的生产关系的产生，都是以生产力的发展程度为基础的。生产力是社会存在和发展的物质基础，是人类社会发展的最终决定力量。当生产力发展到一定阶段原来的生产关系再也容纳不下它的发展时，就迟早会引起生产关系的根本变革，使旧的生产关系为新的生产关系所代替。而在一种生产关系所容纳的生产力还有发展空间时，提出消灭这种生产关系是不切实际的。众所周知，在《共产党宣言》中，马克思、恩格斯提出关于“资产阶级的灭亡和无产阶级的胜利是同样不可避免的”的科学论断，这句话表明了人类社会的发展必然由资本主义社会形态走向共产主义社会形态，共产主义必然取得最后的胜利。当然这种必然性的实现不仅是有条件的，而且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正如马克思关于“两个决不会”的思想告诉我们的一样，历史必然性的实现依赖于现实的条件，只有满足相应的历史条件，这种必然性才发生，而主观愿望是天方夜谭、白日做梦。由于资本主义社会生产资料的私人占有制和社会化大生产之间的矛盾，所以资本主义必然灭亡。但是我们清醒地认识到，资本主义制度不可能甘心灭亡，为了自身的生存和发展，他们将会对生产关系的某些环节和方面进行自我调节和改善，从而使得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对生产力的容纳时间更长，灭亡的时间也相应向后延伸。同时，资本主义发生了一些新变化，阶级关系和社会矛盾也有一定程度的缓和。尽管资本主义为了自身生存和发展采取一些措施，但是这根本不可能改变资本主义最终灭亡的命运。总之，社会形态的更替具有客观必然性，是一个自然历史的过程。

（二）社会形态更替的历史辩证法

马克思系统地论述了社会形态发展的客观必然性，从而揭示了社会形态更替的普遍性（统一性）和特殊性（多样性）相统一的历史辩证法。这为我们正确认识社会形态历史演进提供了科学的方法论。

在解读马克思社会形态理论时，列宁指出：如果对于社会现象的分析只是局限于思想的社会关系而不是物质的社会关系即生产关系，则始终不能发现各国社会现象中的规律性。而“一分析物质的社会关系，……立刻就有可能看出重复性和常规性，把各国制度概括为社会形态这个基本概念” 。这段话表明，列宁不仅分析了马克思社会形态理论形成的过程，而且阐述了社会现象的本质联系和一般规律，同时也解释了社会形态概念的基本内涵。众所周知，概念能正确地反映思维对象本质属性，同时它具有抽象性和概括性，“社会形态”概念也不例外。马克思在复杂的社会现象中发现了它们之间的本质联系，不同制度的国家或民族的性质在生产关系的区别中被认识了，在二者的基础上，他提出了“社会形态”概念。马克思根据社会发展普遍规律、社会形态依次更替的一般规律以及社会发展共同本质的认识，提出了“三种社会形态”说。它表征着社会形态演进的普遍性和统一性。从社会形态发展的纵向轨迹来看，人类社会发展一般都是由低级到高级的不断向前发展，即依次经历人的依赖性社会、物的依赖性社会和个人全面发展的社会。

除了社会形态更替具有普遍性和统一性，马克思还指出具有特殊性、多样性。其主要表现如下三方面：一是处于同一社会形态的不同国家和民族的历史具有各自的特点。例如东方民族和西方民族同处在奴隶社会，但是二者的生产力水平并不完全相同，二者的土地所有制具体形式不同，二者的奴隶主剥削奴隶的具体方式不同。二是社会形态在更替由较低社会形态向较高社会形态转变中，不同国家采取的过渡形式不同。例如在由封建社会向资本主义社会转变中，法国采取革命的形式（法国1789年资产阶级大革命），德国和日本采取改良的形式。三是一个国家和民族超越某个或某几个社会形态直接进入高一级的社会形态。例如在欧洲，西欧的日耳曼民族在征服罗马帝国之后从原始社会直接走向封建社会；在北美洲，欧洲移民进入后迅速地在原始社会基础上建立起资本主义社会；在非洲，一些民族分别在原始社会或封建社会的起点上直接走上资本主义道路。在概括资本主义社会产生的途径时，马克思指出：“在现实的历史上，雇佣劳动是从奴隶制和农奴制的解体中产生的，或者像在东方和南斯拉夫各民族中那样是从公有制的崩溃中产生的，而在其最恰当的、划时代的、囊括了劳动的全部社会存在的形式中，雇佣劳动是从行会制度、等级制度、劳役和实物收入、作为农村副业的工业、仍为封建的小农业等等的衰亡中产生的。” 由此可见，由于不同国家和民族的历史条件不同，所以社会形态更替并非如出一辙，在更替的形式、途径等方面具有特殊性和多样性。

为什么社会形态更替会出现特殊性和多样性呢？对此，马克思的回答是：社会形态的更替是内因和外因综合作用的结果。通过观察世界历史进程，我们发现，由于各个国家和地区具有自身地缘、血缘，不同的内部结构、文化传统，以及不同外部环境，这些不同的历史条件就决定着一个国家和地区的社会形态更替与另一个国家和地区不相同，进一步表明了社会形态在更替过程中会出现特殊性和多样性。除此之外，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矛盾运动的民族性和世界性的相互作用，也使社会形态在更替过程中具有特殊性和多样性。因为社会基本矛盾规定社会的性质和基本结构，同时也能决定社会形态的更替，而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矛盾是社会基本矛盾的主要方面。从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矛盾运动的角度来看，影响社会形态更替出现特殊性表现在如下两方面：一方面，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矛盾运动，这决定了在不同国家或民族具有不同性质、结构和运行机制；另一方面，随着生产力的不断发展和社会交往的日益扩大，特别是世界全球化、一体化的形成，使得各民族的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矛盾运动超出了民族的狭隘地域，从而在全球范围内形成相互影响、相互渗透的整体运动。由此证明了上述观点。在历史的进程中，我们看到如果当各个国家或民族处于封闭状态时，那么每一个民族的历史发展都要重复“同一的历史必然性”，同时社会发展主要表现为“原始的、通过自然发生的途径产生的”自然形态。然而，当人类社会的交往步入区域性、世界性之后，我们看到各民族之间在各方面的互相往来和互相依赖代替了过去那种自给自足和闭关自守状态，从而形成了各民族之间的变革都有互相依存关系的状态。与之相应的，社会发展又主要表现为“派生的、转移来的、非原生的生产关系”的派生形态或超越形态。通过上面的论述，我们知道人类社会形态更替的特殊性和多样性，取决于内因和外因的综合作用。正如马克思所说：一个民族“本身的整个内部结构也取决于自己的生产以及自己的内部和外部的交往的发展程度。” 

列宁也指出：“个别一定与一般相联而存在。一般只能在个别中存在，只能通过个别而存在。任何个别（不论怎样）都是一般。任何一般都是个别的（一部分，或一方面，或本质）。任何一般只是大致地包括一切个别事物。任何个别都不能完全地包括在一般之中。” 通过这段话，我们知道事物的普遍性与特殊性是对立、统一的。一方面，普遍性寓于特殊性之中，并通过特殊性表现出来，没有特殊性就没有普遍性；另一方面，特殊性也离不开普遍性，不包含普遍性的事物是没有的。这为我们正确认识社会形态普遍性与特殊性的相互关系提供了科学的方法论。从而这也说明了社会形态更替的普遍性、统一性与其特殊性、多样性并不是绝对对立的，也不是绝对一致的。因此，这要求我们既要从社会形态更替的特殊性和多样性中概括出社会形态发展的普遍性和统一性，又要从社会形态更替的普遍性和统一性中把握社会形态发展的特殊性和多样性。

三、实现了辩证法的历史转换

在马克思看来，由于受社会历史条件的制约，人类解放并不是能够一蹴而就的历史活动，它需要经历不同层次与阶段的历史发展，因此人类解放将具体地内化为政治解放、社会解放和劳动解放等向度的解放形式。这些解放形式作为人类解放理论叙事结构的元素，受到了马克思的充分重视。在马克思对社会现实的唯物史观考察中，他既没有脱离政治解放、社会解放和劳动解放的时代要求，也没有囿于政治解放、社会解放和劳动解放的叙事框架，而是着眼于从多向度的解放到人类解放的路径阐述，辩证地审视多向度的解放与人类解放之间的内在张力与历史转换，从而把推进社会现实向前发展的出发点和基本思路合理地纳入到人类解放的价值目标中，并通过政治解放、社会解放和劳动解放的具体实践路径来为人类解放的实现奠定基础、创造条件，最终达到人类解放。

政治解放是资产阶级的政治革命，即市民社会革命的结果，是“同人民相异化的国家制度即统治者的权力所依据的旧社会的解体”。旧的市民社会是封建主义性质的社会形态，直接具有政治性质，它的生活要素以各种形式上升为国家的生活要素，并以这种形式规定了单一的个体对国家整体的关系。但是政治革命消灭了旧的市民社会这一政治性质，政治解放促使了封建专制制度的灭亡，使市民社会与政治国家相分离，重新确立了个体与国家的关系。马克思肯定了这一解放形式的历史意义时指出：“政治解放当然是一大进步；尽管它不是普遍的人的解放的最后形式，但在迄今为止的世界制度内，它是人的解放的最后形式。不言而喻，我们这里指的是现实的、实际的解放。”与此同时，马克思也尖锐地指出政治解放的历史局限：尽管政治国家与市民社会相分离但却无法压制自己的前提——市民社会及其要素，政治国家的建立仍然需要重新承认、恢复和服从市民社会的统治。政治国家只有同自己的生活条件发生暴力矛盾，只有宣布革命是不间断的，才能做到这一点，因此，正像战争以和平告终一样，政治解放必然要以宗教、私有财产和市民社会一切要素的恢复而告终。对政治解放路径局限性的揭示必将转向对市民社会的批判，这就客观要求实现社会解放。

在资本主义性质的市民社会中，私有财产天然不可侵犯，社会生产关系采取了物的形式，人和人在劳动中的关系表现为物与物、物与人之间的关系。于是，生产关系的物化导致整个社会关系的物化。在市民社会中，人与人之间的共同活动产生了一种社会力量，这种社会力量是异己的、在人们之外的强制力量，不是人们自身的联合力量。而社会解放就是在实现政治解放的历史前提下消除这一市民社会的异化力量，这取决于对资本主义私有制的消灭。私有制的消灭，有赖于“劳动阶级在发展进程中将创造一个消除阶级和阶级对抗的联合体来代替旧的市民社会；从此再不会有原来意义的政权了。因为政权正是市民社会内部阶级对抗的正式表现。”资本主义政权的消亡意味着公共权力失去了政治性质，也不再作为异己的社会力量制约人，但这并不代表人类解放的最终实现。因为，即便无产阶级在革命实践中夺取政权、实行无产阶级专政，“在经济、道德和精神方面都还带着它脱胎出来的那个旧社会的痕迹”。社会解放还只是客体向度的社会力量的解放形式，真正的人类解放还需要进一步实现主体向度的主体性解放，即立足于劳动活动来理解社会历史发展的劳动解放。

“劳动是人在外化范围之内的或者作为外化的人的自为的生成”，劳动对人而言，不仅仅是客观中性的事实规定，而且也是人的自我生成、人的个性以及人的类本质的价值性体现。马克思认为，劳动作为人类生活的全面的和本质的因素，本应是自由自觉的、创造性的活动，但是，在资本主义私有制条件下，甚至在无产阶级专政的情况下，由于社会生产力的限制，劳动带有异化的、强制性的消极特性。劳动解放要求在一定的社会条件下，消灭剥削和实现劳动联合，促进社会生产力的发展，从而为个人生产力全面的、普遍的发展创造和建立充分的物质条件。“无产者，为了实现自己的个性，就应当消灭他们迄今面临的生存条件，消灭这个同时也是整个迄今为止的社会的生存条件，即消灭劳动。”“消灭劳动”就是要消灭阻碍人的全面发展、奴役人的异化劳动。对于人类解放来说，自由自觉的劳动是目的，不是手段，是个人的生命和个性特点的直接表现，是对人的本质和社会的本质的证实和实现。就此而言，劳动解放作为人类主体向度的解放及崇高价值性的体现与人类解放高度一致。

总之，在实现政治解放的历史前提下，人类解放的路径呈现出社会解放和劳动解放两个向度，社会解放侧重于从社会历史的客体向度即社会力量的角度寻求人类解放的路径，而劳动解放则具有直接的主体人文关怀意味，强调建立在个人全面发展基础上的自由个性。辩证地审视多向度的解放形式与人类解放之间的关系，我们必须明确，在唯物史观的视域中，社会历史的发展具有客观性、规律性和阶段性，经济的社会形态以及与之相应的社会政治形态的发展，都包含了不可取消的、合乎规律的、不可超越的各个历史阶段，政治解放、社会解放和劳动解放作为实现人类解放的具体化路径，是人类从“物的依赖性”到“自由个性”的历史转换，是一种经由社会现实的变迁凸显出来的人类自然史道路，它们作为马克思人类解放理论叙事结构的元素，反映了人类解放的阶段性和层次性，并与历史唯物主义一起，将历史的科学叙事指向共产主义。

共产主义是一场总体性的历史转变运动，不仅在生产方式和制度组织等物质形态层面将发生颠覆性的改变，而且在价值理念和心性结构等精神气质层面也将焕发出全新的面貌。马克思对共产主义这一社会和心灵全方位秩序转变运动的阐发，集中凝聚在对“自由个性”的物质保障分析和理论构想之上。马克思认为，共产主义运动所要实现的“自由个性”是人类社会发展的第三大形态的表征，是人类最大的历史转变，即从纯粹自发的发展阶段转变到自觉的完善阶段、从物对人的统治阶段转变到人对物的自由支配阶段、从“必然王国”转变到“自由王国”。

马克思把共产主义看作是否定社会生活所有异化和对抗形式的一个历史过程，根本没有把它同某种绝对的、更加完备的社会发展体制联系在一起。而过去和现在的很多空想家们的缺点恰恰就反映在这一点上。马克思人类解放理论的叙事结构所指向的终极目的——共产主义不是某种僵化的、死板的制度组织，而是不断变化革新的历史过程。在这个历史过程中，共产主义作为科学性的社会理想，表征一种合目的性和合规律性的社会结构安排；共产主义作为伦理性的道德理想，表征一种合乎人性的“自由个性”模式。其中，前者是后者的物质保障，后者是前者的理论构想。这个转变过程既具有科学真理性，又富含价值理想性；既需要客观的物质生产的飞跃，也需要主观的心性气质的革新。在马克思看来，“自由个性”作为共产主义运动的目标，只能以高度发达的社会生产力为基础，并且这种生产力的发达不是地区和民族的现象，而是具有世界历史性的现象，否则，就只会有贫穷、极端贫困的普遍化；而在极端贫困的情况下，必须重新开始争取必需品的斗争，全部陈腐污浊的东西又要死灰复燃。资本主义是处于“必然王国”阶段的社会形态，在其社会关系中，机遇和竞争占绝对的统治地位，大多数人与生产方式的关系是异化的关系，从事的劳动是外在目的规定性的劳动，“现实的个人”的自由联合还未能进入人类的实践视野。随着社会生产力的世界历史性发展、对资本主义私有制的彻底否定以及共产主义所有制的确立，生产力作为人类的社会力量，将不再是个人压迫、剥削和奴役他人的手段，而是成为社会的人的自身力量。这种无情的社会劳动生产力才能构成自由人类社会的物质基础，从而奠定人类社会向“自由王国”飞跃的可能性。

透过马克思对“自由个性”物质基础的分析可以发现，其根本的指向是劳动者的解放。“自由个性”物质基础的积累过程也是社会结构的转变过程与人的精神气质等内在结构的历史性生成过程。马克思还认为，在“必然王国”的社会形态中，个人是原子式的分散个体，个人的劳动是自发的、被迫的，个体之间的自发交往与联系所产生的社会力量对人来说是一种异己的力量并与人自身相对立。而社会生产力发展到极高程度，物质资料充分涌流，“自由时间”就会出现，在这种客观条件下，从前被异化的个体将得到解放，自主的活动将成为人类生命的自由自觉的本质，人们将在全新的社会形态中转变为完整的和全面发展的人。正如马克思所言，“以物的依赖性为基础的人的独立性，是第二大形式，在这种形式下，才形成普遍的社会物质变换、全面的关系、多方面的需要以及全面的能力的体系。建立在个人全面发展和他们共同的、社会的生产能力成为从属于他们的社会财富这一基础上的自由个性，是第三个阶段。第二个阶段为第三个阶段创造条件。”从“必然王国”向“自由王国”的转变过程，不仅是生产方式、制度组织的转化，更是人自身的焕然一新，是人的精神气质等内在结构的革新。在“必然王国”的国度里，由于资源的有限性、资源分配的多元性与复杂性，利己主义成为“偶然的个人”即原子式的异化的人无法克服的缺陷。他们为了自身生存和发展的利益需要，竞争成为其核心价值理念；在“自由王国”的国度里，个人得到全面发展从而成为有“自由个性的个人”，他们是社会化的人，是以人为核心价值理念联合起来的劳动者，“自由人的联合体”这一理论构想成为了真正的社会现实，“偶然的个人”向着有“自由个性的个人”转化的历史过程，是一个历史事实。因此，共产主义不仅是一种全新的社会结构的生成，更是一种全新的人的历史性生成。

四、人类解放获得了逻辑必然性

“人类解放”的条件就是要消灭一切阶级，使人获得自由发展的社会环境。马克思和恩格斯对“人类解放”条件的认识来源于对资产阶级和资本主义社会的深刻理解和彻底批判，“人类解放”的实现在理论上需要三个阶段：第一阶段是人的依赖关系，第二阶段是物的依赖关系，第三阶段是人的自由全面发展。在革命实践中则表现为，第一是通过革命实践，无产阶级上升为统治阶级，建立无产阶级专政，实行人民民主，实现政治解放；第二是通过无产阶级专政，建立生产资料公有制和按劳分配的经济制度，大力发展生产力，丰富人民群众的物质财富，实现经济解放；第三是通过生产力的积累和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的巨大进步，使人类进入各尽所能、按需分配的共产主义社会，进而实现人自身的解放。

马克思构建的“人类解放”理论包含了从政治解放到经济解放、人类自身的解放，最终实现人的全面自由发展。这三个发展阶段彼此联系、前后承接，体现了马克思“人类解放”体系历史逻辑的辩证统一。政治解放是经济解放的政治准备，经济解放是“人类解放”的物质条件。“人类解放”思想的实现将会让劳动者更加合理地处理人与自然、人与社会和人与自身的关系，实现人的全面自由的发展。

正如黑格尔所言，一切巨大事物和人物的发展都是经历两次“飞跃”的，人类解放的过程同样也像辩证发展的形式一样经历了曲折或“飞越”的过程，例如政治解放和人类解放都经历了这样的进程。这就让我们明白了一个道理：涵盖全人类历史的两次“事变”的政治解放与人类解放，它的影响远远大于“解放”自身。“解放”是质与量规定的约束，那么，“两次”意义也显得尤为重要。应为“两次否定”的结果是两次断裂，而两次断裂把历史逻辑地切分成“三个阶段”，这就是我们所说的前资本主义阶段、资本主义阶段乃至共产主义阶段。这使得我们更清楚地认识到，解放理论包含着社会形态的内容。

马克思在谈论“三形态”理论时，认为人的依赖关系是在社会形态最初的形式，那时，人的生产能力也只在一定的范围内或者孤立的地点内进行发展着。以物的依赖性为基础的人的独立性，这就是我们所说的第二大形态。在第二大形态里，出现了普遍的社会物质交换，全面的关系，多方面的需求以及全面的能力体系。在以第二阶段的前提条件下形成了第三阶段，建立在个人全面发展和他们共同的社会生产能力成为他们的社会财富这一基础上的自由个性。

我们由此可以得出结论，在这里，马克思仅仅讨论了三大形态的内涵而并没有提到它的外延，换句话说，就是没有指出每个形态所包含哪些历史阶段。也正是这一点，使得“三形态”与“三个阶段”之间是否具有同一性成为了一个问题。为了解决这个问题，我们就必须研究“三大形态”的外延。这也就是说，我们原来研究的“三大形态”和“三个阶段”的关系问题其实是外延问题。根据逻辑学原理，我们知道，内涵是外延的基础，并且内涵决定着外延，二者是不可分割地联系在一起的。所以说，解决外延问题其实也是在解决内涵问题的过程，那么“三大形态”的外延必然可以通过内涵的分析来显示。

马克思曾在《1857—1858年经济学手稿》中对“三形态”理论的描述中写道：“如果考察的是生产不发达的交换、交换价值和货币制度的那种社会关系，或者有这种制度的不发达程度与之相适应的那种社会关系，那么一开始……自由中互相交换，但是，只有在那些不考虑个人互相接触的条件即不考虑生存条件的人看来（而这些条件又不依赖于个人而存在，它们尽管由社会产生出来，却表现为自然条件，即不受个人控制的条件），各个人才显得是这样。在前一场合表现为人的限制即个人受他人限制的那种规定性，在后一场合则在发达的形态上表现为物的限制即个人受不以他为转移并孤立存在的关系限制。” 由此我们可以得出结论，这是以三大形态为话语体系，主要比较的是社会关系也就是两种社会形态的区别。第一种被我们称为“表现为人的限制”的“不发达形态”，它的不同之处在于个人之间的关系是在一定的社会限制中的关系；第二种被我们称为“表现为物的限制”的“发达的形态”，它的不同之处在于人的依赖纽带被独立存在的关系所打破。

通过这些历史关系的描述，我们认识到了三大形态的基本轮廓。马克思认为前资本主义的社会关系即“人的依赖关系”被打破之后，人类随之进入了资本主义时代。这个被看作是“世界历史”新纪元，跟过去的时代有了明显的不同，它作为一种典型形态在经验中是可以把握的。用人体解剖是猴体解剖的一把钥匙的事例来说明，马克思是拿资本主义当参照标准，把“资本主义生产以前的各种形式”的共性称之为“人的依赖关系”。这个发现有两个重要的意义：第一，它确立了前资本主义这个简单的“派生性”概念；第二，又把它与“人的依赖关系”相联系。因此，人类历史的发展就出现了“三个阶段”即前资本主义阶段、资本主义阶段和共产主义阶段。这三个阶段与“三大形态”是一致的。换句话说，就是“人的依赖性”社会、“物的依赖性”社会以及“个人全面发展”的社会这三大形态的依次更替。这样的理论其实是一种“逻辑后承”，是另一种“人类解放”的表达形式。这里的人类解放进程的阶段性特征及其确定这种阶段性特征的根据其实是通过时间维度来考察的。作为人类解放理论与“三大形态”理论的融合所带来的新视野，对于我们认清马克思人类解放理论和马克思社会形态理论都具有重要意义。马克思所重视人类社会的各个形态依次更替的过程及其规律是以历史和逻辑统一的方法来考察的，换句话说，全人类社会的进化具有必然性，我们不能单单把它看成是个别历史的叠加，更不能把这些有机体看成是独立的过程，而应该是在“世界历史”范围内经过逻辑的概括而总结出来的，它反映世界历史过程的普遍性和统一性。简而言之，它的存在和发展影响到当时人类历史的全部进程。

把握好全人类社会进化的必然性，就要在“人类解放”的背景下考察社会形态问题，也只有在这个背景下才能找到社会形态理论的意义之源与理论之根。人类解放理论和社会形态理论为我们认识和理解社会的发展和进步提供了科学的方法论。它是在唯物史观的指导下，对人类社会历史发展规律进行了概括和总结的基础上形成的，同时为我们客观评价历史与社会进步提供了理论依据。就世界历史而言，社会的发展是一个自然的历史过程，它并没有因为资本主义的确立而宣告结束，相反，由于资本主义生产社会化与生产资料私有制之间的基本矛盾无法克服，这为人类的进一步解放人类奠定了基础。正如马克思所说：“资本主义生产由于自然过程的必然性，造成了对自身的否定。这是否定的否定。这种否定不是重新建立私有制，而是在资本主义时代的成就的基础上，也就是说，在协作和对土地及靠劳动本身生产的生产资料的共同占有的基础上，重新建立个人所有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