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近代传播西方经济学的历史上，严译《原富》的出版，具有重要的地位。这里要探讨的是，梁启超在主办的《新民丛报》上，围绕《原富》的出版而展开的对经济学概念的探讨。严译《原富》出版后，由于梁启超在《新民丛报》上的评议，引起了人们对经济学概念的讨论，这也许是当事者没有预料的。通过这种讨论，加深了国人对经济学的了解。
严译《原富》前两编译文出版后，梁启超在《新民丛报》1902年2月8号的创刊号上及时向读者们推荐。梁启超首先肯定了严复翻译亚当·斯密的《国富论》的意义：
其一，“此书印行后，迄今百有余年，其间学说之变迁，不下数十派，愈辩愈精，愈出愈新，至今此书，几如夏鼎商彝，视为陈迹。然后起诸家之说，总不外引申此书是正此书之两途，虽谓不能出斯密氏之范围可也。然则欲治此学者，固万不可不读此书。严氏首译之，诚得其本矣。”
其二，“全书凡分五编，前两编总释政术理财之届说”。“第一编考国富之实，与其所以富之由，而论劳力之贵巧贵疾，及其食报殊等之原因结果。第二编论资本之性质，及资本与劳力之关系。第三编论各国理财政术之历史，而穷其理势之所由致。第四编评隲前此理财家之学说，而论重农重末两派之异同得失。第五编论国家财政之事，其赋税之种类性格如何，赋税之方法如何，及近代国债之原起利病。论全书之体段，与部分之得宜，篇章之完整，不无缺憾。要之能综合种种繁颐之事务，而以一贯之学理镕铸之，其心力可谓宏伟矣。虽其中自相矛盾之处亦不少，但创始者难为功，非我辈凭藉先业者所宜妄加菲薄也。”梁启超介绍了五编的内容后指出，“严译仅第一第二编，其后三编尚未成。但全书纲领，在首两编，学者苟能熟读而心得之，则斯学之根础已立。他日读诸家之说，自不致茫无津涯矣”。
其三，“严氏翻译之外，常自加按语甚多，大率以最新之原理，补正斯密所不逮也。其启发学者之思想力别择力，所宜实非浅鲜。至其审定各种名词，按诸古义，达诸今理，往往精当不易。后有续译斯学之书者。皆不可不遵而用之也。严氏与西学中学，皆为我国第一流人物，此书复经数年之心力，屡易其稿，然后出世。其精善更何待言！”
但在两个问题上，梁启超表示了不同的意见。
其一，关于学科的名称。梁启超称：亚当·斯密著作的“原名Inquiry into the Nature and Causes of the Wealth of Nations译言考究国民之富之天然及原因也”，即“为政术理财学（英文Political Economy），中国未有此名词，日本人译为经济学，实属不安。严氏欲译为计学，然亦未赅括。姑就原文政治与计算两意，拟为此名，以质大雅之鼻祖。西人推崇之者，至谓此书出版之日，即为此学出世之日。虽其言未免过当，要之使此学确实成为一完全独立之学科者，实斯密氏之功也”。梁启超既不同意日本学者把“考究国民之富之天然及原因”译为“经济学”，也不同意严复译为“计学”，主张译为“政术理财学”。
其二，关于严译的文笔。“吾辈所犹有憾者，其文章太务渊雅，刻意模仿先秦文体。非多读古书之人，一繙殆难索解。夫文界之宜革命久矣，欧美日本诸国文体之变化，常与其文明程度成正比例。况此等学理邃赜之书，非以流畅锐达之笔行之，安能使学僮受其益乎？”梁启超看重的是经济学在中国传播和普及的意义，认为“著译之业，将以播文明思想与国民也，非为藏山不朽之名誉也。文人结习，吾不能为贤者讳矣”。
另外，梁启超还对严复提出了两点希望：“一曰将所译之名词，列一华英对照表，使读者可因以参照原书，而后之踵译者，亦得按图索骥，率而遵之，免参差以混耳目也。一曰著绪论一卷，略述此学之沿革，斯密以前之流派若何，斯密氏以后之流派若何，斯密氏在此学中的位置功德若何。”[32]
应该说，严复把经济学译为“计学”，经过了“一名之立，旬月踟躇”般的审慎思考。斯密把政治经济学视为一门研究国民财富性质和原因的学问，他具体解释说，“被看作政治家或立法家的一门科学的政治经济学，提出两个不同的目标：第一，给人民提供充足的收入或生计，或者更确切地说，使人民能给自己提供这样的收入或生计；第二，给国家或社会提供充分的收入，使公务得以进行。总之，其目的在于富国裕民”。[33]严复把这段话准确地翻译为“计学者，制治经国之学之一支。其所讲求者二：一曰足民食，次曰富国用。计学之所求，在君民各足而已。”在这段文字下，严复加按语评述说：“斯密氏计学界说如此，而后人病其浑侻”，“计学所有事者，实不外财富消长而已，故曰浑也。又足民富国者，本学之祈响，而所探讨论证者，财之理与相生相养之致。而斯密氏独标所求，不言所学，故曰侻也。”“浑”者，不清也；“侻”者，简易也。严复认为斯密的定义既含混不清，又不够周密，只是“聊用明旨，本非界说正门。”他介绍了西方学者对计学的三种不同的定义：
当前计学界：“计学者，所以穷生财、分财、用财之理也。”
名学家：“计学者，所以讲鼓功、被物而兴易值之力理者也。”
英儒宾德门：“谓其术所以求最大之福，福最众之人。”
以上几种定义中，严复认为，计学界的解释把握了该学科的基本涵义，但是在逻辑学家眼里，“生、分、用三名多岐义”。逻辑学家的定义“进而弥精”，但是“非明格致者未易猝解矣。”[34]无论那种解释，计学所研究的对象总是与“财富的消长有关”。为什么把西方有关“财富消长的”学问译为“计学”而不是“理财”之理呢？严复的回答是：“译此为计学，而不曰理财者，亦自有说。盖学与术异。学者考自然之理，立必然之例；术者据既知之理，求可成之功。学主知，术主行。计学，学也；理财，术也。术之名，必不可以译学，一也；财之生分理积，皆计学所讨论，非理之一言所能尽，二也；且理财，已成陈言，人云理财，多主国用，意偏于国，不关在民，三也。吾闻古之司农，称为计相。守令报最，亦曰上计。然则一群之财，消息盈虚，皆为计事。此计学之名所由立也。”[35]在《译事例言》的开端，严复又解释说：“计学，西名叶科诺密，本希腊语。叶科此言家，诺密，为聂摩之转，此言治；言计，则其义始于治家。引而申之，凡为料量经纪樽节出纳之事；扩而充之，为邦国天下生食为用之经。盖其训之所苞至众，故日本译之以经济，中国译之以理财。顾必求吻合，则经济既嫌太廓，而理财又为过惬。自我作故，乃以计学当之。虽计之为义，不止于地官之所掌，平准之所书，然考往籍，会计、计相、计偕诸语，与常俗国计、家计之称，似与希腊之聂摩较为有合……”[36]
对于梁启超提到的学科名称问题，严复则坚持自己的主见。他首先从字源上肯定了以“计学”名称的合理性。认为“计学之名，乃从Economics字祖义著想，犹名学之名，从Logos字祖义著想。此科最新之作，多称Economics而删Political字面。又见中国古有计相计偕，以及通行之国计、家计、生计诸名词。窃以谓欲立一名，其深阔与原名相副者，舍计莫从”。另外，严复本着自己翻译西学的经验和体会，指出了不同文化交流中“正名”的困难：“正名定议之事，非亲治其学通澈首尾者，其甘苦必未由共知，乍见其名，未有不指为不通者也”，“学者试执笔译数十卷书，而后识正名定义惬心贵当之不易也”。针对《新民丛报》上有人主张中国经典著作中应有“Political Economics”的专用名词的意见，严复提出了自己看法，“计学之理，如日用饮食，不可暂离，而其成专科之学，则当二百年而已。故其理虽中国所旧有，而其学则中国所本无，无庸讳也。若谓中国开化数千年，于人生必需之学，古籍当有专名，则吾恐无专名者不止计学。名理最重最常用之字，若因果、若体用、若能所权实，皆自佛教东渐而后拈出，而至今政治家最要之字，如Right，如obligation，问古籍中何字足与吻合乎？”。严复在回信中，也对梁启超把“Political Economics”译为“平准学”表示了非议，认为：“执事今易平准之名，然平准决不足以当此学。盖平准者，乃西京一令，因以名官职，敛贱粜贵，犹均输常平诸政制。计学之书，所论者果在此乎？殆不然矣。故吾重思之，以为此学名义苟欲适俗，则莫若径用理财，若患义界不清，必求雅驯，而用之处处无扞格者，则仆计学之名，似尚有一日之长，要之后来人当自知所去取耳。”[37]
严复的答复刊登在1902年《新民丛报》第7号。在此之前，《新民丛报》不断刊登有关经济学概念问题的讨论，梁启超也在不断修改关于经济学的译名问题。严复的答复已不限于梁启超最初提到的问题。从他的答书中也可间接地看到，此时梁启超的“经济学”观已由“政术理财学”转变为“平准学”了。
梁启超在《新民丛报》上对严译《原富》的介绍，尤其是对“经济”的解释，引起了不少读者的兴趣和回应。署名“东京爱读生”的读者来信中询问，“贵报第一号绍介新著一门原富条下，于英文之Political Economics，欲译为政术理财学，比之日本所译经济学，严氏所译计学，虽稍确稍赅。然以四字之名，未免太冗，称述往往不便。如日本书中有所谓经济界经济社会经济问题等文，以计字易之固不通，以政术理财字易之亦不通也。此学者在中国虽无颛门，但其事为人生所必需，随文明而发达。吾中国开化数千年，古籍之中，岂竟无一名词足以当此意者？贵撰述博通群典，必有所见。乞悉心研搜，定一雅驯之名词以惠末学”[38]。
对于这种见解，梁启超作了认真的答复，其基本内容是：
第一，梁启超接受了读者关于“政术理财学之名，冗而不适”的观点。
第二，梁启超也赞同从中国古籍中求索“雅驯之名词”的主张。按照梁启超的考证，中国古汉语中，与“Political Economics”相近的概念有“食货”、“轻重”、“货殖”、“平准”，但要作到“此名求之古籍，吻合无间者，实觉甚难”。在这四者之间，梁启超认为“食货二字，颇赅此学之材料。然但有其客体，不有其主体，未能满意。”关于“轻重”，梁启超认为：“《管子》有《轻重篇》，篇云：‘桓公曰，轻重有数乎？管子曰，轻重无数。物发而应之，闻声而乘之。故为国不能来天下之财，致天下之民，则国不可成’。轻重凡十八篇，皆言所谓经济学之理法者也。必求之古名，则轻重二字最适。然其语不通用，骤出之乱人耳目，殆未可也。”在梁启超看来，货殖在语义上也与“Policital Economy”接近，“《论语》‘赐不受命，而货殖焉’。太史公用之《货殖列传》，此二字亦颇近。但所谓Policital Economy者，合公团之富，与私人之富言之。而其注重实在公富，货殖则偏于私富，不含政术之义，亦非尽当。”
比较而言，梁启超赞成使用“平准学”，认为：“《史记》有《平准书》，所言皆朝廷理财之事。索引曰：‘大司农属官有平津令丞者，以均天下郡国输敛。贵则粜之，贱则买之，平赋以相准。古曰平准也。’按汉代平准之制，本所以吸集天下财富于京师，本不足以当Political Economics之义，虽然，但举平准二字，尚不失为均利宜民之意。且此二字出于史记，人人一望而解，而又不至与他种名词相混，然则迳译之为平准学，似尚不谬。由是日本所谓经济家，则名曰平准家；经济学者，则名为平准学者；经济界则名为平准界；经济社会为平准社会；经济问题为平准问题。施诸各种附属名词，似尚无碍”。[39]
梁启超的上述答复，并没有真正解决人们的疑惑。《新民丛报》的读者继续索问：“经济学原名Politcal Economy直译为政治节用学，迨Morsbotl氏而始名为Economics，日本人译之为经济学，求其理而骤观之，则经济似与政治混而无别，夫经者含政治之义，济者寓泉流之旨。其与斯学本义亦极相符。日本当时之定为此名，盖已斟酌审慎而无遗意者矣。”作者显然赞同以日译“经济学”命名。对于梁启超把“Politcal Economy”译为“平准学”的观点，作者赞同严复的意见，认为：“贵报第三号乃欲译为平准学。夫平准者诚如严氏所谓西京一令，以名官职，不足以副斯学。”但作者也不同意严复翻译为“计学”，认为：“严氏之译为计学，其名则诚雅驯矣，若谓用之处处而无扞挌，则恐为贤者自许之太过也。案Statistics者亦财政之中而独立一学者，日本则译为统计学，又曰计学。今中国之方舆人民出产国用，皆眇无定稽，是此学为中国所宜急讲者矣。今若从严氏之名，则不知此后欲译Statistics，其又将以何者而易之？”把“Politcal Economy”译为“生计学”，作者也提出异议，“贵报第7号而又名之曰生计学，虽生计二字其较严氏之为稍善，然终嫌范围太小，而不能以政治理财之意包括于其中。”最后，作者表示：“窃谓泰西近世所新发明事理，为我中国旷古所未有者，不一而足。若一一而冠以我中国所故有名辞，是诚许子之不惮烦矣，亦恐未必有此吻合者，且举国草创，礼部尚乏检定之例，文人结习，好尚新异。误而用之，必至沿袭。数十载而后能改。与其遗诮后贤，不如其仍旧贯。如其不然，则财政学日本亦有用之者，且包举斯学之旨，而义界亦自清也。用以质之，以为何如？”[40]
对于这种疑问，梁启超的答复是：“平准二字之不安，鄙人亦自知之。故既弃去。”当然，“计学”也不合适，因为“计学与Statistics相混，且但一名词，不便于用，如日本所谓经济问题经济世界经济革命等语，若易以计问题计问题计革命等，便觉不词。鄙人已即以此质问侯官严氏，尚未得其答复也”。可否翻译为“经济学”呢？梁启超说：“尊论谓近世所新发明事理，不能一一冠之以我国固有之名词，此论诚伟，惟经济二字，袭用日本，终觉不安。以此名中国太通行，易浑学者之目。而谓其确切当与西文原义，鄙意究未敢附和也。故终愿海内大雅，悉心商榷而重定之。”因此，梁启超仍然不赞成使用“经济学”，但陈述的理由并不充分。梁启超在回信中，另一个重要的内容是分析了“财政”与“经济”的关系，认为：“至谓财政二字，可以包举斯学之旨，而义界亦清云云，鄙意殊不谓然。财政者不过经济学之一部分耳，指财政为经济，无疑指朝廷为国家。考德国近世学者，于此学分类定名，最为精密。其所谓Wirtschabtslehre者，经济学之总名称也。或称为Volkswirtschattslehre及Nationalloekonomie则国民经济学之义也。又称为Political Economics则政治经济学之义也。而又分为家政经济学（Domestic Economy）及营业经济学（Industorial Economy）等门。至其专属于行政者，则谓之Wirtschabtspblege，一曰Wirtschabtspolitik，日人译为经济政策学，二曰Finanzwissenschabt，日人译为财政学。然则财政学不足以包举经济学之全部明矣。”梁启超以日本人所通定经济学部门，认为，经济学包括“纯正经济学”和“应用经济学”，应用经济学又包括“经济政策学（狭义之应用经济学）和“财政学”。根据这种分类，梁启超认为“财政学决不可用也”，“严氏又谓苟欲适俗，莫如径用理财，是亦不可。盖此等专用名词，万不可以动词冠其上。若用理财，则其于用之于复杂名词时，室碍亦滋多矣，故鄙见仍欲存生计二字以待后贤也。日本所译诸学之名，多可仍用，惟经济学社会学二者，窃以为当更求新名”。[41]
梁启超的的上述意见，又引起读者的回应。有人致信说：“贵报第八号于英文之Political Economics又有译为财政学，财政二字，较之日本所译之经济学，严氏所译之计学，贵撰述所译之平准学生计学，似稍切实赅括，然稍嫌范围太小，不能以政治理财之意，包括其中。”作者赞同梁启超对财政与经济关系的区分，“诚如贵撰述所云财政者不过经济学之一部分，指财政为经济，无疑指朝廷为国家，是则财政学决不可用明矣。”是否一定要从中国的古籍中寻找相近的词语呢？作者表示了自己的态度，“终无一名词足以定之乎？鄙意殊谓不然。夫我中国即无固有之名词以冠之，亦不妨创一新名词。如泰西近今有新发明之事理，即创一新字以名之也。若必欲以我国古名词名泰西今事理，恐亦不能确切无遗憾。”作者期望梁启超在创制新名词的同时，不妨参考使用“国计”这一概念，“贵撰述学术博通，苟悉心商榷，岂不能定一雅驯之名词，以释群疑而惠末学？如不得已，则国计界，经济社会为国计社会，经济问题为国计问题，加之各种名词之上，似尚少室碍之处，且此国计二字，义界既清，吾国文中亦尝用之，人人一望即解，必无乱人耳目之弊”。[42]
对于这种“国计”的说法，梁启超的答复是“经济不专属诸国，国计只能概括财政”，至如所谓“个人经济”、“家事经济者”，“皆经济学中之一部分，以国计统之，似不合伦理。严氏专用一计字，正以其可兼国计家计等而言之。本报微嫌其单词，不便于用。故易以生计，不得已也”。[43]
在这里，姑且勿论当时的中国知识界把“经济学”解释为“政术理财学”、“平准学”、“生计学”是否正确，后来的事实也证明，被国人广泛接受并通行的是日译“经济学”的名称。但《新民丛报》的这种讨论，不仅加深了对经济学概念的理解，许多相关学科的理论也被提及并展开分析，尤其把经济与政治进行了必要的联结，大大开拓了国人的经济学视野。
注 释
[1]《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186页。
[2]《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人民出版社1975年版，第376页。
[3]汤志均、陈祖恩编：《中国近代教育史资料汇编———戊戌时期教育》，上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28—29页。
[4]《光绪朝东华录》（四），中华书局1958年版，第4025页。
[5]《张文襄公全集》，奏议，卷48。
[6]丁巧林：《也考“经济”》，《读书》1998年第7期。
[7]王栻主编：《严复集》（第三册），中华书局1986年版，第518页。
[8]赵靖：《富国之学———中国传统经济学———的形成》，收入《东亚经济·社会思想与现代化》，山西经济出版社1993年版，第484页。
[9]戴家龙、赵建：《中西经济思想纲要》，安徽大学出版社200年版，第13页。
[10][11]唐任伍：《“五四”前后经济学在中国的发展》，《北京师范大学学报》1999年第2期。
[11]冯桂芬：《校邠庐抗议》，台湾文海出版社1968年版，第148页。
[12]《饮冰室合集·文集之十一》，中华书局1989年版，第4页。
[13]巫宝三：《论中国古代经济思想史研究的主要方面及其意义》，《中国经济史研究》1991年第1期。
[14]《梁启超全集》第一册，北京出版社1999年版，第116页。
[15]同上，第120页。
[16]同上，第113页。
[17]同上，第27页。
[18]同上，第14—15页。
[19]《梁启超全集》第一册，北京出版社1999年版，第127页。
[20]同上，第983页。
[21]同上，第984页。
[22]《梁启超全集》第一册，北京出版社1999年版，第695页。
[23]同上，第557页。
[24]同上，第559页。
[25]同上，第997页。
[26]鲁友章、李宗正主编：《经济学说史》（上册），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169页。
[27]《梁启超全集》第二册，北京出版社1999年版，第983页。
[28]《梁启超全集》第四册，北京出版社1999年版，第2036页。
[29]《梁启超全集》第四册，北京出版社1999年版，第2036页。
[30]《梁启超全集》第二册，北京出版社1999年版，第982、984页。
[31]同上，第982页。
[32]《新民丛报》第1号，第113—115页。
[33]亚当·斯密：《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下卷），商务印书馆1974年版，第1页。
[34][35]王栻主编：《严复集》（第四册），中华书局1986年版，第885页。
[36]严复：《原富·译事例言》（一），商务印书馆1930年版，第7页按语。
[37]王栻主编：《严复集》（第三册），中华书局1986年版，第518—519页。
[38]《新民丛报》第3号，第103页。
[39]《新民丛报》第3号，第103—104页。
[40]《新民丛报》第8号，第97—98页。
[41]《新民丛报》第8号，第98—99页。
[42]《新民丛报》第11号，第89页。
[43]同上，第89—9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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