心身相互关系研究的历史

一、心身相互关系研究的历史

精神或心理（psyche或mind）和躯体或身体（soma或body）的问题是自古以来人类一直在探索的问题，广泛涉及哲学、宗教、艺术、政治、文化、心理学和医学等众多领域。从医学领域来看，我国2 000年前《黄帝内经·素问》中的中医理论就强调心身相互影响，认为“神形相即”，心身是统一的；七情内伤：“喜伤心”、“怒伤肝”、“忧伤肺”、“思伤脾”、“恐伤肾”等。诊断有“凡欲诊病者，必问饮食居住。暴苦暴乐，始乐后苦，皆伤精气，精气衰竭，形体毁诅”。治疗上讲究“精神不进，志意不治，故病不可愈。今精坏神去，荣泣卫除，故神去之而病不愈也”。“悲胜怒，喜胜悲，恐胜喜，思胜恐，怒胜思”，还应用引导术、吐纳术治疗疾病。

公元前大约400年，被尊称为西方医学之父，古希腊大医学家Hippocrate也认为心和身是密切相关的，也注意环境对疾病和医师与患者的关系在疾病和治疗中的重要作用。强调治疗躯体疾病必须有整体观点。当时东、西方缺乏交流，这些近似的心身关系的整体观点，是与当时的生产力发展水平和科技发展相适应的，也是当时的朴素辩证法在医学上的反映。

欧洲进入中世纪的1 000余年，宗教神权占据统治地位，精神被神化或者魔化，心身相关观念受到压制。直到文艺复兴时期，宗教神权被摧毁，生产力得到大力发展，科技也取得长足进步。这一时期在医学上Harvey建立了血液循环学说，Vesalius（1543年）出版了《人体解剖学》，Pasteur和Virchow发展了现代实验医学。人类对疾病的认识，无论是诊断、治疗和预防都取得了巨大的成就，生物医学模式因此深入人心，每一种疾病都被认为是细胞结构等出现损害，病原微生物是罪魁祸首。代表这一时期的哲学思潮是Descartes和Hume的“还原论”，他们认为通过事物的局部可以了解整个事物。反映在医学上是整体的人被拆分成各器官系统，人们从细胞、分子到基因不断微观化的基础上寻找病理的证据，因此也促成了很多疾病有效的预防和治疗，医学也因此更加专业化和局限化。由于寻找实验证据的艰辛，心理或精神影响身体的观念一度被认为是不科学的，心身整体观念因此销声匿迹，心理问题、心理治疗被孤立地看成是精神科的事情。

然而客观的事实促使一些人不得不关注心和身的相互联系。20世纪初期精神分析创始人Freud认为压抑的情绪和心理冲突导致了人体功能失调。Alexander将这一理论发扬光大，提出消化性溃疡、溃疡性结肠炎、高血压、神经性皮炎、类风湿关节炎、甲状腺功能亢进和支气管哮喘等七大心身疾病，认为特殊的心理应激唤起特定的潜意识的心理冲突，导致特定的躯体疾病。这一方向代表了动力心理学的观点，由于其是纯“心理分析”，其心身相互关系的认识亦就比较片面，因而发展受到限制。而心身相互关系的实验研究——心理生理学的研究却积累了丰富的证据，有皮质与内脏相关学说、自主神经反应学说、应激理论和心理社会应激理论。1960年有人让一位结核菌素纯蛋白衍生物（PPD）试验阳性的男性在催眠状态下，在其双臂注射结核菌素，之后暗示该男性其中的一只手臂没有影响，另一手臂未实施暗示，结果未暗示的手臂出现硬结和水疱。2周后重复实验，但更换暗示手臂，结果仍是未暗示手臂出项阳性反应，暗示手臂反应阴性。这种精神和躯体之间相互联系的实验证据越来越多。

1974年Ader进行了一项研究：一组对红斑狼疮敏感的小鼠饮用含免疫抑制剂环磷酰胺的糖水出现免疫抑制反应，之后给它们不含环磷酰胺的糖水，这组小鼠同样出现免疫抑制反应。这个实验第1次揭示了精神和免疫系统是相互联系的：训练过的小鼠嗅到甜味会出现免疫抑制反应——精神活动影响了免疫系统。Ader的系列研究开辟了一个新的领域——精神神经免疫学，拓宽至内分泌系统形成精神神经内分泌免疫学。这些新的领域的研究证明精神、神经、内分泌和免疫等各系统是相互联系的，也表明医学正在逐渐脱离还原论的观点而考虑从整体的观念认识人类的健康和疾病。

心身相互联系的观点不但在科研中取得令人振奋的成绩，在全科临床工作中也开始得到应用。临床中以躯体症状为主诉，各项辅助检查未见异常的患者并不少见。以前很少有医师了解抑郁症最常见的症状是疼痛，紧张的表现是颈部疼痛。对于从事基层医疗服务的全科医师来说了解这种联系，对于提高全科医师综合性、预防性和个性化接诊患者的医疗水平，其作用显而易见。可喜的是这种理念开始在全科医学实践中得到体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