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典经济学的导入

西方经济学说发展到亚当·斯密时期，进入了一个重大的发展阶段。马克思说：“在亚当·斯密那里，政治经济学已发展到某种整体，它所包括的范围在一定程度上已经形成。”^[30]斯密成为公认的英国资产阶级古典经济学理论体系的建立者。他的《国富论》，也成为是经济学说史上最主要的著作之一。在《生计学学说沿革小史》中，梁启超通过引证西方学者的言词，高度评价了斯密的经济理论，认为斯密“立于生计学史之中心者也。斯密以前诸家，皆为斯密学说之准备者耳。斯密以后诸家，皆为斯密学说之修补者耳。”斯密《国富论》的问世，“使生计学为一独立之学科，其耸动一世之耳目，而别开一新时代”。（全集，第997页）

让梁启超失望的是，这样一部涉及国家富强的重要的经济学著作，在西方已披靡了百余年（《国富论》1776年出版———引者注）后，在中国才有译本的出现。即他撰述《生计学学说沿革小史》的前一年严译本开始印行，并且“乡曲学子，得读之者百无一焉。读之而能解其理者，千无一焉。是岂不可为长太息也”。为了使国人真正了解这部宏著的内容，梁启超借用严译本的经济学术语，以通俗的语言，“举其全书十余万言，撮其体要”，进行了较全面的介绍，“欲以此为读《原富》者之向导”（全集，第997—998页）

梁启超在文章中首先介绍了亚当·斯密的生平和他的经济学说的来源。认为斯密经济思想尤其是“生计自由”思想的形成，扎根于欧洲大陆“自然理学”的哲学土壤中，并深受英国、法国同时代经济思想家的影响。梁启超还高度评价了斯密对经济学的贡献。斯密病重期间，“语其友人列德尔曰：‘吾一生事业，无可表见，今遂不得不死耶’。”对此，梁启超感慨地说，“以斯密之学术，开拓万古，推倒一时，为学界建一至高至大之纪念塔，而其欿然不自足也若此，大哲之风度，吁可敬矣！”（全集，第998页）

《国富论》共分五篇，梁启超按照斯密论著的逻辑，主要介绍了第一和第二篇的内容。其中涉及的主要理论是：

（1）分工和交换的理论

“斯密的整个经济理论是从分析分工开始的，分工学说在他的整个经济理论中占有相当重要的地位。他把劳动分工作为提高劳动生产率，从而增加国民财富的一个重要途径。”^[31]斯密的分工理论，“不仅把财富来源的范围扩大了，而且是建立在劳动是财富的源泉的基础上的。这既克服了重农主义认为只有农业劳动才创造财富观点的片面性，又纠正了重商主义认为财富来源于流通领域，来源于顺差的对外贸易的错误”^[32]。梁启超把握了斯密理论的这一特点，称“斯密首以国民之劳力为富之大源，以谓劳力者，国民所赖以得日用百物之供给者也”。“斯密固非谓劳力为生产上独一无二之原质，然于卷首特提出趋重力作之义，殆所以示别于重商重农之两学派也。”而“其论劳力之效，以分工为第一要义”，而又言“分功学理之适用，农业不如工业”，“卷首论分工之效一篇，其学识已有夐超前古者矣”。（全集，第998页）

对于分工产生的原因，梁启超按照斯密的理论，解释为“由于人类有欲交易物品之天性”。（全集，第998页）斯密认为分工是由交换引起的，这就颠倒了分工和交换的关系。实际的情况是：“分工产生了交换，交换又反过来促进分工”^[33]。梁启超指出了分工与交换“相因为用”的特点，但对二者的关系也无法辨别清楚。

斯密的分工学说中，“有一个观点是值得重视的”，即他认为“分工的发展往往受到交换范围既市场范围的限制”。^[34]梁启超对此专门作了介绍说，斯密“又论分功之程度，与市场之广狭相为比例”，“论分功之所始，必在濒海多河之国。以其交通便，故市场广。市场广，故百工兴也”。梁启超进而发挥说，“近世欧美诸国，汲汲然求市场于远地，势将合五大洲为一大“玛杰”，皆实行斯密分功之政策而已”。（全集，第998页）

（2）货币和价值理论

梁启超在介绍了斯密的分工和交换理论后，接着分析了斯密关于货币的起源和商品价值的学说。斯密认为分工一经确立，人们所需要的生活物品，绝大部分都要通过交换取得。货币正是交换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分功局定，则民之生事，取足于己者日以少，待给于人者日以多。故易之为道尚焉”。最初的物物交换很不方便，“必有所窒”，于是，“有智者起，别储一物，使随时随地，出以为易，人皆乐之而不吾拒此物也，名之曰‘易中’，是即货币之所由起也”。（全集，第999页）梁启超的介绍固然符合斯密的原意，但与斯密一样，无法理解货币的真正起源和本质。

在经济学说史上，斯密首先明确提出了使用价值和交换价值的划分。^[35]梁启超用相当长的篇幅介绍了斯密的价值理论，由于他把价值与价格混为一体，因而对斯密的价值理论的介绍有许多不科学的表述，如斯密讲：“价值一词有二个不同的意义。他有时表示物品的效用，有时又表示由某物而取得的对他种货物的购买力。前者可叫做使用价值，后者可叫做交换价值”^[36]。这是斯密论商品价值时的经典论断，梁启超的介绍则是“斯密论物之价格，分为二种：一曰利用价格，……二曰交易价格”。（全集，第999页）这种表述显然是不正确的。

斯密在区分了使用价值和交换价值之后，接着提出了他的价值学说所要解决的三个问题。即“第一，什么是交换价值的真实尺度，换言之，构成一切商品真实价格的，究竟是什么？第二，构成真实价格的各部分，究竟是什么？什么情况使上述价格的某些部分或全部，有时高于其自然价格或普通价格，有时又低于其自然价格或普通价格？”^[37]对于上述三个问题，梁启超在文章中除了如实介绍外，还附加了许多案语。这是本文的一大特点，反映了他对该问题的理解。

对于交换价值的真实尺度，梁启超说，“斯密乃论物有真值，与市价异。凡人所有之物，皆自力来。始也以力致物，今也积力于物，及其未毁，斥以与人。或易物焉，或得钱焉。自我观之，其所得者必其与是力相当者也。故功力者，物之所以相为易也。若是者，谓之真值。”虽然在市场交易中人们看到的是市价，但商品相互比较的尺度却是人们的劳动，即梁启超所说的“所用之力”。“斯密又言：吾欲求得一物，以衡量万物之真值，以审其贵贱之差。吾思之，吾重思之，其可以为诸值之程准者，宜莫如人力矣”。梁启超的这段解释，符合斯密关于“劳动是衡量一切商品交换价值的真实尺度”^[38]的论述。这也是斯密价值理论中的科学论断。

梁启超对于斯密关于价值由三种收入构成的理解也符合斯密的原意。即商品的价值（梁启超所指的“物价”）的决定在简单的商品经济中是“所费之力”，随着“群治愈进，而物价所含之性质亦愈复杂”，即斯密所讲的进入资本主义社会后，商品的价值是由购得的劳动决定的，也就是由工资、利润和地租三种收入决定的。梁启超按照严译《国富论》的术语，分别把三种收入表述为“庸”，“息”和“租”。至于价值所以由三种收入构成的原因，梁启超也在文章中进行了符合斯密学说的介绍。

梁启超在介绍了斯密的上述两个问题以后，接着又介绍了第三个问题，市场价格围绕自然价格波动的问题。斯密的这一理论，被视为“斯密价值理论中富有科学意义和积极意义的成分”^[39]。斯密首先区分了自然价格和市场价格，即梁启超所讲的“经价与时价之不同”。“经价者，即物之真值”，“即合其所纳于土地之租，所偿于资本之息，所酬于劳力之庸，而所售适足以相抵者是也”。“时价者，当市所售之价也”，对于斯密的市场价格围绕自然价格上下波动的原因和结果，梁启超不仅作了形象的说明，而且高度评价说，“斯氏此论可谓通物情之窾奥，洞天地之大理，言利也而进乎道矣。”（全集，第999页）

（3）工资理论

“在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史上，斯密是第一个对资本主义社会的阶级结构作出比较正确分析的人。”^[40]他认为，资本主义社会存在着工人阶级、资产阶级、和地主阶级三个基本阶级，梁启超称之为“一曰地主，食租者也；二曰劳动者，受庸者也；三曰资本家，享赢者也”。（全集，第1001页）那么这三种收入本身是由什么决定的？斯密提出了他的工资、利润和地租的学说。梁启超在介绍这三种不同的收入时，着重点是工资的理论。

梁启超没有分析斯密关于工资是劳动的价格的理论，主要介绍了工资决定的原则和工资变化规律的学说。前者即“庸率之高下，定于受佣者与雇佣者两家之约”，即工资（斯密把工资视为劳动的价格）是由劳动者和资本家在劳动市场上的竞争所决定的。后者即“庸之消长，亦视供求相剂何如。国富则母财足，兴业多，需佣众。求过于供，而庸率腾。国贫者反是”。（全集，第1000页）

按照斯密的解释，“充足的劳动报酬，既是财富增加的结果，又是人口增加的原因”^[41]。所以，考察一国的财富状况，可以通过劳动者的工资水平反映出来。对于这一点，梁启超附加“案语”表示了不同的意见。按照他的观察，“中国庸率，近日如大优进者然”，尤其是在“广东、京、津诸地，则视数年前倍蓰焉”，这是否是“我国国财增进之现象”？梁启超作了否定的回答。在他看来，“庸率之进，固由兴业之众，而此兴业之母财，非出自我，而出自人也。母财出自人，则其赢入于人”。西方资本家竞相投资于中国，虽然带来了中国产业的发展和工人工资的提高，但是他们“非欲以剂吾庸，实欲以吸吾赢耳！”而且，“我所得者，仅此小部分之庸，而大部分之赢，已尽归他族之手”，“言念前途，毛骨俱悚”。（全集，第1000页）梁启超的分析无疑是正确的。

《国富论》的第二篇是论资财的性质及其储蓄和用途。在这一篇中，梁启超主要介绍了斯密的以下学说。

（1）关于资本类型的划分。“斯密以为一家之积贮，常可分为二物。一曰支费，二曰母财（即资本也）”。“母财又分二种，一曰常住母财，二曰循环母财”，也就是现在所说的固定资本和流动资本。其中前者包括“（一）器械。（二）行店仓库等建筑物。（三）农产上改良诸事业。（四）人民本身之技能”等。后者包括“（一）货币。（二）农者牧者之廪食。（三）制造家之原料品。（四）制造已成之物品等”。（全集，第1001页）

（2）关于“总收入”和“纯收入”的划分。斯密把一国全部居民的收入分为“总收入”和“纯收入”，严复译为“总殖”和“实殖”。梁启超把“总殖”表述为“地之所出，民之所登”；而“国之岁进，以补苴通国常住循环二母之外，而尚有余，得除之为支费即用即享者，夫是之谓实殖”。梁启超还以按语的形式具体说明了“实殖”的内涵。（全集，第1001页）

（3）生产劳动与非生产劳动的划分。斯密对生产劳动与非生产劳动有过两种不同的解释：“当他与他的劳动价值论和正确的利润论相联系时，认为只有为资本家生产利润的劳动是生产劳动，而其他一切劳动，即使是对社会有益的，也是分生产劳动”。这是一种正确的解释。另一种解释则是错误的，即“生产物质产品的劳动是生产劳动，否则，就是非生产劳动”。^[42]梁启超在解释定义时，采用的是第一种解释，即“生利云者，致力于物，而物值以增。如彼制造之夫，以其功力被于物材，成器之后，其值逐长。己之生业以进，主人之赢利以多，是其类也。不生利云者，用力虽勤，而无后效，如彼便辟使令之人，其劳亦至，而功不被物。去而无迹者，是其类也”。然而，梁启超在具体阐发这一观念时，却用利用了斯密的第二种解释，即“斯密所谓生利与寻常所谓有用者，其意义不同。故执政官、军人、教士、法官，皆屏之于不生利之列，以为是皆厉民而自养者也”。当然，梁启超也发现了斯密的第二种分类方法“徒尚有形之利，而不数无形之利”等缺陷，认为“其于论理有所未圆矣”。但是，梁启超作出的肯定是，对于这一说法，应该知人论世，则斯密氏之言，不劳垢病焉”，因为当时“蒙干涉之余害，武人教师，穴群为蠹，无状滋甚；仁人君子，慨世忧时，致为矫枉过直之言”。（全集，第1001页）梁启超的这一评价是值得肯定的。现在的经济学者在评价斯密的这一理论时，也同样认为“斯密的这个错误是情有可原的，是同他反对封建势力的斗争相联系的”^[43]。“他根据生产劳动是生产物质产品的劳动的观点，把国君、官吏、牧师、军队等都作为非生产性劳动者，对他们的奢侈挥霍提出了批评，以此反对当时的封建势力和政府的过多支出，却是可取的”^[44]。

梁启超肯定了斯密论述的生产性劳动者与非生产性劳动者对社会发展的影响，斯密认为，无论是哪一类社会成员，“同样仰食于土地和劳动的产物。这生产物的数量无论怎么大，决不是无穷的，而是有限的。因此，用以维持非生产性人手的部分愈大，用以维持生产性人手的部分必愈小，从而次年生产物亦必愈少。反之，用以维持非生产性人手的部分愈小，用以维持生产性人手的部分愈大，从而次年生产物亦必愈多，除了土地上天然生产的物品，一切产物都是生产性劳动的结果”^[45]。梁启超表述为，“斯密乃言曰：总一国之民，无论或劳力或不劳力，劳力矣。或生利或不生利，其待养于地之所产，民之所出，则均。顾一国岁殖，只有此数。惟其养徒食者数寡，然后赡能生者数多。赡能生者数多，而后国之所殖乃岁进。”（全集，第1002页）

（4）资本积累的理论。斯密特别强调积累的作用，认为积累是一国富饶的关键。而要进行积累，就必须把剩余生产物的一部分节约下来用以增加投资，否则，资本是不可能积累起来的。所以斯密非常重视节俭对积累的作用，反对奢侈和妄为。^[46]梁启超主要介绍了斯密对节俭和奢侈的论述：“斯密又以为，节俭者，增进国殖之泉源也”，“盖俭而后母增，母增而后勤者有所藉手而致力。以其有所致力，而勤民乃以日多。一国之产，由生转熟，而产业日赴繁荣”。而奢侈则是减少社会资本，“蚀者其母，遂并其所生之子而亡之”。所以，“奢也者，国民之仇讎也。俭也者，国民之父母也”。（全集，第1002页）

按照斯密的意见，为了增加国民财富，必须做到以下三点：“一、加强分工，二、增加资本的数量，三、改善资本的用途”。^[47]梁启超虽然没有作出这样的总结，但是基本上还是把握住斯密的思想逻辑。对于如何增加资本的数量，除了强调积累外，还介绍了借贷资本问题。（全集，第1002页）对于改善资本的用途，梁启超更作了认真的说明，“斯密又论用母财以生利者”，“因其所投之地、所择之业之不同”，“所增之物值，递有所异”。其中，“农利为最，工利次之，商贾之利又次之”。斯密的思想中的确“存在着重农学派思想的影响”，^[48]但把梁启超以此推论斯密把“富国必以农为第一义”，则是对斯密学说的曲解。

梁启超注意到《国富论》第一、二章的思想在斯密整个理论体系中的核心地位以及对经济学说的影响。认为“斯密关于普通生计学之意见”集中在前两编中，而且“后此所谓英国正宗派，皆祖述之，以为兹学之渊源”，而“近世诸国之学者，所引申，所论驳，亦皆以此为论理之中心”。因此，梁启超诚恳地希望国内“有志斯学者”，对上述内容能“寻绎而熟究之”。（全集，第1003页）

《原富》第三编，梁启超只是介绍了本编的主要议题，即斯密“专诇诸历史，以研究近世欧洲诸国民之产业组织，而叙述其发达之所由”，这种从历史的角度分析促进或阻碍国民财富发展的原因的方式是“斯密一特长”。（全集，第1003页）对于具体的内容未作介绍和评价。

对于《原富》第四编，梁启超不仅给予比较详细的介绍，而且根据自己的理解，以案语的形式，对斯密的学说进行了一定的发挥。

在《国富论》第四篇中，斯密探讨的是“不正确的政策和学说怎样妨碍国民财富的增长”，“他着重批判了重商主义政策，同时用一章的篇幅来评论重农主义体系”。^[49]梁启超在介绍这一篇的内容时，没有涉及重农主义问题，认为斯密在本章的宗旨是“专排斥重金主义，而发明国际通商真利之所存”。其中，前者涉及对重商主义（即严译“重金主义”）的批判，后者则是正面阐述国际通商的意义。

梁启超认为，“斯密学说之丕变一世，而影响于欧洲产业界之革命者，以此编为最。”主要原因在于斯密纠正了当时流行的重商主义的财富观，在他看来，财富与货币是两个截然不同的概念，“斯密乃详言财富与货币之为二物，其言曰：物品不转为货币，其用自存。货币不转为物品，其用斯废。故货币常有求于物品，而物品不必常有求于货币，其理甚明也”。“民之欲货币者，非欲货币，而欲其所能易之物也”。在这一点上，梁启超认为重商主义者还怀抱两个偏见：“其第一说，则谓金银无蚀毁之患，宝之累世，则国富无量也”。“其第二说，则谓一旦有事于境外，则军兴所需，全恃金银。积之于平时，夫然后临事乃可以无乏。”（全集，第1003页）梁启超在文章中详细引述了斯密对上述观点的批驳，树立起正确的国家财富理念。

梁启超提出，“当重商主义之盛行，学者以谓国际通商，其目的专在敛进金银”，在斯密的理论面前，这种说法“已无复存立之余地”。那么国际贸易的意义何在？梁启超介绍说“斯密以为大利有二：一曰出有余，二曰济不足。夫一国地方民功之所产而至于有余者，物虽供而莫之求也。故有余则无利。通商者致有余之产于方求之国，而鬻其最贵也。物有其不足者，有求而莫之供也。故不足则生郁，而事或不周，通商者致他所易供之货，以济吾土所不足，而买其最廉也。是故一交易之间，而其利并起。此斯密解释国际通商之定义，而一破数千年之迷梦者也”。（全集，第1004页）梁启超的这段话，实际上阐述了斯密的国际分工理论。需要指出的是，斯密的国际分工理论，虽然也涉及到国际贸易的优越性，即梁启超所讲的“大利”，但主要是解释国际分工的必要性，即“分工可以提高劳动生产率的原理，同样适用于国际间的区域性分工”。^[50]显然，梁启超并未了解斯密的这一理论的根本。至于国际贸易的“大利”，则是梁启超下面介绍的内容“斯密又曰：使两国通商，而其所易者，皆国中之所产，则两国交相利，而所利惟均也”。（全集，第1004页）国际贸易，对于参加贸易的双方国家都是有利的。那种“狭隘之商战主义，乃谓国不求利则已，苟其求之，必致损于他邦。一若尽力以便余国皆贫，而后吾富乃大成。此真大惑不解者也”。（全集，第1004页）斯密因此提倡自由贸易，反对贸易保护主义。在这里，梁启超肯定了斯密的贸易自由思想在世界经济发展中的作用，指出了自由贸易和国际分工理论反映了生产社会化超出一国范围而发展的必然趋势，亦即梁启超所解释的“生计无国界者也”。梁启超在案语中指出“二百年来，世界通商政策生一大革命，皆斯密氏之为之也”。（全集，1004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