众多周知，科学意义上的“社会主义经济学”是当代学者才提出的概念，主要任务是总结社会主义建设的经验，研究和探索社会主义的经济运行规律。而马克思的经济学主要是研究资本主义经济规律的科学，并没有对社会主义问题进行系统的探索，而只是指出了未来理想社会的主要特征。而马克思主义传入中国后，不仅梁启超把社会主义学说归结在“社会主义经济学”的门下，中国近代研究社会主义的思想家差不多在同时都提出了“社会主义经济学”的概念。把马克思的经济学理论与社会主义问题联系在一起，这是一个十分值得研究的问题。
在五四前把社会主义与中国问题结合起来，形成自己的政治主张的，孙中山也是一个有代表性的人物。鉴于国内对孙中山社会主义的研究已经形成了难以数计的研究成果，本文不拟再进行过多的评价。但孙中山在“社会主义经济学”问题上的思考，是值得学者们重视的新课题。1912年孙中山在上海中国社会党连续三天所做的《社会主义之派别及批评》[97]，集中反映了他在“社会主义经济学”问题上的思考。
按照孙中山的理解，社会主义“本我人类头脑中应具之思想”，西方最初的社会主义表现为主张“合贫富各有之资财而均分之”的“均产派”；东方的“井田”之制也可以视为“均产主义之滥觞”，但这些都不能成为科学。只有“德国马克斯者出，苦心孤诣，研究资本问题，垂三十年之久，著有资本论一书，发阐真理，不遗余力，而无条例之学说，遂成为有统系之学理；研究社会主义者，咸知多本”。为何社会主义研究要以经济学为依据？孙中山解释说，由于社会主义是为人类谋幸福的思想，“然为人类谋幸福，其着手之方法，将何自乎、自不得不溯人类致苦之原因。人类之社会，有疾苦幸福之不同，生计实为其主动力。人类之生活，亦莫不为生计所限制。是故生计完备，始可以生存，生计断绝，终归于淘汰。社会主义既欲谋人类之幸福，当先谋人类之生存。既欲谋人类之生存，当研究社会之经济。故社会主义者，一人类经济主义也。经济学者专从经济一方面着想，其学说已成为完全之学科；社会主义系从社会经济方面着想，欲从经济学之根本解决，以补救社会上之疾苦耳”。孙中山高度认可了马克思在经济学和社会主义领域的贡献，也把经济学与社会主义问题紧紧联系在一起，这也是他对“社会主义经济学”的基本思考。
那么如何用经济学的理论解决社会经济问题？孙中山在演讲中对经济学的学理进行了比较细致的分析。
他认为，虽然“经济学之概说，千端万绪，分类周详”，不过其核心内容“不外乎生产分配二事：生产即物产，及人工制品。而分配者即以所产之物，支配而供人之需也”。孙中山在演讲中，虽然也述及“土地”、“工人”和“资本”等生产的三要素及各要素间的关系，但核心部分则是论述分配问题。按照他的理解，人类社会何以出现“生产既多儿童社会反致贫困乎？其中原因，实由于生产分配之主适当耳”，“故根本解决，有不能不从分配上着手也”。
经济学中的分配，是指“以土地人工资本所生之产物，按土地人工资本之分量，配成定例。此定例之原理，为人类以来所固有，得经济学者昌明之，遂成铁案”。这种分配的定例，也就是以斯密为代表的古典经济学多倡导的，在“所生之产物中”，地主收取地租，资本家获得利润，工人得到了工资。这种表面上看似合理的分配方式随着机器大工业的使用而使社会呈现出不合理的现象。孙中山分析说，“当全用人工时代，其生产之结果，按经济学旧学说以分配，土地、人工、资本各得一分，尚不觉其弊害，”机器发明之后，犹仍按其比例，此最不适当之法也”，“生产物多，而工人所得之酬报少”，“贫富阶级日趋日远”。以英国为例，在生产所得中，“人工所得不及百分之十，而地租利息则百分之九十余也”，“生利之工人，则恒受饥寒，而分利之大地主及资本家，反优游自在，享社会无上之幸福，岂非不平之甚耶！”孙中山看到了资本主义社会随着生产力的巨大发展反而带来了社会的巨大不公平，也看到了这种不公平也“为一般学者所瞩目”，认识到古典经济学所“昌言经济学分配之法”的不合理性。于是一种新的经济理论开始出现。孙中山把现在经济学分为两派，以斯密为代表的属于“旧经济学派”；而马克思和亨利为代表的属于“新经济学派”。旧经济学派已经“浸浸现其不合公理之破绽”，社会主义学说应运而生，“依然独标一帜”。
孙中山认为，社会主义是一种“为多数工人谋其生存幸福”的理论，而社会主义要被世人所接受，“希望见诸实行”，也必须符合经济学的原理，尤其是要“根据经济学之分配问题而研究也”。这便是孙中山对“社会主义经济学”涵义的的基本界定，即“社会主义经济学”通过分配问题的研究是实现社会公平的学说，或者说是一种公平分配为中心的经济学。这种界定虽然与今天的“社会主义经济学”不同，也不符合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对象，但其合理性在于说明社会主义传入中国符合经济学的科学公理。
根据“社会主义之经济学公理”，“一则为土地归为公有，一则资本归为公有”。其中，马克思主张“资本公有”，亨利主张“土地公有”。而“亨氏与马氏二家之说，表面上似稍有不同之点，实则相互发明，当并存也”；二家的“主张虽各不相同，而其为社会大多数谋幸福者一也”。可以看出，在马克思与亨利之间，孙中山采取了明确的兼容的态度。那种认为孙中山主要服膺亨利而放弃马克思的观点，显然是难以让人信服的。
在具体的政策选择方面，孙中山也不是仅仅采取亨利的单一税政策，他所想从事的“社会主义经济政策”也是从资本和土地两个方面进行思考和探索。
首先是在资本方面，他认为“就今日世界现状观之，其资本生资最巨着，莫如铁道，美国铁道之资本金约一百八十万万，每年全国收入总数约十五万万，十二年之收入，即可收回成本，则十二年后之收入，尽为盈利，其利之厚，鲜有过于此者。鄙人对于铁道政策，研究有年，今拟筹集自己六十万万，建筑铁道二十万里，其资本较美三分之一，可保四五十年之久，每年可获利六万万”。虽然利润一致，但利润的所有者不同，“美国铁道全公司所有，即为少数资本家所有，故利皆为私人垄断。我国铁道，应提倡归为公有”。由此不难看出，孙中山建造铁道的宏伟计划，与他对马克思的经济学中对资本的分析有关，他所倡导的铁路国有政策试图避免资本主义私有制的不合理性。当然，这种思想与马克思的资本理论有较大差距，他所欲实施的铁路国有政策还只是一种“国家社会主义”政策，他在演讲中也谈到：“准国家社会主义，公有即为国有，国为民国，国有何异于民有？”
孙中山认为，在社会主义经济政策上，马克思与亨利各领一端。马克思侧重在资本方面，亨利在土地问题上更具主导性和引领作用。
在土地问题上，孙中山表现的更为乐观，因为土地带来的利润要更丰厚于铁道国有后的所得。学术界认为孙中山的社会主义来自是亨利的单一税的说法虽然不完备，也是有部分根据的，因为抓住了“孙中山所关注的能保证国家利润所得最大化、同时也是最能解决民生问题的土地问题”。如他所言，“资本问题之解决，进入解决土地问题，尤属易事”。
孙中山认为，“欲解决土地问题，我国今日正一极佳时期”，可以“趁此资本未发达，地价未增之时，先行解决，较之欧美其难易有未可同日以语”。那孙中山的推算，“美国纽约一城，地租收入每年至八万万之巨，惜均为地主所有，若其公有，则社会经济上必蒙其益”，“我国土地之大，物产之富，甲于全球，将来工商发达，交通便利，地租之收入，较纽约不啻几十万倍，则国家之富，可以立致”。以上海土地为例，上海土地“未开商埠以前，一亩之地不过五两，今则三四十万者又焉”。但以前的“万倍之利”，都属于地主所有。外国资本家竞相购买中国的土地，其秘密也在此。因此，孙中山强调：“我国以广大之土地，若无法支配，而废弃此社会生产之物，将必为外人所乘，而夺此土地生产之权矣。我人研究土地支配方法，即可得社会主义之神髓”。
孙中山的“社会主义经济学”从指导思想上是解决分配不公的问题，由于他掌握了经济学的学理和马克思社会主义的一些基本观点，所以他所论述的“分配问题”，实际是要解决生产要素中的“资本”和“土地”的支配权问题。即孙中山以分配问题入手，试图改变资本主义社会中生产资料私有制带来的社会不公问题。这种“国家社会主义”的思想，正如列宁在评价孙中山的土地纲领时所指出的那样，充满了“战斗的、真诚的民主主义精神”，“真挚地同情欧洲的社会主义，把它改造成为反动的理论，并根据这种‘防止’资本主义的反动理论制定纯粹资本主义的、十足资本主义的土地纲领！”[98]
与孙中山一样，中国资产阶级革命派理论家朱执信同样也指出了资本主义的制度性缺陷。认为，资本主义社会出现“社会贫富悬殊”的原因，在于“经济组织不完全”，主要表现为“放任竞争、绝对承认私有制”。但解决这一制度性矛盾的关键不过是限制和相对剩有私有财产制，也就是实行土地国有[99]。不过，从传播西方经济学的历史上，朱执信在他的《德意志社会革命家列传》中，在介绍马克思时，主要是从经济科学的意义上给予了肯定，并对马克思的剩余价值理论进行了通俗的介绍：“譬有人日勤十二小时，而其六小时之劳动已足以增物之价，如其所受之庸钱，余六时者直无报而程其功者也。反而观之，则资本家仅以劳动结果所增价之一部还与劳动者，而干没其余，标之曰‘利润’，株主辈分有之，是非实自劳动者所有中掠夺得之者耶。”所以，马克思“谓资本基于掠夺，以论今之资本，真无毫发之不当也”。[100]应该说，在当时中国资产阶级革命派理论家中，朱执信看到了资本主义的贫富悬殊的差距，也试图分析贫富悬殊差距的原因，也在一定程度上涉及到资本主义的所有制问题，也是一位最能可能从生产过程中分析资本主义剥削秘密的思想家。遗憾的是，朱执信只是导入了剩余价值理论所分析的一些现象，未能再深入了解马克思剩余价值的全部，因而也不可能分析世界资本主义的历史命运。全面介绍马克思剩余价值理论的任务，历史地落到了中国早期的马克思主义者身上。（详见本书第四章）
这里需要说明的是，在早期的马克思主义者中，作为最早传播马克思剩余价值理论的李大钊，在对马克思的经济学说的界定中，也一度使用了“社会主义经济学”的概念。不过，与孙中山的“社会主义经济学”相比，名称虽同，内涵殊异。李大钊认为，从“经济思想史上观察经济学的派别，可分为三大系”，即“个人主义经济学、社会主义经济学与人道主义经济学”“个人主义经济学，也可以叫作资本主义经济学”，“著《原富》的亚丹·斯密（Adam Smith）是这一系的鼻祖。亚丹·斯密以下，若马查士（Malthus）、李嘉图（Ricardo）、杰慕士·穆勒（James Mill）等，都属于这一系”。李大钊所说的个人主义经济学，也就是崇尚自由竞争的西方古典经济学，他们“把这一系的经济学发挥光大，就成了正系的经济学，普通称为正统学派”，“这个学派的根本思想是承认现在的经济组织为是，并且承认在此经济组织内，各个人利己的活动为是。他们以为现在的经济组织，就是个人营利主义的组织，是最巧最妙、最经济不过的组织。从生产一面讲，各人为自己的利益，自由以营经济的活动，自然努力以致自己的利益于最大的程度。其结果：社会全体的利益不期增而自增。譬如各人所有的资本，自然都知道把他由利益较少的事业，移到利益较多的事业上去。社会全体的资本，自然也都舍了那利益较少的事业，投到利益较多的事业上去。所以用不着什么政治家的干涉，自由竞争的结果，社会上资本的全量自然都利用到社会全体最有利的方面去。而事业家为使他自己的利益达于最大的程度，自然努力以使他自己制品全体的价增大，努力以求其商品全体的卖出额换回很多的价来。社会全体的富是积个人的富而成的。个人不断的为增加自己的富去努力，你这样做，他也这样做，那社会全体的富也不期增而日增了。再从消费一面讲，我们日用的一切物品，都不是在自己家内生产的，都是人家各自为营利、为商卖而生产的。自己要得一种物品：米、盐、酱、醋，乃至布匹、伞、屐、新闻、杂志之属，都不是空手向人家讨得来的。依今日的经济组织，都是各人把物卖钱，各人拿钱买货。各人按着自己最方便的法子去活动，比较着旁人为自己代谋代办，亲切的多，方便的多，经济的多。总而言之，他们对于今日以各人自由求各自利益为原则的经济组织，很满足，很以为妥当。他们主张维持他，不主张改造他。这是个人主义经济学。也就是以资本为本位，以资本家为本位的经济学”。在中国近代经济思想史上，李大钊是对古典经济学理论把握最准确的一位。他还指出，“个人主义经济学，有二个要点：其一是承认现在的经济组织为是；其二是承认在这经济组织内，各个人利己的活动为是。”而“社会主义经济学”与“人道主义经济学”要反对的也正是这两点。“人道主义经济学者以为无论经济组织改造到怎么好的地步，人心不改造仍是现在这样的贪私无厌，社会仍是没有改善的希望，于是否认经济上个人利己的活动，欲以爱他的动机代那利己的动机；不置重于经济组织改造的一方面，而置重于改造在那组织下活动的各个人的动机。”而“社会主义经济学者以为现代经济上、社会上发生了种种弊害，都是现在经济组织不良的缘故，经济组织一经改造，一切精神上的现象都跟着改造，于是否认现在的经济组织，而主张根本改造。人道主义经济学者持人心改造论，故其目的在道德的革命。社会主义经济学者持组织改造论，故其目的在社会的革命。”李大钊预测，“现在世界改造的机运，已经从俄、德诸国闪出了一道曙光。从前经济学的正统，是在个人主义。现在社会主义、人道主义的经济学，将要取此正统的位系，而代个人主义以起了”；“从前的经济学，是以资本为本位，以资本家为本位。以后的经济学，要以劳动为本位，以劳动者为本位了。这正是个人主义向社会主义、人道主义过渡的时代。”而“马克思是社会主义经济学的鼻祖，现在正是社会主义经济学改造世界的新纪元，“马克思主义”在经济思想史上的地位如何重要，也就可以知道了。因为“马氏才用科学的论式，把社会主义的经济组织的可能性与必然性，证明与从来的个人主义经济学截然分立，而别树一帜，社会主义经济学才成一个独立的系统”。[101]李大钊对个人主义经济学、人道主义经济学与社会主义经济学的分类未必恰当，但把马克思的经济学与科学社会主义相联系，形成了以“劳工为中心”的“社会主义经济学”的新概念，也为中国早期的马克思主义者从经济学的角度分析社会主义的必然性发挥了正确的导航作用。本书第四章将进行详细的分析。
注 释
[1]顾长声：《传教士与近代中国》，上海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38页。
[2]本部分资料转引自胡逢祥、张文建：《中国近代史学思潮与流派》，华东师大出版社1991年版，第151—152页、第170—171页、第150页。
[3]参见戈宝权：《经济学一名词之渊源及其意义之变迁》，《经济学季刊》第5卷，第3期。戴金珊：《试论西方经济学在中国的早期传播》，《世界经济文汇》1985年第4期。
[4]戴金珊：《试论西方经济学在中国的早期传播》，《世界经济文汇》1985年第4期。
[5]转引自戈宝权：《经济学一名词之渊源及其意义之变迁》，《经济学季刊》第5卷，第3期。
[6]许涤新主编：《政治经济学辞典》（中），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第386页。
[7]宋育仁：《礼俗》；陈忠倚：《皇朝经世文三编》第77卷，洋务九，第7页。
[8]叶世昌：《近代中国经济思想史》，上海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第154—155页。
[9]严复：《原富·译事例言》，商务印书馆1930年版，第9页。
[10]严复翻译的《原富》的英文底本是牛津大学1880年第二版，参见华东师大学报1985年第5期。
[11][12]侯厚吉、吴其敬：《中国近代经济思想史稿》第三册，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512页。
[13]同上，第212页。
[14]关于当时的社会反响，见俞政：《严译枙原富枛的社会反应》，收入王晓秋主编：《戊戌维新与近代中国的改革———戊戌维新一百周年国际学术讨论会论文集》，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0年版，第639—653页。
[15]王亚南：《改订译本序言》，《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卷首，商务印书馆1974年版，第7页。
[16]胡寄窗：《中国近代经济思想史大纲》，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4年版，第215—216页。
[17]胡寄窗：《中国近代经济思想史大纲》，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4年版，第216页。
[18]李喜所、元青：《梁启超传》，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182页。
[19]胡寄窗：《中国近代经济思想史大纲》，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4年版，第216页。
[20]梁启超：《生计学学说沿革小史》，《梁启超全集》第二册，北京出版社1999年版，第982页。（本部分下引此文只注“全集”和“页码”。）
[21]许涤新主编：《政治经济学辞典》（中），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第394页。
[22]《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56年版，第596页。
[23]亚当·斯密：《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下卷，商务印书馆1974年版，第1页。
[24]方崇注、尹伯成主编：《经济学说史教程》，复旦大学出版社，1989年，第72页。
[25]《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56年版，第13页。
[26]方崇注、尹伯成主编：《经济学说史教程》，复旦大学出版社，1989年版，第79页。
[27]方崇注、尹伯成主编：《经济学说史教程》，复旦大学出版社，1989年8月版，第81页。
[28]《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56年版，第138页。
[29]《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6卷，Ⅰ，人民出版社1973年版，第366页。
[30]《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6卷Ⅱ，人民出版社1973年版，第181页。
[31]鲁友章、李宗正主编：《经济学说史》（上册），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176页。
[32]方崇注、尹伯成主编：《经济学说史教程》，复旦大学出版社，1989年版，第100—101页。
[33][34]方崇注、尹伯成主编：《经济学说史教程》，复旦大学出版社，1989年版，第101页。
[35]鲁友章、李宗正主编：《经济学说史》（上册），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185页。
[36]亚当·斯密：《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上卷，商务印书馆1972年版，第25页。
[37]同上，第25页。
[38]同上，第26页。
[39][40]方崇注、尹伯成主编：《经济学说史教程》，复旦大学出版社，1989年版，第107页。
[41]亚当·斯密：《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上卷，商务印书馆1972年版，第73—74页。
[42]方崇注、尹伯成主编：《经济学说史教程》，复旦大学出版社，1989年版，第113页。
[43]鲁友章、李宗正主编：《经济学说史》（上册），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216页。
[44]方崇注、尹伯成主编；《经济学说史教程》，复旦大学出版社，1989年版，第113页。
[45]亚当·斯密：《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上册，商务印书馆1981年版，第304—305页。
[46]徐青英：《亚当·斯密经济伦理思想初探》，南京师范大学学报1998年第2期。
[47]鲁友章、李宗正主编：《经济学说史》（上册），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228—229页。
[48]同上，第211页。
[49]鲁友章、李宗正主编：《经济学说史》（上册），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168页。
[50]方崇注、尹伯成主编：《经济学说史教程》，复旦大学出版社，1989年版，第119页。
[51]严复：《原富》（一），商务印书馆1930年版，第22—23页按语。
[52]同上，第35—36页按语。
[53]《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人民出版社1975年版，第120—121页。
[54]叶世昌：《中国近代经济思想史》，上海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第216页。
[55]马克思：《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107页。
[56]叶世昌：《中国近代经济思想史》，上海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第216页。
[57]《梁启超全集》第四册，北京出版社1999年版，第1931页。
[58]《梁启超全集》第四册，北京出版社1999年版，第1968页。
[59]《梁启超全集》第三册，北京出版社1999年版，第1345页。
[60]目前，中国经济学界对劳动价值论和效用价值论有新的评价。1.张曙光（中国社会科学经济研究所研究员、博士生导师）在《天津社会科学》2000年第1期著文《经济学与人和人的经济活动———传统社会主义经济学的失误与根源》，认为马克思的劳动价值论和效用价值论都“有其科学的成分，也都有其片面性”，马克思的劳动价值论是一种“主观价值论”，效用价值论是一种“客观价值论”，“科学的价值理论也许是主客观相统一的价值论”。2.李松龄（湖南大学）在《经济学消息报》2000年10月13日发表的“丰裕性价值论与稀少性价值论”，称“任何一种价值观念的形成都有其一定的历史背景，丰裕性价值观念与稀少性价值观念的形成也不例外。劳动价值论被人们认为是一种丰裕性的价值论，劳动创造价值，同时也生产出使用价值：商品体。如果不考虑价值实现的问题，随着劳动的不断投入，价值能够通过积累不断丰裕的。使用价值因为是客观存在的商品体，没有随着量的丰裕而边际递减，随着量的稀少而边际递增的概念。”“效用价值论是一种稀少性价值论”。“实际上，人类社会既有丰裕性的一面，也有稀少性的一面。人们通过不断投入劳动，使物质财富变得越来越丰富，同时，他们又在不断创新，使新产品出现稀有性。”“西方经济学微观经济理论就是建立在效用价值论的基础之上的”。本书仍然以马克思的劳动价值论为准绳。
[61]《梁启超全集》第三册，北京出版社1999年版，第1344页。
[62]《梁启超全集》第四册，北京出版社1999年版，第1994页。
[63]《梁启超全集》第三册，北京出版社1999年版，第1731页。
[64]《梁启超全集》第五册，北京出版社1999年版，第2744页。
[65]《梁启超全集》第四册，北京出版社1999年版，第1914页。
[66]《梁启超全集》第二册，北京出版社1999年版，第1099页。
[67]《梁启超全集》第二册，北京出版社1999年版，第1099—1100页。
[68]《梁启超全集》第二册，北京出版社1999年版，第1100页。
[69]《梁启超全集》第二册，北京出版社1999年版，第1100页。
[70]同上，第1101页。
[71]同上，第1138页。
[72]《梁启超全集》第三册，北京出版社1999年版，第1382页。
[73]《梁启超全集》第二册，北京出版社1999年版，第1099页。
[74]以上引文部分均见梁启超：《20世纪之巨灵托拉斯》，《梁启超全集》第二册，北京出版社1999年版，第1105—1107页。
[75]梁启超使用的数据是一是美国劳佣局1899年对14家著名托拉斯的调查；二是佐治康顿博士《托拉斯及社会》中的统计表。详见梁启超：《20世纪之巨灵托拉斯》，《梁启超全集》第二册，北京出版社1999年版，第1110—1111页，兹不具引。
[76]以上引文部分均见梁启超：《20世纪之巨灵托拉斯》，《梁启超全集》第二册，北京出版社1999年版，第1108—1109页。
[77]《梁启超全集》第二册，北京出版社1999年版，第1137—1138页。
[78]《新大陆游记节录》，《梁启超全集》第二册，北京出版社1999年版，第1138页。
[79]夏国祥：《梁启超经济思想新论》，《财经研究》1998年第8期。
[80]《梁启超全集》第二册，北京出版社1999年版，第1112页。
[81]《梁启超全集》第二册，北京出版社1999年版，第1113页。
[82]董方奎：《梁启超社会主义观再认识》，《华中师范大学学报》1996年第5期。
[83]《梁启超全集》第二册，北京出版社1999年版，第1029页。
[84]《梁启超全集》第一册，北京出版社1999年版，第384页。
[85]同上，第392页。
[86]《梁启超全集》第二册，北京出版社1999年版，第1100页。
[87]蒋广学：《梁启超和中国古代学术的终结》，江苏教育出版社1998年版，第347—348页。
[88]《梁启超全集》第二册，北京出版社1999年版，第1110页。
[89]《梁启超选集》，上海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500—501页。
[90]《梁启超选集》，上海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500—501页。
[91]《梁启超全集》第三册，北京出版社1999年版，第1701页。
[92]《梁启超全集》第五册，北京出版社1999年版，第2984页。
[93]《梁启超全集》第五册，北京出版社1999年版，第2971页。
[94]同上，第3043—3044页。
[95]《梁启超全集》第五册，北京出版社1999年版，第3043页。
[96]同上，第3108页。
[97]孙中山：《社会主义之派别及批评———在上海中国社会党的演说》，《孙中山全集》第2卷，中华书局1982年版，第503—522页。本部分下引该文不再加注。
[98]《列宁全集》第21卷，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第427—430页。
[99]参见叶世昌：《近代中国经济思想史》，上海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第281—283页。
[100]《朱执信集》（上），中华书局1979年版，第17、20页。
[101]以上引文详见李大钊：《我的马克思主义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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