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陆学术界在相当长的时间里，以辛亥革命的结果来决断梁启超与革命党人论战的胜负。当代史学者从五四思想启蒙的角度重新肯定了梁启超思想的深远意义。其实，从经济思想的角度，梁启超始终坚持自己对中国采取社会主义经济政策的前提条件的认定。
辛亥革命前夕，对于晚清政府效法国家社会主义而采取的铁路国有政策，梁启超指出，“政策也者，从未有通于世界万国而绝对的可称为善良者也，亦在适不适而已。夫以中国之腐败官僚政治，断不能假其手以行国家社会之真精神，吾固言之矣，但此又勿具论。然谓今之中国，必须事事效法国家社会主义，吾亦未见其可也。彼欧人所以日提倡此主义者，盖彼自工业革命以来，一切事业，皆垄断于少数资本家之手，富者愈富，贫者愈贫，生计上之分配不均，即社会上之乱机时伏，彼之汲汲于此，非得已也。我则何有焉？商工业之幼稚如此，资本之涸竭如此，虽竭全力以保护企业家，犹惧其不能发荣滋长，况更裁抑之也”。在社会发展阶段不同的国家采取的经济政策自然也应该有所区别，“彼欧人经百年间奖励生产，至今日以生产过剩为患，其重要问题之移于分配，实发达之顺序宜然。今我国而欲效之，是犹闻有道术者能绝食飞升，而以未经修炼之人，漫然欲辟谷而行空也，其馁而踬焉必矣。是故今日之中国，必奖励企业为最要之政策，而铁路之自由商办，实为贯彻此政策之一手段”[29]。以西方国家由于资本的过度发达问题来取代本国资本过度不发达问题，完全是一种无的放矢或本末倒置的对策。
面对辛亥革命的成功，梁启超并没有放弃自己原有的经济分析。1913年，梁启超结束了15年的流亡生活，受北京商务总会的邀请，对世界经济大势和中国的经济政策，作了比较科学的说明。
首先，梁启超指出了经济竞争在国家竞争中的地位。他再次强调：“世界战争不一，有军事之战争，有学问之战争，有宗教之战争，而在今日尤为一国存亡之所关者，则莫如经济之战争”。昔日的军事战争与近日的经济战争的区别是明显的，“昔日之战争，其战斗员，为将为兵；战斗之器具，为枪为炮。而今日之战争，则战斗员为商为工，战斗之器具为机械，为各种货物矣。立国于世界之上，而能精练此等战斗员，修明此等战斗器具者，即足为世界第一等强国。设于此而处劣败之地位者，则其国必不能自存”。但经济战争的结果却值得人们高度的警觉，“现今经济战争之烈，顾不可惧耶，况兵战失败以后，十年生聚，十年教训，尚可恢复其元气，而经济战争失败以后，则永为他国经济势力所压倒，仅为其奴隶而无复兴之望矣。故世界大政治家所苦心焦虑者，莫不在筹划本国经济势力如何，而始能在世界上占优胜之地位也”[30]。
对于世界经济变动的原因，梁启超作出了深入的分析。他首先把经济的变动归结为产业革命，“百年来，世界经济之局面大变，推其变动之动机，今之历史家必公推英国之产业革命，盖考人类有史以来，革命之烈，实莫过于此者也”。而产业革命的推动力则来自两大元素，梁启超概括为“经济思想之变动”和“机械之发明”。从经济思想的层面看，“言当日经济思想之变动，其最显著者，若亚丹斯密氏之《原富》，玛耳塞斯之《人口论》，理卡特之《地租论》，皆扫除经济之旧思想，而开经济之潮流，使当日英国国民经济思想生一大变动者”。从机器的发明的角度观察，“言机械之发明，则人当莫不知瓦特之发明蒸汽机关，自此蒸汽机关发明以后，人遂以机器之力代人力，而工业界乃不得不生一大变动矣”。对于产业革命带动世界经济变动的必然性，梁启超分析说：“昔手工生产之业，穷日之力，至不能成一器，而机械生产之业，虽以数百马力之微，一日所成，亦千百倍于手工之生产。况机器生产之工业，非大资本不可，夫既具大资本则即有亏损，亦所不惧。譬如以数百万、数千万资本之大公司而亏损数十万者，实不足值为一谈，而数千元资本之手工业，则设有亏至数百元者，其元气已伤，不复能与他人竞争矣。且就生产之费用而言，其资本大者，生产费用必轻，资本小者，生产费用必大；生产费用轻者成本轻，生产费用大者成本大。成本大，则是手工生产更不能与机械生产相竞争矣。故自机械发明以后，旧日之工业，几为之破坏以尽，而当日英国国民大多数所受之苦痛，亦诚不可以言语形容者也。”[31]
资本主义工业革命的直接后果是带动世界的经济变革，梁启超具体以资本主义工业革命的发源地英国为例进一步说明：“当时英国国民，虽因产业革命而受莫大之苦痛，幸因此而获巨利者，亦为英国国民。且自机械发明、资本制度发达以后，英人乃得大输出其制造之物于外国，其所吸收外人之利益，足以补此苦痛而有余。盖在19世纪初，世界商业，几尽为英人所垄断矣。厥后各国受英人经济力之压迫，始如梦初醒，而有亡国之惧，竭其全力以谋抵制英人经济势力侵人之潮流，于是各国相继而有产业之革命，以改革其本国之工商业，而成今世经济界之新局面。”这样，世界变革的深层原因，还是根基于经济的原动力，“当时英国产业之能首先革新，以其经济势力侵迫全世界者，以英国政治现象独善于他国，人民始得安居乐业，以尽力于经济之发达耳。若夫他国，则当时因政治之不良，人民尚不得安居乐业，又安有能力以发达其经济事业？故当时各国虽受英国经济势力之侵迫，急谋所以抵御此潮流，而欲抵御此潮流，则非先改良政治不可，所以19世纪之初，各国莫不先经政治之革命，而后其产业始得革新也。是以论19世纪各国革命之原因。”英国以及世界其他国家的产业革命从“表面言之，固起因于政治，而自里面言之，则实在于经济上之原因。盖当日各国政治不良，阻抑人民经济之发达，设不先行改革政治，则人民几将困穷以死，而人民亦惟以图生计之改革，始出其死力以革新其本国之政治。简言之，19世纪各国政治之革命，究其原因，亦仍为经济之革命耳”[32]。梁启超在上文中把经济因素归结为政治现象的决定性变量，这样的分析符合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原理。
在世界经济进入帝国主义的时代，中国应该采取何种经济对策，这是梁启超与革命党人多次论战时阐述的话题。民国成立后，梁启超仍然一如既往地把发展民族资本与外国资本的竞争放在首要的位置上，“最近数十年，欧美各国各自发达其经济之势力，不仅足以抵御他国，且将转而为侵迫他人之计，以泄其国内经济膨涨之力。而中国以土地之广，人民之众，经济之能力又如是其薄弱，于是各国经济之势力，自一致趋迫我中国就我土地物产之广，利我人民力役之贱，以吸我中国之利益。数十年来所谓势力范围者，即各国经济之势力范围耳；所谓瓜分者，即各国经济之瓜分耳”[33]。
在北京商务总会的商业界名流面前，梁启超毫不隐讳地指出了中国民族资本在外国经济势力入侵面前暴露出的尴尬，“今人于数十年前中国经济情形，虽多未能深知，顾就父老所谈，纪载所述，则在数十年前，中国人民尚有安居乐业之概，若夫今日，则全国困穷，各业凋弊，人人有生计艰难之叹矣。我人曾亦知今日生计艰难之所由乎？是非世界无端而有变迁也，是乃各国之经济势力，侵人我中国之后，破减我中国之职业，吸尽我中国之利益故耳”。对于中国民族资本与发达国家资本之间的差距，梁启超从资本和生产工具等多个方面进行了比较和分析。以资本而言，“外国之公司资本，皆在数百万、数千万以上，我中国之商业，则数千数万之资本，已为大业，欲求一数十万资本之业，实寥寥不可多得”；以生产之器具而言，“外人动以数万马力一日可成货物无算之机器，为生产之器具，我中国则舍手工所用、简单粗朴之器具以外，尚有何种器具可名为生产之器具，是尚得与外人言竞争二字乎？”以货物而论，“外人所制造者，与中国所制造者相较，亦实有天壤之隔，此所以外人经济势力侵入我中国之后，我中国旧业几为之破坏尽也”。从产品的质量和国人的消费倾向来看，“鄙人今请略举一二事例言之，譬如钮扣，至微之一物也，以中国制造之不良，自外国钮扣输入以后，无论如何爱国之人，亦万不能舍外国钮扣不用，而用此形状丑陋质地不佳之中国钮扣矣。其大者，如布、如糖、如茶，两两相较，相去更远，我人又何能责人以爱国之思想，而劝其用中国之货物耶？”[34]总之，今日中国经济的主导产业，“实已为外国经济势力所压倒，无论何种职业，皆失其自存之力，非大为革新，以谋抵御此潮流，则全国人民，舍为外人苦力以外无他事可图也”。中国民族资本的竞争力和所处的地位是中国社会的变革首先要考虑的问题。
如果说在与革命党人的论战中梁启超更多的是反驳“社会革命”问题，民国后的梁启超更多的是直接触及“社会主义”的命题。社会主义在欧洲有其合理性的一面，“即以欧、美之经济现象言之，自产业革命以后，小富成为不富，不富流为穷人，中等之阶级日衰，无业之流民突增。吾人观其社会主义之发达，即可以知今日欧、美经济界之不平等矣”。但是，欧美国家的社会不平等与中国社会的贫富差距并不是同类项。在欧美国家，“贫富之差，皆起于本国之人、资本家与劳动者，同为一家弟兄，无外来经济势力之压迫，其资本家之富，是即其国力之富，而多数贫民，亦得以种种手段，要求分配之平等，尚不足深惧”。而在中国，“则资本家多为外人非我国人，资本家日多则我国家即日即于亡，可不惧哉？”因此，“我辈之主张，则谓今日当竭力提倡中国之资本家，发达其势力，以与外国之资本家相抵抗，庶我国之工商业，可以发达，而我国民尚有自立之地。若以外国有社会主义，我国亦不可不仿而行之，则合全国国民为外国资本家之牛马奴隶以外，又安有他种结果可言乎？”[35]
1919年梁启超到欧洲进行社会考察，亲眼目睹了战争后的欧洲各国“生计及财政的破产”，分析了欧洲社会革命和社会主义问题。对待社会主义的态度上，梁启超继续坚持“精神”与“方法”两分法的原则，即社会主义“精神是绝对要采用的，……至于实行方法，那就各国各时代种种不同”。“欧洲为什么有社会主义？是由工业革命孕育出来。因为工业组织发达得偏畸，愈发达愈生毒害，社会主义家想种种方法来矫正他，说得都是对症下药。在没有工业的中国，想要把他悉数搬来应用，流弊有无且不必管，却最苦的是搔不着痒处”。他举例说，“譬如要学他们结个工团和资本阶级对抗，就要先问国内是否有资本阶级，若没有便是无的放矢”。中国有没有资本家阶级？梁启超的回答是否定的。“军阀、官僚拥几百万家私算得资本阶级吗？……军阀官僚连抢带骗左手得来的钱，右手向不生产的方面尽情挥霍，配说资本家吗？至于有些正当商人，辛苦经营个把公司，正在和外货竞争，弄得焦头烂额，我们硬说他是资本阶级，施行总攻击，问良心其实不忍。又如马克思一派倡的生产机关国有论，在欧美岂非救时良药，若要搬到中国，就要先问什么是生产机关？我们国内有了不曾？就算有了罢，说要归到国家，我头一个就反对。你不看见铁路么，铁路国有权是欧美社会党最坚持的大问题，我们不是早办了吗。结果如何？在这种政治组织之下提倡集产，岂非杀羊豢虎”。[36]
不难看出，梁启超的社会主义观，是把社会主义的学理与中国社会主义的实践分为两个不同的论域，中国要解决的是前社会主义的问题，即民族资本的不发达问题。然而，中国的资本主义毕竟已存在和有了一定的发展，发达国家的资本主义出现的严重社会问题难道不值得中国人警惕并设法避免吗？梁启超也在不断调整自己对于中国发展资本主义的思考，并部分接受了社会主义的某些主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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