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欧游心影录节录》中可以感受到梁启超思想的某些变化。早在与革命党人的论战中，梁启超也曾表示中国不能“徒恃现在经济社会组织之差完善而遂以自安也。彼欧人所以致今日之恶现象者，其一固由彼旧社会所孕育，其二亦由彼政府误用学理放任而助长之。今我既具此天然之美质，复鉴彼百余年来之流弊，熟察其受病之源，博征其救治之法，采其可用者先事而施焉，则亦可以消患于未然，而复辙之轨，吾知免矣”[37]。但如何兼顾社会的分配问题，梁启超并未进行细致的分析。在《欧游心影录节录》中他说：“至于有的人说现在中国应注重的是生产问题不是分配问题，这句话我却不敢完全同意。我的主张是，一面用全力奖励生产，同时眼光并须顾及分配。”首先应注意的是，在“工业方当幼稚之时，萌蘖是摧残不得，煽动工人去和办工厂的作对，我认为等于自杀”，同时，“当工业发轫之初，便应计及将来发达以后生出何种影响”。梁启超认为，中国是现代化道路上的后进国，完全可以避免西方社会因经济不平等而带来的革命和动荡。此时的梁启超不再过多地强调牺牲工人阶级利益以换取大资本的集中和发展，而是主张“发挥资本和劳动的互助精神”。为此，他提出，“现在各国工厂所给工人的利益及方便，我们要调查详备，尽力尽施。一面还要国家从税则及其他种种立法上，力求分配趋于公平，同时生产组合、消费组合等项，最要极力提倡，令小资本家以至赤贫的工人，都得有正当防卫的武器。至于劳动者本身的自治精神，亦应在学校内、工厂内设法陶养，不论公共企业或私人企业，都得尽情发挥互助的精神”。梁启超乐观地指出，“这便是目前坦坦平平的一条大路”[38]。不难看出，在《欧游心影录节录》中，梁启超强调在国际间激烈竞争的条件下，中国应当全力扶持幼稚的民族工业的发展，同时他也开始思考社会发展中的公平问题，主张对小资本家和工人给予一定的保护。当然，梁启超绝非认为平等与效率同等重要，始终坚持以发展生产作为首要的准则。如何兼顾生产和平等的关系，让“下笔不能自休”的梁启超“始终在彷徨苦闷之中”。[39]经过两年多的思考，梁启超才在1921年的《复张东荪书论社会主义运动》一文中，比较全面地论述了他对社会主义的基本立场。
梁启超文章的立足点仍然是他的国情观，“吾以为中国今日之社会主义运动，有与欧美最不相同之一点焉”。“欧美目前最迫切之问题，在如何而能使多数之劳动者地位得以改善；中国目前最迫切之问题，在如何而能使多数之人民得以变为劳动者”[40]。“在欧美倡此主义，其旗帜极简单明了，亦曰无产阶级与有产抗争而已。中国则有业无业乃第一问题，而有产无产，转成第二问题。”有业与无业，有产与无产，绝不是一种文字的游戏，直接关系到对社会主义运动合理性的认识，“欧美忠实求业之人，略皆有得业之机会，但其操业所应得之利益，有一部分被人掠夺，社会主义运动，则谋所以抗正之恢复之，其事为适合于多数人地位上之要求，故对之能亲切而有味也。我国今日之大患，乃在全国人民什中八九欲求一职业以维持生命且不可得”。所以，欧洲合理的社会主义政策，在中国便失去了存在的依据，以“劳动者地位改善”为例，在欧美倡导劳动者地位的改善“则一针见血”，在中国言之，“则隔靴搔痒也”。中国的民众“求进一工厂，每日做十二点钟不停手之工，尚且费几许情面方能得之”，在这种情形下，如何以欧洲社会主义者的口号“汝何不加入‘八点钟同盟’”相号召呢？同样道理，“彼方踯蹰街市，无所栖托，今乃告之曰：‘汝宜要求加工价！’此真‘何不食肉糜’之类也”。所以，在欧洲要求社会平等的社会主义运动，在中国只能进行一种“使多数人取得劳动者地位为第一义”的“社会运动”（全集，第3329页）
对于中国劳动者地位的形成，梁启超继续高扬了他的民族主义纲领，认为中国劳动者失去了基本的劳动地位主要的原因还是外国资本主义的压迫，“质言之，则我国人之职业，直接为外国劳动阶级之所蚕食，而我国衣食之资，间接为外国资产阶级之所掠夺也。以最显著之事实言之，三十年前，食于丝者几何人？食于茶者几何人？食于土布者几何人？食于土糖者几何人？乃至食于制针、制钉者几何人？而今则皆何如者？”欧洲工业革命的结果虽然也使欧洲原有的手工业破产，“昔之恃手工业小商业自养之人，次第失职，驱而走集于都会工厂，变成仰佣钱为活之一阶级”，但这种失去原有职业的工人毕竟“犹有工厂可投，有佣钱可得，不过佣钱觳薄而已，生活不固定而已，劳力之结果被人掠夺一部分而已”。而在中国，“曾未梦见工业革命之作何状，而世界工业革命之祸殃，乃以我为最后之尾闾。畴昔食于土布者，今失业矣，能否在门治士达纺织厂佣得一辨尼？畴昔食于铁工者，今失业矣，能否在必珠卜铁厂佣得一仙？畴昔食于制糖者，今失业矣，能否在台湾糖厂佣得一钱？”由此也决定了中国劳动者与欧洲劳动者的地位上的三大差别：
第一，“外国资本家之对于其本国劳动者也，虽掠夺其劳力结果之一部分，然犹出其余沥以为河润，瘵焉而未至于死也。我国人则被其掠夺并余沥而不可得，乃扼吾吭而绝吾粒”。
第二，“外国之劳动者，欲恢复其被掠夺之部分，则直接向本国资本家算账而已。其在我国，则本国人尚不配作掠夺者，而须间接向外国资本家算账，倘终不能有向外国资本家算账之能力，则虽本国资产阶级永远不发生，而吾民之瘵而死者且日相望也”。
第三，“外国资本家，若悉数将其势力移植于我国之通商口岸乃至内地，以从事掠夺，则我之对付彼辈，可以全仿彼国劳动阶级对付彼辈之成法，毫无问题。今也不然，彼辈势力之移植，虽著著进行，然为势甚缓。以今日及最近之将来的情形而论，彼辈仍然是安坐伦敦、纽约、巴黎、大阪以择吾向而吸吾血，吾国之社会主义运动，无论若何猛烈，彼辈曾不感丝毫苦痛”。
另外，外国资本家还可以通过对殖民地国家的剥削来转嫁由于本国的社会主义运动带来的损失，“彼辈所最愿望者，则吾国长在此种不死不活之纷扰中，生产力日益涸竭，而人生必要之消费终不能免，我既无力自给，彼乃凭借旧势，益恣侵略，而彼辈在本国因受劳动阶级反对所生之损失，乃于我焉取偿。”如果中国一定要划分阶级，也不是本国资本家与本国工人阶级的对立，“所谓阶级者非自国内纵分，而自国际上横分，压制阶级掠夺阶级之大本营，在伦敦、纽约、巴黎、大阪诸地，而凡居于禹域二十一行省之人，皆被压制被掠夺之阶级也。”因此，在中国“对于外部压制者掠夺者丝毫不能抵抗，而惟内部之被压制被掠夺者互争锱铢之短长，终复何益！”（全集，第3329—3330页）
既然中国的社会主义的迫切问题是如何使“多数之人民得以变为劳动者”，怎样达到这样的目标呢？按照梁启超上面的分析，应该包括反对民族的压迫和进行经济竞争两大环节。在反对民族的压迫方面，梁启超并没有进行论述，他的注意力集中在民族自身的经济增长上，即“今日之中国而言社会主义运动，有一公例当严守焉。曰：在奖励生产的范围内，为分配平均之运动。若专注分配而忘却生产，则其运动可谓毫无意义。”（全集，第3330页）
梁启超的这一“公例”，兼顾了经济发展和社会平等的两大原则，也符合当代经济学家和社会学家的理论分析。但抽象的公理无法代替现实的追问，让梁启超苦苦思索的问题是如何兼顾生产和平等问题：
第一，“有何良法，一面能使极衰落极幼稚之生产事业可以苏生萌达，一面又防止资本阶级之发生”。
在上述问题上，将社会主义家所提出下面三种主要救济方法，梁启超都难以认同。
第一法，“将原有生产机关，由直接在该机关内服劳役之人共同管理也”。梁启超肯定了这种管理方法的出发点的正确，但“欲行此法，必先以国内有许多现成之生产机关为前提”。这种前提在中国是不存在的。“若如今日之中国，生产事业一无所有，虽欲交劳动者管理，试问将何物交去？若必勉强将国内现有区区百数十家之工业矿业所收容工人多则千数少则数十者，施行共管制度，无论各该业现役工人所得利益多少，且未敢言也，藉曰诚有利矣，然食其利者最多亦不过数万人，于全国数万万人失业救济之问题，丝毫无所补益，而固有之生产力，或因此大蒙打击，决非计之得也。故此法者，在他日生产事业相当的发展之后，容或有采择之余地，今日提倡，决非其时。”
第二法，“将生产事业归国家或地方经营也”。梁启超指出，在产业幼稚之国，这种经营方式可以借助政治的力量不断发达产业，不失为一种理想的经营方法，“然欲行此法，当先以政治上有完善可信任之组织为前提。若欲以行诸今日之中国，则国有铁路，即前事之师，有心人何忍更倡此论，为蠢国之徒资利用者？若曰：‘到社会革命之后，政治必清明。’此结论是否正确，非届时不能证明，藉曰正确矣，然当革命未成以前，是否应将生产问题全置不理？生产事业不发达，是否能有劳动阶级？无劳动阶级，是否能有真社会革命？然则谓俟社会革命政治清明后乃实行集产主义者，直陷于循环论理而已”。
第三法，“提倡各种协社组合以从事于互助的生产也”。梁启超肯定地说：“此法最中正无弊，无论随时皆可以实行，吾辈当以全力提倡，无待言矣。”但问题的关键是，“第一，吾辈以言论提倡，而事实之应现，能否如吾所期？第二，仅恃此一途，是否可以充生产发达之量，以完此‘救济失业国民’之责任？以吾所见，其在乡间与农业手工业等有关系之快社，成立发展，颇不易易。盖乡民最富于保守性，一制度之信受奉行，必费极长之时日也。至于消费协社，必在工业发达之都会，始能存在，质言之，则劳动阶级之产物也，劳动阶级未发生之国家，消费协社能否有发展之余地，吾殊不敢言。夫吾辈既从此为中正无弊之一法门，则宜勿问其集事之难易，与收效之迟速多寡，尽吾力以提倡之且实行之，固也，然断不能谓专恃此而遂可以达吾辈奖励生产之目的。盖吾辈在最近之将来，对于协社，无论若何提倡，若何实行，最多不过能增长生产力百分之一二，而我四万万同胞，受外国资本家之压迫而失业者，什九已相索于枯鱼之肆也。此三法者，前两法既非今日所可行，后一法虽可行，而收效甚缓。若是乎中国之生产事业，倘长此终古，斯亦已矣，若有一线之转机，则主其事者，什九仍属于‘将本求利’者流”。（全集，第3330—3331页）
梁启超这里所讲的“将本求利”者，就是中国的资本家阶级。如果依赖资本家阶级，“吾辈若祝祷彼辈之失败耶，则无异自咒诅本国之生产事业，以助外国资本家张目；若祝祷彼辈之成功耶，则是颂扬彼磨牙吮血之资本主义，与吾辈素心大相刺谬。以吾之愚蒙，对于此一问题利害冲突之两方面，积年交战于胸中而不能自决，有生之苦闷，莫过是矣”。由此，在兼顾生产和平等问题上，与上述矛盾相关的还有以下第二个问题。
第二，“今日为改造中国社会计，当努力防资本阶级之发生乎？抑借资本阶级以养成劳动阶级，为实行社会主义之预备乎？若采后一法，则现在及最近之将来，对于资本家，当采何种态度乎？”
按照梁启超的经济分析，欧洲工业革命后带来的社会贫富差距和社会的动荡，是一种畸形的经济发展的产物，合理的经济发展的路向应当是生产与平等的同步。中国既然是后现代的国家，自然可以走一条合理的发展道路，避免重蹈覆辙。至少可以根据西方发达国家已经开出的治病良药，“审择而采用焉，即可以使我将来之产业界，不致为畸形的发达，而现在欧美纠纷艰险之现象，可以不复发生于吾国也”。进入操作的层面，梁启超发现这种设想不过是种幻想，“吾辈先事预防之计划，或者在农业方面，犹有办法，然农民最富于保守性，欲倚之为改造社会之先驱，殆不可能。且在今日之世界，农业亦断不能离工商业而单独存在，则问题归宿到工商业。既归宿到工商业，则此种极可厌可憎之畸形的发展（即资劳两阶级对立，资本家掠夺劳动家剩余利益之恶现象），恐遂不可逃避”。问题是如何看待这种畸形的发展，表面上，梁启超表现出矛盾的心理：“此种畸形的发展，从一方面观察，虽极可厌憎；从他方面观察，又极可欢迎。”实际上，梁启超肯定的是“欢迎”的一面，“夫中国今日，不能不奖励生产事业以图救死，而生产事业，什中八九，不能不委诸‘将本求利’之资本家，前既言之矣。然则今后中国若有资本阶级出现，就令其掠夺行为与欧美资本家相等，或且更甚，然最少总有一部分，得丐其余沥以免死，其可欢迎者一矣。不特此也，以社会主义运动之立场而论，欲此主义之传播与实现，不能不以劳动阶级为运动之主体，劳动阶级不存在之国家，欲社会主义之实现，其道无由。而劳动阶级之发生，恒必与资本阶级相缘。故必有资本阶级，然后有劳动阶级，有劳动阶级，然后社会主义运动有所凭借。此其可欢迎者二矣”。（全集，第3331页）
“资本阶级，应专认为社会主义之敌耶？抑一方面应认为敌，一方面又应认为友耶？”“其界限遂纠纷而不易明”。虽然梁启超有这样的困惑，其实，梁启超对“敌”“友”关系的梳理还是清楚的，即“有不容忘记之一重要事实焉，曰劳动阶级发生，资本阶级亦必同时发生，二者殆如狼狈之相依而不可离。吾侪既希望吾国有真正之劳动阶级，而劳动阶级与资本阶级为孪生兄弟，若是乎，资本阶级所随带之罪恶，自必相缘而至”。（全集，第3332页）
正是有了这种区分，梁启超才富有针对性地提出了在中国实现发展与平等的宏观规划，即对于中国资本主义的发展以及可能出现的社会矛盾，不能采取“抗阻”和“旁观”的态度，只能采取“矫正态度与疏泄态度”。
所谓“矫正态度”，并不是否定资本家致富的合理性，梁启超肯定地说：“将来勃兴之资本家，若果能完其‘为本国增加生产力’之一大职务，能使多数游民得有职业，吾辈愿承认其在社会上有一部分功德，虽取偿较优，亦可容许。”但对资本家对财富的占有应有所矫正，“当设法使彼辈有深切著明之觉悟，知剩余利益，断不容全部掠夺，掠夺太过，必生反动，殊非彼辈之福；对于劳力者生计之培养，体力之爱惜，智识之给与，皆须十分注意”。“质言之，则务取劳资协调主义，使两阶级之距离不至太甚也”。至于矫正的手段，则是通过多种方式，“若政府的立法，若社会的监督，各因其力之所能及而已”。（全集，第3333页）
所谓“疏泄态度”，是指资源的分配问题，即不能形成单一的资本主义经济，“现在为振兴此垂毙之生产力起见，不能不属望于资本家，原属不得已之办法，却不能恃资本家为国中唯一之生产者，致生产与消费绝不相谋，酿成极端畸形之弊。故必同时有非资本主义的生产，以与资本主义的生产相为骈进。一面政治上若稍有转机，则国家公营地方公营之事业，便当划出范围，在人民严密监督之下，渐图举办。一面各种协社，须极力提倡，以传教的精神策进之，但使能得数处办有成效，将来自可联合扩充。倘能令生产的中坚力，渐渐由公司之手以移于协社之手，则健实之经济社会，亦可以成立矣”。（全集，第3333页）梁启超关于非资本主义与资本主义并立发展并最终使非资本主义成为生产“中坚力”的思想，无疑是对社会主义学说的借鉴。
发展生产与实现社会的平等不是仅靠资本家阶级来完成的，还要依靠中国劳动者阶级自身的努力。如前所叙，梁启超固然不赞成现在进行的社会主义运动尤其是无工会组织的社会主义运动，但没有否认社会主义运动的积极意义，“吾辈既属望劳动阶级为将来改造社会之主体，则现在向此方面下功夫，实万不容缓，不能以其人数之尚少而漠视之。下功夫之法，则第一灌输以相当之智识，第二助长其组织力。先向彼辈切身利害之事入手，劝其办一两件，（如疾病保险之类）办有成效，彼辈自感觉相扶相助之有实益，感觉有团体的好处，则真正之工会，可以成立。一处成立，他处仿行，次第联合提携，以产出全国总工会，然后将来之劳动阶级得有中枢，而一切运动乃有所凭借也”。无组织的运动得不偿失，“工人既无团中公积以供罢工时之宿粮，相持不一二日而其群涣矣。若是则运动一度，必失败一度，而其力亦削一度，其气亦馁一度，此自杀政策也”。所以，“我辈今日对于劳动阶级之态度，当以促成工会为第一义。必有组织完善之工会，然后可以言作战，而战之胜败，则视工会力量之强弱为断。须知吾国劳动阶级将来之敌手，非中国之资本家也。中国资本家区区鸡肋，抑何足以当尊拳？”梁启超提出了一个大胆的假设：“吾确信在稍远之将来，必有全世界资本家以中国为逋逃薮之一日，中国劳动阶级最后之战胜，即为全世界资本主义根株断灭，全世界互助社会根本确立之时”。这实际上是把世界社会主义革命的中心移向了中国，“我国劳动阶级既负此绝大责任，则所以培植之者安得不预，而所以爱护之者安得不勤？又须知我国人组织能力本甚薄弱，工会组织，又属难中之难，在今日而言工会，只能谓之在胎教时代，并呱呱坠地之声且未闻也。如何而使之产生？如何而使之能育成不致殇夭？如何而使之能自动以负荷责任？此真今日社会主义运动家所当寤寐思服者也。吾以为吾辈宜集中精力以成就此著，此著若就，以后无事不办。若以无组织之群众，作无气力之运动，是犹责胎儿以杀敌致果，其必无幸矣！”根据以上事理，梁启超总结了实现发展与平等同步的三条方针：“对于资本家采矫正态度，先在劳资协调的状况之下，徐图健实的发展”；“极力提倡协社，使全国生产之中枢，渐移归公众之手”；“谋劳动团体之产生发育强立，以为对全世界资本阶级最后决胜之准备。”（全集，第3332—3334页）
这样，进入20世纪20年代，梁启超把“发展”与“平等”作为社会发展的重要议题进行了集中深入的思考，形成了独特的发展观，并坚信中国未来社会经济的变动，应该遵循以下规则：
“经济改造，在使人人由劳动而得生存权为最低限度，同时对于自由竞争定有最高度之制限，则去其过甚之两端，既不抹杀智能之高下，复不致有生计压迫之现象。”
“社会生计上之不平，实为争乱衰弱之源，故主张对于土地及其他生产机关，宜力求分配平均之法。”
“生产事业不发达，民族无以自存，故主张一面注重分配，一面仍力求不萎缩生产力且加增之。”
“劳作神圣为世界不可磨灭之公理，故主张国民有劳作之义务。”[41]
面对西方社会发展中的贫富矛盾和日益澎湃的社会主义思潮，中国近代不少思想家都在思索未来社会的历史走向。梁启超注重的是在严峻的帝国主义经济侵略的形势下，中国的出路首先是培植足以和外资抗衡的大资本企业，这反映了他主张发展民族经济的良好愿望。在民族资本主义开始起步时，主张建立民族资本主义经济体系，发展以科学技术为先导的大机器工业，建立民族资本企业的联合组织，形成中国的企业家群体，壮大民族资本的力量。所有这些论述，在近代思想史上都有其积极的意义。通过民族资本应对世界资本主义进行经济战争，通过发展中国工人阶级的组织以形成健康的社会经济，这些思想无论是从政治上还是从历史的进步性上，都是值得肯定的。
梁启超以国情为坐标来取舍西方的经济理论（包括社会主义学说），在方法论是无可挑剔的。罗检秋结合中国的现代化方案，高度评价了梁启超的这种选择模式。他说：“如同梁启超的整个现代化思想一样，其‘社会主义’见解始终没有忽视中国国情，没有与中国文化传统对立起来。作为一位思想巨子，梁启超对中国现代化的运思独具个性。……人们总是将学习外国当作现代化的惟一出路。欧美化、苏俄化在第三世界遍地开花，不少国家为此付出了沉重的代价。20世纪中国的现代化探索中，人们先是将现代化等同于西化，后是将苏俄式的‘社会主义’作为唯一出路。结果，现代化进程却步履蹒跚。不过，在西化、俄化的主流意识之外，也曾出现过特立独行的思想家，如梁启超。他们较早地走出了西化或俄化的思想怪圈，探索了中国式的现代化道路。”[42]
当然，对西方的经济理论进行正确的选择还必须有两个前提条件：一是对西方经济理论有正确的理解。二是对中国国情有正确的把握。从中国近代西方经济学传播的历史来看，西方经济学说只是到戊戌变法后才由严复、梁启超等开始介绍到中国，要在这样短的时间内正确地掌握西方经济理论是不现实的。梁启超更是主要依据来自日本的经济学书籍，加上自己对经济学缺少系统深入的研究，因而对西方经济学的理解有许多是片面的，甚至是错误的。这里需要说明的是，马克思主义的经济学说是一个复杂的体系，即使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后，国人才懂得应该如何学习和掌握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说。甚至直到今天，国内的经济学者还在不断学习和研究马克思主义的经济思想。梁启超的贡献在于看到了社会主义在未来的历史走向，我们无法苛求他对社会主义的经济学说作出科学的解释。
在对中国国情的把握上，梁启超分析了中国社会的特殊性，注意了中国社会与欧洲社会的不同特点，这固然有其可取的一面。但他否认中国社会存在着阶级和阶级的对立，并进而否认中国进行社会革命和社会主义运动，这又反映出他对中国国情认识上的缺陷。
历史把“西方经济学与中国国情相结合”的命题留给了后人。针对中国思想界片面接受西方经济思想的状况，早在20世纪30年代，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王亚南就发出了建立中国经济学学派的呼吁，[43]新时期的中国经济学家也在思考如何使中国经济学走向“世界化”和“本土化”。[44]回眸历史，梁启超“西方经济思想与中国实际相结合”的思想愈发显得弥足珍贵。
注 释
[1]《梁启超全集》第三册，北京出版社1999年版，第1701页。
[2]《梁启超全集》第四册，北京出版社1999年版，第2122页。
[3]《梁启超选集》，上海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552页。
[4]《梁启超全集》第二册，北京出版社1999年版，第1000页。
[5]《梁启超全集》第三册，北京出版社1999年版，第1867—1868页。
[6]傅殷才、颜鹏飞：《自由经营还是国家干预——西方两大经济思潮概论》，经济科学出版社1995年版，第2—3页。
[7]傅殷才、颜鹏飞：《自由经营还是国家干预——西方两大经济思潮概论》，经济科学出版社1995年版，第2页。
[8]同上，第453页。
[9]《梁启超全集》第二册，北京出版社1999年版，第519页。
[10]同上，第523页。
[11]《梁启超全集》第二册，北京出版社1999年版，第1100页。
[12]李喜所、元青：《梁启超传》，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183页。
[13]《梁启超全集》第四册，北京出版社1999年版，第2492页。
[14]《梁启超全集》第二册，北京出版社1999年版，第1099页。
[15]傅殷才、颜鹏飞：《自由经营还是国家干预——西方两大经济思潮概论》，经济科学出版社1995年版，第2页。
[16]《梁启超全集》第二册，北京出版社1999年版，第993页。
[17]《梁启超全集》第二册，北京出版社1999年版，第1000页。
[18]《梁启超全集》第四册，北京出版社1999年版，第2492页。
[19]宋文明：《梁启超的思想》，台湾水牛出版社1991年版，第99页。
[20]《梁启超选集》，上海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498页。
[21]《梁启超选集》，上海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501—502页。
[22]梁启超对贵族社会的分析可考证详见《中国文化史》，《梁启超全集》第九册，北京出版社1999年版，第5090页。
[23]《梁启超选集》，上海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502—503页。
[24]《梁启超选集》，上海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504—505页。
[25]同上，第507页。
[26]《梁启超选集》，上海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506—507页。
[27]同上，第507页。
[28]同上，第512页。
[29]《梁启超全集》第四册，北京出版社1999年版，第2374页。
[30]《梁启超全集》第四册，北京出版社1999年版，第2520页。
[31]《梁启超全集》第四册，北京出版社1999年版，第2520页。
[32]同上，第2521页。
[33][34]《梁启超全集》第四册，北京出版社1999年版，第2521页。
[35]《梁启超全集》第四册，北京出版社1999年版，第2521页。
[36]《梁启超全集》第五册，北京出版社1999年版，第2984页。
[37]《梁启超选集》，上海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507页。
[38]《梁启超全集》第五册，北京出版社1999年版，第2984—2985页。
[39]《梁启超全集》第六册，北京出版社1999年版，第3329页。
[40]梁启超：《复张东荪书论社会主义运动》，《梁启超全集》第六册，北京出版社1999年版，第3329页。（本部分下引此文只注“全集”和“页码”。）
[41]《梁启超选集》，上海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746—747页。
[42]罗检秋：《新会梁氏梁启超的家族的文化史》，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151页。
[43]王亚南：《中国经济原论》，广东经济出版社2000年版，第343页。
[44]参见张曙光：《立足本土，走向世界》。收入北京天则经济研究所编的《1998—中国经济学》，上海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第6—3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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