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与需要

下　部　文化背景下中西男女自杀比率错位现象分析①

自杀是一种利用公开或者隐秘的手段，结束自己生命的自残行为。人为什么会选择自杀结束个人的生命，外部原因是当事人感到生活不幸福或者痛苦，而幸福感与文化、需要、教育几个因素之间都存在密切的关系，所以，首先要讨论文化、需要、教育和幸福感等几个因素之间的关系问题，接下来再分析中西方文化的差异是如何影响男女幸福感的，以及讨论中西方男女自杀比率错位的现实和调适策略问题。

一、文化与需要、幸福的关系

文化是指一个国家或者民族的历史、地理、风土人情、传统习俗、生活方式、文学艺术、行为规范、思维方式、价值观念等内容的结合物。从其来源上可以分为物质文化、精神文化和制度文化。文化对于人们的需要与幸福观的形成，都产生着全面而深刻的影响，个体人生观、世界观和价值观都是一定文化背景下的综合体。

需要，是人对一定事物依赖和需求的表现，从其来源上分为物质需要和精神需要两种。物质需要主要指人对吃、穿、住、行、用等方面的物质生活资料的需要；精神需要主要指人对科技、艺术、宗教以及情感等方面的精神生活的需要。马克思恩格斯把人的需要划分为生存需要、享受需要、发展需要三种。美国心理学家马斯洛把人的需要分为五种：生理的需要，安全的需要，爱和归属的需要，尊重的需要，自我实现的需要。无论如何，文化和需要之间都存在着密切的关系。

首先，需要是一定文化类型和条件下的需要，人们对于物质文化和精神文化的需要是不同的，同时，满足同种需要所采取的方式方法与手段也是不同的，发达地区人们的精神需要的满足，可以通过到公共图书馆和阅览室去阅读来实现，落后地区的人们的精神文化生活的满足，只能通过个人购买书籍、报纸、杂志进行阅读或收看电视电影等方式来实现。因此，就出现了满足某些人的文化需要，从而产生幸福感和因不能满足某些人的文化需要而产生不幸福感的差异。

其次，文化既是需要的形式，也是需要的内容。而被需要的文化并得到了满足，一定和幸福感联系在一起，不被需要的文化却必须要接受和购买，一定和不幸福感相联系。

再次，文化是需要的源头，需要是文化的一种结果追求和价值尺度。

最后，需要会随着文化的发展变化而发展变化。所以，文化、需要与幸福三者之间密切相连，人有多少种需要，就可能有多少种幸福观。

幸福，就是外界条件是否满足个体需要的一种心理感受。幸福观一般有三种主要类型：一种是以他人和社会利益为重，追求人生价值实现的崇高的幸福观，这种幸福观是始终代表社会发展方向的主流意识，值得人类推崇和倡导；另一种是主张“人人为我，我为人人”的幸福观，虽算不上不高尚，但具有普遍性，是为社会多数人所认可的幸福观；还有就是诸如“人不为己，天诛地灭”的幸福观，因其自私自利性，是为人类社会日益文明进步所不耻并被逐步淡化和淘汰的观点。

文化、需要和幸福都与教育之间存在密切的关系，其中，文化和教育之间的关系是四个因素的主要矛盾关系。如果需要得到满足，要使个体产生幸福感，进行教育引导就可以达成。因此，教育是产生幸福感的重要条件；因为，说到底幸福是个体的一种主观感受，是通过教育可以转化成人为控制的。教育也是产生幸福感的基本条件，因为有多少种文化满足需要的形式，就有多少种幸福观。

教育和文化之间存在着什么样的关系呢?通过教育可以引导人们的人生观、世界观和价值观方向，并在其内容中留下深深的烙印，文化与教育是实体与工具的关系，文化作为一种客观存在的实体，是通过教育而得以广泛传播的，离开了教育，文化就失去了世代延续的基础。同时，教育是一种文化现象，是文化的一个亚单元，是一个真实的文化实体或文化类型，文化与教育之间是一种整体与部分的关系。而且，无论是哪一种文化，都是为一定群体所共同拥有的，是群体和个体交流和传承的平台，通过教育的解读使人们在理解中促使文化得到丰富和发展。文化和教育之间也是文本与解读的关系。正因为文化和教育之间存在着如此密切的关系，一定文化背景下的人们，在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及婚恋观等因素综合而成的幸福观参照标准，有着很大的一致性。相反，不同文化背景下的人们的幸福观，则有着很大的差异。而不幸福是导致个体自杀的内在动机。东西方文化是如何影响男女两性的幸福观的呢?

二、中西方文化对于男女个体的不同影响

（一）性别文化不同

中西方男女性别文化不同，中方偏向内敛，西方偏向开放。中方的女性身上表现的这种特点更突出。孔子的儒家思想是中国传统文化的核心思想，集中在评价男女两性价值方面的观点有——孔子说过，“唯女子和小人为难养也”；同时，《孟子》中也有一句话，“食色，性也”。但是，在中国人的公众语言里，向来是羞于谈“性”的，否则，便会被公众道德所谴责和为群众所不容。学校里的生理卫生课程，涉及男女的生理特征部分内容，老师总是让同学们自学。性学研究专家和研究课题都是很少的。中国奴隶社会和封建社会时期，女性都被排除在受教育的学校大门之外，“女子无才便是德”为女性免受教育找到了合理的理论根据。她们被迫接受着“三从四德”思想中的在家从父、父丧从兄、出嫁从夫的封建伦理思想，有的被迫做了“童养媳”，操持家务、耕种田地；大户人家的孩子缠足之后不出三门四户，在家学习女工，个别家庭注意培养女孩琴棋书画的才能。在家庭的男女权利上，丈夫可以妻妾成群，妻子只能终身相守，即使丈夫去世也只能认命“嫁鸡随鸡，嫁狗随狗”而不得改嫁，否则即属于大逆不道遭受惩罚。在中国古代多少文学著作里，有带头遵守封建礼教和族规、家规的模范母亲形象，她们是奴隶社会和封建社会时期的道德化身，对其他女性行使着男权制度下制定的规章制度的弹性管理权力，以惩罚追求自由和个人幸福生活的其他女性；违背封建礼教的反叛者，她们或者被逼剥夺名分，或者被以异化的形象而被剥夺精神待遇，或者被处死。在一些文艺作品中，各种神话与传说的女性形象再造，大多是一个个尖锐的对立的矛盾个体。她们既是众生之源，又是毁灭之根；既是善良的体现，又是邪恶的化身；既是美丽纯洁的天使，又是堕落诱惑的魔鬼；既是光明的使者，又是黑暗的力量；既是真理、坚贞的象征，又是欺骗、虚伪的载体；既是受崇拜的道德的化身，又是被贬斥的祸水；时而被神化，时而被妖化。男人们用世界上最美好的语言献给女性，同时，又将最肮脏的精神污水泼在她们身上。这其中蕴含了性别不平等的文化糟粕。

现代社会，随着世界女权主义运动的推进，男女平权思想越来越高涨、女性在社会舞台和家庭生活中的作用与价值日益凸显出来，对于女性的性别特征及其合理的工作条件与待遇的理解，越来越多的男性有了认同。歧视女性的现象逐渐淡化。可是，当男性和女性站在同一个标尺面前时，“三从四德”“男尊女卑”的思想时不时露出的阴森的面目，和改革开放理念之间那种二律背反的现实，让许多的女性在生活的阴影中喘不过气来，她们困惑于传统文化的榜样赞美和被思想解放、金钱至上经济搏击的夹缝之中，甚至个人的思想被迫扭曲，个人的权益被政治阶层的某些消极理念与力量所剥夺，看看每年全世界各国的妇女儿童遭受绑架杀害的案例，就能明白这一点。如果容忍个别人随意地无理地剥夺另一个人的权利，这个社会的不公平和公民的安全焦虑感将不断上升，这个社会的运行机理有一部分是病态运转的和处于混乱状态的，比如战争时期，若长此以往将后患无穷。即是说，新中国的妇女革命的成果也透视出这种特点。妇女们获得了更大的平等权和自由空间的同时，依然摆脱不掉来自社会、家庭、工作单位、亲人和其他人一些不合理的误解，并受到社会上一些人不应该有的歧视的不公平待遇。傅立叶（Fourier）认为，女性解放的关键在于意志自由、婚姻自由和政治自由。倍倍尔（Bebel）的研究则表明，女性在人类早期社会中的崇高地位与其知识和预见能力有密切关系。而目前的女性教育却存在着许多问题。

1．女性文盲、半文盲比例较高

据1990年第四次人口普查资料分析，全国12岁及12岁以上和15岁以上女性人口的文盲比率为30．23%和32%（此两个年龄段的男性文盲比率分别为12．4%和13．01%）。2000年人口普查资料表明，全国15岁及15岁以上的文盲人口总数为86992069人，其中女性人口为63204457人，占文盲总数的72．66%。

2．女童入学率低于男童，辍学率高于男童

2000年第五次全国人口普查资料表明，全国10～14岁学龄儿童，未上过学的有94万人（分布于乡村），其中男童38万人，女童56万人。

3．女性中高学历者比例低于男性，平均受教育年限低于男性

第五次全国人口普查资料显示，2000年，全国具有大学本科文化程度的人口共有1415万人，其中男性为921万人，女性为494万人；女性具有大学本科文化程度的人口仅占总数的34．9%，女性人口集中在低文化层。2000年，全国具有研究生文化程度的人口为88．4万人，其中男性为61．7万人，女性为26．7万人，女性占总数的30．2%。另外，女性参与教育行政、担任学术职务和职称的比例偏低；在教育过程和校验结果上，也存在女性受到不公平待遇的表现。

由于以上的多种原因，女性中一些人带着不应该有的精神压力和愤怒、怨恨、悲观失望等心理问题，却又要遵守劳动规则，面带微笑和工作对象打交道，不得不戴着面具工作，但是当她们忍无可忍时便爆发了或怨天尤人，或自伤，或伤人的行为；有的女性反抗、奔走呼吁，如果一切努力都无济于事时，她们失望、愤怒，也许与前面的隐忍性人格之个体的最后反应一样，本应由此而更有保障的女性生命却被轻易抛弃，使生命价值失落……中国的女性自杀比率高于男性，农村妇女的自杀率高于男子，这是中西方在人类个体危机事件中不同的一点。在自由、平等等重要价值得到实现的同时，被批判为压迫个体自由发展的等级制度、性别歧视现象依然很严重，女性个人的自由和尊严理念、人格平等理念，在男权文化和男女等级文化，传统文化礼教与社会进步，思想解放的道德伪善面前，被击得粉碎。这些成为加之于女性身上特别是农村女性身上的压力之源。女性的生存空间和对于生存权益的争取要比男性狭小和艰难得多。

但是，和物质利益相关的或因追求异性而引发的三角恋爱、失恋，因男女矛盾引发的杀人犯罪等案件，是非常多的，其最终的受害者多是女性。在社会机制的正常状态下，女性就要比男性面临更多的生存压力与困境，动乱年代就更不用说了。

（二）对生活方式的评价标准和舆论监督不同

社会道德对男女个体生活方式的评价标准和舆论监督不同。对男性宽容，对女性严厉苛刻，凡是涉及三角恋爱、失恋，以及因男女矛盾引发杀人犯罪等案件中，引发问题的主动角色一定是男性，相反，受到社会舆论谴责的一定是女性，这是男性话语权和粗暴力量对于女性所带来的不公平待遇。中国理论界、教育界在人性问题上的思想解放程度越来越大，问题也越来越多，女性面临的压力与精神负担也更多。笔者曾就一些社会生活重大事件，设计了一份问卷调查表，调查人们对于男性和女性的不同认识态度。调查问卷共设计了24道题，发出问卷44份，收回有效问卷44份。对于“从整个人群智力状况分布来看，智商高的是男性还是女性?”这个问题，选择男性智商高者有35人，选择女性智商高者为7人；当问到“受传统价值观影响大的是男性还是女性?”这一问题时，选择女性者26人；当问到“受现代价值观影响大的是男性还是女性?”这一问题时，选择男女对等者19人；当问到“你认为经济收入较高的是男性还是女性?”这一问题时，选择男性较高者22人；当问到“你认为社会地位较高的是男性还是女性?”这一问题时，选择男性较高者25人；等等。这种问卷调查是一种理论联系实际的比较好的研究方法。

根据问卷调查可得出如下结论：在中国，在评价男女两性的社会地位时，总的趋向是男性社会地位高，女性社会地位低。将女性置于这样的地位，是影响女性幸福感的主要条件。我们不是盲目地不服气，只是想站在公平的角度分析一下这些被调查的因素与现实状况。先从有关“智商”的问题分析起。

“智商”，是评价一个人基本素质中的核心成分，它是一个人注意能力、观察能力、记忆能力、思维能力、想象能力等多种能力的综合。从调查问卷中已经看到，许多人认为女性智商低于男性，意味着在涉及“智商”的一些工作中，人们在潜意识中的性别偏见，导致了女性在劳动力市场上的不公平待遇，裁剪人员时裁剪的女工多男工少，在社会上，下岗女工的再就业机会明显少于男性，这是使许多女性丧失一些工作机会和得到高薪报酬待遇机会少的深层社会原因。许多工作单位在招聘人才时，公开注明一个符合要件——男性。

“情商”只是近些年才研究的一个概念，在传统的心理学教育科学词条里没有这个概念；而且，它不是一个能够概括人的所有能力的，能够与“智商”画等号的一个概念，在此不再做过多分析。

在“经济收入”问题上，一般情况下，工作责任与待遇报酬是统一在任何一份工作之中的，这是一种情况；另一种情况，经济收入是和工作性质有着密切的关系的，工农商学兵等不同工种，工资收入从高到低的顺序依次为：军人、商人（大体分为以经营脑力劳动为主的产品和以体力劳动为主的产品两大类）、教师、公务员（包含公安干警）、工人、农民，这种观点笔者感觉有很大的合理性。军人中男性占大多数，是绝对的；商人中也许女性还要多一些，其中，以经营高精尖技术开发和产品营销为主的脑力劳动商业者，男性居多；教师队伍中女性数量多于男性；工人和农民的队伍中男女参半。因此，笼统地得出男性经济收入高于女性的结论是不合理、不科学的。

而在男女两性不同的“传统价值观”和“现代价值观”趋向问题上，能够印证传统的男女社会分工及其社会价值观的理论合法性和实践状况。调查结果显示，“女性受传统价值观影响大”，即认可传统的男女社会分工及其不同社会价值——男尊女卑、男强女弱（受保护角色）的社会合法性。性别角色固定化，认为女性仅能从事适合其身份的工作，如家庭保姆、售货员、护士等，这些工作具有服务型和辅助性功能，是家庭工作角色的延伸，收入偏低，在社会上的受尊重程度较低，所以，愿意从事者少，多数人都是无奈而为之。据山东省潍坊市家政公司反映，钟点工空缺成为一大难题。许多情况下，男性自认为自己要比女性更有潜质和能力做好面前的工作，而一些女性认为别的女性或者自己在一些重要工作中所带来的工作价值不如男性，而自动放弃一些类型的工作与机会，从一个理论角度成全了大男子主义盛行的社会合法性。以上这种观点仍然是中国盛行的男女性别角色定位模式。

男性价值的被认可，有其自身和社会的背景及一定的合法性。由于对男性的社会定位，一些男性从小就被家长、老师和社会赋予比女性更多的社会责任与更重的任务，经受比女性更富有挑战性的心理体验。当男性情绪低落和畏缩时，家长、老师和其他人常常鼓励他们的话语是“男子汉嘛，不许掉眼泪，好好干”，或者被视为“胆小鬼”，被同性和异性瞧不起和受到排斥。所以，通常情况下，男性由于性别和力量的天生条件与女性不同，家长和老师对他们的外出交往更少担心，交往的范围比女性广泛，经受的社会空间比女性更广阔，眼界比女性更开阔，考虑问题的角度也更容易走向宏大和长远。许多青年男性很快地成长起来，在闯荡江湖中，阅历和能力与意志品质逐渐提高与出众，被社会赋予更加重要的任务与责任。

但是，这里面有一个问题凸显出来，女性的家庭角色和被保护角色，被社会和家庭在多大程度上认可和采取措施予以保护了呢?一种角色冲突是劳动者角色与较低报酬角色之间的冲突——女性在担当了母亲、祖母、外祖母以后，在养育、教育和劳动服务于子孙后代方面所付出的辛劳，多数情况下，没有人付给她们报酬，相反被视为理所当然。有时候，一旦在她们没有劳动能力服务于子孙后代时，还会被当作负担而住较差的房子，吃饭穿衣没有保障，受到儿孙冷遇，或者遇到没有良心的子孙，干脆不赡养老人而把老人扫地出门。老年人的自杀多是涉及养老问题的，和婚姻状况没有太大关系。另外，现代女性青少年时代不出外读书不行，家庭里没有“家塾”；成年以后不出外工作不行，大多数男性一个人没有能力养得起不拿工资的妻子和全家老小；很多情况下，一些女性在单位同男性一样担任着重要职务，经受着艰苦而繁重的工作空间、范围与考验，可是，回到家里，又得如同家庭雇来的保姆一样，照顾一家老小的“吃喝拉撒睡”。特别是她们的工作、家庭双重角色得不到认可，更主要的是，当受到家庭内外大男子主义思想与行为的不公平待遇时，这部分上班族女性就困惑于自身劳动角色与低价值角色之间的角色冲突之中，加大了情绪焦虑和心理压力。

（三）名利关系不同

表现在名利关系上，中方传统文化重义轻利，务虚思想浓厚；西方在经济观念上偏重于实用主义思想，特别是男性。因此，西方男性的社会形象塑造面临更大社会压力。

（四）性别角色定位、角色期待、事实角色不同

中西方男女两性在家庭中的性别角色定位与角色期待、事实角色三者之间产生冲突，男性对女性要求太多太高。中国女性充当工作家庭的双肩挑角色，产生重劳动角色与低报酬角色之间的冲突，背负了更多的责任与压力。根据对中国两个中等城市关于男女两性每天时间要素的构成的调查，每天承担家务劳动时间，男性3．9小时，女性5．2小时。

西方女性在生活中做本色自我的自由度更大一些，被允许阶段性就业或做专职家庭母亲，减轻了一些自身的心理压力。从一些国内外著名的文化和教育范本中，可以窥见一斑。但是，这种面貌的实现经历了一个漫长的追求过程。因为，在西方世界，基督教是第一教派，有着广泛的信仰人群，《圣经》中的思想和故事被广泛传播。可是，《圣经》中说女性都很容易犯“七宗原罪”：饕餮、贪婪、懒惰、淫欲、傲慢、嫉妒和暴怒。上帝告诉人类，如果有人犯下这七宗罪，必下地狱，是死后而非现世的惩罚。七宗罪的每一项都有象征物，屡次出现在《圣经》相关的绘画作品及中世纪教会人士布道的题目中。从《圣经》可以看出，女性所处的边缘化地位和他者形象非常明显。诠释《圣经》的“七宗罪”，能使我们对这本“影响着西方的想象力”的书中之书有一个全新的认识。尽管上帝和基督信徒口口声声宣称所有信徒皆兄弟姐妹，但实际上却存在着严重的性别歧视。女人在《圣经》中被打入万劫不复的无底深渊，这种思想的影响极其深远，有关《圣经》中女人的一些典故及寓意，至今仍然在语言中广泛使用，“成为反对妇女改变自身现状的最终证据”，因此，《圣经》给女性地位和形象的定位，改变起来也是很艰难的。从以上可以看出，西方传统意义上的男女性别文化和我国有着很多相似之处。

但是，西方女性的社会压力怎么会比中国女性低呢?这里面有多方面的因素，以美国为例，反对性别歧视、主张提高女性社会地位的主要活动，即女权主义运动，主要分为三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女性为争取政治平等权而发起的运动，要求女性得到参加社会上各种政治活动的权利，改变从属于男性的行为偏差；第二个阶段是在20世纪60～70年代，妇女争取政治、经济和文化等各个领域内多种权利的运动，反思“父权制”文化所带来的多种深刻影响，反对使女性与社会隔离而限制在家庭内部的种种不合理现象。第三个阶段是20世纪80年代之后，女性认识到要彻底改变自己的地位，必须从根本上改变男性为中心的社会文化体制，从思想意识到社会实践，因此开始重视女权主义理论的文化研究，建立一个新的中性的性别社会文化体制，使男女两性和平共处，和谐发展。

由于大规模的女权主义运动，使女性在社会的各个领域的地位都明显提高。

首先，在理念上，社会和女性自身对于女性的婚恋问题持宽容态度，女性思想较为开放，精神压力较小。西方的人本主义心理学，从一开始都是在追求个性自由与思想解放。伏尔泰、霍布斯、卢梭、福禄贝尔（Voltaire，Hobbes，Rousseau，Frobel）等西方学者在此问题上的观点，是比较接近的，属于人本主义心理学理论流派的不同分支。这种理论是在反对禁欲主义，提倡思想解放、个性自由、人格平等的基础上提出来的。这种思想影响到女性的婚恋、教育和就业等多个方面。具体表现为：一是婚育年龄推迟，1960年，美国女性中20～24岁的青年中，未婚的占28%；1985年，同年龄组中未婚女性上升到58%。其晚婚的主要结果是，女性在交友婚育等性问题上更有自主权。二是同性恋者和同性恋家庭数量日益增长，同性恋者通过领养或者人工授精的方式获得孩子，像异性恋者一样建立起自己的家庭。三是离婚率上升，单亲家庭数量增多。1970年后，美国的离婚率较之前上升了两倍，目前，每三个家庭中便有一个单亲家庭。四是婴儿出生率降低，1970年婴儿出生率为18‰，1981年下降为15．7‰。家庭负担的减轻为女性走入社会生活、扩大生存空间、减轻自身压力都提供了条件，同时，社会舆论对于女性生活方式的宽容，这些恐怕是西方女性压力小的主要根源。

其次，女性受教育水平提高。20世纪40～60年代，美国各大高校的医学、法学和商学院中，女性的人数比例仅占5%～8%，80年代中期，医学、法学和商学院中女性比例达到了40%。大专院校的女教授比例从1970年的28%上升到1990年的40%。

另外，女性就业人数提高。20世纪80年代，26～64岁的妇女群体中，就业者占2/3；1990年，就业女性占女性总人口的58%；拥有博士学位的女性从1971年的10%，上升到80年代的30%。

（五）本位思想不同

中国偏向于社会本位，从众心理、面子心理和平均主义思想影响深厚，造成女性“人言可畏”的后果，以及男性的责任感、义务感相对淡化的现象。西方偏向于个体本位，生活方式多元化。而且，西方社会认可甚至奖励差异与作为特异者，贫富差距较大，男性的社会形象塑造面临更多的问题与挑战。

以上几点，成为挑战中西方男女两性精神承受能力的不同社会压力来源及其临界状态。

人的一生都是在不断从旧我—新我这样一个循环往复的过程中发展的，从认识问题的方式方法到意识的内容，也包括自我的思想道德水平与修养水平等，都是如此。但是，在当个体不断适应新的外部环境和个人的认识水平与境界所构成的内部环境的同时，个人的心理适应与平衡也会经受一个又一个全新的考验。适应良好时，身体、心理与工作状态都处于正常状态。但是，在个人遭遇不良的心境时，便会产生情绪上的忽高忽低，甚至出现情绪低落、苦闷和绝望等极端状态。这种状态表现在不同的性别身上和不同的个体之上的差异，就透视了不同个体自身身心的承受能力，也折射出国家、社会和地区的不同文化对于个体的不同的重要影响，表现为一个国家、社会和地区的不同的民族传统、作风、道德水平、文化水平乃至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人才观、男性观、女性观等综合而成的因素，对于个体的不同影响和留下的烙印。

三、中西方男女心理危机的现实及其调适

（一）中西方男女心理危机的现状

据不完全统计，全世界每年有近100万人死于自杀。自杀是世界很多国家国民的前十位死因之一。特别是在教育领域，自杀现象造成的危害十分严重，对于教育领域的稳定工作构成了一定的威胁。

而且，由于各种因素的影响，中西方男女自杀比例差距很大，笔者在自己主持的“青少年自杀心理干预策略研究”中的问卷调查，就自杀态度和自杀意念的调查，证实了中国女性高于男性的数据事实，无论是大学生还是高中生都一样。美国1988年15～24岁青年自杀男女比例为291．9∶100；25～34岁为438∶100，平均为4男1女。在中国，15～24岁年龄段，女性自杀人数几乎为男性的两倍，这在全世界绝无仅有。

中国女性自杀问题严重，尤其是农村，中国农村青年女性自杀死亡率几乎是城市青年的5倍。中国城市青年女性（15～34岁）自杀死亡者占全部死亡人数的12%，占意外死亡总数的39．1%；农村青年女性自杀死亡者占全部死亡总数的63．4%。郑荣昌调查260名自杀农妇，其中15～34岁年龄段的有213人，达78%，绝大部分自杀的原因为“家庭因素”。

（二）中西方男女心理危机的调适

如何缩小中西方差距，降低男女两性的自杀比率，是我们本课题研究的目的。为了达到此目的，要注意以下几个问题。

第一，在中西文化和教育思想的交流活动中，注意相互取长补短，在认识上逐步取得更大程度上的共识。

第二，从制度层面保障女性在劳动就业等多个领域得到公平合理的物质待遇和精神待遇，给予女性与男性同等的就业机会。

第三，重新认识和定义男女的性别角色及其角色作用与价值，减轻其角色压力，即使在个体处于心理的危机状态，也要设法调整到心态平衡的正常状态。

所谓角色，是代表个人在社会团体中的地位和身份，同时也包含着许多社会上所期望个人应表现的行为模式，一般情况下个人要兼任多种角色。许多人也曾经发问：我是谁?我适合做什么工作?我的特长和优势，可以助我走向成功吗?遇到挫折或者灾难时我可以从心理疏导和行为上进行自救吗?这些角色之间有时候是会发生冲突的，即个人不能同时满足对其有意义的多种角色期望而履行不同的多种角色。这种角色间的矛盾冲突有角色外部的冲突，也有角色内部的冲突；有时候会出现角色混淆或人格与角色的冲突，由此给个体造成一定的心理压力。因此，我们不妨学习一些西方的人格理论，并从中得到有益的启发和教育，对来自于个体内部和外部的压力，进行自我疏导与排解。

赫茨伯格（Hertzberg）指出，人类的动机和需要是由两类因素组成的，即满意因素（激励因素）和不满意因素（保健因素）。影响满意因素效果的因素主要有成就感、晋升机会、工作的挑战性、担负重要责任、受人赏识等内容；影响不满意因素的有工资、工作条件、工作地位、安全与人际关系等因素。

赫茨伯格的建议是：要能丰富工作本身；鼓励自主的精神；行政者除了为员工争取福利（如工作环境、薪水），也应在激励因素改进上下功夫。

根据马斯洛的自我实现的人的理论，我们可以从以下几方面进行自我疏导和排解：①有效的洞察力和更适宜的关系；②对自己、他人和大自然表现出极大的宽容；③自发性、单纯性和自然性；④以问题为中心；⑤离群独处的需要；⑥高度的自主性；⑦保持新颖不衰的鉴赏力；⑧经常性的“高峰体验”；⑨社会感情；⑩仅和少数人发生深厚的感情；民主的性格结构；强烈的道德感；善意的幽默感；创造性；对文化适应的抵抗。

第四，在家庭里尝试夫妻劳动和报酬的再分配制度，提倡多劳多得。这是英国汤因比（Toynbee）先生在和日本学者池田大作的对话中提出的观点，值得借鉴。男人和女人共同构成了社会团体，哪一个角色都不可缺少。全面分析男女两性对于家庭、社会和国家的贡献，许多女性的贡献甚至是高于男性的。在家庭之中，女性对于孩子兼顾着养育、教育和付出比父亲更多心血与汗水的劳动的多种角色，而且终其一生都是如此。可以说，轻视女性教育的行为是一种影响子孙后代的损失行为。没有正视女性的特点而去保护和爱护女性，甚至轻视女性和伤害女性的行为，是一种不道德的和违法的行为。

但是，理论的发展和物质的富裕一样，“立竿见影”是多少人的期盼！真正认可了“自我”和一定程度上的认可“自我”，这是当代社会理论界不得不面临的一个讨论课题。这种理论的研讨阶段与推行阶段在事实上所造成的社会大治局面与混乱局面的影响，也是不同的和不可小视的。因此，理论的发展与推行是一个渐进和不断完善的过程。其间，男女权益与压力的某种趋同性，减少女性生存压力，应该是讨论不尽的理论话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