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汲取中国文化的途径
汉文化东传日本，在不同的历史时期各有特点，严绍璗先生将其概括为以下四个阶段：
（1）以人种交流为自然通道的传播形式（飞鸟奈良时代，6～8世纪）；
（2）以贵族知识分子为主体的传播形式（平安时代，8世纪末～12世纪）；
（3）以禅宗僧侣为主体的传播形式（五山时代，13～16世纪）；
（4）以商业为主要通道的传播形式（江户时代，17～19世纪）。[23]
就以人种交流方式为自然通道的第一阶段而言，首先，其出现的时间显然要比飞鸟奈良时代早得多。据说在很早以前，就不断有大陆之民因各种原因移住彼邦。例如秦始皇时，为求仙药，曾派徐巿（音fú，现多写作福）携童男童女东渡，却去而不返，日本土地上至今仍保留着徐巿之墓。日本先民由采集、渔猎为主的“绳纹文化”发展到以农耕为主的农业生产时代，一般认为其直接原因固然是来自朝鲜半岛的移民，但这些移民中是否包含中国人，以及移民所携带的文化、先进技术中是否含有源自中国的成分？答案自然是肯定性的。其二，虽然在某一阶段，会有某种特别值得强调的传播方式，但其他方式也必然并存。尤其是以人为载体的文化传播方式，在任何时代都是始终存在的。例如与王夫之、顾炎武等齐名的著名思想家、文学家、史学家朱之瑜（1600～1682）在明亡之后，因不愿入仕清廷而东渡，定居日本后改名朱舜水，先后在长崎、江户等地授徒讲学，传播儒家思想，颇受日本朝野人士推重（图25）。在他影响下，水户二代藩主德川光圀致力于编纂《大日本史》，并在朱舜水逝后派人整理了他的遗稿，于正德五年（1715）刊行了《舜水先生文集》全28卷。
图25 朱舜水纪念碑
建于德川光圀埋胞衣处附近。
图26 戴曼公
（［2-5］，32）
又如生于杭州仁和县的戴曼公（1596～1672）则是将种痘技术传播日本的知名人物。明亡之后，戴曼公弃儒业医，携妻隐于乡间9年；承应二年（1653）至日本长崎居住。后应周防吉川侯之请，往来于长崎、周防之间，教授其臣池田正直书法并传播种痘术。后曼公出家为僧，改名“性易”，字“独立”，号天外一间人、天外老人；以书、医、禅三学教诲世人，著有《痘疹治术传》、《妇人治痘法》等多种痘科书籍（图26）。宽政十年（1798），幕府医学馆设立痘科之际，池田正直的四代之孙池田瑞仙由此得以荣任教授职。
而以贵族知识分子为主体的传播方式，则具有承前启后的性质。“遣隋使的主要成员乃中国人的后裔；遣唐使团中亦重用中国人；大和朝廷中统治阶级主要是臣、连、公、直、造、首、史、村主等八族，这八族都是中国人血统”[24]。在日本医学发展史上最为知名的丹波家族亦是汉人后裔，其六代子孙康赖（912～995）因博采中国唐以前医书数百卷，编成著名的《医心方》（图28）而青史留名。984年书成后献给天皇，令作为学生的考试书，并被誉为“本邦方书之府库”[25]。
图27 丹波康赖像
延文元年（1356）据丹波盛长所传原本摹写，丹波元晴氏藏。（［3］，52）
图28 《医心方》书影
国宝，文化厅藏。（［3］，53）
图29 鉴真大和尚像
国宝，唐招提寺藏。为塑造鉴真生前之姿的著名干漆坐像。（［3］，28）
孝谦天皇天平胜宝六年（754）鉴真东渡，不仅传律宗之学，且兼通本草、医方，广授生徒；“天平年间（736）印度人菩提仙那及林邑人佛哲并波斯人李密医，与入唐使共来国”，并有景教徒来日之记载[26]，可谓僧侣成为文化传播载体的典型之例。
图30 《东征绘传》
镰仓时代（13世纪）莲行作，唐招提寺藏。是表现鉴真生涯的著名绘卷。上图为鉴真在扬州大明寺讲学；下图描写赴日本的航程中，众鸟来迎的景象。（［3］，29）
图31 鉴真墨迹
正仓院宝物。内容为鉴真借用东大寺经卷的文书。研究者认为其时或为天平胜宝六年（754），但是否确为鉴真亲笔尚有疑问。（［3］，30）
虽然人与书始终是文化传播的主要媒介，但人的身份不同，传播的文化内容自然也就不同。在僧侣充当文化传播媒体的时代，带回日本的书籍主要是佛经（称之为“内典”），而涉及政治、历史、文学、自然科学等其他方面的“外典”十分有限。在《大正新修大藏经》卷五十五“目录部”中有《常晓和尚请来书目》、《惠运律师书目录》、《新书写请来法门等目录》、《福州温州台州求得经律论疏记外书等目录》等，但其中所见与科技有关的书籍极少，仅可见《五脏六腑图》、《七曜历》、《秘录药方》等数种。据郑彭年统计，天平时代（729～748）20年间流入日本的“外典”不过43种，其中的医学著作纯属凤毛麟角[27]：
图32 敦煌《本草经集注》残卷
京都龙谷大学藏。（真柳诚提供）
《经典释文》、《新修本草》、《太宗皇帝集》、《天官目录中外官簿分》、
《许敬宗集》、《君臣机要抄》、《石氏星官簿赞》、《药方》、《文轨》、
《政论》、《帝德录》、《十二戒》、《安国兵法》、《让官表》、《内宫上占》、
《要览》、《治痈疽方》、《彗孛占》、《军论斗中记》、《帝历并史记目录》、
《群众集》、《明皇论》、《帝德颂》、《职官要录》、《天文要集岁星占》、
《瑞表录》、《庆瑞表》、《遁甲要》、《钧天之乐》、《上金海表》、《簿赞》、
《圣贤》、《太一决》、《玉历》、《石论》、《庾信集》、《古今冠冕图》、
《冬林》、《传赞星经》、《九宫》、《推九宫法》、《黄帝太一天目经》、
《天文要集》。
然而到了以商贸为主要通道的江户时代则情况大异，大量关系民生的实用著作迅速传入日本。据真柳诚的调查，江户时期传到日本的中国医籍多达980种[28]。以享保四年（1719）第29号南京船的“赍来书目”[29]为例，一船一次带到日本的书籍就多达52种、198部。而其中三分之一是医书，计18种、70部：
《本草汇言》5部、《本草备要》3部、《景岳全书》6部、《伤寒直解》2部、《素问灵枢》2部、《锦囊秘录》3部、《本草会纂》5部、《石室秘录》5部、《医方集解》10部、《证治大还》3部、《张氏医通》1部、《薛氏医案》1部、《金匮要略》5部、《医宗必读》10部、《本草纲目》5部、《千金方》1部、《本草增备要》1部、《素问灵枢类纂约》2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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