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信息传播与社会治理创新”研究述评

“信息传播与社会治理创新”研究述评_创新社会治理：传播学的视角

【本文摘要】传播能力是社会治理能力的核心组成部分。信息社会的到来对社会治理者提升传播能力建设提出了更高的要求。随之，“传播与社会治理创新”研究映入学界和政界的视野，成为政府创新社会治理的一个重要命题。学界自“构建和谐社会”话语提出以来，对传播与社会治理的研究开始热乎起来。本文认为，要发挥传播在社会治理中的有效功能，必须回到“社会因传播而存在”的原点，认清社会的本质，继而运用20世纪70年代日渐成熟的现代系统科学理论，来重新结构社会传播系统并顺势运用这种传播系统，推动社会转型升级、推动社会治理创新。

【关键词】信息传播　社会治理　研究述评

社会因传播而存在着并存在于传播中，有社会就有传播。无论从何种角度看，传播都是衡量社会形态变迁的重要参照物之一。因而传播什么、不传播什么;怎样传播、向谁传播;出于什么目的传播、要取得什么样的传播效果等，就成为社会治理者首先要思考的问题。

从人类社会形态演变的角度来说，关于人类社会形变演变的历史阶段，有诸多不同划分。美国发展传播学者丹尼尔·勒纳在《传统社会的消失:中东的现代化》一书中，将社会形态演变分为传统社会、过渡社会和现代社会;加拿大传播学者麦克卢汉在《理解媒介:人的延伸》一书中，将社会形态演变分为部落社会、个体社会和地球村;美国著名学者丹尼尔·贝尔在《后工业社会的来临》一书中，将社会形态演变分为前工业社会、工业社会和后工业社会;美国未来学者阿尔文·托夫勒在《第三次浪潮》一书中，将社会形态演变分为第一次浪潮、第二次浪潮和第三次浪潮。从中我们可以看到的是，无论是何种划分依据，均将传播行为作为一种重要参照。

从某种社会形态的治理来说，传播行为因其是社会整合、协同、突变，再整合、协同、突变的重要生成条件，任何一个国家与政府都高度重视传播行为的治理，而其社会治理的好与坏，取决于其能否有效建立社会传播系统并进行有效传播。在信息社会时代，信息成为社会最核心的资源，信源多元化、渠道多元化、终端多元化，更为关键的是社会媒介化、个体媒介化，为社会治理带来极大挑战。社会治理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信息的有效传播，取决于信息传播的治理。传播就是治理，治理就是传播，正当其时。本文拟就“传播与创新社会治理”研究做一综述，并结合现代系统科学理念阐述自己的一些观点与看法，求教于方家。

一、研究现状述评

社会是一个复合系统，其治理必须全面协调各组成要素之间的关系，使信息在各子系统、各要素之间有序传播。自有社会以来，社会整合、信息传播、舆论建构与引导，便是复杂社会系统治理面临的共同难题，社会的急剧转型，更增加了社会治理的难度。当今中国正处于社会形态交叉重叠转型时期，社会风险与冲突激增，加强和创新社会治理成为学界和政界必须直面的课题。

围绕社会如何管理这一宏大命题，众多学者从管理学、社会学、政治学、历史学等学科角度介入研究，并随着人类对社会演变规律认识的深化而提出众多的理论学说。当人们意识到社会传播是社会系统的黏合剂和整合器的时候，从传播角度入手研究社会管理就逐渐展开。就社会传播与社会治理创新研究，国内外学者主要围绕以下话题进行:

1.社会传播与社会关系

美国社会学家杜威、库利、帕克、卢温、米德等，法国社会学家塔尔德等在20世纪二三十年代即提出社会因传播而存在、传播是社会得以形成的黏合剂、传播与群体互动、传播与人的社会化等观点，从基本原理上阐述了传播与社会的基本关系，奠定了传播学的重要学术理论渊源之一，也成为社会传播与社会治理创新研究的理论原点。

2.传播的社会功能

美国社会学家杜威认为，“有组织的信息”能帮助创造一个“伟大的社会”，而新媒介亦有助于形成研究潜能;社会整体的存在高于社会个人的利益，而传播的功能就是使个人自由与社会责任相协调。库利在《社会组织》和《社会进程》等论文和著作中，阐述了现代传播是拯救社会的工具的思想。帕克认为现代传播具有参考功能和表达功能，前者传播的是思想和事实，后者表现的是情感和态度。

在承认传播与社会的关系上，拉斯韦尔在《社会传播的结构与功能》一文中提出传播的“三功能说”(环境监视、社会协调、社会遗产继承);社会学家拉扎斯菲尔德、默顿在《大众传播、大众鉴赏力和有组织的社会行动》一文中提出了大众传播的“三功能说”(授予地位、促进规范和麻醉精神);社会学家赖特在《大众传播:功能的探讨》一文中继承发展了拉斯韦尔的“三功能说”，提出了基于社会学视野的“四功能说”(环境监测、解释和规定、社会化功能和提供娱乐)。至此，有关传播的社会功能基本达成共识，后期研究则继续深化细化并验证。

3.社会与政府、个人关系

我国著名社会学家郑杭生著的《社会互构论:世界眼光下的中国特色社会学理论的新探索》提出了“社会互构论”，通过对当代中国个人与社会关系问题的具体研究，探讨了我国社会转型加速期人们的生活方式、社会关系结构和组织模式的转换与变迁，揭示和阐述了这一总体过程和重大现象的本质;熊培云著的《重新发现社会》提出要重建社会，减少行政、经济权力对社会的消解，让社会发挥自治功能，对创新社会治理具有启示指导意义。

4.社会结构变迁

社会治理主要是对社会要素及其之间关系的管理，即社会结构的协调。在这方面，中国社科院的陆学艺居功厥伟。他推出的系列“当代中国社会阶层研究报告”，系统地分析了中国社会结构的变迁与当下现状，认为社会结构滞后于经济结构的变迁是当下中国社会问题出现的重要原因之一，为创新社会治理提供了结构—系统论的视角。何晶的《大众传媒与中国中产阶层的兴起:报刊媒介话语中的中产阶层》，借助英国著名的话语分析学者诺曼·费尔克拉夫的话语分析框架，对中国的大众传媒，特别是“中产报刊”在中国中产阶层兴起过程中所起的建构作用及二者之间的互动关系进行了深入的观察、分析，得出了一系列有新意的、颇具启发性的结论，为研究社会传播与阶层结构变迁提供了理论观照点。

5.新闻传播与和谐社会建构

新闻学者郑保卫等编著的《新闻传媒与和谐社会建设》、童兵主编的《科学发展观与媒介化社会建构:新闻传播学的视角》，对新闻传媒与和谐社会建设的关系、新闻传媒如何在我国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事业中发挥积极、有效的功能和作用，以促进我国的和谐社会建设，进行了全面、系统的探讨和论述。相关论文主要是论述媒介化时代，创新社会治理离不开新闻传媒，新闻传媒是社会共同体的黏合剂;创新社会治理要善待、善用、敢用新闻传媒，要尊重新闻传媒的规律;新闻传媒要自觉承担相应社会功能，推动社会治理创新等。

6.制度建设与社会治理

美国学者杰克·纳特在《制度与社会冲突》中认为，制度既是造成社会冲突的诱因，同时又是解决冲突的手段，关键在于制度如何与时俱进。胡鞍钢等编著的《第二次转型:国家制度建设》认为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是中国第一次战略转型，该战略无法解决和应对经济繁荣条件下日益突出的社会不平等、不公平、不稳定及其他社会危机，提出要以国家基本制度建设为中心的第二次战略转型，目的在于通过国家制度建设实现全社会福利最大化，保证党和政府代表并实现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社会学者李培林牵头的清华大学课题组完成的中国维稳政策报告《以利益表达制度化实现长治久安》认为，将利益表达制度化，纳入规范才是社会维稳的长久之道。

7.创新社会治理

作为党培训高级干部的摇篮，中共中央党校和国家行政学院在推动创新社会治理研究方面发挥了引领作用。其推出的相关著作和读本重在阐述为何要创新社会治理、创新社会治理的意义和必要性，但更多的是停留在政策层面的解读，立足政府如何推动社会治理创新，鲜有从社会学、传播学、系统科学角度去研究分析如何进行社会治理创新。

综上所述不难看出，尽管社会治理作为宏大命题早已映入学界视野，但除20世纪二三十年代部分社会学家从社会学出发阐述传播对社会治理的作用外，其他学科的相关研究很少深入探讨信息传播推动社会治理创新的作用与机制。既然传播是社会系统的黏合剂和整合器，那么创新社会治理就必须从创新社会传播系统入手，借助传播学、管理学和社会学等相关学科，对之进行综合交叉研究，才能把社会传播与社会治理创新有效统合起来。

二、从传播入手创新社会治理的价值与意义

自国家提出加强和创新社会治理以来，党和国家领导人在不同场合的重要讲话深刻阐述了加强和创新社会管理的重要性、紧迫性和必要性。在中国社会转型突围的攻坚时期，加强和创新社会治理攸关中国共产党执政地位的巩固和社会发展目标的实现。因此，研究社会传播推动社会治理创新的作用与机制，对加强和创新社会治理具有重要的理论指导和实践应用价值，急需我们从完善社会传播系统、进行有效传播的角度入手创新社会治理。

(1)传播缺失和传播失效，导致社会管理失序，导致不同阶层和不同利益集团之间的冲突与矛盾激化，导致社会整合难度加大，是当下中国社会治理遭遇的困境之一。公共部门疲于应对的众多突发性、群体性、敏感性事件，即源于此。因传播不当而引发的“躲猫猫”(2009)、“喝水死”(2010)、“信不信由你，反正我信了”(2011)等舆论事件，因传播缺失而引发的“抢盐风潮”(2011)、“PX项目事件”(2007、2012、2013、2014)等群发性事件充分说明，创新社会治理必须从重构社会传播系统入手予以创新。

(2)传播即管理，管理即传播。社会的三大构成要素物质、能量和信息，在社会系统必须有效流通。社会治理即是对物质、能量和信息在社会系统的流通和交换的管理，物质、能量和信息的流通和交换即是传播。从大系统和大传播角度进行社会传播系统的创新，能立足宏观和中观的高度，解决当下社会治理存在的本源上的问题，指导社会治理创新。

(3)社会的媒介化、传播的社会化、个人的媒介化，要求社会治理者必须“善待、善用、善管”现代传播的一切手段。当今社会正处于“网络传播革命”，也被视为“互动传播革命”的时代。创新社会治理如果不能研究利用新兴媒介，无异于放弃一个重要的信息传播网络。国家成立互联网信息办公室、中央成立网络安全和信息化领导小组，可谓恰逢其时，有效运用网络传播创新社会治理。

(4)传播是社会的黏合剂，社会因传播而存在。要创新社会管理，必然要从根基上予以创新社会传播，必须从物质、能量和信息的有效传播角度去分析社会传播系统对社会治理创新的作用，探索社会传播系统作用社会管理创新的长效机制。信息社会的最主要的核心资源即信息，信息即生产力、信息即财富，所以创新社会治理，当下最主要的任务应是创新社会信息传播系统，进行有效的信息传播。

三、可以着手研究的内容

当前，中国正经历着深刻而重大的社会转型，不仅人们的利益格局、价值诉求发生尖锐冲突，而且人们的思想观念、文化追求也发生激烈碰撞。原本潜伏的社会矛盾表面化，原本鲜为人知的问题瞬间成为社会焦点，原本不为媒体传播的事件而今成为整个社会热议的话题;同时，新的社会矛盾代替了旧的社会矛盾，新的社会问题代替旧的社会问题，新的社会冲突代替旧的社会冲突。这种冲突和碰撞的直接表现就是群体性、突发性、敏感性事件不断发生。

而在一个传播网络密布、人人都是传播节点的社会，任何社会矛盾、社会问题和社会冲突，都可能在这一传播网络中酝酿成为破坏社会和政治稳定的导火索和爆炸点。如何正确引导社会舆论，切实解决社会问题，妥善处理社会矛盾，科学把握应对方法，是完善社会治理体系、提升社会治理能力的重大课题。笔者以为，借鉴前人研究视野及成果，可以从以下四个方面着手展开相关研究:

1.传播在社会管理运行中的功能研究

当务之急，是加强社会传播系统的结构功能及对社会治理创新的作用研究，以建立社会传播作用于社会治理创新的长效机制。这就需要借助传播学、管理学和社会学学科交叉综合优势，运用传播学的结构功能理论、管理学的系统科学理论(突变论、耗散结构理论和协同论)、社会学的社会认同理论/群体互动理论等，对社会传播作用于社会管理创新的机制进行统合研究，实现作用机制的长效化，以指导社会管理创新。包括社会冲突、社会认同作为两种相悖的社会状态及由此衍生而来的社会冲突论、社会认同论，如何从不同角度推动社会治理创新的理论与实证研究，什么样的社会冲突有助于社会治理的创新，如何借助社会传播系统建构社会认同，实现社会协同，从而最终建构和谐社会等。

2.传播与社会热点问题的舆论引导研究

国际广播、卫星电视、互联网络、跨国传播公司的建设和发展，使传播空间日益全球化。国家与国家之间在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等方面的联系日益密切。信息和传播全球化趋势，意味着信息将以更大规模和更加快捷的速度传播，意味着公民行为、政府行为和国家行为高度透明化。一旦群体性事件、突发性事件、敏感性事件处理不当，不仅会引起国内舆论的哗然，而且会引起国际舆论的关注。如何在传播领域化被动为主动，化危机为契机，化问题为成效，这是提高舆论引导力水平、完善社会治理能力建设需要面对的重大问题。

3.传播推动社会制度创新的作用与机制研究

社会因传播而存在，传播也是推动社会制度创新的重要因素。20世纪80年代以来，新的传播技术给全球传播领域带来了革命性的变化，信息技术、数字技术将报刊、广播、电视三大传统媒体和数字报刊、移动电视、手机媒体、手机短信、微信、博客、播客、微博客、论坛等新兴媒体融为一体，不同形式传媒之间的藩篱已打破，原有的传播管理制度已被新的传播技术所突破，造成媒体结构、媒体格局、媒体形态，以及传播体系、传播政策、传播主体、传播内容、传播技术、传播方式、传播速度、传播效果、传播安全等发生重大变化。我们必须进一步加强我国传播业态和形态的变化对信息传播制度变革与创新的作用与机制研究，以完善我国新闻传播事业发展的政策制度体系;加强新兴传播技术及其传播形态对促进社会公平正义、畅通利益诉求表达渠道的作用与机制研究，为创新社会治理提供制度建设保障。

4.传播对社会核心价值的培育和传承研究

知识分子和现代传媒是现代社会价值体系的主要塑造者和传承者。长期以来，知识分子和传统媒体在中国社会价值传承体系中扮演着“主导者”的角色，掌控着信息源、信息发布平台和效果评估等环节。由于传统媒体运行体系相对封闭，社会治理部门也易于介入和管理，从而较有效地保障了社会价值传承的持续性和延续性。然而，随着网络和数字技术的发展，社会信息传播以几何级数扩张，普通社会个体可以通过各种网络终端，参与信息的生产、传播和接收，社会文化思想日益多元化。目前，我国传播呈现出传播主体多元化、传播手段多屏化、传播内容多样化、传播管理复杂化的发展特征。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利益格局的调整，社会价值观念冲突明显增多，意识形态管理难度增大，需要认真加以研究，需要来自多领域、多学科的协同创新予以解决，从而建立起具有时代特色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传承体系。

四、一些基本观点

用传播学的思维与视角创新社会治理，我们必须结合前人研究成果、立足当下中国社会形态变迁的现实。这一现实可以用这样的话语来描述:中国前脚已迈入现代社会，后脚还停留在传统社会，而眼睛已经盯着信息社会，地区发展差异性显著、不平衡性明显。但不论是传统社会、现代社会，还是信息社会或后工业社会，进行有效的信息传播和管控，都是实现社会有效治理的前提。

(1)中国当下面临执政合法性、认同性危机，需要构建健全有效的社会传播系统重建社会认同、国家认同。健全有效的社会传播系统是社会有序、和谐运行的关键。如果说新中国成立后遭遇的社会认同危机，“文革”后是第一次，那么在社会急剧转型时期遭遇的认同危机则是第二次。如果说政治社会以意识形态为基础建构社会秩序，那么经济社会则以利益为基础建构社会秩序，文化社会则以文化认同为社会秩序建构的基础。与之相关，三者执政合法性的来源分别是意识形态吸引力、经济快速发展生活水平提高和文化认同。

(2)要想使社会公平、民主成为执政的合法性基础，要想以文化认同为基础重构社会秩序，就需要构建健全有效、多元开放的社会传播系统。开明、开放的政府应是疏通各种协商沟通渠道和机制的政府;开明、开放的社会应是各种协商沟通渠道和机制健全的社会。中国现在的问题是政府权力过度膨胀，缺乏各种公共的协商沟通机制来调节各种社会问题。新一届政府正以壮士断腕的勇气，简政放权，减少审批程序，鼓励社会自治。创新社会治理，关键在于透明政府的建设，公民社会的培育;在于社会传播系统的重构和善用，这是加强和创新社会治理的不二法门。

(3)现代系统科学认为，社会有机体要想保持动态稳定运行发展，社会系统必须对环境充分开放，进行物质、能量和信息的交换。任何事物作为一个有机系统，具有目的性、动态性和有序性。系统的目的性，要求社会管理者必须为社会树立共同的目标，并广为传播，使之成为社会的共识，才能指引社会民众协同努力。社会分化的自媒体时代，思想文化多元时代，最难形成的就是社会治理者与社会民众之间的共识。一定意义上共识比黄金还重要，这在2007年后发生的系列“PX项目事件”中体现得最为明显。系统的动态性，提醒社会管理者，社会系统的稳定不是绝对的，而是动态的，社会运行过程中出现的社会冲突、利益诉求的合理表达，是系统运行过程中必然出现的现象，关键在于如何通过有效传播予以引导。

(4)社会结构发生变化，阶层群体冲突增加;社会状态更加活跃，开放性、流动性问题增多;社会诉求不断提升，维权意识更加强烈;转型社会出现价值真空，社会失范引发风险，表明中国社会正在远离平衡状态，社会涨落频度和幅度开始增加，这为中国重构社会传播系统，创新社会管理、完成社会转型、建设新的动态协同社会提供了契机。根据现代系统科学的“耗散结构理论”，这样的一种开放性、非平衡性社会结构，正是社会系统步入新的稳定和谐结构的前夜。换言之，当下是创新社会治理的最好契机，如能把握好这一契机，将开创中国社会发展的新局面。

五、结束语

信息、物质和能量是社会的三大构成要素，社会治理的核心是确保这三大要素在社会这一复杂系统内有效流通传播。这是兴起于上世纪四五十年代、完善于上世纪六七十年代的现代系统管理科学的基本观点。我们希望社会治理者、传播与社会管理者能从信息传播的角度探讨创新社会治理的理论与对策，立足“大传播”(将物质和能量的流通视为传播)和“泛信息”(将物质和能量视为信息)的理念，借助现代系统科学的“旧三论”(系统论、控制论和信息论)和“新三论”(协同论、耗散结构论和突变论)，去分析和阐述社会传播作用于社会管理创新的机制及长效机制的建设。

社会在冲突中前进，社会因认同而和谐。社会这个大系统的协同以社会传播子系统的信息充分畅达传播为基础。笔者认为，研究“信息传播与社会治理创新”，可以立足社会治理的基本任务和传播的基本社会功能的对应关系，借助社会学的社会冲突论、社会认同论和社会与个体互构论等理论，科学理性分析当下中国的信息传播格局，中国社会、个体、政府三者之间互动建构的关系，重构社会传播系统，实现社会、个体和政府三者之间物质、能量和信息的有序流通，借助社会传播重构社会认同，从而实现和谐社会建构的目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