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摘要】舆论对厦门大学赵玉芬院士、袁东星教授关于PX项目危害性、选址要求言论的传播，建构了“PX项目魔咒”。魔咒在厦门PX项目事件生效后，传染到其他PX项目所在城市并奏效。借助自媒体，有关PX项目的舆论得以聚集聚变，其非理性成分超过理性成分，形成倒置的“沉默的螺旋”;信息公开的滞后性导致民众与政府关于PX项目信息的不对称，民众对政府的不信任导致政府陷入“塔西佗”陷阱。非理性与滞后性两者互相建构，导致“PX项目魔咒”屡屡奏效。要破解这一魔咒、重树政府公信力，需引导舆论趋于理性、信息趋于公开透明，搭建政府、民众、媒体、知识阶层之间理性互动交流的平台，把矛盾从“暴力层面”降低到“讨论层面”。
【关键词】自媒体 非理性 滞后性 PX项目
从2007年初到2012年底，PX项目[2]一直处于舆论的风口浪尖。从厦门PX项目事件、南京栖霞PX项目风波、大连PX项目事件，到宁波镇海PX项目事件、西安咸阳PX项目风波，PX项目持续成为舆论关注的焦点。PX项目屡屡如丧家之犬，成为过街老鼠人人喊打。可以说，PX项目已“魔咒”附身。这种魔咒来自媒体对PX危害性的传播、对PX项目选址要求的报道，舆论对PX项目的集体鞑伐，政府和企业对PX项目有关信息公开的不透明。
如果让PX项目“唯一值得恐惧的是恐惧本身”持续蔓延，势必影响社会稳定和经济发展。因此在时过境迁后，有必要对民众关于PX项目的恐惧传播进行学理上的分析，细究“PX项目魔咒”是怎样由舆论建构;舆论的非理性与政府信息公开滞后性、公信力的丧失，在魔咒的建构中生产了什么副作用;如何破解魔咒还原PX项目真相，以让民众和社会理性科学地看待事关国计民生的PX产业。这是PX项目事件热处理后，迫切需要的冷思考。
一、PX项目事件/风波回顾
首先简单回顾一下近几年舆论聚焦的PX项目事件/风波[3]。
(1)厦门PX项目事件(2007年3—12月):舆论一边倒，民众上街游行抗议，PX项目暂停，后迁址漳州。
(2)南京栖霞PX项目风波(2008—2011年):南京民众借助网络聚集舆论反对，境外媒体关注、都市媒体跟进，未对项目进展产生实质影响。
(3)大连PX项目事件(2011年8月):舆论一边倒，民众上街游行，大连市政府决定PX项目停产，该项目尽快搬迁(事后媒体注意到，该项目至今未搬迁)。
(4)宁波镇海PX项目事件(2012年10月):民众反对，网络上各种流言传播，民众集体上访，PX项目下马。
(5)西安咸阳PX项目风波(2012年11月):网上舆论反对，传统媒体跟进，政府致公开信表示PX项目已从规划中撤除。
(6)此外，有成都、洛阳、青岛、漳州等地民众舆论反对PX项目。
从2007年起，凡有PX项目处，就有借助网络社区、微博、短信、微信等自媒体传播的恐慌蔓延滋长，成为威胁社会稳定发展的隐患。
二、“PX项目魔咒”的产生与建构
PX项目进入普通民众视野，源于2007年厦门PX项目事件。有评论认为这事件创造了“公众与政府博弈成功的经典案例”。我们认为，这事件同时制造了舆论对PX项目妖魔化的怪圈，由此完成“PX项目魔咒”的建构。此后，南京、大连、宁波、咸阳等地民众，纷纷把PX项目推入这个魔咒怪圈。
将PX项目的危害性告知民众的是厦门大学有机化学教授、全国政协委员赵玉芬院士和环境科学袁东星教授。2007年3月两会期间，赵玉芬院士的《关于建议厦门PX项目迁址的提案》借助传统媒体的广泛报道，让普通民众知晓PX这个化学名词。提案中，她将PX界定为:“危险化学品和高致癌物。在厦门海沧开工建设的PX项目中心5公里半径范围内，已经有超过10万的居民。该项目一旦发生极端事故，或者发生危及该项目安全的自然灾害乃至战争与恐怖威胁，后果将不堪设想。”3月15日，《中国青年报》刊发《106位全国政协委员签名提案建议厦门一重化工项目迁址》的文章。[4]3月17日，赵玉芬院士接受《中国经营报》采访时说:“联苯厂存在特别重大的安全性隐患，是不能靠近城市的，至少要建立在100公里以外，城市才能算安全。”“说PX你可能不清楚，但是2005年11月吉林双苯厂爆炸事件你一定记忆犹新，PX就是对二甲苯，属危险化学品和高致癌物，对胎儿有极高的致畸率。”[5]这是PX项目选址条件及危害性借助传统媒体首度传播给民众。同年12月28日，《中国青年报》又刊发《赵玉芬:最先站出来反对PX项目》一文，她的同事袁东星教授向该报披露，自己通过实验证实，即便采取最可靠的安全环保措施，PX项目在生产过程中，也不可避免会有滴漏跑现象，并以厦门在建的PX项目投资和产量为例，按照她的测算，每年约滴漏跑600吨化学物质。[6]
赵玉芬院士、袁东星教授关于PX项目的言论借助《中国青年报》《中国经营报》首次通过传统媒体传播给民众继而广泛散布于网络。此后，两人的相关言论经广泛传播后演绎成:PX项目距离城市“100公里”是“国际组织规定”或者“国际惯例”，“PX致畸率极高”、PX的危险性难以防范。这些信息成为舆论反对PX项目的权威证据，构成“PX项目魔咒”的核心内容。继而“危险化学品、高致癌物、高致畸率”，成为反对PX项目舆论就PX毒性所传播的全部信息。在随后的自媒体二度传播中，此类信息不断被放大，“剧毒、畸形儿、白血病、秒杀、原子弹”等令人更加惊悚的标签一起贴到了PX头上。至此，赵玉芬院士、袁东星教授关于PX项目的言论，经传统媒体和网络媒体的广泛传播并经自媒体二度传播演绎后，演变成“PX项目魔咒”。
“PX项目魔咒”首先在厦门PX项目事件中得到验证并扩大传播。在“环境恶化、GDP主义、信任缺失、舆论监督”的大环境下，这个魔咒变成民间“舆论一律”，少数人的声音被斥责、被淹没，众声喧哗导致少数人沉默。厦门PX项目引发民众关注不久，《厦门日报》曾以“答记者问”的形式刊登过辟谣的文章，然而，辟谣者的身份是厦门市环保局长和生产企业的总经理。2007年6月7、8两日，厦门市科协和厦门日报社合编的市民科普读本《PX知多少》随《厦门日报》一起发到部分读者手中。同时，厦门市委文明办、市科协等部门将之派发至市直机关各单位、全市各区、各大中小学校、各重要旅游景点、旅游酒店、各大公共场所和各交通口岸，首批印数达近25万册。此行为被媒体批评为“不管其用意如何——是为了让公众更多了解PX知识，还是为PX项目最后通过制造舆论声势，都显得不太妥当”。[7]同样，2009年7月，大连市环保局亦曾通过官方网站就福佳大化PX项目的环保安全做出说明，但信息无法得到关注和传播，消弭于无形。为何另一种声音得不到传播?厦门市绿十字环保志愿者中心负责人马天南后来接受《南方周末》采访时说:“民意太亢奋了，反对PX被视作英雄，支持PX则会被视为阶级敌人。”此时，传播学上“沉默的螺旋”发生倒置，民众不再是趋于沉默的大多数;相反，专业人士、知情人士，面对众声喧哗、舆论一律，他们不同于魔咒的意见和观点被排斥、被指责，变成少数人而趋于沉默。
与此同时，民众基于过往的经验，不信任现有的环境评估和信息公开制度、公信力缺失的地方政府，于是通过自媒体来组织民间抗议活动。这时，群体文化与心理机制在“PX项目魔咒”生效过程中发挥了决定性的作用。“选择性接受理论”在有关PX项目的信息接受过程中得到验证。根据“选择性接受理论”，民众总是根据自己的心理预期来接收处理信息，与既有认知结构不符的信息要么被忽视，要么被过滤或被遗忘。在PX项目事件中，PX对环境与身体的“致命危害”，借助赵玉芬院士和袁东星教授的“权威”言论被广泛传播，成为民众的心理认知并借助自媒体转化为群体性心理认知。这种认知经厦门PX项目事件以及后续的PX项目事件/风波不断强化，最终酝酿成大规模群体的风险。而早在1896年，法国社会心理学家古斯塔夫·勒庞就提醒注意大规模群体的风险:“必须就来自(群体)心理的问题找出解决方案，不然就只能听天由命地被这些问题吞噬。”
三、舆论的聚变与非理性
在有关PX项目信息扩散过程中，“沉默的螺旋”之所以会发生倒置，在于舆论聚集载体发生变化。互联网和移动网时代，短信、QQ群、微博、网络社区等自媒体的传播方式迥异于传统媒体一对多的传播，是一种无核裂变的方式(N TO N+N)。其传播速度是几何级的，远高于之前任何一种媒介形态，其扩散速度也高于其他媒介形态。借助自媒体的互动性和社交性，舆论的关注对象很容易聚焦，舆论聚焦后如缺乏理性引导就很容易发生聚变。舆论一旦发生聚变，政府真实信息的披露，将不被舆论接受，更多是拒斥。即便是独立第三方的意见、知识阶层理性的声音，也因“此前一直蒙在鼓里”的第一印象而不予接受。
面对汹涌的舆论，地方政府在“稳定高于一切”的思维下，迫于“群体权威”而妥协。这时，“唯一值得恐惧的是恐惧本身”，没有舆论提醒民众“是否会因为恐惧而错过正确的决定”。传统媒体时代，“沉默的螺旋”之所以可能，在于社会精英借助媒体无远弗届的影响力，让大多数民众接受或默认媒体、舆论领袖传播的观点，变成沉默的大多数。而在自媒体时代，网民狂欢、微力量聚变、网络暴力，已导致原先的知识阶层、可能知悉事情真相的群体变成沉默的少数。因为在这个舆论聚变的时刻，知悉真相、说出真理反而将被民众、网民指责或不为其所理解，甚至被民众视为与政府沆瀣一气、一丘之貉。
在PX项目舆论聚焦过程中，赵玉芬院士和袁东星教授有关厦门PX项目的言论，由传统媒体扩散到网络到自媒体，PX项目的危害性被无限放大，但又与她们所说内容具有一致性，只是更加具体、更加夸张。2007年3月28日，网民“夏门浪22”在网站上发布了一条题为《反污染!厦门百万市民疯传同一短信》的消息，称厦门市民为了抵制政府建设高污染的PX项目，数百万厦门市民互相转发一条相同的短信:“翔鹭集团合资已在海沧区动工投资PX项目，这种巨毒化工品一生产，厦门岛意味着放了一颗原子弹，厦门人民以后的生活将在白血病、畸型儿中度过。我们要生活，我们要健康!国际组织规定这类项目要在距离城市一百公里以外开发，我们厦门距此项目才十六公里啊!为了我们的子孙后代，见短信群发给厦门所有朋友!”“夏门浪22”还表示，“这样的短信自己就收到了4条，身边多数人都收到了这样的短信，并在互相转发，形势愈演愈烈，估计有超过百万的市民在转发这同一条短信。但类似短信，现在发不出去了。”借助自媒体的发动组织，厦门PX项目事件得以发酵，6月1日，厦门市民集体走上街头抗议。至此，有关反对PX项目的舆论聚集聚变，言论和观点不是借助自由市场来调节，而是民众的大多数淹没少数人的意见。
2011年8月，台风“梅花”冲毁了大连福佳大化的防波堤，地处大连市区21公里之外的PX项目借助媒体被民众知晓。由于有厦门PX项目事件做示范，大连民众对PX项目的抗议由此发起。关于PX剧毒、致癌，PX项目选址距城区100公里等言论，借助微博、短息、网络社区论坛等自媒体再次泛起，并呼吁市民于8月14日前往人民广场进行散步。“这种巨毒化工品一生产，大连意味着放了一颗原子弹，大连人民以后的生活将在白血病、畸形儿中度过。我们要生活，我们要健康”“1000枚瞄准台湾的导弹，也远远抵不上对二甲苯储存罐爆炸的威力”“按国际惯例，PX建厂应该离城市100公里以外，而大连的PX离大连仅20多公里”等言论在微博上广为传播。此后，南京、宁波、咸阳等地，民众借助自媒体散布反对PX项目落户本地的言论内容，大同小异，再附加些许本地信息(此类信息有些纯属谣言，如宁波镇海PX项目事件中网传有一大学生死亡)。追随网络、聚焦此事的传统媒体，报道时类似的用语也不加过滤。舆论聚集聚变后的非理性暴露无遗;群体心理的保守和偏执显现出来。
首先，民众和基于互联网和移动互联网的自媒体，到处传播赵玉芬院士和袁东星教授关于PX项目的危害性，却不曾分析两位教授发表有关PX项目言论时的身份属性。即当她们就厦门PX项目发表意见时，她们是以什么身份发言?她们是作为科学家的身份，以自己的知识、理性对PX项目落户厦门的风险做出独立判断，还是以厦门市民身份、出于厦门远离可能性危险的目的而发声?这点很关键。如果是以后者身份，她们自然有知晓、发言的权利，但不能作为独立第三方专家的身份采信她们的言论。最为令人感到害怕的是，她们以独立科学家、大学教授的身份，掩盖她们实际以厦门市民身份发言的目的，而其他地方民众和媒体却将之视为独立科学家、教授就社会公共利益发言，将其有关言论视为权威。因为从客观公正的立场来讲，一个与事物有切身利益关系的人，就该事物发表的言论，其权威性、可信性和代表性值得怀疑。
我们从新闻《厦门PX项目将有望移址漳州》中看到，当赵玉芬院士听说PX项目落户漳州时，说了一句很耐人寻味的话:“看来项目已离开厦门，与厦门无关了。”她并重申当初主张:不反对项目落地，但不宜放在厦门。[8]所以有媒体评论说:“赵院士的话其实是不言而喻的，不宜在厦门，因为赵院士家在厦门，只要与厦门无关，那就不是她的事了。”如此，赵玉芬院士提出议案、传播PX项目的危害性，是以厦门市民身份发言。她自己接受《中国青年报》采访时所说是出于“学者的社会责任”值得存疑。而媒体和民众却将赵玉芬院士有关PX项目的言论当作专家独立理性的观点和意见予以广泛传播，因为她是有机化学教授是院士，具有权威效应。此后，赵玉芬院士并未对厦门之外其他地方发生的PX项目事件发表自己的观点。这似乎从另一个侧面佐证，当初赵玉芬院士针对厦门PX项目发言时的厦门市民身份。
其次，民间舆论聚焦后一边倒直指PX项目的危害，却很少探讨PX项目在什么情况下才会发生危害，社会为什么需要发展PX项目，PX项目为何选址靠近沿海地区或沿江地区。当PX项目事件屡屡发生，民众借助自媒体传播着同一专家的言论意见时，鲜有人质疑专家的意见、相关数据，不曾质疑“PX属危险化学品、高致癌物、极高的致畸率”，哪怕说话者是教授、是院士;不曾质疑“一旦PX项目开始生产，每年将有大约600吨的化学物质不可避免地泄漏到大气中。‘哪怕这个项目采用的是世界上最好的环保生产设备和工艺，这600吨的泄漏也是无法控制的’”。民众为反对PX项目，对支撑自己立场的言论肆意传播，甚至不惜添油加醋，而对不同于自己立场的意见，则视而不见，形成局部范围的舆论一律。这说明特定场合、针对特定事件而聚集的群体，缺乏理性、没有判断力和批判精神，极易受人暗示并轻信。
自媒体本身具有的开放性、互动性、社交性、即时性等特点，决定了自媒体在整个社会舆论监督体系中不可忽视的效用以及独特的优势，是有效的民意表达与动员机制。但人人借助自媒体谈环保，是好事又是坏事。好是民众的环保意识增强，参与性高;坏是人人参与环保，环保变成工具，甚至变成地方主义和民粹主义。在所有有关PX项目群体性事件中，自媒体均发挥民意动员和组织作用，最终汇成一种“宁要环保不要发展”的强势舆论。这种舆论认为:无论不可抗力带来的事故概率有多么小，如果发生后意味着巨大代价，那都是不可容忍的。而学界和化工业界、环保部门、地方政府，他们只能用“可控、有效、有限”的科学话语体系来进行反驳。[9]追求“零风险”的PX项目反对者，以通俗简短、标语口号式的话语传播，极易获得民众的支持并符合群体的心理期待，也更易在自媒体上传播;而追求“风险控制”的科学话语体系，主要在传统媒体、专业网站、高端评论网站传播，几乎没有在自媒体上传播的空间，难以引发民众的共鸣，且如果在这种空间传播，也就降低了它的权威性和可信性。两种话语体系存在着难以对接的逻辑断层，最终导致科学话语体系、专业理性意见在环保风险主义的主宰下，趋于沉默，倒置的“沉默的螺旋”出现。
2011年9月13日，知名媒体人周瑞金在共识网发表评论《被妖魔化的PX项目》，冷静理性分析PX项目的必要性、可能存在的危害性，日常生活中哪些东西会用到PX;用国外有关PX危险性的界定和PX项目选址的数据，对“PX项目魔咒”的科学性提出质疑。2011年9月15日，《人民日报》发表求证报道《PX项目风险有多大》，探寻喧哗背后的真相。该报记者带着“要距离城市100公里吗、PX到底有多‘毒’、产生的有害物质能否处理、如何防范意外”四个疑问，采访了石化、纺织行业、高校、环境保护部以及专业咨询机构的有关专家，对这四个疑问一一释疑，均否定支撑“PX项目魔咒”的流行言论。[10]2011年11月10日，《南方周末》刊发文章《谁制造了PX全民敏感词?》。该报联合腾讯、新浪、搜狐发起万人PX认知调研活动，同时派遣记者辗转多地，遍访专家，探究曾经的PX事件风暴眼，制作一份民间版“PX体检报告”。调查发现，逾四成网民认为PX是“剧毒、高致癌物”，认为PX是“低毒，与汽油同一级别”的比例不足一成。文章对“PX项目魔咒”的传播提出质疑:“为什么一个四年前关于PX的论说会屡次被放大，为什么科学的声音会淹没于漫天流言之中，在中国石化产业高速发展之下，无论政府、企业还是公众，都还没有做好和谐共生的准备，而PX只是公众化工恐惧的一个出口。”[11]
然而，周瑞金的文章很少进入社交论坛和其他网络自媒体，仅有少数新闻网站和传统媒体转载评论。《人民日报》的求证文章、《南方周末》的调查文章，尽管被各大网站转载，但却很少能进入自媒体传播领域或在自媒体领域传播不畅，无法对基于自媒体而形成的民间舆论产生引导作用。这从宁波镇海PX项目事件、西安咸阳PX项目风波，自媒体、民间团体继续传播“PX项目魔咒”可以看出。民众依然故我，相信早已简化的“PX项目魔咒”，借助自媒体串联抵制。这说明，除环保主义话语体系与专业科学话语体系无法对接以外，传统媒体的解释性、阐释性长文，不适合自媒体时代信息碎片化的传播，其舆论引导力遭遇挑战。
四、信息公开滞后性与公信力缺失
PX项目事件屡屡发生，原因有三:一是随着民众环保意识增强，网络和传统媒体对PX项目事件的报道，已让民众认知到PX项目存在的隐患，这种恐惧演变成“PX项目魔咒”。而先前民众抗议成功的案例，具有显著的示范性和传染性，导致各地民众竞相模仿，其心理预设是“既然PX项目不能在厦门落地，为什么要落户我们这个地方;既然厦门民众抗议奏效，那么我们也能抵抗成功”。二是有关政府当局对先前PX项目事件处置重视不够，经验教训吸取走向反面，不认为是信息披露不够、政府与公众信息不对称，导致民众反对抗议，而是讳疾忌医，认为民众对项目信息知道过多，更会引发民众抵制，故而对信息披露更加谨慎保守。殊不知，在传播渠道多元的自媒体时代，对民众封锁信息已不可能。三是在所有PX项目事件中，民众处于信息缺失方，政府及项目投资方未及时公开相关信息，两者发生对抗，从而导致双方沟通不畅，民众和媒体一起质问政府和PX项目投资方，寻求真相并要求得到合理的处理和答复。信息公开不足滞后、民众参与不够，与舆论传播的有关PX的危害性互相建构、形成恐慌张力，共同导致“PX项目魔咒”奏效。这正是PX项目在全国各地屡屡如丧家之犬，成为过街老鼠人人喊打的真正原因。
与此同时，政府条块管理的不协调性、项目审批与检查的前后矛盾，进一步加剧民众对地方政府的不信任。2009年9月，国家发改委与工信部等五部委下发《关于加强PX等敏感产品安全环保工作的紧急通知》，无疑是对民众关于PX项目落户本地反映强烈的回应，但反过来又坐实民众对PX项目的担心，进一步强化民众对PX项目的恐惧，尤其是对当地政府可能与PX项目投资方沆瀣一气、片面追求GDP的担心。众所周知，信任是社会关系及其运转和谐有序的基础。没有信任，人与人之间、群体之间、党群之间、警民之间、政府与民众之间就不会有相互合作，社会矛盾冲突就会频发。政府、企业、民众、媒体、知识阶层彼此之间基于互信的交流互动，其价值即在于能把社会冲突从“暴力层面”降低到“讨论层面”。
系列PX项目事件表明，我国各级政府公信力正面临挑战，表现为每有事件发生，民众就会质疑政府的应对方式和诚意，官方发布信息的权威性也受到质疑，民间舆论一边倒，宁信其有不信其无，个别地方的事件还出现了管治危机。如果政府就涉及民众切身利益的事项进行决策，却不让公众参与、不公开相关信息，显然无法树立自己的公信力。而在民众质疑之后，才欲说还休地披露有关信息，这时政府就很容易陷入舆论学上的“塔西佗陷阱”，即当政府部门失去公信力时，无论说真话还是假话，做好事还是坏事，都会被认为是说假话、做坏事。这一定律在近年来发生的PX项目事件中得到充分证明。
当前，社会网络舆论事件频发，已成为民意聚散的重要平台和渠道。这意味着自媒体时代，“塔西佗陷阱”正随着传播方式的变迁，成为社会管理者需要频繁应对的挑战。互联网和移动互联网已彻底改变信息传播的社会生态，自媒体异军突起，如果政府部门遇“事”不能及时给出事态真相，人们就会寻找信息，民间自发解释信息就会涌现。这些信息不仅鱼龙混杂，各种谣言还可能引发社会混乱，政府公信力随之进一步失落。然而，“塔西佗陷阱”有可能因漠视民意、信息淤塞而急速放大，也会在及时合理的应对中逐渐消弭。中共十八大提出的保障人民群众的知情权、参与权、表达权、监督权，正是网络语境中社会管理的一项指导原则。社会信任缺失，质疑成心态惯性，要走出信息公开问题的“塔西佗陷阱”，就必须走“诚信信息及时公开”的道路。
与政治运动不同，环境群体事件总是很快而有机地组织起来，就像乌云堆积形成暴风雨那样，它们的目标是要立即达成的，如停建撤销PX项目等。在群体事件中，情绪本身有时会压过目标，感性常常超越理性。各级政府现在面临的是由群体互动，而不是真正的政治和意识形态运动左右的政治局势。面对这种“群体权威”，政府需要建立有效的沟通协商机制，从而防止群体规模膨胀到一切由民意决定。显然，传统的沟通交流方式，如座谈会、听证会和咨询会不足以应对这些挑战。要改变民众现有PX项目认知结构，需加大有关PX项目的全面信息传播量，传播更加权威的信息，不仅借助传统媒体也依靠自媒体，将真实全面的信息传播给民众，重构民众对PX项目的群体心理认知。
解铃还须系铃人。政府应认识到，自媒体既是引发问题的一部分，也是解决方案的一部分。在所有“PX项目事件”中，民众先在互联网、移动网上聚集，然后才走上街头。这意味着“I-crowd”时代的到来——即通过自媒体吸引、动员和组织的群众。同时，自媒体也有助于减少政府、企业与民众之间的心理和权力差距，有效地不让民众动员起来。借助自媒体实现的群体互动不可忽视，因为自媒体就像是预兆暴风雨的乌云，如果发现得早，应可以在民间舆论聚变前，找到平等、理性交流渠道予以引导的。自媒体时代，政府和企业组织应强化它们对“I-crowd”政治的认知，学会并充分利用微博、博客、应用程序和短信等自媒体与民众交流，并通过这些渠道传播信息。
相关信息不公开是公众产生恐慌的直接原因。因此，从法律上、从程序上、从参与上，切实落实政府信息公开，重建政府公信力，消除政府与民众之间信息的不对称，或许能消解“PX项目魔咒”产生的土壤。从目前的发展趋势来看，重构民众对PX项目的群体心理认知，需通过立法去除环境评估的局限性、引入民众参与程序;需要政府采取全息式公布充分信息、允许民众组织化参与，召开正式/非正式的民众座谈会，在民众参与和专家理性的双重基础上做出正确决策;需要在项目实施和产品生产过程中，让民众参观体验。
五、思考与结论
信息公开滞后、政府与民众信息不对称，导致舆论非理性因素增加，而信息公开、民众参与有助于引导舆论，减少舆论中的非理性因素。有关PX项目舆论的非理性与信息公开的滞后性、民众参与不足等，这些因素互相建构形成恐惧张力，导致“PX项目魔咒”建构奏效。在PX项目事件中，理性、充分的交流与对话并不存在，而是民间舆论一边倒，专业的意见和观点在环保主义的众声喧哗之下，趋于沉默或被排斥于公共舆论之外，形成另一种可怕的舆论一律。自媒体时代，这种民间舆论一律，使传统意义上的“沉默的螺旋”发生倒置。
根据“言论和观点的自由市场”，多数人的意见并不一定比少数人的意见拥有真理，民主更体现为多数人尊重少数人言说的权利和观点。公共空间存在的价值，就在于政府、民众、媒体、知识阶层，多方能在这一空间充分交流、理性对话。自媒体既能诱发舆论事件，也为信息公开提供新渠道。一定意义上，民众逢PX项目必反，是民众对政府环保不力、信息公开不足的泄愤。政府、企业、民众和知识阶层，应借助传统媒体、自媒体，群众参与环评、信息及时公开等传播手段，共构理性交流互动平台，或能找到破除“PX项目魔咒”的途径，否则PX项目事件还将继续，而且借助反PX项目成功范例的叠加效应，舆论会继续把“高危”“致癌”“致畸”的标签贴在PX项目上。
诚然，当共同受益的机会出现时，群体会形成并采取集体行动，这是现代民主思想体系的重要基础。也因为此，有评论视厦门PX项目事件为“公众与政府博弈成功的经典案例”。但我们必须意识到，每个人在实现自身利益时都会根据自己的所得来衡量自己的所失。社会的幸福由个人的幸福构成，个人的原则是尽量扩大自己的福利，满足自己的欲望;社会的原则是尽量扩大群体的福利，最大限度地实现所有成员的欲望构成的总的欲望体系。就PX项目来说，如何平衡个人利益与社会共同利益、实现社会的公平正义，也是政府和民众必须思考的问题。
【注释】
[1]本文原刊登在《浙江学刊》2013年第3期上，是中国传媒大学2012年科研培育项目“自媒体生态下社会传播创新社会管理的作用与机制研究”的阶段性成果之一。在此表示感谢。
[2]PX项目，指的是对二甲苯化工项目。PX是英文Para-Xylene的简写，中文名对二甲苯。PX用于生产塑料、聚酯纤维和薄膜。关于PX的毒性，国际上有剧毒和低毒两种争论，以低毒为主流。
[3]本文根据各地民众反对PX项目行为严重程度不同，把因PX项目引发舆论关注并导致群体性示威游行界定为事件，引发民众借助媒体抗议界定为风波。
[4]详见郑燕峰:《106位全国政协委员签名提案建议厦门一重化工项目迁址》，《中国青年报》，2007年3月15日。
[5]详见屈丽丽:《百亿化工项目被指威胁厦门安全》，《中国经营报》，2007年3月17日。
[6]详见涂超华:《赵玉芬:最先站出来反对PX项目》，《中国青年报》，2007年12月28日。
[7]详见殷国安:《请把赵玉芬的建议也印刷派发》，《中国青年报》，2007年6月19日。
[8]详见《厦门PX项目有望移址漳州》，《宁波日报》，2009年1月14日。
[9]详见《PX为什么“越来越危险”》，《凤凰周刊》，2012年第32期。
[10]详见武卫政等:《PX项目风险有多大——探寻喧哗》，《人民日报》，2011年9月15日。
[11]详见彭利国等:《谁制造了PX全民敏感词?》，《南方周末》，2011年11月1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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