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科纷立业绩骄人

一、学科纷立业绩骄人

从新中国成立后到“文革”前，尤其是1953年合校后，我院名医荟萃，人才辈出，拥有难得的人才优势。我院积极响应向科学进军的号召，勇于钻研，经过艰苦奋斗和不懈开拓，在医疗、科研上不断取得突破性进展，屡创奇迹，业绩骄人;原有的学科得到较快发展，新的学科纷纷设立，成果丰硕，不少学科在华南地区处于领先地位;“技精德高”的名声逐渐名扬中外，在东南亚一带享有盛誉。

1949—1966年期间，我院除原有的内科(包括传染病科、精神科及神经科)、外科(包括整形外科、泌尿外科)、小儿科、妇产科、耳鼻喉科、眼科、皮肤花柳病科、放射科、检验室、药房等学科和专业机构，在调整、发展外，许多新的学科、专业也纷纷建立。

(一)原有学科的发展。

1．内科。内科为我院传统科室。1950年，叶少芙教授担任我院内科主任，主治医生有曾宪文、古枢兴。三校合并后，叶少芙继续担任我院内科主任。为更好地集中人力、物力，学院决定将第一、第二附属医院内科进行合科，1954年9月底第二医院内科合并到我院内科^[41]。1954年，我院病床总数350余张，内科有病床81张，内科医生6人。

1955年6月，学院受苏联体制影响，“废科建组”，撤销学科，建设教研室。医院内科分设5个教研组:内科学基础教研组、系统内科学教研组、临床内科学教研组、传染病与流行病学教研组、精神与神经病学教研组。1958年9月20日，为统一领导、克服分工过细，内科5个教研组合并成为内科学教研组;11月学院任命陈国桢教授为教研组主任，朱师晦教授为副主任，严棠讲师为秘书^[42]。

1956年9月，内科在架构设置上分基础内科、系统内科和传染科三个专科，在内科住院病人中，治愈好转率达81.62%，死亡率7.70%。科室在不断提高自身的医疗技术水平的同时，也开始进行科学研究工作。基础内科开始了肝脏疾病的中药治疗，成立了胃机能检查室，还成立了酶化学工作室来制造细胞色素C，以治疗肝豆状核变性疾病。50年代后期，邝贺龄在广东省发现出血坏死性肠炎^[43]。1958年起，陈国桢等主持进行“消化性溃疡病因、发病机理和治疗学的研究”(1989年成果获国家教委科技进步二等奖)^[44]。系统内科进行了各种药物治疗高血压的研究，以及中药治疗糖尿病的研究。基础内科和系统内科，还一同开始开展了心脏导管检查。传染科在艰难条件下也取得了十分可喜的成绩。

此外，内科与其他科室进行合作，开展跨学科的治疗与研究。内科和病理解剖教研室合办临床病理讨论会(CPC)，开广东省先河，吸引众多院外人士参加，对提高本省的医学教研水平有很大的帮助。内科还与同位素室合作，开设了同位素治疗病床。在科研方面，内科根据当时的国情需要，确立了对钩虫病、绦虫病、疟疾、血吸虫病、高血压病、肝硬化、慢性肾炎、肝炎、流行性感冒、伤寒等病症，进行综合重点研究。

一切工作从头做起，其艰辛和不易可想而知，但前辈们勇于开拓创新、艰苦奋斗，逐渐完善了内科的建制，许多病人慕名而至，内科也开始茁壮成长起来。随着医学水平的发展，治疗方案要求更加专业、细致，这决定了内科必须适应发展的需求进行细分，专业分工势在必行。我院先后成立了血液学专业组、内分泌科、肾脏病小组、呼吸病研究小组，并取得了相应的成绩。

传染病科取得喜人成绩。新中国成立前我院设有传染病科。新中国成立初期，传染病是危害人民健康的主要疾病。1955年6月，学院在我院内科传染病小组基础上^[45]，成立了传染病与流行病学教研组，由我院内科和学院公共卫生学的一部分教师组成，著名传染病和寄生虫病学家朱师晦教授任教研组主任。人员先后有何碧芬、周庆均、吴远徽、彭文伟、罗章炎、沈振璜、刘端瑾、高绍良、何雅明、郑锡澄、冼棠超、曾兰珍、黄贤憐、何树初、周树强、曹根蒂、黎淑贞等人^[46]。传染病科由朱师晦任主任，周庆均为副主任，有一个病区，病床30张，后发展成三个病区^[47]，1961年有病床92张^[48]。

传染病科此后率先在科内建立专业的超声波室和研究实验室。超声波室由冼棠超、曾兰珍负责，实验室由郑锡澄负责。1958年11月，朱师晦教授担任内科主任，林柏荣、邝贺龄担任副主任^[49]。

50年代以后，在朱师晦教授的领导下，传染病科取得一批在国内外有影响的医疗成果。先后对恙虫病555例的临床表现进行了详细分析^[50]，为国内恙虫病的诊疗提供了非常宝贵的临床经验;积极参与钩端螺旋体病的防治研究，对其临床诊断和治疗作了系列报道，并首次在世界上报道肺出血型钩端螺旋体病;重点研究伤寒病，提出了氯霉素与肾上腺皮质激素合用对严重毒血的良好治疗作用及其机制的见解;对广东省丝虫病进行流行病调查，发现该病在广东省流行严重，1957年起开展以集体治疗为主的消灭丝虫病工作，为后来全国消灭丝虫病提供了经验;对常见传染病进行流行病学调查与研究，积累了相当丰富的临床经验与宝贵的文献资料。

1957年在国内首次使用亚冬眠疗法治疗乙型脑炎，提高了乙脑的治疗成功率。同年用氯喹及后来一系列药物，治疗华支睾吸虫病并进行总结，在对用药方法、疗程的标准化等的见解，在国内外一直处于领先的地位^[51]。同年科室用氯化奎宁治疗肝吸虫病人;在从化、海丰等地进行线虫病流行病学调查，积累一批资料;在一年中就进行了62例日本血吸虫病锑剂短程治疗，疟疾疗程由7天缩短为4天的临床观察，绦虫病用槟榔及阿的平经十二指肠导入将虫头驱出，取得了良好的治疗效果，并对增城果高难乡的丝虫病进行了调查。

传染病科与外科合作，进行了晚期血吸虫病83例的治疗，其中包括脾脏切除手术在内，取得良好效果，仅2例死亡，这在当时是全省的先进范例。20世纪50年代前期，华南医学院在血吸虫防治等方面取得了领先全国的成绩。1958年科室成立了肝炎研究小组。1965年周庆均编写并出版了我国最早的病毒性肝炎专著《传染性肝炎》。全科医护人员在极其简陋的条件下，只用了短短的3个月时间，就撰写出20多万字的《传染病防治手册》一书。在当时条件艰难、缺少前人经验的基础上，传染病科取得了上述成绩，实属难得。

到1964年，我院内科对当时还比较少见的原发性醛固酮增多症、阵发性睡眠性血红蛋白尿、自身免疫溶血性贫血、马凡氏综合征、新型隐球菌性脑膜炎、甲状旁腺机能亢进症等，都能及时做出诊断和治疗。另外还开展了新的诊断检查项目，如:用性染色体诊断两性畸形;琼脂免疫蛋白电泳检查;快速肝穿刺;淋巴造影;肾盂肾炎的诊断试验等等，较好地促进和提高了临床的诊疗水平。1965年，余步云、林柏荣用琏球菌结膜下注射诱发家兔风湿性心脏炎，研制出国内第一个成功率最高、时间最短的典型的家兔风湿性心脏炎模型^[52]。

2．外科。我院外科是一个有着悠久历史的临床学科。从1949年到1966年“文革”前，先后有两位著名教授担任过我院外科主任:第一任外科主任为骨科专家邝公道教授(1949—1958年);第二任外科主任为神经外科专家蔡纪辕教授(1958—1972年)。外科许多代表性医疗技术和科研成果，都与两位外科主任和著名教授的工作分不开。

邝公道教授是著名的外科、创伤外科和矫形外科专家。1955年任学院临床外科学教研组主任，1956年任国际外科学会会员，是当时华南地区唯一的会员。在20世纪五六十年代，邝教授享有“华南一把刀”的美誉。由他开创和带动发展的手术方法主要有，局麻环痔切除术，胃黏膜下止血等方法;1954年开展的乳腺癌扩大根治术临床研究，曾在全国外科学术会上交流;1955年率先在我省成功开展门脉分流术;1956年开展心脏二尖瓣狭窄分离术和肺部分切除术;1958年提出跟骨病灶清新术式，获广东省卫生厅奖励;1958年至1959年，外科成功抢救了50例大面积烧伤病人(烧伤面积达30%—70%)，治愈率达72%，死亡率仅28%，并创造了鸡皮异体植皮经验^[53]; 1960年代开展了人造血管移植，小血管吻合，断肢再植等。他主持了中山医学院创伤研究室的建设，开展了无机骨、人造骨等实验并应用于临床。1964年11月23日，主持我国首例断足再植手术，获得成功。两年后，又获我国第四例断指再植手术的成功。

蔡纪辕教授在1953年合校后，任华南医学院外科总论教研组主任，1958年任我院大外科主任。在此期间，蔡纪辕教授组建了神经外科并兼任专科主任、教授。曾任广东省外科学会副主任委员、广东省第二届神经外科学会主任委员。蔡纪辕教授为我院、中山医学院以及广东省的神经外科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

王成恩教授是我国著名的老一辈肝胆外科专家，是我院第三任外科主任(1973—1979年)。在20世纪50年代，就率先在国内开展原位规则性肝切除治疗肝癌的技术，1963年代表我国普外科参加在莫斯科举行的世界肝癌外科学术会议，并在会议上做了“原位肝切除130例”的学术报告，赢得国内外学者的一致好评，获得莫斯科国际博览会金奖。他设计和实施了“生理性肝去动脉化加插管化疗治疗肝癌”，“原位规则性肝切除术”，获得了良好疗效。在国内率先进行胆总管囊肿切除、胆管癌切除手术。对泌尿系统结石、结核、先天性畸形和肿瘤等，皆有一定的研究。对小儿先天性巨结肠、小儿泌尿系统、胃肠道先天性畸形进行了深入系统的研究。

1955年6月，学院“废科建组”，我院外科设有3个教研组:外科学总论教研组，蔡纪辕为主任;系统外科学教研组，何天骐为主任，陈郁林为副主任;临床外科学教研组，邝公道为主任，邓重炜为副主任。成立教研组后，我院外科的教学计划性和教学质量有显著提高，医疗专科工作也蓬勃开展。此后，学院又增设了泌尿外科学教研组，与系统外科学教研组合为系统外科与泌尿外科学教研组。但由于各教研组分散开展专科工作，协作不足，1958年9月1日，外科三个教研组合并成为外科学教研组，领导外科教学、医疗、科研及干部培养工作，下设临床、系统、总论3个教学小组，下辖“泌尿外科、胸腔外科、矫形外科、脑神经外科、普通外科、麻醉科、小儿外科、肿瘤科”^[54]。同年11月，学院任命邝公道为外科学教研组主任，蔡纪辕、何天骐、王成恩为副主任，高崇善为秘书;任命蔡纪辕为我院外科主任，王成恩为副主任^[55]。

我院外科在邝公道、蔡纪辕、王成恩、陈郁林、赖炳耀等老一辈教授的领导和主持下，各专业学科得到发展迅速，在不少专科领域取得了可喜业绩，获得了多项广东省第一、乃至全国一流和一些具有世界性影响的医疗、科研成果。

20世纪五六十年代，普通外科先后组建了泌尿外科、小儿外科、普通外科和肝胆外科等专科。1958年成立了肿瘤科。1964年，成立了以王吉甫教授负责的胃肠外科，曹绣虎教授负责的肝胆外科和陈国锐教授负责的血管外科，都是国内较早分设普外专业的单位之一。胃肠专科、肝胆专科和血管专科，长期由王吉甫、曹绣虎和陈国锐教授担任专科学术带头人。

3．妇产科。国立中山大学医学院时期，我院妇产科位于医学院“红楼”2楼的东侧，当时妇科和产科没有分区，门诊和病房未分开。妇产科拥有叶锡荣、郑惠国等知名教授，叶锡荣任妇产科主任。1951年，院长柯麟从澳门镜湖医院先后带回一批护士助产毕业生和护理人员来我院工作。其中，有妇产科的容翠芳、马爱伦等人。

三校合并前，中山大学医学院附属医院妇产科有30人(其中教授2人、讲师3人，助教7人，护士18人)，有病床55张^[56]。合并后，我院妇产科汇聚了一批知名教授、讲师和助教，包括岭南大学医学院的林剑鹏、梁贵尚、招杰容、梁素娣、孙明和潘国权;中山大学医学院的叶锡荣、郑惠国、余国静、张秀俊、张志英和吴晓芬以及光华医学院的李大慈等。从1953年到1966年，妇产科主任为林剑鹏。1966年“文化大革命”开始，我院各级领导班子处于瘫痪状态，妇产科主任被撤，由梅卓贤、庄广伦等代理妇产科排班工作。1972年，林剑鹏重新担任科主任，梁贵尚任副主任。1982年至1997年，李大慈任科主任，张秀俊、梅卓贤为副主任。此后孔秋英、周灿权、王子莲等先后任科主任。

1953年，妇产科实行分科，分为妇科和产科;1954年12月底，学院为集中人力物力，将第二附属医院妇科合并到了我院妇产科^[57]。1955年6月，学院成立妇产科教研组并设在我院，林剑鹏教授为教研组主任，郑惠国教授为副主任^[58]。1956年成立了妇产科实验室。1959年9月，我院妇科有病床44张，产科有病床76张^[59]。妇产科学界先驱们为这一学科医教研的长足发展奠定了良好基础。当时的医疗环境和医疗条件比较落后，妇产科的设备也很简陋，但是妇产科教授、医生们对临床的医疗、教学和科研工作倾入了极大热情。他们认真对待每一个病人，每一个病种;自己动手制作教学用的挂图、蜡制模型和木质模型，以及各种正常的和疾病的病理标本供教学用;同时也根据临床工作需要进行了大量的研究工作，发表论文，对外交流。在医、教、研工作中，由他们制定的很多规章制度至今沿用。

在老一辈妇产科专家的带领下，我院妇产科在20世纪五六十年代，在医疗、教学、科研方面也创下了不凡业绩:

1955年，郑惠国教授在广东省首次开展对子宫颈癌患者广泛性全子宫切除术，以后又做过多例盆腔淋巴结切除术;同年，梁贵尚教授开展细胞学检查，以发现子宫颈癌。1957年，妇产科教研组何秀琼、林剑鹏在《中华妇产科》杂志发表《2440例广州女学生月经调查分析》，为省内首次对大量女学生作详细的月经调查分析，并提供了月经生理常数。林剑鹏、招杰容两位教授研究绒癌、侵蚀性葡萄胎的综合治疗，并在《中华妇产科》杂志发表有关论文。林剑鹏教授带领医务人员到新会县以手术治疗子宫脱垂130例。余国静等在新会、东莞、广州市郊对适龄妇女398 468人中患子宫脱垂的10 161人进行调查分析，认为发病与分娩或难产产后过早负重劳动，特别是蹲位劳动姿势有一定关系。1958年后郑惠国、翁洁芳、梅卓贤等开始阴道放大镜结合阴道细胞学、病理学对宫颈癌的早期诊断研究，并于1965年在《中华妇产科》杂志发表有关论文。1958年，妇产科教研组和中山医学院卫生教研组，联合对42例妇女研究了劳动负荷与子宫脱垂发病的关系进行研究，结果认为，长时期的过度负重劳动，是子宫脱垂的发病原因，正常妇女的肩挑负重不宜超过80市斤或不超过本人体重的90%。同年，林剑鹏、张志英开展宫颈癌根治性手术，冯兆海、邓绍坤在北京专家的指导下开展宫颈癌的标准放射治疗。

1960年，余国静等对梁三女草药治疗子宫脱垂进行临床疗效观察，认为该草药对Ⅱ、Ⅲ度患者近期有效，但需巩固治疗。同年，叶淦平、张秀俊、李大慈等在广东省内首先开展负压瓶人工流产术及开展阴式输卵管绝育术，1962年研制出0.4 cm、0.5 cm的小号人工流产吸管，进行1 000例人工流产的临床实践研究，效果满意。同年，妇产科教研组与中山医学院卫生学教研组以梁三女草药做动物实验，以及研究生刘天麟采用梁氏草药进行的科研，证实该草药能使阴道及子宫兴奋性收缩，与临床效果相符。1964年，招杰容、余国静、李国梁统计出1954年1月至1963年12月，在广州市10家医院住院孕产妇246 391人中死亡247例，死亡率为100.3/10万。1964年，妇产科教研组举办了学术论文宣读大会，国内著名妇产科带头人林巧雅、王淑贞、柯应夔及俞霭峰等参加大会并给予了高度评价，同时选出优秀论文在《中华妇产科》杂志刊登。1965年，郑惠国、梁贵尚、庄广伦等首先在国内开展减量口服避孕药的研究，论文获国家级奖励。

1963年，林剑鹏等总结了治疗子宫脱垂的经验及疾病的发生原因与防治措施，主编《女性生殖道脱垂》一书出版。1964年，我院妇产科参与、中山医学院编写的《妇产科疾病和计划生育的研究》，由广东人民出版社出版;1965年妇产科编写的《怎样实行计划生育》由广东人民出版社出版，这两本书是广东最早的计划生育技术著作^[60]。

4．儿科。小儿科为我院原有科室。新中国成立前，我院小儿科人员甚为缺乏，只有医生7人^[61]。1952年我院儿科设有病房，病床有36张^[62]。当时儿科病房就设在中山大学医学院的红楼内，病房条件简陋，几乎没有什么医疗设备。中山大学医学院小儿科梁烺皓教授兼任我院小儿科主任。1952年儿科门诊量为34 286人次，出院总人数为517人次。

1953年合校后，原岭南大学医学院著名儿科专家钟世藩教授任华南医学院儿科主任兼第二医院儿科主任，梁烺皓教授任华南医学院儿科副主任^[63]兼我院儿科主任^[64]。同年，粤东东江流域发生大量不明原因的黄疸病，儿科派医疗组专程赶赴东江流域调查抢救这种怪病患者，并初步证实是蚕豆病(G－6PD缺乏症)，为发现并控制蚕豆病作出了突出的贡献。

1954年11月底^[65]，根据学院关于合科的决定，我院儿科曾合并到第二医院儿科^[66]，儿科门诊则予以保留。1955年6月华南医学院建立儿科学教研组，钟世藩为教研组主任，梁烺皓为副主任，统一领导两个医院的儿科工作，使儿科教学、医疗、科研工作有了大提高。1956年9月，我院新建的工字楼落成，1956年底我院儿科从第二医院迁回我院^[67]，在工字楼前座五楼设立了两个病区，共有病床53张，病房规模在当时全国综合性医院儿科中是首屈一指的。1956年，钟世藩教授在条件艰苦的情况下在我院儿科建立了儿科病毒实验室^[68]，研究乙脑病毒和培养研究生。这不但是广东省，而且是全国最早创建的临床病毒实验室之一。钟世藩教授借助这个实验室研究出了多项国内领先的病毒学成果。1957年乙脑、流感流行，1958年冬至1959年春麻疹流行，我院儿科为此专设了一个病区抢救这些传染病患儿，在当时较快较好地控制了这些传染病的肆虐。1959年起，官希吉开展换血治疗重症新生儿高胆红素血症，获得成功。

20世纪50年代，我院儿科设立了新生儿专业。1960年前后，小儿科官希吉教授首先开展了新生儿尸体解剖，这在当时是全国最早开展的工作，极大地提高了新生儿专科的临床诊断水平及与病理的符合度，大大促进了广东省儿科新生儿专业的发展。1960年，我院梁烺皓、官希吉建立新生儿病理实验室^[69]。1964年，我院儿科邓少霞医生及广东省人民医院儿科，率先在省内开展小儿心导管术检查诊断先天性心血管病^[70]。

5．耳鼻喉科。耳鼻喉科为我院原有医疗科室。1952年我院成立了五官科病区^[71](耳鼻喉科与眼科合并为五官科)，其中耳鼻喉科病床有10张^[72]。1953年合校成立华南医学院时，我院和原岭南大学医学院的博济医院均设有耳鼻喉科门诊(每日门诊病人两院之和为40人次)，但都没有独立的专科病床(我院耳鼻喉科与眼科共一病区;博济医院耳鼻喉科无固定病室，并在其他科内);两个医院的耳鼻喉科教师只有4人。合校后，为集中人力物力，根据学院合科安排，1953年底我院耳鼻喉科合并到了第二医院耳鼻喉科^[73]，只保留了耳鼻喉科门诊，工作由第二医院派员承担。1955年6月学院成立耳鼻喉科学教研组，朱志和教授任教研组主任，教研组所属的专科病床设在第二医院，1959年9月专科病床有30张^[74]。合科后，我院耳鼻喉科发展缓慢。1955年11月，我院耳鼻喉科每日门诊量为26人次^[75]。

6．眼科。1949年10月前，我院设有眼科，条件十分简陋。中山大学医学院眼科沈毅教授兼我院眼科主任。门诊只有一间小房子，暗室就用木板或布帘在房间隔开一个角落，门诊只看半天，门诊量不超过二三十名。人员只有1位教授和1位助教。病床都是临时借别科的。设备上有一架裂隙灯显微镜(残缺不全)，眼镜箱有一二套，眼底镜则只有几个，连白内障手术也要教授自己带器械来做。收容的留医病人可做白内障、青光眼、斜视、眼球摘出、泪囊摘出等。^[76]

1949年至1953年合校前，我院眼科人力、物力逐渐增加。1952年我院扩建门诊部^[77]，扩大了眼科门诊，为此后的眼科门诊打下基础。1952年我院又开设了五官科病区(含眼科和耳鼻喉科)，其中眼科有20张病床;设备上添置了角膜计，眼镜箱，手提裂隙灯以及不少手术器械;人员也添至教授1人(合校前离职)，讲师1人，助教3人，具有一个较完整的科室雏形^[78]。1953年有了专职的眼科护士。

1953年8月合校，中山大学医学院、岭南大学医学院的眼科合并成华南医学院眼科，1954年8月，光华医学院眼科也并入华南医学院眼科。为集中人力物力，根据学院安排，1953年底我院眼科与第二医院眼科合科^[79]，我院眼科病床被集中到了第二医院，眼科门诊则予以维持。合科后，我院眼科力量变得薄弱，主要负责门诊工作和院内会诊工作;门诊设在门诊部二楼，诊室有扩充，有同时可容十人诊病的场所，并有手术室、治疗室、黑房、验光室等，门诊量逐年有所增加，设备也逐年增加并较为齐全。第二医院眼科则成为较健全的科室，并逐步发展为华南地区较有规模和国内有威望的临床眼科。

1955年6月学院成立眼科教研组并设在第二医院，陈耀真为教研组主任，毛文书为副主任^[80]。教研组统一领导两个医院的眼科工作，统一调配人员在两个医院轮流工作。1955年11月，我院眼科每日门诊量为66人次^[81]，1957年门诊量接近100人^[82]。1959年后我院眼科工作人员有吴玉兰医生、何绍达医生和杨如霜护士。第二附属医院的眼科医生每周来我院坐诊1～2次。随着第二附属眼科的发展壮大，1964年10月31日，学院决定成立眼科医院筹委会，1965年10月1日，第二附属医院眼科迁出，正式成立了中山医学院眼科医院^[83]。我院眼科门诊工作改由眼科医院统一调配人员负责。

7．皮肤科。1949年前，我院设有皮肤花柳科门诊。1949年11月，解放军接管中山大学时，我院皮肤花柳科仅有教授、助教、护士各1人，由中山大学医学院黄明一教授兼我院皮肤花柳科主任。1949年我院皮肤科门诊人数为16730人次。1953年三校合并前，中山大学医学院皮肤科负责人为黄明一，医生有何玉琼、黄醒亮;岭南大学医学院尚未有独立的皮肤科，由内科李松初讲师兼看皮肤疾病^[84]，为负责人;光华医学院皮肤科负责人由广东省人民医院主任鲍振国兼任。

1953年，中山大学医学院皮肤科和岭南大学医学院皮肤科合并。我院皮肤科黄明一为主任、李松初为副主任，医生有林泽、许德清、徐广坤和钟幸福。1954年10月，皮肤科建立了20张病床的独立病区，是广东当时为数不多的设有皮肤病专科病床的医院。1955年2月，学院第二医院建立皮肤科门诊，根据学院安排，皮肤科独立病区迁至第二医院。同年6月，学院建立了皮肤性病学教研组(包括医疗科)，开设了皮肤病学课程，黄明一为教研组主任，李松初为副主任。教研组统一领导两个医院皮肤科并安排两院皮肤科人员工作。1955年11月，我院皮肤花柳科日门诊量为78人次^[85]。第二医院于1956年1月建立真菌实验室^[86];同年10月在东莞新洲麻风病院建立150张床位的麻风病研究区^[87]。

1954年，广东皮肤科学会成立，黄明一、李松初先后担任广东省皮肤科学会的主任委员。1956年，李松初和何玉琼对中药黄精作体外抗菌试验，证明它有抗真菌能力，用于临床治疗患者，确有疗效;黄明一等报告广东省首例黄色酿母菌病^[88]。1957年，黄醒亮报告广东省内首例孢子丝菌病，何玉琼发表《广州地区皮肤丝状菌分离研究》^[89]。1958年，黄明一、何玉琼等报告一例经证实为Homodendrum Species的华南首例着色霉菌病。1961年，李松初、何玉琼调查发现，解放初期孢子丝菌病也曾在粤北旧煤矿区呈职业性流行。1962年黄醒亮在广州对3 246人进行头癣普查，发现头癣8例(占0.24%)。1963年何玉琼发表《深部真菌的分离研究》论文。李松初为我国最早开展职业皮肤病研究者之一，重点对稻田皮炎进行过深入系统地研究，基本摸清了它的流行规律，提出了它的医学定义和临床类型以及防治措施，在全省广泛应用，起到较好防治效果，其成果被卫生部制定《全国稻田皮炎防治工作暂行办法》采用，获1978年全国科学大会奖。李松初还在广东省诊断出首例系统性红斑狼疮，发表的“红斑狼疮临床分析”论文，引起了学术界的关注。1960年后，皮肤科佟菊贞对皮肤病理有深入研究，在科室创立了皮肤病理诊断项目，对皮肤血管炎的研究尤为深入。

20世纪50年代末，我省除少数民族地区外，早期梅毒及其他性病几乎绝迹。60年代，广东省内医学院停授性病学，皮肤性病科亦改为皮肤科^[90]。

8．放射科。放射科为我院原有科室。1950年我院放射科位于中山大学医学院“红楼”三楼，占三间房，包括机房、暗室及办公室，房屋面积为56平方米^[91]。设备仅有一台50毫安的X线诊断机，作透视及一般照片检查之用。工作人员有医师张德明，技术人员倪寅生、刘裕兴、张友燊等。当时广州陆军总医院放射科主任李生光每周来阅片1～2次。放射学的应用范围仅局限于一般的胸部透视和简单的照片。

1953年，放射科的医疗用房迁至第一座新建的门诊楼2楼，而办公室仍在“红楼”内。新建门诊楼2楼的工作场地十分拥挤和简陋，只有设备用房，登记处设在楼梯口正对的走廊内。1953年合校后，来自岭南大学医学院的我国著名临床放射学奠基人谢志光教授兼任我院放射科主任，郭广柏为副主任，医师先后有张德明、关梅丽、陈淑琼、桂治宁、肖官惠、范雄等，技术员有陈展英、刘裕兴、张友燊、梁淑姿、黄廷稳、严泽禧、李承荫等。

1953年后，我院放射科陆续添置了一批比较先进的仪器设备，促进了学科的发展。1953年，添置了西门子200毫安X线机一台，包括一控制台，一胃肠检查床，一摄片、加体层摄影床。原来的50毫安机用作胸部透视。1956年添置了一套匈牙利产500毫安X光机和上海产200毫安X机;同年学院将第二医院的一批放射治疗机，包括西门子250 KV深部治疗机、华生牌80－150 KV浅层治疗机、荷兰菲利浦45KV治疗机等迁至我院。1958年购置了加拿大的1000居里钴60治疗机一台，于1959年7月基本安装完毕。1965年购置了德国西门子1000毫安多功能大型X光机一套，包括常规摄影、多层体层摄影、胃肠检查床、电视影像增强器、快速摄影(AOT)、电影摄影装置，用于开展心脏、大血管造影检查和X线电影摄影检查^[92]。科室当时设有机修组，由刘子策主任技师，张亮维、何汉弦、黄博慈等技师组成，负责安装和维修X线诊断机、治疗机以及钴60治疗机，并创制了X线摄影快速换片装置^[93]。这对心血管造影、主动脉逆行造影、脑血管造影、腹部四肢造影术的开展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

1955年5月，学院成立放射学教研组并设在我院，谢志光教授任教研组主任郭广柏为副主任，负责领导学院和两个医院放射科的工作。谢志光教授医、教、研三者同时并举，加紧编写教材并着眼于大量培养专业人才，以适应卫生事业的需要。在谢志光的领导下，放射学教研组成为卫生部指定的全国高级专业医师的进修基地。1955年国家建立研究生培养制度，谢志光是第一批国家指定的研究生导师，当年即招收了放射学研究生3名。在医疗上他强调严格的操作规程，和蔼的服务态度，精益求精的医疗质量。

1956年我院放射科搬入新建的放射、理疗楼(即现在的发热门诊所在地)，一楼及二楼后段为放射科，二楼前段为理疗科。同年学院将第二医院放射科从事放射治疗的医、技人员调到我院放射科工作。科室设立了4个专业组，即放射诊断组、放射治疗组、放射技术组和机修组，开展了当时较复杂的特殊造影方法，如心血管、脑系和脾门静脉造影术。在临床放射学有一定基础时，谢志光教授又开展了肿瘤防治的研究，并着手筹建我院肿瘤科。

20世纪50年代中期，由谢志光教授倡议并亲自组织和领导了对骨肿瘤治疗的临床、放射、病理三结合的研究工作^[94]，得到了骨科邝公道教授、病理科秦光煜教授的积极响应和支持，每周一次的会诊，三位老教授都亲自参加，对每一病例经过讨论作出三结合的诊断意见和临床方案。当年参加此工作的年青教师有骨科黄承达、放射科肖官惠、病理科宗永生等，该项研究工作处于当时国内的领先水平。

60年代，我院郭广柏用钡胶浆作鼻咽腔造影，用以诊断鼻咽癌。郭广柏的论文被选送参加1962年在莫斯科召开的第八届国际肿瘤会议。从此，鼻咽腔造影成为鼻咽癌临床诊断的重要手段。在谢志光教授的亲自指导下，郭广柏、许达生等通过对巨大溃疡X线诊断的研究，强调良、恶性胃溃疡的鉴别应以综合征象为依据，实践表明这是有效的鉴别方法^[95]。

9．检验室。20世纪40年代，我院已有检验室。1949年新中国成立时，我院检验室位于中山大学医学院原11课室旁一间很小的房间;50年代初位于急诊室旁的一间房。检验室主任先后由李士梅、邝贺龄、古枢兴等担任，工作人员先后有刘定章、梁怡章、何媛珍、何尊英，温丽容、李学英、陈智英、古月衡、邝灵芝、肖丽文等多人。检验人员的培养一直沿袭着师傅带徒弟的传统方式，且基本上来自工人、护士的转行。当时仅有一个专业室——临床检验室，业务局限于三大常规及血型。设备简陋，除普通的显微镜和托盘天平，还有十分老旧的离心机、电冰箱、油电恒温箱等常规设备。工作完全是采取手工操作，试剂全是自己配制，以手工配制多种试剂和标准物，来完成临床医疗工作上基本及必要的检验检测(如生化采用终点法手工比色，免疫则是自制抗血清开展实验等)，检验质量不高。

1956年，检验室成立了微生物实验室。工作人员主要从医学院调配过来。当时实验室负责人为梁怡章，其他工作人员先后有梅景文、钟国凯、钟海强、郭慧芬、李明英、钟发等。微生物检验大多依靠手工操作。

在我院工字楼建成后，检验室在工字楼三楼建立了生化实验室，初期工作人员只有梁玉、何媛珍、温丽容、陈智英，拥有的分析仪器一是国产581G光电比色计，另外就是柯麟院长辗转购自英国的ETL火焰光度计(用火焰光度法测定血清、尿液中的Na/K离子浓度)。由肖丽文、盛建华和业务骨干郑大道一起反复摸索，终于建立起使用汽油蒸气为燃烧介质的实用方法。此后，检验室引进了广东省第一台血球自动计算仪、第一台凤凰牌生化自动分析仪、第一台急诊生化分析仪，并开展了相关的检验检测项目。当时工作人员是以上门方式采血的。为方便临床，检验室还将项目进行组合以套餐形式提供给临床科室，这在广东全省是最早采用这种办法的单位。

10．药房。1949年前我院便有药房，后发展为药剂科，以及现在的药学部。1949年11月，解放军接管医院时，药房有一间房，位于现在中山大学北校区车库旁靠近中山二路的小楼。当时药房主任为在部队接管时来院的肖树年，工作人员有欧严友、黄忠明、甘海成、杜汉奎、陈惠霞、姚士建六人。1951年，胡文雅在粤东医校(广州市卫生学校前身)药学专业学习结束后在我院药房实习一年，于1952年进入药房工作，并在以后担任药房主任。1951年，药房搬到红楼1楼第二个房间，约20余平方米，包括小药库及调配少数几种液体合剂，日处方量约300人次。1953年医院建成二层门诊楼后，药房搬迁到门诊楼1楼，条件有了较大的改善。

1954年三校合并后，第二医院的陈宝珍主任兼任我院药房主任，并掀起了业务学习热潮。如经常请学院药理教研室胡本荣等老师给药剂人员上课，第二医院的药剂人员经常来我院一起上课或参加业务学习;中华医学会广州卫生学会也请制药厂技术人员给我院药剂人员讲课。在广州当时还只有药学中专教育的情况下，有一些药剂人员如胡文雅等还参加了夜大学习，获得了专科文凭。这些业务学习和培训大大提高了我院药剂人员的业务水平。

1955年我院建立制剂室，根据临床需要配置一些软膏、外用药、口服液和注射剂，如铵远合剂(LP)、复方甘草合剂、复方樟脑酊、颠茄合剂等。因LP的用量大，原料买不到，制剂室就自己动手做原料。由于缺少补血药物，制剂室将胎盘血过滤后供临床灌肠使用;还配制谷氨酸钠注射液用于抢救肝昏迷病人。1956年我院工字楼建成后，在工字楼设立了住院药房。1958年成立了中药房，从社会药店请来黄德成等两人来中药房工作。

1958年，药房响应“教学劳动生产相结合”方针，与医学院化学教研组合作建立小药厂。化学教研组邓锡谷、姚敏深、邓秉铭老师来药厂工作。药厂主要生产各种大输液、小安瓿和片剂(如复方感冒灵)，另生产少量硫酸钡、药用氯化钠等制剂。制剂室对当时一些常用医院制剂，进行了处方及工艺改革，如铵远合剂中的黄蜀菊原依赖进口，后采用陈皮酊、远志酊替代，并添加吐温增溶，既保证铵远合剂疗效，又使制剂成本降低，稳定性大为提高。1968年，邓锡谷、姚敏深返回化学教研室工作。

1959年，广州市海珠区某工地误将工业盐当作食盐使用，导致发生食物亚硝酸盐中毒。患者转入我院治疗，临床急需美蓝注射液解毒，但当时市场无该注射液供应。药房梅恭伟药师克服各种困难，在制剂室自制美蓝注射液，并采用煤气炉蒸汽消毒，及时生产出合格的美蓝注射液，挽救了多名中毒工人的生命。1969年，为响应毛泽东主席“把医疗卫生工作重点放到农村去”的指示，药房一半的药剂人员下放到广东省各县农村工作，直到1977年才陆续回院。

在“文革”前，药剂科人员职称只有药剂员、药剂士和药剂师，无主管以上职称人员。

(二)新专业、新学科的创立。随着医学学科向细化和专科化发展，我院新专业和新学科纷纷创立。下面分别进行介绍。

1．内科。第一，血液学专业组。1957年，我院内科血液学专业组成立，成为广东省内最早从事血液病治疗的科室，并设有专科实验室，当时有病床30多张。人员包括古枢兴教授等4人，古教授后来担任广东省医学会血液病专业组组长。专业组的成立，使医疗技术得到了进一步的发展，诊断和治疗疑难疾病的水平有了较大的提高。再生障碍性贫血在当时被认为是无法治疗的疾病，通过采用脾切除等综合治疗手段，五例患者追踪观察3年，情况均良好。

第二，内分泌科。1957年，在我国著名内分泌代谢疾病专家周寿恺教授的指导下，我院内科成立了内分泌科和内分泌实验室，开拓了临床与应用基础研究，这是当时全国为数不多的几个内分泌科室之一。黄葆钧教授在1960年后全致力于内分泌代谢病研究，1962年与同事一起开拓胰岛素放射免疫测定、醛固酮色谱法测定等;后在不能测定血、尿醛固酮水平的条件下，仅靠钠、钾平衡试验和X线腹膜后空气造影检查定位，临床诊断原发性醛固酮增多症6例，并经手术和病理检查证实，论文发表于中华医学杂志(英文版)。

第三，肾脏病小组。50年代后期，北京医学院王叔咸教授率先建立了我国第一个肾脏病专业。随后我院李士梅教授也开展了多种肾脏病研究，并取得了丰硕的成果。1963年底，李士梅、叶任高、唐世聪、许乃贵等在我院内科一区建立了内科肾脏病小组。这是我院肾内科的前身，也是我国最早组建肾病专业组的单位之一。当时内科一区位于工字楼二楼，1964年发展为专门收治肾脏病患者的病区。

在五六十年代，在李士梅教授的指导下，我院在肾脏病领域取得了快速发展。50年代后期，成功开展了多种肾功能检查及进行膀胱镜和肾盂造影;成功进行了国内首例肠道透析治疗慢性肾脏功能不全，首例腹膜透析，首例肾脏活体组织检查等一系列重要科学研究。

在60年代初期设备简陋、研究经验不足的条件下，李士梅教授与叶任高、张仕光等选择了尿路感染作为主攻方向，在国内首先开展尿路感染的临床综合研究，在感染率社会调查、细菌学、诊断方法和指标、防治措施等方面都取得成果，研究工作居国内领先地位(1991年，该成果获国科教委科技成果三等奖)^[96]。当时只用一年时间就取得了尿细菌定量培养的诊断标准(≥105/m l)和尿沉渣涂片细菌计数的诊断方法，此结论被同行普遍承认并一直沿用至今;同时取得了耻骨联合上膀胱穿刺的正确和无并发症的良好结果;随后在尿路感染的诊断和治疗取得了多个成果。1963年，李士梅教授主持编写了中国第一部肾脏病学专著《临床肾脏病学》。1964年，叶任高、李幼姬等开始对肾病综合征进行临床研究，此后，再作深入的临床和实验系列研究，历时30多年，取得较大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成果于1998年获得省科技进步二等奖和卫生部科技成果三等奖)^[97]。

我院取得的肾脏病研究成果，得到了全国医学界的肯定，为我国肾脏病学的发展作出了贡献。

第四，呼吸病研究小组。我院呼吸内科的前身为呼吸病研究小组。20世纪50年代后期，我院就开始运用浮筒式肺功能机测验肺的主要功能^[98]，当时广东省内只有我院和广东省人民医院开展了该项检查项目。1957年，中华医学会呼吸病学会广东省分会成立。1963年，李溢煊、张赐龄、容中生、张锡煌等建立了我院呼吸病研究小组，这是我国最早组建呼吸专业组的单位之一。同时在省内首批应用简易浮筒式肺功能仪，开展支气管哮喘和慢性阻塞行肺部疾病的肺功能研究，以及开始进行简易血液气体分析。

2．外科。第一，泌尿外科。新中国成立初期，广州的泌尿外科已经开始萌芽，当时在岭南大学医学院博济医院的王成恩教授就重点负责开展泌尿外科工作。1953年后，王成恩、陈郁林调到我院工作，1957年梅骅等调到我院工作。他们为我院泌尿外科的成立和发展奠定了重要的基础。

1953年三校合并后，我院在王成恩、陈郁林教授的主持下，成立了泌尿外科^[99]，在广东省率先建立了泌尿外科专业。

陈郁林教授是医院泌尿外科的创建人和学科的带头人，他对于尿路结石梗阻性肾功能衰竭有较深入的研究，1974年发表了国内第一篇“阻塞性无尿症”的大宗病例分析。王成恩教授对泌尿系统结石、结核、先天性畸形和肿瘤等，皆有一定的研究。泌尿外科在陈郁林、梅骅等老一辈专家教授的带领下，出现很好的发展势头，取得了多项有价值的科研成果，有的成果甚至属于全国首创。

在20世纪五六十年代，泌尿外科先后开展了尿道下裂成形术、前列腺摘除术、肾实质切开取石术、橡皮肿阴囊部分切除术、马蹄肾分离取石术、膀胱癌全膀胱切除输尿管乙状结肠移植等难度较高的手术，并开始招收和培训华南地区的泌尿外科进修医生。在1956年前，王成恩教授曾开展过输尿管－乙状结肠吻合术的临床研究，有部分患者术后出现高氯血症、酸中毒及肾盂肾炎。他还对尿道下裂采用二期手术，用阴茎皮肤作尿道，23%患者因为尿瘘、尿道狭窄而需要再次手术，1964年他在中华医学杂志发表了全国第一篇大宗病例分析。1960年，医院开展的碎石钳膀胱碎石术，被编入《广东省志·卫生志》篇中。1964年，梅骅等在《广东医学》上首次报道用睾丸精索松解术取代Bevine及Torck术式，主张将精索游离至接近肾血管水平，取垂直方向置入阴囊。这一报道属国内的首次报道。

第二，骨科与显微外科专业。邝公道教授是我院骨科的创建人。20世纪50年代初，邝公道就在我院开始了创立骨科的工作。当时对四肢骨折的治疗已从单纯的石膏外固定过渡到切开复位内固定术，内固定材料包括简单的克氏针、斯氏针及骑缝钉和钢板螺丝钉^[100]。

1955年我院骨科黄承达教授研制外科止血海绵，填补了我国该方面的空白。

1956年，在邝公道教授领导下，我院正式建立骨科专业，邝公道为骨科主任。朱家恺讲师从第二医院调来我院骨科任区长，与徐锦森合作开展骨科工作(当时骨科与显微外科合在一起)。

1962年黄承达教授研制成功世界第一例同源无机骨和人造骨，应用于临床。黄教授在骨肿瘤学方面有较深的造诣，曾担任中华医学会骨科学会副主委，卫生部创伤骨科专题委员会委员，骨肿瘤学组主席。

20世纪50年代中期，我院以邝公道、秦光煜、谢志光为首，组成骨科、病理科、放射科三结合的骨肿瘤诊治小组，大大提高了骨肿瘤的诊治水平。三科结合诊治骨肿瘤是全国首创。这项活动从50年代到90年代一直持续不断，在国内也是独一无二的^[101]。

20世纪六七十年代，广东省成立了骨科协作组，由邝公道、何天骐、陈之白教授轮流主持工作，定期举行学术活动。这个阶段广东省骨科的主要成绩在于显微外科。1964年11月23日，邝公道、黄承达、黎秉衡成功地为广州黄埔港务局船队工人梁锦开施行“断脚再植”手术(见图3-5)，这在当时中国医学界是首例，即便在世界医学界也是罕见^[102]。手术的成功，使我院在断肢再植的临床和理论方面部取得了新的突破，并开创了周围神经外科及淋巴管外科^[103]。1965年6月24日，我院医务人员受到中共中南局第一书记陶铸等领导人接见及表扬^[104]。

图3-5“断脚再植”手术

1964年9月至1965年3月，朱家恺讲师在北京积水潭医院进修手外科。1965年3月回院后，正式在我院应用显微外科技术，创建了我院显微外科专业(显微外科与骨科尚未分科)。朱家恺是全国显微外科、修复重建外科开创人之一，是新中国成立后我院第四任大外科主任，其业务专长是显微外科与骨科，对周围神经外科、儿童痉挛性脑瘫外科、淋巴显微外科有较深的造诣，创办了中华显微外科杂志，参加卫生部统编外科学教材第1—4版的编写工作，曾任中华医学会显微外科学会主任委员。

第三，胸腔外科研究小组。我院胸腔外科的前身为胸腔外科研究小组(由外科、内科、放射科组成)^[105]，成立于1956年。当时胸腔外科的病房为外科三区，位于工字楼前座4楼东侧，与脑外科共用一个病区，床位编制16～18张，医生6人，每周开展手术3～4台。

1955年6月，临床外科教研组成立后，在一年多的时间里，开展了胸腔外科(当时胸外科与心外科合在一起未分开)这一门新学科的研究。1956年6月，我院首次进行胸腔手术，成功施行了肺叶切除术^[106]。此后心脏、食道手术也开展起来。同年12月在参考国内外文献的经验和经过多次动物实验观察后，首次施行二尖瓣分离术。1957年开展了各类型的肺手术。五六十年代胸腔外科主要开展包括肺叶切除术、全肺切除术、食管癌根治术、纵隔肿瘤切除术、脓胸手术、心包剥离术、动脉导管结扎术、腹主动脉瘤切除术和低温心脏直视手术、体外循环心脏手术等多类手术，并承担医疗、教学、科研工作。这一时期，由邝公道教授、王成恩教授主持开展了二尖瓣闭式扩张术;方大维教授开展了肺叶切除术，胸腔外科手术的开展开创了国内该领域的先河，这几位教授成为国内著名的心胸外科学科带头人和专业委员会的核心人物。

第四，麻醉组。我院麻醉科的前身为外科麻醉组，组建于1957年5月^[107]。当时仅有6名麻醉人员，外科主任蔡纪辕兼麻醉组组长，伍守仁医师为副组长，4名麻醉人员为周树芬(医生)、何少雄(医生)、朱永年(技术员)、何淑贞(护士)。其后伍守仁、周树芬都曾担任过麻醉组负责人。

1956年9月医院工字楼建成，手术室设在工字楼后座4楼，有八个手术间。早期的手术麻醉为乙醚开放点滴全身麻醉或局部麻醉，除一部简单的心电监护仪外，所有生命监测靠眼看、手摸、耳听，设备十分落后。手术病人的麻醉由病区医生负责，在手术室护士配合下进行麻醉、插管等操作。麻醉组成立后，有了专业的麻醉人员，同时开始承担医学生见习与实习的任务。麻醉教研组挂靠在大外科教研组内，由第二医院高崇善任组长。1958年，第二医院高崇善、我院周树芬、广东省人民医院陈慈爱、陈志明用BD20号腰穿刺针改制成单次硬膜外穿刺针，并穿刺成功^[108]。1960年，我院周树芬、张尚礼开展小儿硬脊膜外腔阻滞，此后广州各大医院开展了持续硬脊膜外腔阻滞麻醉，迄今仍为各医院常用麻醉方法^[109]。同年，周树芬、张尚礼采用普鲁卡因加肌松药(琥珀胆碱)复合麻醉^[110]。1963年周树芬报道羟孕酮静脉麻醉的并发症^[111]。

鉴于麻醉师从各科调来，有医生、护士、技术员等不同系列，且均无受过麻醉专业训练，中山医学院系统(包括我院、第二医院)在1960年联合举办了第一届麻醉专修班，为时一年，开始培训中山医学院附属各医院的麻醉专业人员。我院伍守仁、周树芬医师和第二医院的高崇善医师作为专修班的负责人，并担任教学工作。此后专修班还招收了省内其他医院的麻醉师，成为广东省乃至全国最早开始培训麻醉专业人员的单位。麻醉专修班的举办，为各医院培养了一批专业技术骨干，促进了各医院外科的发展。麻醉专修班一共举办了四期，后因“文化大革命”而停止。随着当时形势的发展及部分麻醉人员的调动，麻醉专业人员明显不足。此后，外科医师开始轮流到麻醉组学习临床麻醉三个月，此制度一直沿袭到90年代初，使许多外科医生对麻醉工作有更深入的了解，并能操作实施简单的麻醉。

第五，神经外科。广东省的神经外科和全国其他地区一样，起步较晚。20世纪50年代中后期，我院蔡纪辕教授参加苏联专家在天津举办的神经外科学习班，带回不少新技术。1958年，蔡纪辕教授担任大外科主任。在他的主持下，1958年4月我院组建了神经外科^[112]，蔡纪辕兼任神经外科专科主任。神经外科病房位于原工字楼前座4楼东侧，与胸外科共用一个病区。

神经外科成立后，在蔡纪辕教授的带领下，在短期内收治了许多脑外伤病人，积极开展危重脑外伤的救治，取得良好的疗效。同时，还率先开展脑血管搭桥术和脑肿瘤显微手术。蔡纪辕教授曾成功抢救一名从三楼摔下，造成严重颅脑外伤、生命垂危的儿童。为此，当时的广东省委常委区梦觉专程到中山医学院礼堂会见了蔡纪辕教授，时任中国科学院院长的郭沫若也特地到病房看望蔡纪辕教授，并给予赞扬。郭沫若还在医院接见了蔡纪辕、李士梅(内科)、古希晨(理疗科)等三位教授，并与其一并合影留念。(见图3-6)

图3-6　1963年3月8日，郭沫若(前排黑衣坐者)在医院接见蔡纪辕(右二)、李士梅(后排黑衣站者)、古希晨(右一)等人及患儿李民

1964年7月，神经外科为一名18岁青年成功地施行了脑内深处大颅咽管瘤完全切除手术^[113]。

第六，烧伤病区。1954年，广东英德发生“马口事件”，大批干警因抢救国家财产被烧伤。广东省委领导十分重视，迅速成立了抢救小组。从此，广东省开展了大面积烧伤的防治工作。但当时省内尚无烧伤专业队伍，从事烧伤治疗与护理工作的都是或兼普通外科，或兼胸外科、骨科、泌尿外科、颅脑外科等的医务人员。

1958年是“大跃进”的年代，高指标、浮夸风泛滥，全国掀起全民大炼钢铁的群众运动。1958年8月23日至1959年8月中旬，我院和第二医院先后收治了大面积烧伤病例50例(烧伤面积达30%—70%)，治愈率达72%，死亡率仅28%，并作出了十余项技术革新，创造了鸡皮异体植皮经验^[114]。1958年11月3日，我院在蔡纪辕教授主持下，成立了广东省第一个烧伤病区(外科五区)^[115]，收治烧伤和普通外科的病人。当时，邝公道、王成恩、陈郁林、王吉甫、黄承达、冯大中等我院老一辈外科专家、教授都曾在烧伤病区工作过。

1958年12月13日，发生广州市女工向秀丽为了保护国家财产而被火焰大面积严重烧伤，经抢救无效光荣牺牲一事。事后，广州市各大医院都先后设立了烧伤病床，用于专门收治烧伤病人。

第七，小儿外科学组。新中国成立之初，党和政府非常重视妇女儿童的健康。按当时卫生部的部署，要在全国各地选派一批医疗业务骨干到国外学习，组建一支为儿童健康服务的医疗专业教师队伍。1954年，中山医学院党委按卫生部的要求，委派医院赖炳耀医生前往苏联列宁格勒医学院攻读小儿外科博士，并于1958年学成毕业归国。随后，卫生部在北京举办了全国首届小儿外科医生学习班，赖炳耀担任学习班教员，成为我国小儿外科的创始人之一。我院黄兴医生参加了第一期学习班。之后，由外科教研组王成恩教授主持，赖炳耀、黄兴、肖颂恩、杨坤荃等人组成了医院小儿外科学组，开展了小儿外科的临床专业组工作。当时只有8张床位，这就是现在小儿外科的前身。当时的小儿外科和成人外科一样，以普外为基础，以常见病、多发病为主攻方向。

小儿外科学组成立后，在赖炳耀教授等老一辈的带领下，不断发展，取得可喜成绩。在外科教研组的领导下，狠抓小儿外科住院医生的普及教育，定期举办专业理论讲授、住院医生小儿外科专业读书报告会等活动，每批由2－3名住院医生为一轮训组，展开严格的基础训练和理论培训。还特别强调，小儿外科不是成人外科的缩影，而是一门具有自身独特的基础和理论的专门学科，小儿外科医生必须培养对患儿的细心、耐心和爱心，对小儿复杂多变的病情变化，必须进行认真细致地观察，要了解小儿外科特殊的工作方法，系统全面地掌握胚胎学、遗传学、解剖学、病理学等基础医学理论，并与临床实践相结合，要针对小儿生长发育特点，病理生理瞬息多变等特点，掌握小儿外科特殊的工作方法，以保证小儿救治的成功率。

该科室还经常引导年轻医生，注重在临床工作中不断收集科研资料，不断总结，从而使医、教、研同步发展，很快培养了一批具备基础理论扎实、独立工作能力强的中青年医生队伍，并向广东全省各市、县普及小儿外科知识的讲习班和招收住院医师进修生，采取师徒制培训的形式培训。20世纪60年代初、中期，广东省大部分市、县首批小儿外科医生均由医院培养。60年代末，广东省医学会小儿外科学组成立，学组成员80%为我院培养的学生。

长期以来，医院小儿外科的学术水平代表着广东省小儿外科的水平，一直处于广东省小儿外科的领先地位，有些方面甚至处于国内领先水平。例如，先天性巨结肠的套叠式拖出肛外切肠镶嵌斜端吻合术，是赖炳耀教授在20世纪60年代首创的。赖教授经过不断摸索、不断创新，对60年代时兴的Duhamel’s手术方式进行改良，研究出“改良式巨结肠切除镶嵌式结肠－直肠斜端吻合术”。这种新的手术方式，使术后肛门留置弯钳的Duhamen’s手术的护理得到简化，降低了手术后各种并发症的发生，提高了治愈率，使此病的治疗迈进了一大步。该方法得到了国内外同行的认可并推广应用，被誉称为“赖氏手术”，荣获广东省科技进步三等奖和1981年的省高教四等奖，并被代表着我国外科学最高水平的《黄家泗外科学》收录作为手术方式予以介绍推荐。这是医院被我国最具权威的外科学教材记载的仅有的两种手术方式之一。

再如先天性肛门闭锁的治疗。在当时仅满足于解决患儿急性梗阻简单的救命问题，但当时诊治方式使不少患儿术后出现大便失禁，直肠尿道瘘，生活质量差的症状，肛门畸形纠正的效果并不令人满意，成为肛门直肠畸形治疗的一大难题。在小儿外科赖炳耀教授领导下，开展了高、中位闭肛合并瘘管者的“三期手术方案”，即先行右结肠造瘘，再行肛门成形术或瘘管切除修补术，最后结肠人工肛门关闭术，不仅提高了疗效，也减少了并发症，深受同行赞赏，并获广东省科技进步三等奖。1966年，赖炳耀教授和北京、上海、重庆、武汉、西安等地的第一代小儿外科归国留学生共同创办了我国首个小儿外科专业刊物——《儿外副刊》(双月刊，为《中华小儿外科杂志》前身)，担任编委，并主持编辑出版四期。

第八，肿瘤科。我国著名临床放射学专家、放射学教研组主任谢志光教授在致力于放射学研究的同时，又着手开展肿瘤防治工作。在他的积极倡导和筹划下，1956年春，第二医院成立了肿瘤科^[116](无病区)，开设广东省第一个肿瘤门诊和会诊门诊^[117]。

1958年春，我院着手筹划成立肿瘤科^[118]。肿瘤科病区设于工字楼后座5楼，随后我院将位于同一楼层的病案室迁出，以增加肿瘤科病床。同年3—9月我院派妇产科区护长王尚德到上海第一医学院肿瘤医院进修学习肿瘤护理管理。1958年9月，在外科、放射科、妇科、耳鼻喉科和口腔科的共同协作下，正式成立了肿瘤科^[119]，隶属外科管理^[120]，成为广东省首个拥有肿瘤病区的肿瘤科。肿瘤科病区设病床51张，属于外科的一个区;门诊设在外科门诊内;科室学习由外科负责。谢志光教授亲自兼任肿瘤科主任，第二附属医院调来的黄盈任副主任^[121]，并负责具体工作。

当时肿瘤科医生有来自外科的李振权、钟国华、杨坤荃，放射科的梁培根、潘国英、冯兆海，妇科的林剑鹏(兼)、谭道彩、邓绍坤，耳鼻喉科的闵华庆和口腔科的张锋等人;1959年后又有外科周晖楠、朱少立等调入。肿瘤科成立时，王尚德任科护士长，护士有刘国珊、陈婉文、黄静容、段勤、林纯华等8—9人。肿瘤科开展了对甲状腺癌、乳腺癌、子宫颈癌、上颌窦癌等疾病的治疗，除手术外，还进行镭锭治疗。肿瘤科建立了相应的常规和制度。科室有严格的查房制度，即每周一次定期到病房查房。跟随谢志光参加查房的还有病理科的宗永生等，以及外科等科室的主治医师和住院医师。谢志光还实行会诊制度，经常组织有关专家一起共同讨论肿瘤疑难病例，推行癌瘤的综合疗法，以提高治疗效果。肿瘤科一成立，就开始接收和培训进修医生。

1958年，购置了加拿大1000居里钴60治疗机一台，次年7月基本安装完毕，用于放射治疗肿瘤。1960年开始，谭道彩在我院肿瘤科试用腹腔化疗治疗有腹水的卵巢癌及腹腔广泛散播的卵巢癌，获得了良好的效果。肿瘤科是我国最先用腹腔化疗治疗卵巢癌的单位之一。

此后，谢志光教授又积极提议在我院肿瘤科的基础上成立肿瘤医院。1964年3月1日，华南肿瘤医院(现为中山大学附属肿瘤医院)正式成立，是我国第四间肿瘤专科医院^[122]，谢志光教授任院长。我院肿瘤科整体搬迁至华南肿瘤医院，遂为华南肿瘤医院的前身和主体。肿瘤科除个别人员，如冯兆海、杨坤荃等留在我院外，其他医生和护士都随科室迁入了华南肿瘤医院。第二附属医院有关科室部分医护人员也一并迁入^[123]。

第九，整形外科专业。中国的整形外科起始于20世纪30年代，那时在上海就有整形外科医生的诊所。50年代，整形外科在治疗朝鲜战场上被燃烧弹烧伤的志愿军伤员中得到了发展。而广东省的整形外科专业起始于60年代初期，此前广东还没有整形外科专业。我院是在国内较早建立整形外科的医院之一，也是在广东省最早派出人员进修学习整形外科专业的单位。

1960年9月，于国中被派往当时国内整形外科中心之一的北京医学院第一医院整形外科进修学习，1961年9月学成回来后率先开展了整形外科专业^[124]，这使我院成为广东省最早开展整形外科专业的医院。当时在广东省整形外科专业开展的手术项目有鼓式切皮机取皮，大张断层皮片移植用来修复各部位的皮肤缺损、瘢痕挛缩松解后或象皮肿病变组织切除后的创面，扁平皮瓣移植，皮管移植，双腿交叉皮瓣移植，双唇交叉复合组织瓣移植等。整形外科专业建立初始，在业务上和行政上都归属大外科管理。^[125]

第十，肝胆外科。广东是国内在肝胆外科领域起步较早的省份，而我院肝胆外科在该领域内处于领先地位。20世纪50年代初，陈普照开始肝穿刺活检^[126]。50年代后期，著名外科专家王成恩教授接任外科主任。在他主持下，外科于1957年3月就开始施行肝脏切除手术;并在国内首创“原位规则性肝切除”治疗原发性肝癌^[127]。1962年，王成恩全面总结我国1941年至1961年肝部分切除治疗原发性肝癌130例，写成论文《原发性肝癌的外科治疗》，代表中国参加1962年在莫斯科召开的第八届国际肿瘤会议，获得国内外学者的一致好评^[128]。他设计和实施了“生理性肝去动脉化加插管化疗治疗肝癌”，“原位规则性肝切除术”，获得了良好疗效。其率先施行胆总管囊肿切除、胆管癌切除手术，对小儿先天性巨结肠、小儿泌尿系统、胃肠道先天性畸形进行了深入系统的研究^[129]。

60年代，我院成立了王成恩教授领导的肝胆外科组^[130]。1964年，成立了肝胆外科，负责人为曹绣虎，同时为专科学术带头人^[131]。1966年，对一名4岁女孩施原位规则性半肝切除，生存19年11个月^[132]。

第十一，胃肠外科、血管外科。1964年，我院成立了胃肠外科，王吉甫为负责人并担任专科学术带头人。成员先后有卢光宇、唐光佐、傅仁祥等。胃肠外科与肝胆外科共一个病区。同年，成立了血管外科，陈国锐为负责人并担任专科学术带头人。成员先后有林勇杰、詹世光、黄灿之、刘奕山等。血管外科与小儿外科共一个病区。

3．口腔科。我院口腔科成立于1956年^[133]，是由柯麟院长物色香港留美牙医左耀明筹建的，当时只有门诊，没有病房。口腔科门诊位于医院大门东侧楼房的二楼，设有候诊室、特诊室、治疗室各一间，普通诊室二间，牙椅10张，配有捷克产综合治疗台3台和电动牙钻，以及由主任左耀明从香港带回门诊牙科器材，包括X光机和咬合器等。当时口腔科有医生3—4名，护士4名，技术员1—2名，工友1名。在此基础上，保证了每天定额挂号诊治病人约90位左右。1956年，口腔门诊总人数为3 677人次，1957年为6 530人次，1958年为18 843人次，1959年1—8月为14 370人次^[134]。

口腔科在创科初期，全面开展了口腔门诊工作和地段口腔保健工作，包括制作活动义牙和铸造全冠，其中部分技术工作送第二医院技工室完成。口腔科病房工作随着科室的发展开始成型，由早期主要是临床科室病房住院病人的会诊，到后来创立了独立的口腔科病房。

由于口腔科教研组设于第二附属医院，并于1957年1月在那里建立了口腔科病房，病床20张^[135]，因此，我院医生的管理和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由第二医院负责，医生的排班和调配也由第二医院统一安排。我院口腔科医生都先后与第二医院医生互相对调，到对方门诊或病房上班。口腔科党员的组织关系则归属我院党委，与当时我院门诊部的党员同为一个党支部，支部书记为朱菊香。

1950年，蔡纪辕等进行了软腭裂修补术^[136];1964年，沈彦民等开展广州市自来水氟化防龋工作^[137]。

4．神经科。1949年以前，广东省没有专门的神经科建制，神经科多附属于大内科之内，而且设备极其简陋。1946年，由黄兆开在广州博济医院首次开展神经专科的有关工作。1954年前，我院神经科只有黄兆开1人。1956年前，还未有神经科病床和门诊室。

1955年5月，学院成立神经精神病学教研组，黄兆开讲师任教研组主任。1956年，我院在黄兆开领导下创建了神经科，这是在广东省创建的第一个独立的神经科^[138]。创建经过是，1956年，神经科在内科里设了10张病床，神经科门诊也在内科门诊内，诊病医生为1—3人;同年9月，建立了神经科门诊室，并确立门诊制度;12月中旬，建立了25张病床的神经科病区，专职人员9名^[139]。之后病床逐步增加，1959年有40多张。1959年8月，我院抽调人到广州市精神病防治院建立精神病区，进行精神病教学和培养精神科医生^[140]。此后，直到20世纪六七十年代，广东省内的广州军区总医院、广州市第一人民医院、广东省人民医院、广州医学院第一附属医院、第一军医大学、广州海军421医院及部分地区级医院才陆续建立起神经科。

1957年，神经科开展了脑血管造影术，气脑造影。60年代，刘焯霖首先在国内报告了“肌阵挛性癫痫”;赵馥在国内首先对“放射性脑脊髓病”进行了较系统的研究，为临床诊治该病提供了线索和经验;黄如训等首先在国内报告了“亚急性硬化性全脑炎”，皮质—纹状体—脊髓变性等慢病毒感染性疾病以及脊髓痛性强直发作等，有较高的临床参考价值^[141]。

5．中医科和针灸专业。1955年11月15日，华南医学院为贯彻毛泽东主席关于学习中医工作的指示，发扬祖国医学遗产，决定在我院和第二医院建立中医科，进行中医的治疗和会诊工作。我院中医科于1956年3月5日正式成立，内分中医门诊和针灸两部分^[142]，是从事临床常见病和多发病的中医、中西医结合诊断和治疗的专科。中医门诊当时只有董岳琳中医师一人，任科主任;针灸部分由张森泉、张创泽、古希晨三位西医生负责，并有护士一人。学院聘请了著名中医、广东省卫生厅中医顾问黄省三兼任医院教授，并参加学院中医研究会，每周定期来医院会诊;还聘请了中医钟志远医生、尹镜波医生定期来院会诊。之后，陆续有高健球、苏喻之、钟少桃、熊鹤龄等名老中医加入。针灸专业设有门诊针灸治疗室，开展门诊病人的针灸治疗以及病房会诊工作。1958年10月，学院成立了祖国医学教研组^[143]，由学院王季甫副院长兼任教研组主任^[144]，当时仅有董岳琳和张创泽两位医师。

医院中医科成立之初，科室位于当年的旧门诊楼1楼，面积约50平方米左右。20世纪六七十年代，中医科搬到急诊室与检验科之间，面积约100多平方米。60年代初前后，先后有中医专科学校毕业生张永强、聂希尧、杨云汉、曹正礼等加入中医科;吴秀锦、杨守玉、罗致强等响应国家倡导“西学中”政策，在“西学中”班毕业后陆续分配或调来中医科工作，中医科的队伍不断壮大。当时中医科的临床工作以门诊治疗为主，涉及中医内外妇儿和针灸等范围。

1955年，黄省三应用“黄氏强心有效汤方”治疗心力衰竭，有较好的疗效^[145]。1962年，吴秀锦在文介峰的指导下，用气纳三焦的方法针刺治疗12例内脏虚证患者，经临床观察，比单纯用导气或单纯捻转手法疗效更好。其中，6例从经络探测上见到气纳三焦以后，在三焦经原穴导电量上出现明显上升现象，从而提出此现象与中枢神经系统的关系及对三焦概念的假设^[146]。

6．理体疗科。我院康复科的前身为理疗科和医疗体育科(简称理体疗科)。理体疗科的发展史可以追溯到20年代的广东新公医院时期，当时已有理疗室、电疗室，在抗日战争前夕已有理疗科。1951年，理疗科已开展了光疗、电疗，开始时只有一间理疗室，理疗科的人员同属放射科，倪寅生技师兼X线检查及理疗工作。1956年，理疗科与放射科一同迁入新建的放射、理疗楼，2楼前段为理疗科，2楼后段及1楼为放射科。

1953年底，医院派郑次玲技术员到湖北省武昌中南卫专理疗班学习，1954年10月回来后，被派到理疗室正式开展理疗工作^[147]。1955年，卓大宏医师到北京医学院参加苏联专家主讲的体育医务监督和医疗体育师资培训班学习，于1956年6月学成回院工作。随后，陆续有林馨曾、黄宝华、陈静萍、李燕玉、张玉英、赖在文等，毕业分配来科参加理疗及医疗体育工作。

1956年，我院设立医疗体育科，开始系统地应用运动疗法促进患者健康和功能康复。1957年，我院派古希晨到沈阳医学院参加苏联理疗专家安东诺夫主办的理疗训练班，为期半年。1957年，理疗科和医疗体育科合并为理体疗科，古希晨任科主任。科室业务分两个专业组——理疗组与体疗组，理疗专业组由古希晨负责，体疗专业组由卓大宏负责，建立了诊疗制度与培训制度。理体疗科门诊每日诊治的病人有400人次，有600多平方米的医疗用房及理疗体疗设备。治疗技术操作方面，有倪寅生、郑次玲、潘桥、黄焕丰、潘丽球等骨干技师，建立了一系列的治疗技术操作常规、人员管理、培养制度。还招收高中毕业生(当时叫练习生)边学习，边工作培训为理疗技术人员。

1957—1958年，卓大宏在国内首次运用医疗体育法治疗高血压病患者。1964年，理疗组开始为广东省开办了培养理疗专业技术人员的进修班，每半年一期，每期7～10余人。中山医学院开设了体疗与理疗课程，学科开始加速发展。此后，广东省医学会内科学会成立理疗专业组，古希晨任组长。

7．放射性同位素实验室。我院核医学科的前身为放射性同位素实验室。1958年10月，成立了广东省第一个放射性同位素实验室，在临床上进行某些脏器功能检查和放射性核素内照射治疗，开辟了放射性同位素在临床医学上的应用。工作人员有石锐等人。同位素实验室成立后，即开办了临床应用训练班。1960年，石锐、曾熙兰等在《中华放射学》杂志上发表研制放射性锶—90敷贴器治疗多种皮肤和眼科疾病取得显著疗效的报道，神经性皮炎的治愈率为70%。当时锶—90治疗皮肤病在国内尚未开展，国外也只局限皮肤血管瘤的治疗。作者所介绍的治疗方法和剂量计算方法一直为国内医学界沿用^[148]。

8．护理部。1951年，柯麟院长从澳门镜湖医院调任国立中山大学医学院院长，澳门镜湖医院一批正式护校毕业的护士和护理人员也随调到我院工作。我院正式成立了护理部，实行护理部主任、护士长二级管理制度。第一任护理部主任为周佩棠，副主任为林琼芳。当时全院约有护士60—70人。我院设有内科、外科、妇产科、儿科及手术室，门诊另增设口腔科和耳鼻喉科。内科分三个病区，护士长周勤芳，副护士长张淑芳;外科护士长吴梅珍;妇产科护士长黎三姑;儿科护士长陈瑞，手术室护长何淑贞。1958年，张淑芳、刘凤影任护理部副主任。同年各科室护长为，基础内科胡秀芝、系统内科张淑芳、传染病科钟宝婵、总论外科何复英、系统外科黄志英、产科马爱伦、神经科缪芝云、手术室何淑贞、供应室王淑琼、门诊李冷等^[149]。在这期间，护理部编写了医院第一本各科护理常规和各科护士手册，使护理工作进一步规范化。1964年，廖月琴任中山医学院护校校长，并兼任我院护理部主任。此后姜福兰、张振路、成守珍相继任护理部主任。

从1949年至1966年，我院原有的专业和学科进一步发展;适应需要的各个新专业和学科的相继成立，并取得突破性进展，为医院日后的发展打下了深厚的根基。医院就如同一棵大树，在深深扎根土壤，稳住了根基后，逐步开枝散叶，在医疗、科研取得令人欣喜的成绩同时，教学水平也不断提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