溯源以观其本。巴尔特的符号学思想,是当时时代的学术背景、巴尔特个人的求学和学术经历,以及对相关理论和前人研究成果进行传承等多种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因此,在研究巴尔特的符号学思想之前,对上述诸要素进行系统研究,将是全面认识和准确把握巴尔特符号学思想的有力保证。巴尔特符号学思想的溯源研究,将在两个向度上展开。其一,在二十世纪西方思想发展史、欧陆语言哲学发展史和法国语言符号学研究的背景中,细察巴尔特在其生平经历和学术生涯的不同阶段所表现出的符号学思想及其特点,以此可将巴尔特的生平大致划分为三个阶段:五十年代中期之前的“前符号学时期”[1]、五十年代中期到六十年代中后期的“结构主义符号学时期”[2]和六十年代中后期之后的“解构主义符号学时期”,从中挖掘出巴尔特的个人学术经历对他的符号学思想发展的影响。第二,研究过往理论家、周围学术团体的成员及其思想对巴尔特符号学思想的影响及启发。法国符号学家埃诺[3](Anne Henault)曾指出,法国的符号学发展,经历了从索绪尔的语言学到叶尔姆斯列夫的符号-语言学,再到巴黎符号学派的发展历程。身为法国符号学研究的代表性人物,巴尔特的符号学理论直接来源于索绪尔和叶尔姆斯列夫二人的思想,并围绕这些理论展开了文学、文化的研究实践。此外,巴尔特也深深受惠于和身边学术团体成员的思想交流,如格雷马斯、克里斯蒂娃、德里达等人,还有对巴尔特的早期思想影响较大的萨特的存在主义和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批判理论,而从巴尔特横跨语言学、符号学、文学和文化的研究思路中,明显可以看到雅各布森等人的影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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