叶尔姆斯列夫的语符学思想对巴尔特的影响

符号学家埃诺在她的《符号学简史》^[27]中曾提出,法国符号学的发展经过了从索绪尔的语言学到叶尔姆斯列夫的“符号—语言学”,再到巴黎符号学派的符号学的历程^[28],甚至有学者认为“叶尔姆斯列夫和索绪尔是法国20世纪思潮的两个主要来源”^[29]。可见,叶尔姆斯列夫的语符学思想在法国学界产生了深刻影响,这也体现在巴尔特的符号学思想,尤其是他的符号学理论研究中。

叶尔姆斯列夫是丹麦哥本哈根结构主义语言学派^[30]的开创者和领袖人物。与索绪尔相同,他也与法国学界保持密切关系,他本人也是在法国全面接触到了索绪尔的思想。1927年,叶尔姆斯列夫在巴黎师从索绪尔的学生、法国著名语言学家梅耶,研究普通语法学。这段学习经历使他有机会深入学习和研究索绪尔的语言学思想,并取得了不菲成绩。“在格雷马斯看来,叶尔姆斯列夫是那位日内瓦大师的教诲的唯一忠诚的传人。”^[31]法国学界对叶尔姆斯列夫的思想非常重视,将其看作研究索绪尔语言学思想的不可或缺的资料。格雷马斯曾说:“(叶尔姆斯列夫)是索绪尔真正的传人,或许也是唯一的传人,只有他才明白索绪尔的意图,并最终清晰明确地把它概括出来。”^[32]格雷马斯高度认可叶尔姆斯列夫在传承和发扬索绪尔的语言学思想中所做出的贡献,因此,当他和巴尔特痴迷于索绪尔的语言学思想时,他们也非常重视叶尔姆斯列夫的理论,自然也深受其影响。

叶尔姆斯列夫的思想主要集中在其代表作《语言理论导论》^[33](Prolegonmena to a Theory of Language)一书中。1958年,当这本书的英译本问世时,巴尔特和格雷马斯率先研读并认识了书中所包含的“语符学”思想。“格雷马斯说他在读到这本书时就像是有一声霹雳打来,这声霹雳也震撼了罗兰·巴特,因为他们一起发现了叶尔姆斯列夫:在枯燥的思考之后,他们都为由这种概念的纯粹性所引起的美而惊讶。”^[34]这种震撼带来的深远影响,很快便在巴尔特的符号学思想中得以体现。叶尔姆斯列夫的“符号-语言学”思想,对于巴尔特的影响主要表现为以下方面。

叶尔姆斯列夫的“图示-习用”观,对巴尔特的符号集合的两层面理论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在叶尔姆斯列夫眼里,整体语言-个体语言的区分是索绪尔学说的精髓,或者说索绪尔的学说皆可归结到这一点上。”^[35]同时,他也指出索绪尔的分离工作并不彻底,在“语言结构-言语”概念组的基础上,叶尔姆斯列夫进一步将“语言结构”区分为“图式”(schema)、“模范”(norm)和“习用”(usage)三种形式。“图式”是一种纯粹的形式,对它的确定可以完全不管其社会现实和物质表现;“模范”则是一种物质的形式,由已定的社会现实来确定,但依旧可以不管物质表现的细节;然而,“习用”指的是特定的社会采取的一种单一的习惯总体,并由可观察的物质表现加以确定。此外,叶尔姆斯列夫还分别研究了“语言结构”的三种形式和言语之间的关系,他发现“模范”决定“习用”和“言语”,但是先有“习用”和“言语”,而后才有“模范”;“习用”和“言语”之间则是双边依存的关系;“言语”、“习用”和“模范”决定“图式”。基于它们之间的关系,叶尔姆斯列夫最终用“图式-习用”(schemausage)来取代索绪尔的“语言结构-言语”。

叶尔姆斯列夫的“图式-习用”观,主要影响到巴尔特的符号学理论研究。在《符号学原理》一书中,巴尔特在关于符号集合的两层面理论的研究中,系统梳理了从索绪尔的“语言结构-言语”概念组,到巴尔特的“图式-习用”观的理论传承过程。在“图式-习用”观的启发下,巴尔特注意到在“语言结构”和“言语”之间可能还存在某种中间地带,比如属于同一音位/P/的两个音位变体[p]和[ph],本来不具有区别意义的功能,但是可能在文学作品中具有一种附加的、含蓄的意义,意指说话者使用的是某个地方的方言,以此来暗示这个人的背景,或者仅仅是用不标准的发音来表明说话者没有受过良好教育的社会身份等。可见,在语言学研究中,属于同一音位的两个音不具备区别性功能,而当这一现象发生在文学、文化中时,却可能表达某种特殊的意义。不过,后来巴尔特将大部分的注意力都放在了文学、文化中的“语言结构”研究上,并没有进一步地展开关于“图式-习用”观的研究。

在索绪尔区分出语言符号的“能指”和“所指”的基础上,叶尔姆斯列夫提出了他的两平面理论:即对应于能指的“表达面”和对应于所指的“内容面”。在这两个层面上,他还进一步区分出它们各自的“形式”(form)和“实体”(substance)。“形式”是指结构关系,而“实体”则是体现“形式”的语言外在的实体。“表达面”的“形式”是指音位和音位特征等,“表达面”的“实体”则是指音位的具体实现形式——语音。“内容面”的“形式”表现为人脑中各种概念或范畴之间的关系,如语言中的各种语法关系,“内容面”的“实体”则是人脑中的观念和意义。“表达面”的“形式”和“内容面”的“形式”的基本单位,通过“转换”后结合成为语言符号。叶尔姆斯列夫用E代表表达面,C代表内容面,R代表两者之间的关系,并用ERC表示符号的内部构成。

与索绪尔的符号观相比,巴尔特更加倾向于叶尔姆斯列夫的ERC符号模式,他认为这种模式能够更清楚地表明符号内部的组成要素之间的关系。巴尔特非常重视叶尔姆斯列夫在ERC模式的基础上发展出的二级符号系统概念,这种三元二级符号观对巴尔特的符号学思想影响至深。

叶尔姆斯列夫发现符号内部并不只存在单纯的ERC关系,而是一个ERC符号整体上作为能指或所指进入一个更大的符号内部,这便催生出两种新的符号构成模式,即(ERC)RC和ER(ERC)。在(ERC)RC模式中,第一级符号系统ERC作为能指,构成更大的符号,这种现象被称作“含蓄意指”现象;而在ER(ERC)模式中,第一系统的ERC是作为所指,构成更大的符号,这种现象则被称作“元语言”现象。叶尔姆斯列夫所提出的这种三元二级符号系统,有效地扩大了索绪尔的“能指-所指”符号观的使用范围,为从自然语言符号学到普通符号学的过渡铺平了道路。叶尔姆斯列夫的新型符号内部层次观,对巴尔特的符号学思想影响极大。在这一思想的指导下,巴尔特所进行的文学、文化研究,常被学界看作是巴尔特思想体系中最具学术价值的部分。

受叶尔姆斯列夫这一思想的影响,巴尔特符号学视角下的文学研究,不是关于“文学意义是什么”的认识论研究,而是关于文学意义生产的研究,或者说是关于“文学意义的生产机制”的研究。首先,巴尔特将文学看作是建立在自然语言符号系统基础上的二级系统,他发现“在自然语言基础上发展而来,并且隐居在自然语言‘之下’的第二层记号系统,就是文学中的‘文学性’”^[36]。这就是说,语言符号的能指和所指发生意指作用,形成第一级符号系统,这一系统整体上作为能指,进入文学符号系统,指向文学系统的所指,文学系统是第二级系统。其次,巴尔特指出文学作品获得了某种新的、第二性意义,它与作品所使用的词语的意义并不相同,不是第一层面上的语言符号系统上的所指,而是第二层面上的文学符号系统的所指,即含蓄意指层面上的所指。同时,巴尔特提出,“这种新意义的确定,需要由一种将整个作品视为一种语言对象的批评活动存在,批评于是变成了元语言”^[37]。然而,批评自身又必然会引发批评,这是一个无限的过程,所以不可能有最终的批评,那么又何谈作品的终极意义。再次,从以上对于文学的符号学分析可见,文学作品的意义不再是确定的、终极的,这便要求重新认识文学系统中与作品意义有关的其他要素,并对他们进行新的阐释。比如,原来作品意义最权威的来源是作者,但现在它的神圣地位变得摇摇欲坠,巴尔特还由此引发出对于读者、阅读等要素的新思考。由此可见,巴尔特后期思想中的“文本”观、作者观、作者型读者和写作型阅读等思想,均可在叶尔姆斯列夫的符号意义层次观中寻求理论根源。

在大众文化研究中,叶尔姆斯列夫的“内涵”概念使得科学和政治连通起来,成为巴尔特进行“解神话”研究的有效方法,也是他进行资产阶级意识形态批判的有力工具。在《神话集》的后记《今日神话》中,巴尔特指出他所使用的意识形态概念定位于“内涵”之中,“定位于这种没有明说、但却更强烈地暗示出来的意义中”^[38]。符号学成为巴尔特进行资产阶级意识形态批判的有力工具。它将语言学理论置于大众文化研究的广阔背景中,打破了语言学封闭的形式研究,二度意指符号系统有效地剖析了大众文化的欺骗性及其运作过程。在流行文化研究中,巴尔特基于叶尔姆斯列夫的“直指”和“涵指”思想,构建出一个三层符号系统。“当语言的直接意指代替了真实符码,并扮演着元语言的角色,符码则成为一个术语的所指,或者是一个纯粹的术语系统的所指;然后,这种双重系统作为最终含蓄意指的能指,融入最终的第三级系统,即我们所说的修辞(rhétorique)系统。”^[39]在这三层系统中,系统一是真实符码层面上的ERC结构;系统二是语言分节的术语系统,即ER(ERC)模式,它既是系统一的元语言,又是系统三的直接意指层面;系统三则是语言分节的修辞系统,表示为(ER(ERC))RC的形式。简言之,这个三级的三元体系包括真实符码、术语层(直接意指系统),以及修辞(含蓄意指系统)。在《流行体系》一书中,巴尔特从符号学视角,运用符号学理论和研究范式,对流行文化的主要载体服饰系统展开了详尽的符号学研究。

不同于传统语言学研究中由特殊到一般的归纳方法和从具体语言事实到抽象语言理论的研究思路,叶尔姆斯列夫提倡建立一套研究系统,并运用演绎法论证系统对语言的阐释能力,从而找到具有普遍适用性的语言“常体”。叶尔姆斯列夫的“语符学”思想,在坚持“把语言视作人类一切符号系统的中心,语言学作为更广泛的符号学基础的语言符号研究模式”^[40]的基础上,将索绪尔语言学提倡的语言形式研究推到新的高度。巴尔特认同了叶尔姆斯列夫的观点,还进一步提出“符号学应该是语言学的一个分支”。从字面上看,这一观点与索绪尔的“语言学是符号学的一个分支”观点恰恰相反,因此自从提出以来,学界便纷纷指责巴尔特在符号学与语言学这两个学科所属关系上的错误分析。然而,这些指责没有完全弄清楚巴尔特的真正所指,他是在叶尔姆斯列夫认为的语言是一切符号系统的中心的基础上提出,其他一切非语言系统必然要借助于语言系统才能进行阐释和研究。从这个角度看,语言学将是其他符号学系统研究的必然环节和前提。显然,巴尔特并没有讨论上述两学科的范围大小和所属关系的问题。

由上述研究可见,由于叶尔姆斯列夫的思想受到法国学界的高度重视,它和索绪尔的现代语言学思想一起被关注、研究和发扬,成为二十世纪中期法国学界语言学和符号学研究的重要理论来源,对巴尔特的符号学思想产生了影响深远,在巴尔特的符号学理论构建和符号学视角下的文学、文化思想中均得以清晰地体现。此外,在研究思路、研究方法和基本理论等各方面,巴尔特都高度认可叶尔姆斯列夫的观点。他将这些思想运用于文艺美学问题的思考,形成了独特的文学符号学思想。“将意指行为与社会文化心理分析紧密结合起来,从而不仅加深了我们对意义生成机制的认识,而且将这种认识从技术层面转化为对当代社会文化的剖析。”^[41]这便是巴尔特的文化符号学研究的思路。

综上所述,从索绪尔的现代语言学思想开始,中间经过法国语言学界(如梅耶等人),到叶尔姆斯列夫的语符学思想,再到巴尔特符号学思想,欧洲大陆语言学研究这一条学术线索便清晰地呈现出来。同时,这也厘清了巴尔特符号学思想的学理脉络,重现了其学术背景,从而有助于更深刻地理解巴尔特符号学思想的学术渊源,更准确地把握巴尔特符号学思想的深刻内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