亲和动机与共生感

亲和动机与共生感

与他人维持积极的关系，无疑是人类动机中比较强烈的一种。在人的发展过程中，第一个亲和对象是他的照顾者，他与照顾者的关系经历了从正常的自闭(normal autism)到正常的共生(normal symbiosis)再到分离—个体化(separation- individuation)的一系列发展阶段(Mahler，1968) 。如果这些阶段没有顺利完成，不成熟的亲和动机也就制约了整个人格的发展。强迫性人格者的亲和动机往往停留在共生阶段或分离—个体化的初期，他们的人际关系受到共生感的驱使而变得沉重和困难。以下便是一个案例。

T女士性格敏感抑郁，具有强迫性人格倾向。T女士说，在记忆中，自幼她的情绪一直不高。她母亲也是敏感抑郁的人，微小的不顺或风险都能让母亲担忧不已。T女士在外地上大学，在这个环境里她变得开朗多了。但是，每次母亲给她打来电话之后，她都会变得情绪低落。母亲会向她抱怨生活中的种种不如意，T女士的母亲和父亲长期争吵，互相憎恨，家庭气氛经常紧张到被T女士以“恐怖”来形容的状态。在T女士上大学以后，这种情况也没有改变。在电话里，母亲也对T女士当下的生活表示关心，但是传递给她的信息是:　这个世界是危险的，别人是不可靠的，一定要小心谨慎，否则吃了亏后悔都来不及。

以下是在咨询室里，咨询师请来访者躺在沙发上，放松自己的身体，回忆自己最近一次接母亲电话的情景时与咨询师的一段对话。

咨询师:　放下电话，你有什么感受?

来访者:　郁闷。

咨询师:　能描述得更详细一点?

来访者:　觉得情绪不好，眼前一片灰暗。

咨询师:　如果自己试着放下这种情绪，回到高兴的状态中如何?

来访者:　不行，我做不到。

咨询师:　如果你对自己说，这不是我的情绪，是她的，我不要把它放进我自己心里，会怎样呢?

来访者:　我觉得自己不能把它抛开。

咨询师:　只是想象一下，母亲有很多不好的情绪，但是我不想因为她而情绪低落，这么想象会有什么感觉?

来访者:　觉得自己忘恩负义。

咨询师:　能否详细谈谈这种感觉?

来访者:　我觉得，太不应该了。她毕竟是我妈妈，她需要我听她说，她也是为我好，我把她［的情绪］抛在一边，只是为自己高兴起来，这样就是忘恩负义。

咨询师:　你在外地上学，你保持着跟她一样的郁闷，她就会感觉好一些?

来访者:　事实上是不能，可是我觉得我高兴起来，就是抛弃她了，就是忘恩负义。

从上面这段对话里我们能够发现来访者试图与母亲保持着情绪上的共生。同许多抑郁者一样，T女士并不是没有快乐的能力，但是对她来说，抑郁的情绪让她觉得踏实，母亲心情不好，自己也应该心情不好，而快乐是“忘恩负义”的。

每个家庭都存在一种主导情绪气氛，每个家长也有自己的主导情绪，它们对孩子的影响，即使在孩子离开他们之后，也继续保持着。观察孩子的情绪体验，可以发现这样的现象:　当父母愠怒的时候，即使这种情绪不是针对孩子，孩子也会变得老实乖巧。他们天然地禀具与父母“共情”的能力。家庭内部长期的某种消极气氛让孩子内化这种情绪体验，并且视这种情绪体验为生活的正常体验，而其他情绪体验像是对“真实”生活的背叛。

但并不是所有在这种情绪环境中长大的人都必然内化这种情绪。T女士有一个弟弟，他能表现得相当“忘恩负义” 。当T女士的父母争吵不休时，T女士的弟弟就回到自己的屋子里，带上耳机听音乐、看书。在T女士看来，家里发生争吵，弟弟只管自己不管父母的做法是不对的。T女士虽然无法在父母争吵时作出调解，但对于争吵的进程全神贯注，并且在争吵后成为母亲诉苦的对象。在意识的层面上，T女士认为弟弟是自私的，而自己是顾全大局的。但是，在咨询中，T女士尽力成为母亲的消极情绪的宣泄口的真正动机逐渐显露出来。其实，事事追求完美的T女士在生活中面临太多的压力，她缓解压力的唯一方式就是给母亲打电话。母亲虽然也是满腹牢骚，但母亲也是唯一一个能够关心她的人。母亲成为T女士的减压阀，作为交换，她必须倾听母亲向她倾诉生活的不幸，甚至在情绪上也必须与之保持一致。

T女士和弟弟的早期成长环境不同。她在两三个月的时候就被送到祖父母家寄养，直到小学一年级回来。在小学阶段，T女士的母亲对T女士要求极其严格，只有成绩名列前茅她才满意，否则就要用棍棒加以体罚。T女士比她的弟弟有更多的不安全感，对人际关系的消极面的感受更为强烈，也更为担心人际冲突。而T女士的弟弟，其实比T女士有更好的自我安抚机制，他在家庭紧张的气氛中还能够一个人听音乐，这是T女士做不到的，在小时候，T女士担心家庭的大厦随时会坍塌。即便现在她远离家乡来上大学，她头脑中的家庭也随时恐怕会坍塌。

T女士需要的，其实是她所反对的“忘恩负义”的态度。对于一个没有给她带来足够的安全感、幸福感的家庭，她有足够的理由把它放在一边，着手展开自己的生活。一般而言，早期寄养的孩子，与自己的母亲不亲，对她们敬而远之，上大学之后更是在现实的借口下远离父母。但是T女士对母亲是依赖的，就算是当母亲宣泄消极情绪的垃圾桶也在所不辞，用它换取母亲的关爱。事实上，T女士并非没有青春反叛的时期。小学和初一的时候，她和母亲是相当对立的，但T女士在初二时患上了抑郁症，自体变得十分衰弱，而母亲也一改既往严厉苛刻的教育方式，对T表现得关爱有加。母女的共生关系就是在这个时候形成的。

患上神经症、情感障碍的青少年，往往会一改叛逆的性格，对父母变得格外依恋，但是这些父母其实又是他们致病的源头，这就形成一种吊诡的关系。此时的父母诚然愿意改变自己的态度，试图从致病之源摇身而变医病之药。比较常见的，莫过于从严厉、苛刻转变为极力呵护，把孩子当成躺在病床上的患者对待。这种转变经常事与愿违，因为通过这种方式，父母向患上神经症的子女传达的是一种强烈的担心，这与以往对孩子的苛刻严厉，其实出于同样的焦虑感。在共生关系模式中，这种焦虑感会以更直接的方式传导给孩子。

T女士对于共生的感受除了上文的“互惠性” (也即不能“忘恩负义” ) ，还包含着“低冲突性” ，这与T女士父母长期给家庭带来的紧张气氛有关。T女士难以忍受人际冲突，极力避免任何人际的矛盾。“心贴心”是T女士对于自己和母亲的关系的期望(其实也是她对于其他人际关系的期望) 。这种共生感很有点像团体操或者步兵训练中的情景，两个人都要以对方的行为作为标准，要试图和对方一样，通过这种“一模一样”来达到一体感。这也类同于两个朋友在一起聊天，谈到对事物的看法，尽量附和对方的观点，以获得亲密感。但是不论亲子还是朋友，这种相互附和的状态都阻碍了个性化和独立性的发展，使有效的沟通和能够激发成长的良性冲突消弭于无形。这就是强迫性人格者具有的一个特点:　因为对冲突的不容忍，对和睦的完美要求，因为沉溺于美好的“共生感”而不能走进真实的世界，人格也就不能得到真实的发展。

在共生感的驱使下，个体不仅要向别人的情感保持“一致” ，还可能渴望他人也与自己一致。

S是某大学的本科女生，她的情绪经常性地波动于抑郁和轻度的躁狂之间。当她情绪低落，感到不快乐时，同宿舍的同学就会表现得更快乐一些。S每每因此气愤不已，她认为自己不快乐的时候别人竟然还能那么快乐，实在是冷漠无情。其实周围的同学这么做，是试图从这个同学散发的阴郁气氛中脱离出来，并试图感染她。但S认为，这个时候她们应该关心她，而不是独自快乐。S的共生感与上文T女士的共生感正好相反，对于T，她不能成为自己，而对于S，她不允许别人成为她们自己。

我们也可以说，T试图与她的自体客体保持同一性和统一性，S则试图让她的自体客体与她同一，甚至全神贯注于她。S和T的两种共生感都是自恋的表现形式。^[4]

概言之，共生感其实是一种混合的感受，这包括与他人一致的“同一感” ，与他人不冲突的“和谐感”和情绪互惠的“互利感” 。这些感受综合成了一群强烈的互相连接的感受。这些感受是趋同动机、和谐动机和互惠动机合成的共生动机的外显心理过程。共生动机是一种强烈的动机，属于热动机，共生感也相应地是一种热动机感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