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该”动机与道德感

“应该”动机与道德感

人类的个体、人际和群体本能是本我的基础;人类除了受本能驱动，还会做出在特定情境下某种本能是否“应该”被施展的判断，这就是超我的功能;人类也具有通过现实经验而学会的在某种情境下某种本能的施展是否具有可能性的判断能力，这是自我的功能。本节要探讨的就是人类的“应该”动机，也就是超我的功能。

虽然超我的功能是一切人类固有的心理机制，所以超我的内容(或者说原则)却是因文化而异的。而人的经验和经历又各有其独立性，所以超我的内容也可以说是因人而异的。超我功能本身的形成，也与人的经验有关，因而在强度和稳定性上也因人而异。

当某些个体的超我机能较为衰弱，或者被大多数他人承认为超我原则的东西未被某些个体采纳，我们就会说这些人“不道德”——其实确切地说，前者是“缺少道德意识” ，后者则是“道德观念偏离常规” 。

超我的内容也随着文化的演变而发生变迁。比如，在中国民国时代的乡村，一个老太太恐怕认为裹小脚是应该的、必须的，不裹脚的女人是不道德的，而与此同时，从这个乡村走出去的学生就会认为这种行为大不应该，该受谴责。

习惯于从“应该”和“不应该”的角度思考和应对现实的人，与一个习惯于从“快乐”和“不快乐” 、“痛苦”和“不痛苦”的角度来思考、应对现实的人，他们的人格特点是大不一样的。做了不应该做的事，个体会感到内疚;想做不该做的事，这个人会感到忌惮;做了应该做的事，人会感到自豪;没有去做不该做的事，个体感到欣慰。这些无不是与超我相联系的情绪感受。

强迫性人格者的超我动机，常常泛化到一些并不值得运用超我原则的领域。当强迫性人格者把他人的一举一动都从道德的层面去解读时，会被人看成“道德狂” ;当他们对道德的完美有着异乎寻常的不必要的追求时，则可称之为“道德完美主义” 。由于后者有时也被人们放到“道德狂”这个日常用语中，笔者主张把前者称为“泛道德主义” ，与“道德完美主义”有相对清晰的区分。泛道德主义是把道德原则泛用在本来无须运用道德判断的领域，但泛道德主义者未必要求道德原则应该被完美、一丝不苟地遵守。而道德完美主义者追究的生活领域，有些的确是应该运用道德原则的地方，但他们对于道德原则运用的完整性、恰当性和细致性有着过分的要求。

道德感不同于正义感。正义感是个体选择符合群体本能中的高层次动机而体验到的复合感受。维护群体的平等，为被伤害的人说话，为了群体的利益而做出牺牲，这些——我们不妨统称之为正义动机——是根植于人性中的动机。当个体被此类动机推动着做出行动，便会体验到正义感。

当道德原则以高层次的群体本能为内容，换言之，当某种道德观举扬人的正义感时，“应该”动机就可能与正义动机相叠合。

【注释】

[1]当我们面对古人犯过的那些愚蠢的错误而感到自己的优越时，我们切不要忘了正是古人的那些经验，以及从经验中归纳出的隐喻，使我们能够稍稍摆脱古人碰到的那些思维陷阱。

[2]此处我们不去考虑某些心理因素——比如自毁倾向——的影响，心理因素当然是一种可能，但是那种认为所有的意外都可以用潜意识的目的性去解释的想法，是精神分析学中应该坚决抛弃的玄学谬误。

[3]参见Elkind (1994)的著作。

[4]不妨举一个生活中的例子:　当一个成人让这个年龄段的孩子去洗澡，孩子会回应说“不洗澡” ，但是如果你转而说“不洗澡” ，他又立刻回答“洗澡! ”

[5]这种自由其实并不是康德所谓的超越现象与经验的“纯粹的先验理念”层面上的纯粹的自由。康德(1787/2004，p. 433)在《纯粹理性批判》中提出，自由意味着“自行开始一个状态的能力” ，这个状态没有之前的原因作为规定性。康德对自由的定义把这个概念彻底推到不可知的范畴之内。在康德(1788/2003，p. 2)看来，如果没有自由，也就谈不上道德，自由是道德的“存在理由” (ratio essendi) 。而叔本华(1840/1996，pp. 87—89)则从他的哲学中完全清除了任何自由——包括意志自由——的可能性。他认为一切变化——包括头脑中的变化——都符合根据律，“所有发生之事，从最大的到最小的，都是必然要发生的。”他还说:　“对于发生的事变，我们更应该像对待我们阅读的印刷品一样， ”因为“在我们阅读他们之前，它们就已存在在那儿了” 。在笔者看来，量子物理学对于确定性的成功颠覆，也难以波及并撼动叔本华的这个关于意志不自由的论断。因为叔本华试图否定的是“我愿意去做某事可以由我自由地决定且这个决定背后没有任何根据”这个论断。量子物理学指出的根据的不确定性并不等于无根据。况且，仍然没有任何证据表明，微观的不确定性能显著地影响作为宏观现象的心理过程。 “随心所欲”只是一种假象，所有为人父母者看到自己的孩子做出与自己当年毫无二致的发自内心的“自由”行动时，都能体验到关于自由的记忆的破灭而产生的失落感，同时也增添了一分对宿命的敬意。

[6]关于完美感被热动机叠加而产生完美主义的论述，见《完美主义研究》(訾非，马敏，2010) 。

[7]Butler (1953)观察到猴子仅仅因为好奇心的驱使便可以持续观察事物，体验到认知的乐趣。

[8]例如，对于爱情的神经机制研究，已经把这种高级情感与人的生理因素紧密联系起来(参见Fisher，Aron ＆ Brown，2005; Emanuele，Politi，Bianchi，Minoretti，Bertona ＆ Geroldi，2006) 。

[9]弗洛伊德(Freud，1937)晚年曾在给友人的信中说，当一个人追问生活的意义和价值时，他就病了。弗洛伊德认为，生活的意义和价值并不存在，对这个问题的追问，意味着追问者的力比多未得到满足，正期待着不同于现状的生活。这是弗洛伊德颇具洞察力的看法之一。

[10]此处笔者更愿意用英文的“great”一词，因为中文“伟大的”乃是褒义，“夸大的”乃是贬义，都不能价值中立地描述孔子一类个体的不同于一般人的使命感。笔者认为，个体对于历史的贡献，常常随着历史的延续，被后人重新评估，我们没有足够的把握说任何一个历史的人物的贡献是“伟大的”而不是“灾难性的， ”但是我们却可以比较有把握地说某个人对历史的影响是“巨大的。 ”

[11]其实我们不妨把那个在网上广为流传的“我是打酱油的”反讽如是理解:我有我自己的使命，尽管在你看来微不足道。“我是打酱油的”这句话折射了一种态度:　我宁愿执著于自己的微小使命，而藐视主流意识形态强加给我们的所谓的宏大使命。

[12]被自恋者夸大了的能力动机所叠加的完美动机，也是类似的情况，完美感其实是完美感与夸大的能力感的叠加。

[13]笔者推测，人的所有感受都有其发展上的敏感期。